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焦点论坛[超话]#【此“镇国之宝”铸于三千年前，铭刻有“中国”二字，差点被熔化掉！】
宝鸡炎帝和周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宝鸡社科讲堂主讲人杨曙明先生曾这样赞美我国古代青铜器，说它们“有原始图腾的天真、厉鬼般的狰狞、谶语般的谲秘、苍松般的威仪、黑云般的凝重”，浑身散发着“狞厉之美”。
关于青铜器身上的所有亮点，杨曙明先生认为，全都可以通过一尊名叫“何尊”的青铜器折射出来。
但奇怪的是，何尊从出土到进入博物院，经历过长达十年时间的冷落，不但凡夫俗子不识其珍，就连文物工作者也不知其要，真是奇哉怪也！
话说，上世纪中期，陕西宝鸡人陈堆在甘肃固原一带看病卖药。
彼六十年代初，固原粮食奇缺，陈堆和妻子张桂芳商量，家乡八百里秦川乃是天然粮仓，与其在固原挨饥受饿，还不如回村种地混个肚子饱。
于是，1963年6月，两口子回到了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老家。
少小离家，家里的老屋已住了兄长陈湖一家，人口多，住不下。
没奈何，陈堆就租了隔壁陈乖善的两间房子住。
这房子后面是个土崖。
该年8月的一个雨后的上午，陈堆在后院发现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就用手和小镢头刨，结果就刨出了个铜器。
这个铜器这尊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正好用来装粮食。
陈堆不知道这尊造型奇特的铜器是件宝物，只把它当成普通大罐来装粮食。
装了半年多粮食，1964年开春，陈堆又觉得种田太辛苦，不如在固原卖药轻松，和妻子张桂芳一商量，得，还是回固原卖药去吧。
于是，夫妻俩从宝鸡返回固原，临走时，将铜器交给兄长陈湖保管。
1965年，陈湖家日子过得十分紧张，连买盐钱也没了，想来想去，就把铜器背到宝鸡当废铜卖。
收购站的人一看家伙什满身铜锈，都不乐意要。
有个别收购站表示出要的意愿，但有一条件，卖家必须负责除干净铜锈。
陈湖一听，连连摇头。
清除铜锈是一个累活、脏活也就算了，而都清除了，也就没什么分量了，能换几个钱？
陈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也因此几乎跑遍了市内的的废品收购站。
最后，是群众路的玉泉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好说话，答应不用除铜锈，一口价30元钱。
陈湖一蹦三尺高，高高兴兴地接过30块钱回家了。
那个时候，全国大炼钢铁。
如果没什么意外，铜器就被送去熔化炼钢了。
恰好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佟大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工作不顺心，心情糟糕沮丧，在街上闲逛，经过玉泉收购站，被器宇轩昂的铜器吸引住了，觉得这是个宝。
但佟大放当时的身份作不了主，只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保管部主任王光永。
王光永和馆长吴增琨一起到收购站，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元将铜器买了下来。
不过，王光永和吴增琨也搞不清这个宝物的价值何在，只知道它不简单，就找市长要了一笔钱，买来了保险柜，把它锁了起来。
时间过了十年，到了1975 年，为纪念中日建交，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
王冶秋局长聘请著名青铜器专家、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负责筹备。
马承源向各地博物院、馆发出通知，声称要调集了100 件一级品文物出国。
于是，王光永和吴增琨当年锁入保险柜的宝物被扛了出来，送到了北京故宫武英殿。
马承源见到这件宝物，惊诧于其无名无姓，没有任何说明，无比纳闷。心想，这么大造型的器物，难道连一句铭文也没有?
