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卧带卫的房子是“麻烦”还是“享受”，置业顾问给出透彻分析#房产曝光台#
一、主卧带卫房子的优点
01日常生活更加方便。
主卧带卫是一种相对流行的户型设计，这种设计的初衷就是给业主提供更大的便利。如果卫生间在卧室的话，就不用担心冬天去卫生间太冷，也不用担心晚上太黑的问题，能给居住在主卧的人带来很大的便利。
02不用担心卫生间不够用的问题。
如果主卧带卫的户型，至少会有两个卫生间，笔者至今没有见过主卧带卫户型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奇葩设计，并且另一个卫生间应该与客厅相邻，方便侧卧的人使用。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三口之家，即使是早上刚起床，用卫生间比较频繁的时候，三个人用两个卫生间也完全不需要担心不够用的问题。
二、主卧带卫房子的缺点
01卫生间不比较潮湿，容易滋生细菌。
卫生间比较潮湿，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功能区之一，如果卫生间和卧室相连的话，就意味着卫生间滋生的细菌可能会进入卧室内。不管卫生间打扫的再干净，卫生间滋生细菌的问题都很难解决，除非能解决卫生间潮湿的问题，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夏天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冬天也要隔几天洗一次澡，每次洗完澡都会产生很大的潮湿问题。
如果卫生间产生的湿气以及滋生的细菌进入室内，就会对卧室的空气环境产生很大影响，不仅影响居住体验，有时候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02主卧带卫房子户型比较大，房屋总价高。
一般主卧带卫房子都是125平米的大户型房子，每个人都知道户型越大，居住体验越好，不过购房者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目前的高房价问题，大户型房子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更高的居住体验的，但是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买房压力。
事实上在一些大城市买房，房价高就是最大的缺点，大多数购房者无法接受高房价，反而一些90平米左右的小三居最欢迎，房屋总价方面更容易接受，虽然只有一个卫生间，但是对于三口之家来说也基本上够用。
03主卧带卫房子装修成本也比较高。
主卧带卫房子不仅是比普通住房多几平米的空间，而是多了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装修成本比较高，两个卫生间会增加装修成本，同时两个卫生间意味着需要两套卫生间设施和用具，这也会增加购置成本。
在装修界通常有“金厨银卫”的说法，意思就是卫生间的装修成本非常高，特别是主卧的卫生间，因为和卧室相连，各方面的要求可能会更高，装修成本也会更高，购买主卧带卫的买房者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买房者说#
一、主卧带卫房子的优点
01日常生活更加方便。
主卧带卫是一种相对流行的户型设计，这种设计的初衷就是给业主提供更大的便利。如果卫生间在卧室的话，就不用担心冬天去卫生间太冷，也不用担心晚上太黑的问题，能给居住在主卧的人带来很大的便利。
02不用担心卫生间不够用的问题。
如果主卧带卫的户型，至少会有两个卫生间，笔者至今没有见过主卧带卫户型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奇葩设计，并且另一个卫生间应该与客厅相邻，方便侧卧的人使用。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三口之家，即使是早上刚起床，用卫生间比较频繁的时候，三个人用两个卫生间也完全不需要担心不够用的问题。
二、主卧带卫房子的缺点
01卫生间不比较潮湿，容易滋生细菌。
卫生间比较潮湿，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功能区之一，如果卫生间和卧室相连的话，就意味着卫生间滋生的细菌可能会进入卧室内。不管卫生间打扫的再干净，卫生间滋生细菌的问题都很难解决，除非能解决卫生间潮湿的问题，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夏天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冬天也要隔几天洗一次澡，每次洗完澡都会产生很大的潮湿问题。
如果卫生间产生的湿气以及滋生的细菌进入室内，就会对卧室的空气环境产生很大影响，不仅影响居住体验，有时候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02主卧带卫房子户型比较大，房屋总价高。
一般主卧带卫房子都是125平米的大户型房子，每个人都知道户型越大，居住体验越好，不过购房者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目前的高房价问题，大户型房子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更高的居住体验的，但是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买房压力。
事实上在一些大城市买房，房价高就是最大的缺点，大多数购房者无法接受高房价，反而一些90平米左右的小三居最欢迎，房屋总价方面更容易接受，虽然只有一个卫生间，但是对于三口之家来说也基本上够用。
03主卧带卫房子装修成本也比较高。
主卧带卫房子不仅是比普通住房多几平米的空间，而是多了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装修成本比较高，两个卫生间会增加装修成本，同时两个卫生间意味着需要两套卫生间设施和用具，这也会增加购置成本。
在装修界通常有“金厨银卫”的说法，意思就是卫生间的装修成本非常高，特别是主卧的卫生间，因为和卧室相连，各方面的要求可能会更高，装修成本也会更高，购买主卧带卫的买房者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买房者说#
历史的困惑：神勇无敌的杨家将，在北宋灭亡时为何不保家卫国？
#玩游戏的尴尬时刻#
