齐家文化是史前玉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因雄踞西北，背靠青藏丶昆仑，襟带欧亚，金玉交相辉映，同时也迷雾重重，学者研究，各有千秋。继郭大顺先生玉器与彩陶对话之后，论坛第二讲，聚焦齐家文化玉器在陕西的出土情况，主讲丶讨论嘉宾分别由玉学专家刘云辉丶徐琳两位教授担纲！干货多多，欢迎各路英豪届时参与讨论！7月2日上午，有足够的做功课时间！[烟花][烟花][烟花][微笑]特意安排到周末，就是保证讨论者能够畅所欲言！[烟花][烟花][烟花][强][强][强][抱拳][抱拳][抱拳]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文化在红山文化中处于研究核心地位。
玉器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玉器不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是神器，是以玉祀神的时代产物。玉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矿石，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
此次蛇形耳坠的出土地位于，朝阳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它位于辽宁大凌河支流，距离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群约51公里，考古人员共发现了4个墓地地点。
考古人员通过对田家沟墓葬群四个地点的全面清理，共发现石棺墓葬40座，不过不少墓葬在发掘前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墓葬的填土层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祭器碎片在石棺内和垫土层当中发现了彩绘陶罐、玉镯、玉蚕等多件随葬品。而在4号地点5号墓葬发现的一件蛇头形耳坠尤为引人关注。这件蛇头型耳坠呢，在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的玉器当中，这是第一例，在这个《山海经》的记载当中“耳双蛇”，这一件蛇头型耳坠和《山海经》的耳双蛇的记载，是有它的历史相关点的。
玉器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玉器不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是神器，是以玉祀神的时代产物。玉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矿石，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
此次蛇形耳坠的出土地位于，朝阳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它位于辽宁大凌河支流，距离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群约51公里，考古人员共发现了4个墓地地点。
考古人员通过对田家沟墓葬群四个地点的全面清理，共发现石棺墓葬40座，不过不少墓葬在发掘前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墓葬的填土层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祭器碎片在石棺内和垫土层当中发现了彩绘陶罐、玉镯、玉蚕等多件随葬品。而在4号地点5号墓葬发现的一件蛇头形耳坠尤为引人关注。这件蛇头型耳坠呢，在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的玉器当中，这是第一例，在这个《山海经》的记载当中“耳双蛇”，这一件蛇头型耳坠和《山海经》的耳双蛇的记载，是有它的历史相关点的。
這兩天讀完了《巨大古墳——探索前方後圓墳之謎》。該書的定位應該是科普書，以位於大阪府堺市的大山古墳（傳統上所認為的仁德天皇陵）為例，介紹了河內地區古墳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當時社會發展情況、以及古墳的建造過程，其中，建造過程是最主要的內容。
本書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河內地區古墳所處的自然環境——河內湖以南的大阪灣東海岸。受限於科普書的體裁，書中沒有註明任何參考文獻，因此我無從知曉這一地區都做了哪些古環境復原研究，看起來至少是復原了大阪灣東岸的古海岸線和古河道。中國山東半島地區的古海岸線復原，依據的是現今濱海平原上出露的第四紀地層（據莊振業等《萊州灣東南岸的全新世海侵》，海洋出版社1986年），那麼大阪灣東海岸的古海岸線復原的方法和依據又是什麼？古河道的復原是如何開展的？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書中提到的以潟湖地貌為依託建設的“潟湖港”（也就是大山古墳旁邊的堺港），以及作為對比的中國長江下遊海岸的“河港”也令我十分感興趣。海港／港口相關的考古學研究，目前在國內開展的還很少，且時段集中在宋元明清等歷史時期。日本彌生時代的潟湖港研究給我以啟發，既然以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以有能力開闢和維護海港，那麼中國的史前時代末期和原史時期，應該也會有類似的海港存在。考慮到稻作農業傳入半島和列島的“北傳路線”正是以山東半島作為起點，因此在山東半島海岸進行專題性考古調查，或許會有新的收穫。如果海港真的存在，那麼它們的類型有哪些？不同類型的海港分佈的地域性如何？海港的建造方法是什麼？海港周邊的聚落形態和生業經濟形式是什麼樣的？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但無比激動人心。