马承源不信邪，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很快就摸到底部某个地方刻有文字。
是了，就是在这了！
马承源拍了拍手上的尘土与铜锈，让人送去除锈。
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人们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 行共122 字的铭文。
何尊突然焕发出无以伦比的文物价值，国家文物局随即取消了何尊赴日本展出的安排。
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体现在：
一、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就产生了在伊洛这个天下中心建立都城、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
二、此器作于周成王五年，作为实物证据，为解决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的历史课题，提供了直接资料；
三、证实了周成王要迁居成周并付诸行动这样一个史料不详的重大事件；
四、铭文中“中国”两字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一词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但其意义十分重大。
最后，铭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与成周(洛邑)兴建有关，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河南地方史、城市建设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 年，国家文物局又请马承源组织筹备“伟大的中国青铜器”展，以赴美国进行友好交流时，美方提出展品中必须有何尊，国宝出展，身价倍增，最后投保达3000 万美金。
1988 年，马承源到新落成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听讲解员介绍何尊为镇馆之宝时，他当即指出：“它不仅仅是你们的镇馆之宝，也是镇国之宝。”
镇国之宝何尊也因此被列入国家文物局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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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炎帝和周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宝鸡社科讲堂主讲人杨曙明先生曾这样赞美我国古代青铜器，说它们“有原始图腾的天真、厉鬼般的狰狞、谶语般的谲秘、苍松般的威仪、黑云般的凝重”，浑身散发着“狞厉之美”。
关于青铜器身上的所有亮点，杨曙明先生认为，全都可以通过一尊名叫“何尊”的青铜器折射出来。
但奇怪的是，何尊从出土到进入博物院，经历过长达十年时间的冷落，不但凡夫俗子不识其珍，就连文物工作者也不知其要，真是奇哉怪也！
话说，上世纪中期，陕西宝鸡人陈堆在甘肃固原一带看病卖药。
彼六十年代初，固原粮食奇缺，陈堆和妻子张桂芳商量，家乡八百里秦川乃是天然粮仓，与其在固原挨饥受饿，还不如回村种地混个肚子饱。
于是，1963年6月，两口子回到了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老家。
少小离家，家里的老屋已住了兄长陈湖一家，人口多，住不下。
没奈何，陈堆就租了隔壁陈乖善的两间房子住。
这房子后面是个土崖。
该年8月的一个雨后的上午，陈堆在后院发现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就用手和小镢头刨，结果就刨出了个铜器。
这个铜器这尊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正好用来装粮食。
陈堆不知道这尊造型奇特的铜器是件宝物，只把它当成普通大罐来装粮食。
装了半年多粮食，1964年开春，陈堆又觉得种田太辛苦，不如在固原卖药轻松，和妻子张桂芳一商量，得，还是回固原卖药去吧。
于是，夫妻俩从宝鸡返回固原，临走时，将铜器交给兄长陈湖保管。
1965年，陈湖家日子过得十分紧张，连买盐钱也没了，想来想去，就把铜器背到宝鸡当废铜卖。
收购站的人一看家伙什满身铜锈，都不乐意要。
有个别收购站表示出要的意愿，但有一条件，卖家必须负责除干净铜锈。
陈湖一听，连连摇头。
清除铜锈是一个累活、脏活也就算了，而都清除了，也就没什么分量了，能换几个钱？
陈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也因此几乎跑遍了市内的的废品收购站。
最后，是群众路的玉泉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好说话，答应不用除铜锈，一口价30元钱。
陈湖一蹦三尺高，高高兴兴地接过30块钱回家了。
那个时候，全国大炼钢铁。
如果没什么意外，铜器就被送去熔化炼钢了。
恰好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佟大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工作不顺心，心情糟糕沮丧，在街上闲逛，经过玉泉收购站，被器宇轩昂的铜器吸引住了，觉得这是个宝。
但佟大放当时的身份作不了主，只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保管部主任王光永。
王光永和馆长吴增琨一起到收购站，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元将铜器买了下来。
不过，王光永和吴增琨也搞不清这个宝物的价值何在，只知道它不简单，就找市长要了一笔钱，买来了保险柜，把它锁了起来。
时间过了十年，到了1975 年，为纪念中日建交，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
王冶秋局长聘请著名青铜器专家、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负责筹备。
马承源向各地博物院、馆发出通知，声称要调集了100 件一级品文物出国。
于是，王光永和吴增琨当年锁入保险柜的宝物被扛了出来，送到了北京故宫武英殿。
马承源见到这件宝物，惊诧于其无名无姓，没有任何说明，无比纳闷。心想，这么大造型的器物，难道连一句铭文也没有?