在小说《杨家将》及与该题材相关的影视剧当中，北宋名将杨业及其后人俨然成为国家的“顶梁柱”，宋朝之所以能屡屡险中求生，完全是“杨家将”在战场上奋力拼杀的功劳。虽然千百年来这种观点很流行，但很可惜，跟史实出入太大，否则它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在北宋亡国时，却未见“杨家将”站出来保家卫国？
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成体系的“杨家将”，就连“杨家将”中的大多数成员，如佘太君、穆桂英、杨宗保等人也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并且“杨家将”的功绩跟演义中的描述相比，有着不少的差距。不过，杨业及其子孙在历史上的确做出了不小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杨家将”。
01 杨老令公
“杨家将”的第一代是五代宋初名将杨业，原名杨继业，是北汉麟州刺史杨信之子，曾被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收为养孙，后来因避皇帝刘继元（本姓何，刘崇的外孙）的名讳，因此改名为杨业。据正史记载，杨业“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二》），堪称北汉头号勇将，没少让敌国-北宋在战场上吃到苦头。
可惜杨业独木难支必亡之国，民穷国小的北汉尽管屡屡挫败宋朝攻势，但最终还是力尽而亡，时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不过，宋太宗在灭掉北汉后，对刘继元君臣顽强抵抗的表现甚是欣赏，因而对他们甚是礼遇，并委以高官显爵。其中，杨业被提拔为右领军大将军、郑州刺史，并恢复其本姓。
杨业在山西生活、从军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辽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神勇无敌，如果让他防守边塞，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正因如此，杨业担任郑州刺史没多久，便调任代州知州、云州观察使，在代北一带防备辽国。杨业镇守期间，屡次挫败辽国的进攻，契丹人但凡见到他的旗号，便会抱头鼠窜。由此，杨业威震北疆，并深为朝廷所倚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兵分三路伐辽，杨业作为西路军的副统帅，跟随主帅潘美（即演义中的潘仁美，但在历史上却是个正面人物）、监军王侁（音同身）一起出雁门关作战。起初，宋军连战连捷并收复许多失地，但随着其他两路分别惨败于新城、岐沟关，形势发生逆转，改为辽军乘胜南侵。宋太宗见状不妙，急令潘美、杨业护送归顺的百姓内迁。
然而，在撤退过程中，阴险自私的王侁为尽快逃命，竟然威逼杨业出雁门关作战，以便摆脱辽国的追兵。杨业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依然领兵出战，结果因寡不敌众，在陈家谷兵败被俘。面对辽国的威逼利诱，杨业誓死不愿叛降，最终绝食三日后而死。杨业壮烈殉国后，宋太宗悲愤异常，下令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同时将王侁罢官流放。
02 杨六郎
杨业殉国后，撑起“杨家将”这杆大旗的，正是长子杨延昭（演义中称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不可信）。据正史记载，杨延昭自幼跟随其父征战，经过疆场上的多年历练，积累起丰富的军事经验。杨延昭成年后，以父荫出仕，先后担任崇仪副使兼知景州、江淮南都巡检使、崇仪使兼知定远军等职，后改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在河北防御辽国。
跟其父杨业一样，杨延昭同样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并且治军严谨，史称其“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引文出处同上）。杨延昭镇守边疆20多年，屡屡挫败辽国的南侵，因此契丹人对他深为忌惮，将其视作天上的六郎星（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主镇幽燕十六州，是辽国的克星）下凡，因此民间又称呼杨延昭为“杨六郎”。
其实，杨延昭不仅善于野战，在守城方面也是一个“行家里手”，曾在隆冬时节在城墙上注水成冰，坚守遂城（今河北省徐水县遂城镇）多日，屡屡挫败辽军的猛烈进攻。在北方驻守期间，杨延昭因功屡获升迁，最终官至高阳关副都部署，并深得宋真宗的嘉奖、器重。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杨延昭因病卒于任所，终年57岁。
03 杨文广
杨延昭生有三子，其中长子杨传永、次子杨德政或许是早夭，因而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他们的事迹，唯有三子杨文广成为“杨家将”第三代扛旗人（演义中称杨文广是杨延昭的孙儿，不可信）。杨文广以父荫入仕，因剿平陕南农民军首领张海有功，由禁军小官晋升为殿直，后因受到陕西宣抚使范仲淹的赏识，得以在抗击西夏的前线效力，并因功升领防御使。
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时属北宋）蛮酋侬智高祸乱两广期间（1052-1053年），杨文广调任广西钤辖，跟随名将狄青率军平叛，并因功官至宣州知州、邕州知州。由于宋朝跟西夏的大规模战事再起，因此在镇守广西数年后，杨文广再度转战西北战场，并因抵御西夏有功，升任知泾州、镇戎军。
杨文广在西北战场效力多年后，最终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杨文广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彼时辽国遣使到宋朝，要求对河东地界进行重新修订。杨文广闻讯后，向朝廷献上阵图及夺取幽燕地区的策略，可惜没来得及等到回复，便于当年病故。
结语
杨文广死后，或许是因为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其事业，或许是由于子孙的能力太一般，以至于“杨家将”的事迹再未出现在史册当中，仿佛凭空消失一般（《水浒传》中称杨志是杨业的后代，如果是真的，则说明“杨家将”的境遇已极度落魄）。正因如此，等到“靖康之难”发生时，作为帝国昔日的“顶梁柱”，“杨家将”并没有站出来救助国难，也在情理之中。
#玩游戏的尴尬时刻#
