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日 | #德州# #禹城# 检察院：打好知识产权保护“组合拳”，积极构建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大格局】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４月26日设为“世界知识产权日”。2022年4月26日是第22个知识产权日，主题是“知识产权与青年：锐意创新，建设未来”。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追诉知识产权犯罪、监督知识产权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能。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遏制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态势，激发行业知识产权创新氛围，禹城市人民检察院从多个维度出发，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着力优化创新创造创业法治环境、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质效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
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食品馅料企业。赵某于2009年11月至2018年6月担任该公司生产业务副总经理；张某2014年5月份至2018年2月份担任该公司销售副总经理，两人均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五年内有保密义务。
2018年7月，赵某从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辞职后，入职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其后不久，赵某陆续将其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客户特殊品种情况表、客户质量标准、销售协议、销售政策、退货政策、产品价格表等经营信息，通过微信披露给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某及其业务员。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使用上述信息，向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客户低价推销同类产品，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为维系客户关系，被迫采取降低售价、免除运费、附加赠品等优惠措施，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因商业秘密被非法披露、使用遭受损失342万余元。
2018年11月赵某将原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的张某介绍给田某，赵某利用张某在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辞职不久，掌握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大量客户资料的有利条件，获取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客户信息。并让张某以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的名义，为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对德州某食品公司的原客户进行针对性公关报价、销售，低价推广销售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同类产品，给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合计237余万元。
经鉴定，赵某、张某披露的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
2020年5月15日禹城法院将赵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移送禹城市人民法院审查起诉，2020年8月20日，禹城市法院认定赵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五十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赵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22年4月18日禹城法院将张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移送法院审查起诉，案件现在审理过程中。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案件具有专业性强、取证难度大、涉及问题类型多的特点。因此，司法实践中，更是在考验检察机关工作能力，办案能力。
在综合保护上下功夫，内外联动显成效。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强化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线索摸排，充分引导公安机关取证调查，确保犯罪分子收到法律追究，为知识产权提供更加优质的保障；与法院建立诉前协商机制，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督促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合力；借助“外脑”，充分利用最高检检答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资源，解决涉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等问题，提高办案质效。
在延伸服务上下功夫，检企联动见成效。禹城法院在办理涉知识产权案件时组建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案件办案团队，通过专业化履职保障术业专精，规范引导企业建章立制，及时填补漏洞。大力推荐检力下沉和跟进服务，联系企业集中调研，及时梳理影响企业营商环境问题，注重研判分析涉案企业涉决策、经营、管理各类风险，形成调研报告，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议，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法治服务。
赵某、张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了检察的力量。赵某侵犯商业秘密案更是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度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入选后，禹城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多次进企业考察，助优化，实现办一案、助一企、防一片，做好司法办案的“后半篇文章”。（禹城市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追诉知识产权犯罪、监督知识产权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能。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遏制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态势，激发行业知识产权创新氛围，禹城市人民检察院从多个维度出发，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着力优化创新创造创业法治环境、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质效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
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食品馅料企业。赵某于2009年11月至2018年6月担任该公司生产业务副总经理；张某2014年5月份至2018年2月份担任该公司销售副总经理，两人均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五年内有保密义务。
2018年7月，赵某从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辞职后，入职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其后不久，赵某陆续将其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客户特殊品种情况表、客户质量标准、销售协议、销售政策、退货政策、产品价格表等经营信息，通过微信披露给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某及其业务员。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使用上述信息，向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客户低价推销同类产品，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为维系客户关系，被迫采取降低售价、免除运费、附加赠品等优惠措施，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因商业秘密被非法披露、使用遭受损失342万余元。
2018年11月赵某将原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的张某介绍给田某，赵某利用张某在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辞职不久，掌握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大量客户资料的有利条件，获取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客户信息。并让张某以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的名义，为长春某食品有限公司对德州某食品公司的原客户进行针对性公关报价、销售，低价推广销售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的同类产品，给德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合计237余万元。
经鉴定，赵某、张某披露的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
2020年5月15日禹城法院将赵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移送禹城市人民法院审查起诉，2020年8月20日，禹城市法院认定赵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五十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赵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22年4月18日禹城法院将张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移送法院审查起诉，案件现在审理过程中。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案件具有专业性强、取证难度大、涉及问题类型多的特点。因此，司法实践中，更是在考验检察机关工作能力，办案能力。