马承源不信邪，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很快就摸到底部某个地方刻有文字。
是了，就是在这了！
马承源拍了拍手上的尘土与铜锈，让人送去除锈。
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人们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 行共122 字的铭文。
何尊突然焕发出无以伦比的文物价值，国家文物局随即取消了何尊赴日本展出的安排。
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体现在：
一、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就产生了在伊洛这个天下中心建立都城、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
二、此器作于周成王五年，作为实物证据，为解决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的历史课题，提供了直接资料；
三、证实了周成王要迁居成周并付诸行动这样一个史料不详的重大事件；
四、铭文中“中国”两字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一词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但其意义十分重大。
最后，铭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与成周(洛邑)兴建有关，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河南地方史、城市建设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 年，国家文物局又请马承源组织筹备“伟大的中国青铜器”展，以赴美国进行友好交流时，美方提出展品中必须有何尊，国宝出展，身价倍增，最后投保达3000 万美金。
1988 年，马承源到新落成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听讲解员介绍何尊为镇馆之宝时，他当即指出：“它不仅仅是你们的镇馆之宝，也是镇国之宝。”
镇国之宝何尊也因此被列入国家文物局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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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燕教授：
论一心包容宇宙万法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个体精神上的成就。
在佛教的语境里，个体的成就是通过对心的认识和观心的实践而取得的。
本文探讨了天台智顗旨在宗教救赎解脱的有关心的理论，
并指出，个体若明了心的特性，
即能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对于真理的证悟，端在于个体破除因循守旧的僵化教条模式，
以使其审视世界的观念和思想获得全新的视角。
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始于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而个体灵性修持的成就则是其对建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的保证。
个人要取得心灵上的成长，
关键在于观心，
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明了心的特性，
并具体进行观心的实践，
我们才能洞见实相真理，
以智慧克服无明烦恼，
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
有关心性方面，天台智顗
( 538 - 597 )的理论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 、 心的特性
在心性的问题上，智顗将心视为：
( 一 ) 、整个宇宙，因为心是诸法之本；
( 二 ) 、体、宗以及用。
( 一 ) 、心之所以是诸法的根本，
乃源自于心的作用能产生业，从业而产生苦。
同时，心也包含万法。
在智顗的体系里，十如是和十法界代表了宇宙万法。
在智顗看来，既然整个宇宙不出十法界，
而十法界即在一心中，
那么，心即是宇宙。
( 二 ) 、心也是体、宗以及用。
智顗将能产生业力的心分成三种，
谓之烦恼心，
苦果心
以及业心，
具有无明轮回的特性。