在小说《杨家将》及与该题材相关的影视剧当中，北宋名将杨业及其后人俨然成为国家的“顶梁柱”，宋朝之所以能屡屡险中求生，完全是“杨家将”在战场上奋力拼杀的功劳。虽然千百年来这种观点很流行，但很可惜，跟史实出入太大，否则它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在北宋亡国时，却未见“杨家将”站出来保家卫国？
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成体系的“杨家将”，就连“杨家将”中的大多数成员，如佘太君、穆桂英、杨宗保等人也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并且“杨家将”的功绩跟演义中的描述相比，有着不少的差距。不过，杨业及其子孙在历史上的确做出了不小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杨家将”。
01 杨老令公
“杨家将”的第一代是五代宋初名将杨业，原名杨继业，是北汉麟州刺史杨信之子，曾被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收为养孙，后来因避皇帝刘继元（本姓何，刘崇的外孙）的名讳，因此改名为杨业。据正史记载，杨业“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二》），堪称北汉头号勇将，没少让敌国-北宋在战场上吃到苦头。
可惜杨业独木难支必亡之国，民穷国小的北汉尽管屡屡挫败宋朝攻势，但最终还是力尽而亡，时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不过，宋太宗在灭掉北汉后，对刘继元君臣顽强抵抗的表现甚是欣赏，因而对他们甚是礼遇，并委以高官显爵。其中，杨业被提拔为右领军大将军、郑州刺史，并恢复其本姓。
杨业在山西生活、从军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辽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神勇无敌，如果让他防守边塞，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正因如此，杨业担任郑州刺史没多久，便调任代州知州、云州观察使，在代北一带防备辽国。杨业镇守期间，屡次挫败辽国的进攻，契丹人但凡见到他的旗号，便会抱头鼠窜。由此，杨业威震北疆，并深为朝廷所倚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兵分三路伐辽，杨业作为西路军的副统帅，跟随主帅潘美（即演义中的潘仁美，但在历史上却是个正面人物）、监军王侁（音同身）一起出雁门关作战。起初，宋军连战连捷并收复许多失地，但随着其他两路分别惨败于新城、岐沟关，形势发生逆转，改为辽军乘胜南侵。宋太宗见状不妙，急令潘美、杨业护送归顺的百姓内迁。
然而，在撤退过程中，阴险自私的王侁为尽快逃命，竟然威逼杨业出雁门关作战，以便摆脱辽国的追兵。杨业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依然领兵出战，结果因寡不敌众，在陈家谷兵败被俘。面对辽国的威逼利诱，杨业誓死不愿叛降，最终绝食三日后而死。杨业壮烈殉国后，宋太宗悲愤异常，下令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同时将王侁罢官流放。
02 杨六郎
杨业殉国后，撑起“杨家将”这杆大旗的，正是长子杨延昭（演义中称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不可信）。据正史记载，杨延昭自幼跟随其父征战，经过疆场上的多年历练，积累起丰富的军事经验。杨延昭成年后，以父荫出仕，先后担任崇仪副使兼知景州、江淮南都巡检使、崇仪使兼知定远军等职，后改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在河北防御辽国。
跟其父杨业一样，杨延昭同样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并且治军严谨，史称其“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引文出处同上）。杨延昭镇守边疆20多年，屡屡挫败辽国的南侵，因此契丹人对他深为忌惮，将其视作天上的六郎星（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主镇幽燕十六州，是辽国的克星）下凡，因此民间又称呼杨延昭为“杨六郎”。
其实，杨延昭不仅善于野战，在守城方面也是一个“行家里手”，曾在隆冬时节在城墙上注水成冰，坚守遂城（今河北省徐水县遂城镇）多日，屡屡挫败辽军的猛烈进攻。在北方驻守期间，杨延昭因功屡获升迁，最终官至高阳关副都部署，并深得宋真宗的嘉奖、器重。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杨延昭因病卒于任所，终年57岁。
03 杨文广
杨延昭生有三子，其中长子杨传永、次子杨德政或许是早夭，因而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他们的事迹，唯有三子杨文广成为“杨家将”第三代扛旗人（演义中称杨文广是杨延昭的孙儿，不可信）。杨文广以父荫入仕，因剿平陕南农民军首领张海有功，由禁军小官晋升为殿直，后因受到陕西宣抚使范仲淹的赏识，得以在抗击西夏的前线效力，并因功升领防御使。
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时属北宋）蛮酋侬智高祸乱两广期间（1052-1053年），杨文广调任广西钤辖，跟随名将狄青率军平叛，并因功官至宣州知州、邕州知州。由于宋朝跟西夏的大规模战事再起，因此在镇守广西数年后，杨文广再度转战西北战场，并因抵御西夏有功，升任知泾州、镇戎军。
杨文广在西北战场效力多年后，最终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杨文广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彼时辽国遣使到宋朝，要求对河东地界进行重新修订。杨文广闻讯后，向朝廷献上阵图及夺取幽燕地区的策略，可惜没来得及等到回复，便于当年病故。
结语
杨文广死后，或许是因为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其事业，或许是由于子孙的能力太一般，以至于“杨家将”的事迹再未出现在史册当中，仿佛凭空消失一般（《水浒传》中称杨志是杨业的后代，如果是真的，则说明“杨家将”的境遇已极度落魄）。正因如此，等到“靖康之难”发生时，作为帝国昔日的“顶梁柱”，“杨家将”并没有站出来救助国难，也在情理之中。