在综合保护上下功夫，内外联动显成效。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强化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线索摸排，充分引导公安机关取证调查，确保犯罪分子收到法律追究，为知识产权提供更加优质的保障；与法院建立诉前协商机制，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督促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合力；借助“外脑”，充分利用最高检检答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资源，解决涉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等问题，提高办案质效。
在延伸服务上下功夫，检企联动见成效。禹城法院在办理涉知识产权案件时组建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案件办案团队，通过专业化履职保障术业专精，规范引导企业建章立制，及时填补漏洞。大力推荐检力下沉和跟进服务，联系企业集中调研，及时梳理影响企业营商环境问题，注重研判分析涉案企业涉决策、经营、管理各类风险，形成调研报告，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议，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法治服务。
赵某、张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了检察的力量。赵某侵犯商业秘密案更是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度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入选后，禹城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多次进企业考察，助优化，实现办一案、助一企、防一片，做好司法办案的“后半篇文章”。（禹城市人民检察院）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是一次直面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大会，也是一次自纠自查、自我反省、改进作风的大会，更是一次鼓舞士气、加压驱动，加快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动员大会。
吹响集结号，奋勇争先进。6月11日上午8时30分，在一片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中，市四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通报目标责任考核情况，表彰先进单位，递交目标责任书，先进单位典型发言，后进单位表态发言……随着一个个议程有序推进，与会人员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受到洗礼，鼓舞了士气、激发了干劲。
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肩负的发展任务异常艰巨。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统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如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行稳致远？这是必须破解的命题、必须做好的答卷。
“我们只有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中奋勇争先，才能保持状态、永不掉队；只有在‘勇攀高峰、挑战极限’中全力冲刺，才能再创佳绩、不负时代。”与会者拷问内心，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决心以决战决胜的姿态投入战斗，高效闭环、抢抓落实、勇争一流、廉政为民，高质高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驻马店之变：开启追梦逐梦新征程
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沧桑巨变。2020年，驻马店迎来了“撤地设市”20周年。
20年间，驻马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城市形象精彩蝶变、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20年间，我们的城市从昔日的蓬头垢面，到今天的新风扑面，从昔日的“矮土穷”，到今天的“高美强”，一座崭新的现代化新城屹立于中原大地。20年间，我们的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72亿元到2019年的2742亿元，增长了10倍，人均GDP从3373元到2019的3.9万元，增长了11.5倍，城市品牌、GDP总量双双进入全国百强，并跻身全国三线城市第46位。
20年间，我们从昔日的黄淮弱市，发展到现在的全国文明城、国家卫生城、国家森林城，驻马店人的精神气质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20年间，我们的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由昔日的马路市场，变身为国家5A级盛会，驻马店由一个内陆城市逐渐走向世界舞台；20年间，代表驻马店的知名品牌从泌阳花菇到今天的正阳花生、今麦郎、君乐宝、夏南牛，天中大地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粮仓”、“国人厨房”。
20年间，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步子越迈越大、我们离一流地级市的目标越来越近。
“我们的城市不但厚重而且灵秀，不但大气而且端庄”“ 我们的城市脱掉了布鞋毡帽，穿上了西装领带”…… 有人说，驻马店有形的变化很精彩、无形的变化很深刻，但无论有形还是无形，都深刻地诠释“驻马店之变”。
新的历史起点上，驻马店人开启了扬眉吐气、追梦逐梦的新征程。
“灵魂六问”：大考当前守初心
2020，非比寻常，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在今年“交卷”，全面小康社会盛世景象将在今年呈现。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赢经济社会发展攻坚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每一项任务都要攻坚克难，每一项任务都是历史性大考。
“如果说阻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完成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同样是一场硬仗，可以说，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振作精神而且精神必须振作的时刻，是一个迫切需要转变作风而且作风必须转变的时刻。”
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自揭家丑，希望大家换位思考，如果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人处在这种被卡、被拖、被刁难的处境，我们是一种什么感受？大家能不能设身处地、扪心自问一下？”
“在这里，郑重地向全市政府系统干部队伍提出‘灵魂六问’：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谁，我们企业和群众为什么还有办事这么难的情况？我们的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为什么推进不快？我们高质量跨越发展到底靠什么？我们能否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我们能否增强主人翁意识，换位思考？”
台上语重心长、谆谆告诫，台下认真聆听，深刻反思。
“希望全市政府系统的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认真思考这“灵魂六问”，把“灵魂六问”作为政府系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政府系统转作风、树形象、提效率、促发展、抓落实的重要一环，时时刻刻对标对表、拷问内心。”
交出“新答卷”：高效闭环拼争一流
“今天的驻马店，气可鼓而不可泄、势可顺而不可挡，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需要我们倍加珍惜,这呕心沥血换来的发展势头需要我们再接再厉，我们必须趁热打铁、乘势而上，精心呵护、戒骄戒躁。”
当前，驻马店刻不容缓的是，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稳字当头，千方百计做好“六稳”；迎难而上，集中精力抓好“六保”，特别要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着力点，坚决守住“六保”底线，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在奋进中稳住经济基本盘，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
如何以崭新姿态和过硬成果，交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这就需要高效闭环，拼争一流，抢抓落实。
落实，是把蓝图变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践。过去的成就来自落实，如今的任务需要落实，未来的希望在于落实。只有一件一件地落实，才能凝聚出我们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力量；只有一步一步地落实，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岗位就是使命，责任就是命令。“希望大家在其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精、保其效，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都要高喊'跟我上'，而不是'你们冲'，要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形成层层示范、层层带动、整体联动效应。”
“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拼劲、干劲、闯劲、韧劲，想在前、干在前，争第一、做唯一，真正做到不达目的不罢休，不见成效不收兵、不是一流寝食难安，真正做到有评比的工作争第一、无评比的工作创经验，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地方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我们要让吃苦者吃香、优秀者优先、实干者实惠、能干者能上、有为者有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实干、实干光荣的浓厚氛围。”
… …
掷地有声的讲话，深入人心、振奋精神、催人奋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十三五”收官战，擘画“十四五”新蓝图，驻马店 “冲锋号”已吹响，下一个精彩蝶变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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