1 、“ 烦恼心 ”包括十二因缘中的三支：
无明、爱以及取。
2 、“ 苦果心 ”包括十二因缘中的七支：
识、名色、六入、触、受、生以及老死。
3 、“ 业心 ”包括十二因缘中的二支：
行和有。
当此三种属于无明烦恼之心与三种修成佛果之德
( 即法身、般若和解脱 )
相即认同的时候，
它们就成为了实相本体、成佛之宗要以及修行实践之用。
换言之，“ 苦果心 ”若与“ 法身德 ”相即，
便成为“ 心体 ”。
因为实相是不生不灭的，
而轮回之心与永恒法身不出实相的范围，
皆具有不生不灭的特性，故两者相即。
“ 烦恼心 ”若与“ 般若德 ”相即，
便成为“ 心宗 ”。
这是因为，行者由观心觉察恶事而得般若智慧，觉悟真理。
初观心是成佛之因，
观成觉悟是成佛之果，
智顗将成佛因果视为佛教宗要，故心为宗。
“ 业心 ”若与“ 解脱德 ”相即，
便成为“ 心用 ”。
显然，心是主宰个体沉浮的关键，
或于轮回道中，
或获得解脱，
皆有赖于心的作用。
故此，智顗认为，心的作用至为重要，心能地狱，心能天堂。
心能凡夫，心能贤圣。
所以心即是用。
他说，当我们有分别心时
( 联系佛教语境，即是十二因缘 )，
即有六道轮回
( 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和天 )。
这是因为分别心是人有无明烦恼的结果，
因此而产生十二因缘之涉三世而轮回六道的次第缘起，
令人沉沦其中，不能自拔。
然而，众生一旦与无明远离，
便不再有分别心，于是便能证得四种圣人
( 声闻、缘觉、菩萨和佛 )
的解脱果位。
二 、 观 心
在观心的问题上，智顗强调观心的重要性，谓，通过观心，
可以达到组成“ 妙 ”的三个方面，
即“ 体广 ”、
“ 位高 ”、
“ 用长 ”。
这三个方面是放在作为根本教义的成佛因果的语境里界定的，
代表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作为佛教本体的这一根本教义则可以总摄一切教法和义理，
因为它包含了整个修行的开始、过程和结果，
指涉的是遍虚空、尽法界的以成佛为宗旨的实相真理。
智顗称这一根本教义为“ 体广 ”，
因为它在时间纬度上不只是指向迹门中的近期在菩提树下成道的释迦牟尼，
更纵深指向本门中的久远之前早已成佛的释迦牟尼。
这一教义之用所以为长，
乃在于此“ 用 ”具体指迹门中佛陀施设的种种救度众生的活动，
而此迹门则源于久远之本门。
在这里，智顗就观心的内容提出了三种心，
是为己心，
众生心
以及佛心。
( 一 ) 、“ 体广 ”指实相真理的特性，
故从己心是否同时具足其它二心而言的，
因心体具有包容万象的特性。
故己心若不具众生心和佛心，便是体狭；
若具足，一己之心量广大，便是体广。
( 二 ) 、“ 位高 ”指契入实相真理的智慧，
故其标准由是否与最高之佛心相等来决定。
若己心与佛心不相等，心性卑劣，便是位下。
若与佛心相等，具足菩提心，志向远大，便是位高。
( 三 ) 、“ 用长 ”则从空、假、中一体的三谛三观视角来看。
若观己心、众生心和佛心，
不即空、即假、即中，便是用短。
若是即空、即假、即中，便是用长。
在智顗的实相理论里，空、假、中三谛是用来界定实相的三个方面的。
换言之，一心必须能观事物同时具有空、假、中三个面相：
诸法因缘合和而生，无有永恒不变的自性，故是空；
事物虽虚幻不实，却暂时存在，故空也是假有；
事物即是空幻，亦是假有，即空即假，不落两边，这便是中道。
在智顗看来，无论是己心、众生心和佛心，皆不出诸法的范畴，
故三心一体，同时具足空、假、中三谛。
就智顗的观点而言，观心的重要性在于，
观心是契入实相的最直接的方法，
因其不但与包容万象之心相关，也与三谛密切关联。
此两种联系证明，观心是借以契入实相真理的最殊胜的方法。
从智顗的心为诸法之本的理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智顗是从肯定的视角来把握真理的。
而他的相即理论更从超越的高度提出了契入真理的方法。
而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
乃超越所有的区别对待，
打破人们局限于语言概念的认知模式，
进而洞察到万物终极一体的本质。
改变传统的世界观是使人们对真理达到充分体认的关键。
智顗的相即理论旨在训练人们的心灵，改造人们的思想，
使人们的思维灵活多样，富有创造力，
以防止人们的思想易形成僵化、狭隘、生硬和教条的倾向。
具体的来说，传统佛教的世界观是将人生视为苦，
而智顗则将无明三道
( 烦恼道、业道和苦道 )
与成佛三德
( 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 )
相即，以契入终极的本体，超越二元对立。
也就是说，
烦恼道即般若德，
苦道即法身德，
业道即解脱德。
此类概念的相即是对现象世界全体的了悟，
是超越事物之二元对立的境界。
一方面，苦道和法身对于证悟的行者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实相之境界是离言冥会的，是涵摄一切的。