从敦煌借贷契约看唐代担保制度文化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3-26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与“债”相伴相生的便是“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债事双方均有权向对方行为提出要求，而担保就是为了保护双方这种权利。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的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900年，人们在清理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担保制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本文拟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借贷契约的内容
以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平章，书纸为记。便麦人张七奴年卌（押）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从这段契约可以看出，唐代借贷契约中一般对于借贷的事由都有所交代，例如在上面这件张七奴便麦契中借贷事由是“纳突不办”，也就是向政府缴纳突田税。
借贷事实条款在借贷契约中是必须存在的一项内容，不可缺少。同样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借贷事实就是“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从灵图寺僧人海清借“佛麦陆硕”还贷期限为“秋八月内还足”，既是“佛麦”，含救济之意。在敦煌借贷契约中有很多从寺院便种子年粮的契约。敦煌系佛教圣地，寺院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分有永业田和口分田，承担政府的赋税、劳役等，因此，寺院也是重要的民事契约主体。这种从寺院借贷的契约，依据借贷人的身份，按不同方式借贷。
上述张七奴便麦契中的约定还款内容是“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以及当借入人死亡或逃亡时的“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保人妻子和兄弟代为偿还，中间遇到国家大赦免除债务也不影响到此件契约的约定效力。这件约定还贷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保人及家人代为偿还和民间抵制国家赦免私人债务的条款，从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违约责任条款在契约内容中不是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契约约定的有，而有的契约中就不存在。在本举例契约中体现为“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可见，如果在借贷契约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一般都是要任意拿走借入方的家庭财产包括物品而不管借入方同不同意来抵充借入方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们阅读大量敦煌契约文书发现，在契约的结尾处都有借入方签字或者用手指画的红印，契约如果有保证人和见证人就在借入方后面附有保证人和见证人的签字画押。譬如张七奴便麦契中：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大多数的契约原件中，借出方最多只写了麦主或钱主，而很少写清楚麦主和钱主的姓名，更没有画押，而在麦主或钱主后面则是把借入方的姓名年龄以及保证人和见证人的姓名年龄记载的非常清楚，并且还要签名或者用手指点上朱印。这一特点在借贷契约中最为常见，只有在一些极为个别的契约中出现借出方的姓名和画押。
保人代偿制度
《唐律疏议》根据严格的计算方式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进行处罚。尽管如此，该法典强调偿还债务是一种责任，但没有详细谈到可能偿还的方法。契约填补了法律上的这一空白，并考虑到了另一可能性——债务人逃脱。
还是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解决债务人逃脱引起的侵害债权人权利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保人代偿制度，“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所以债务人逃债，找担保人负责是法律许可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在张七奴便麦契的例子中明确规定了保人的担保责任，“即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可以理解为“不管债务人身处东或西（逃脱），都可以要求担保人代为偿还”。这一契约条款虽清楚体现了唐代保人享有一定的风险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行为，保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偿还债务的责任。但是担保人应当偿还些什么呢？根据当时法律的严苛要求，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担保人须替债务人偿还所有的债务，甚至包括利息和法律规定的，因无力偿还而受到的罚款。
在保人担保的借贷契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人的偿还义务如何实现。在以前的契约中，妻子和子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担保人。如果一家之主逃跑了，那么债权人自然而然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债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为了提醒妻子和儿女所应承担的责任，契约只是简单地讲明，由于逃债，父亲将失去对他家庭财富的占有权，而他的妻子儿女从此将受债权人的支配，以偿还其债务。尽管担保人对债务有担保，但担保人的财产有别于债务人的财产，担保的责任还是非常有限的。