此外，書中對古墳建造地的土質、砌石來源的分析，也十分有趣。石料產地是哪裡？我不瞭解當時河內地區政權控制的範圍，但如果石料來源不在他們的政權範圍內，這可能就涉及資源的交換和貿易活動。河內地區掌權者對石料有特殊的需求嗎？不同地區的古墳是使用相同還是不同的石料砌築？如果相同的話，這是否代表了日本列島遠距離不同政權共享一種精神層面的信仰？進一步推論，這種信仰是不是成為後來日本列島政治統一的精神因素（類比於中國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時代，從東北到江南都有發現的玉文化）？這都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日本古墳研究目前最大的問題，依然是宮內廳不向考古學家授予研究權限。基於文物保護的要求，其實並不一定要發掘，進行專題性考古調查、選取重點地點進行針對性的採樣，就能夠使這一方面的研究推進一大步。令人欣喜的是，2018年開始，大山古墳的正式發掘調查終於得以進行，根據去年11月的新聞，目前最新進展是，確定了三重環壕的內側堤岸的內外有兩列埴輪陶器分佈。
可以想見，大山古墳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將會是以幾十年為單位的漫長歷程。我認為，或許我們不必執著於這些古墳究竟屬於哪一位首領，因為這衹是日本人鼓吹民族自信心的迫切願望而已。如果固執於此，就會錯失許多更為有趣的發現——比如這本書中介紹的古墳的建造方法（目前其實仍以推測為主，需要更多細節的實證），還有我在上文中已經談到的幾個問題。作為與日本無關的外國人，我們天然具有“識得廬山真面目”的視角優勢，期待外國考古學家今後能參與到日本古墳的發掘和研究中。
多餘的話：P9展示的復原的古墳時代的生產工具中，類似平鏟和唐鋤這兩樣的工具，我在考古工地上也經常使用。感覺現在的金屬工具在挖掘較硬質的土地時亦有些困難，而古墳時代的人們幾乎普遍使用純木質工具，其辛苦可想而知。
本書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河內地區古墳所處的自然環境——河內湖以南的大阪灣東海岸。受限於科普書的體裁，書中沒有註明任何參考文獻，因此我無從知曉這一地區都做了哪些古環境復原研究，看起來至少是復原了大阪灣東岸的古海岸線和古河道。中國山東半島地區的古海岸線復原，依據的是現今濱海平原上出露的第四紀地層（據莊振業等《萊州灣東南岸的全新世海侵》，海洋出版社1986年），那麼大阪灣東海岸的古海岸線復原的方法和依據又是什麼？古河道的復原是如何開展的？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書中提到的以潟湖地貌為依託建設的“潟湖港”（也就是大山古墳旁邊的堺港），以及作為對比的中國長江下遊海岸的“河港”也令我十分感興趣。海港／港口相關的考古學研究，目前在國內開展的還很少，且時段集中在宋元明清等歷史時期。日本彌生時代的潟湖港研究給我以啟發，既然以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以有能力開闢和維護海港，那麼中國的史前時代末期和原史時期，應該也會有類似的海港存在。考慮到稻作農業傳入半島和列島的“北傳路線”正是以山東半島作為起點，因此在山東半島海岸進行專題性考古調查，或許會有新的收穫。如果海港真的存在，那麼它們的類型有哪些？不同類型的海港分佈的地域性如何？海港的建造方法是什麼？海港周邊的聚落形態和生業經濟形式是什麼樣的？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但無比激動人心。
此外，書中對古墳建造地的土質、砌石來源的分析，也十分有趣。石料產地是哪裡？我不瞭解當時河內地區政權控制的範圍，但如果石料來源不在他們的政權範圍內，這可能就涉及資源的交換和貿易活動。河內地區掌權者對石料有特殊的需求嗎？不同地區的古墳是使用相同還是不同的石料砌築？如果相同的話，這是否代表了日本列島遠距離不同政權共享一種精神層面的信仰？進一步推論，這種信仰是不是成為後來日本列島政治統一的精神因素（類比於中國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時代，從東北到江南都有發現的玉文化）？這都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日本古墳研究目前最大的問題，依然是宮內廳不向考古學家授予研究權限。基於文物保護的要求，其實並不一定要發掘，進行專題性考古調查、選取重點地點進行針對性的採樣，就能夠使這一方面的研究推進一大步。令人欣喜的是，2018年開始，大山古墳的正式發掘調查終於得以進行，根據去年11月的新聞，目前最新進展是，確定了三重環壕的內側堤岸的內外有兩列埴輪陶器分佈。
可以想見，大山古墳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將會是以幾十年為單位的漫長歷程。我認為，或許我們不必執著於這些古墳究竟屬於哪一位首領，因為這衹是日本人鼓吹民族自信心的迫切願望而已。如果固執於此，就會錯失許多更為有趣的發現——比如這本書中介紹的古墳的建造方法（目前其實仍以推測為主，需要更多細節的實證），還有我在上文中已經談到的幾個問題。作為與日本無關的外國人，我們天然具有“識得廬山真面目”的視角優勢，期待外國考古學家今後能參與到日本古墳的發掘和研究中。
多餘的話：P9展示的復原的古墳時代的生產工具中，類似平鏟和唐鋤這兩樣的工具，我在考古工地上也經常使用。感覺現在的金屬工具在挖掘較硬質的土地時亦有些困難，而古墳時代的人們幾乎普遍使用純木質工具，其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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