所谓苦道或法身，
乃是无明众生加诸于实相上的片面的概念。
既然世间万象皆是实相的显现，
那么，
苦道即法身，
法身即苦道。
另一方面，苦道和法身之所以有区别，
只因为众生所处的认知状态不同。
一念明，苦道即是法身；
一念迷，法身就变成了苦道。
三道与三德的认同可简单地归结为超越这两组概念范畴的束缚，
而达到对实相真理的认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烦恼道与暗的含义联系起来，
也就没有与之相对的菩提智是明的概念；
若不把业道定义为缚，
也就没有与之相对的解脱是自在的概念；
若不把苦道界定为生死，
也就没有法身是乐的概念。
如此，三道的概念就不再具有消极的含义了，
而人们也无需用“ 三德 ”来破除与其对立的“ 三道 ”之消极面了。
当人们摆脱了概念的束缚后，
“ 烦恼道 ”即“ 般若德 ”，
无需用般若破烦恼；
“ 业道 ”即“ 解脱德 ”，
无需挣脱业道才能得自在；
“ 苦道 ”即“ 法身德 ”，
无需了却生死而得成佛之常乐。
三 、 结论
智顗有关心性和观心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借以领悟真理的认知上和宗教救赎上的进路，
使行者由此能取得
心灵上的成长，
思想上的改造，
精神上的解脱。
个人的修行成就对于社会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借由了悟一心无所不包、无分无别的实相特性，
我们就能以开放的心态来包容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皆为实相的显现。
通过观心的实践，
主体便能增长智慧，
了悟宇宙真相，
从烦恼困惑中解脱出来。
面对生死轮回，经由将生死之苦与涅槃之乐相即认同，
人们便不会再感到彷徨无助，
而汲汲于所谓的脱离世间的离苦得乐，轮回解脱了。
此种对人生的洞察能使我们获得与传统佛教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使我们能积极地拥抱人生，
使我们的心灵宁静安详和平，
使我们的精神不离世俗而得到升华。
如此，我们便不会轻易被激烈竞争的环境影响而紧张焦虑不安，
也不会过分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并能化被动地受外部环境左右为主动地去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去创造祥和安宁的气氛。
若每个人都拥有宁静的心灵，影响所至，
整个社会便自然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则人间净土的实现亦指日可待也。
论一心包容宇宙万法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个体精神上的成就。
在佛教的语境里，个体的成就是通过对心的认识和观心的实践而取得的。
本文探讨了天台智顗旨在宗教救赎解脱的有关心的理论，
并指出，个体若明了心的特性，
即能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对于真理的证悟，端在于个体破除因循守旧的僵化教条模式，
以使其审视世界的观念和思想获得全新的视角。
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始于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而个体灵性修持的成就则是其对建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的保证。
个人要取得心灵上的成长，
关键在于观心，
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明了心的特性，
并具体进行观心的实践，
我们才能洞见实相真理，
以智慧克服无明烦恼，
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
有关心性方面，天台智顗
( 538 - 597 )的理论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 、 心的特性
在心性的问题上，智顗将心视为：
( 一 ) 、整个宇宙，因为心是诸法之本；
( 二 ) 、体、宗以及用。
( 一 ) 、心之所以是诸法的根本，
乃源自于心的作用能产生业，从业而产生苦。
同时，心也包含万法。
在智顗的体系里，十如是和十法界代表了宇宙万法。
在智顗看来，既然整个宇宙不出十法界，
而十法界即在一心中，
那么，心即是宇宙。
( 二 ) 、心也是体、宗以及用。
智顗将能产生业力的心分成三种，
谓之烦恼心，
苦果心
以及业心，
具有无明轮回的特性。
1 、“ 烦恼心 ”包括十二因缘中的三支：
无明、爱以及取。
2 、“ 苦果心 ”包括十二因缘中的七支：