保人代偿制度是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色，并且因为法律的严格规定，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唐代借贷关系中债权的实现，解决借贷纠纷的同时促进了唐代借贷关系的流转。
质典制度
敦煌借贷契约中所涉及的质典契约，就是以某物作为留置担保，与抵押不同，其财产是掌握在债权人手中的。如果某物是可增值财产，债权人同样有权享用其增值部分。在契约有效期内，债权人成了真正享有收益权的人，尽管该物的所有者是债务人。在我国古代，质典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担保方式，通常也被称之为“典”“当”“押”“抵”“典贴”“质卖”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用来表示质典，或者说是以动产或者不动产作为留置担保，也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以物质钱”。
此处仅以建中三年马令痣举钱契为例：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贰］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疼［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举钱人 马令痣 年廿
同取人 母苑二娘 年五十
同取人 妹马二娘 年十二
在这份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借款人马令痣和债权人护国寺僧人虔英，借款金额为1000文，未约定质押，但约定还款的到期日为债权人虔英需要用钱之时。这一约定，意即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还款，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债权人就可以启动带有担保性质的惩罚性条款，即“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最后是立契人名单，分别是“钱主”、马令痣和两位“同取人”，即保人。保人是马令痣的母亲和妹妹，故此处还体现了这是以他们的共同财产为债务作整体担保的，为将来万一发生纠纷后的执行预设了可操作性。
在敦煌发现的经济文书中，借贷契约占一半以上，而担保作为借贷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众多的契约来看，敦煌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丰裕，但契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制度等仍显示出较高的立契水准，为我国古代经济以及法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穆永强）
（责任编辑：刘海滨)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3-26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与“债”相伴相生的便是“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债事双方均有权向对方行为提出要求，而担保就是为了保护双方这种权利。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的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900年，人们在清理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担保制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本文拟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借贷契约的内容
以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平章，书纸为记。便麦人张七奴年卌（押）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从这段契约可以看出，唐代借贷契约中一般对于借贷的事由都有所交代，例如在上面这件张七奴便麦契中借贷事由是“纳突不办”，也就是向政府缴纳突田税。
借贷事实条款在借贷契约中是必须存在的一项内容，不可缺少。同样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借贷事实就是“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从灵图寺僧人海清借“佛麦陆硕”还贷期限为“秋八月内还足”，既是“佛麦”，含救济之意。在敦煌借贷契约中有很多从寺院便种子年粮的契约。敦煌系佛教圣地，寺院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分有永业田和口分田，承担政府的赋税、劳役等，因此，寺院也是重要的民事契约主体。这种从寺院借贷的契约，依据借贷人的身份，按不同方式借贷。
上述张七奴便麦契中的约定还款内容是“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以及当借入人死亡或逃亡时的“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保人妻子和兄弟代为偿还，中间遇到国家大赦免除债务也不影响到此件契约的约定效力。这件约定还贷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保人及家人代为偿还和民间抵制国家赦免私人债务的条款，从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违约责任条款在契约内容中不是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契约约定的有，而有的契约中就不存在。在本举例契约中体现为“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可见，如果在借贷契约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一般都是要任意拿走借入方的家庭财产包括物品而不管借入方同不同意来抵充借入方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们阅读大量敦煌契约文书发现，在契约的结尾处都有借入方签字或者用手指画的红印，契约如果有保证人和见证人就在借入方后面附有保证人和见证人的签字画押。譬如张七奴便麦契中：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大多数的契约原件中，借出方最多只写了麦主或钱主，而很少写清楚麦主和钱主的姓名，更没有画押，而在麦主或钱主后面则是把借入方的姓名年龄以及保证人和见证人的姓名年龄记载的非常清楚，并且还要签名或者用手指点上朱印。这一特点在借贷契约中最为常见，只有在一些极为个别的契约中出现借出方的姓名和画押。
保人代偿制度
《唐律疏议》根据严格的计算方式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进行处罚。尽管如此，该法典强调偿还债务是一种责任，但没有详细谈到可能偿还的方法。契约填补了法律上的这一空白，并考虑到了另一可能性——债务人逃脱。
还是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解决债务人逃脱引起的侵害债权人权利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保人代偿制度，“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所以债务人逃债，找担保人负责是法律许可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在张七奴便麦契的例子中明确规定了保人的担保责任，“即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可以理解为“不管债务人身处东或西（逃脱），都可以要求担保人代为偿还”。这一契约条款虽清楚体现了唐代保人享有一定的风险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行为，保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偿还债务的责任。但是担保人应当偿还些什么呢？根据当时法律的严苛要求，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担保人须替债务人偿还所有的债务，甚至包括利息和法律规定的，因无力偿还而受到的罚款。
在保人担保的借贷契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人的偿还义务如何实现。在以前的契约中，妻子和子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担保人。如果一家之主逃跑了，那么债权人自然而然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债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为了提醒妻子和儿女所应承担的责任，契约只是简单地讲明，由于逃债，父亲将失去对他家庭财富的占有权，而他的妻子儿女从此将受债权人的支配，以偿还其债务。尽管担保人对债务有担保，但担保人的财产有别于债务人的财产，担保的责任还是非常有限的。
保人代偿制度是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色，并且因为法律的严格规定，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唐代借贷关系中债权的实现，解决借贷纠纷的同时促进了唐代借贷关系的流转。
质典制度
敦煌借贷契约中所涉及的质典契约，就是以某物作为留置担保，与抵押不同，其财产是掌握在债权人手中的。如果某物是可增值财产，债权人同样有权享用其增值部分。在契约有效期内，债权人成了真正享有收益权的人，尽管该物的所有者是债务人。在我国古代，质典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担保方式，通常也被称之为“典”“当”“押”“抵”“典贴”“质卖”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用来表示质典，或者说是以动产或者不动产作为留置担保，也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以物质钱”。
此处仅以建中三年马令痣举钱契为例：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贰］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疼［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举钱人 马令痣 年廿
同取人 母苑二娘 年五十
同取人 妹马二娘 年十二
在这份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借款人马令痣和债权人护国寺僧人虔英，借款金额为1000文，未约定质押，但约定还款的到期日为债权人虔英需要用钱之时。这一约定，意即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还款，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债权人就可以启动带有担保性质的惩罚性条款，即“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最后是立契人名单，分别是“钱主”、马令痣和两位“同取人”，即保人。保人是马令痣的母亲和妹妹，故此处还体现了这是以他们的共同财产为债务作整体担保的，为将来万一发生纠纷后的执行预设了可操作性。
在敦煌发现的经济文书中，借贷契约占一半以上，而担保作为借贷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众多的契约来看，敦煌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丰裕，但契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制度等仍显示出较高的立契水准，为我国古代经济以及法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穆永强）
（责任编辑：刘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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