识、名色、六入、触、受、生以及老死。
3 、“ 业心 ”包括十二因缘中的二支：
行和有。
当此三种属于无明烦恼之心与三种修成佛果之德
( 即法身、般若和解脱 )
相即认同的时候，
它们就成为了实相本体、成佛之宗要以及修行实践之用。
换言之，“ 苦果心 ”若与“ 法身德 ”相即，
便成为“ 心体 ”。
因为实相是不生不灭的，
而轮回之心与永恒法身不出实相的范围，
皆具有不生不灭的特性，故两者相即。
“ 烦恼心 ”若与“ 般若德 ”相即，
便成为“ 心宗 ”。
这是因为，行者由观心觉察恶事而得般若智慧，觉悟真理。
初观心是成佛之因，
观成觉悟是成佛之果，
智顗将成佛因果视为佛教宗要，故心为宗。
“ 业心 ”若与“ 解脱德 ”相即，
便成为“ 心用 ”。
显然，心是主宰个体沉浮的关键，
或于轮回道中，
或获得解脱，
皆有赖于心的作用。
故此，智顗认为，心的作用至为重要，心能地狱，心能天堂。
心能凡夫，心能贤圣。
所以心即是用。
他说，当我们有分别心时
( 联系佛教语境，即是十二因缘 )，
即有六道轮回
( 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和天 )。
这是因为分别心是人有无明烦恼的结果，
因此而产生十二因缘之涉三世而轮回六道的次第缘起，
令人沉沦其中，不能自拔。
然而，众生一旦与无明远离，
便不再有分别心，于是便能证得四种圣人
( 声闻、缘觉、菩萨和佛 )
的解脱果位。
二 、 观 心
在观心的问题上，智顗强调观心的重要性，谓，通过观心，
可以达到组成“ 妙 ”的三个方面，
即“ 体广 ”、
“ 位高 ”、
“ 用长 ”。
这三个方面是放在作为根本教义的成佛因果的语境里界定的，
代表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作为佛教本体的这一根本教义则可以总摄一切教法和义理，
因为它包含了整个修行的开始、过程和结果，
指涉的是遍虚空、尽法界的以成佛为宗旨的实相真理。
智顗称这一根本教义为“ 体广 ”，
因为它在时间纬度上不只是指向迹门中的近期在菩提树下成道的释迦牟尼，
更纵深指向本门中的久远之前早已成佛的释迦牟尼。
这一教义之用所以为长，
乃在于此“ 用 ”具体指迹门中佛陀施设的种种救度众生的活动，
而此迹门则源于久远之本门。
在这里，智顗就观心的内容提出了三种心，
是为己心，
众生心
以及佛心。
( 一 ) 、“ 体广 ”指实相真理的特性，
故从己心是否同时具足其它二心而言的，
因心体具有包容万象的特性。
故己心若不具众生心和佛心，便是体狭；
若具足，一己之心量广大，便是体广。
( 二 ) 、“ 位高 ”指契入实相真理的智慧，
故其标准由是否与最高之佛心相等来决定。
若己心与佛心不相等，心性卑劣，便是位下。
若与佛心相等，具足菩提心，志向远大，便是位高。
( 三 ) 、“ 用长 ”则从空、假、中一体的三谛三观视角来看。
若观己心、众生心和佛心，
不即空、即假、即中，便是用短。
若是即空、即假、即中，便是用长。
在智顗的实相理论里，空、假、中三谛是用来界定实相的三个方面的。
换言之，一心必须能观事物同时具有空、假、中三个面相：
诸法因缘合和而生，无有永恒不变的自性，故是空；
事物虽虚幻不实，却暂时存在，故空也是假有；
事物即是空幻，亦是假有，即空即假，不落两边，这便是中道。
在智顗看来，无论是己心、众生心和佛心，皆不出诸法的范畴，
故三心一体，同时具足空、假、中三谛。
就智顗的观点而言，观心的重要性在于，
观心是契入实相的最直接的方法，
因其不但与包容万象之心相关，也与三谛密切关联。
此两种联系证明，观心是借以契入实相真理的最殊胜的方法。
从智顗的心为诸法之本的理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智顗是从肯定的视角来把握真理的。
而他的相即理论更从超越的高度提出了契入真理的方法。
而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
乃超越所有的区别对待，
打破人们局限于语言概念的认知模式，
进而洞察到万物终极一体的本质。
改变传统的世界观是使人们对真理达到充分体认的关键。
智顗的相即理论旨在训练人们的心灵，改造人们的思想，
使人们的思维灵活多样，富有创造力，
以防止人们的思想易形成僵化、狭隘、生硬和教条的倾向。
具体的来说，传统佛教的世界观是将人生视为苦，
而智顗则将无明三道
( 烦恼道、业道和苦道 )
与成佛三德
( 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 )
相即，以契入终极的本体，超越二元对立。
也就是说，
烦恼道即般若德，
苦道即法身德，
业道即解脱德。
此类概念的相即是对现象世界全体的了悟，
是超越事物之二元对立的境界。
一方面，苦道和法身对于证悟的行者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实相之境界是离言冥会的，是涵摄一切的。
所谓苦道或法身，
乃是无明众生加诸于实相上的片面的概念。
既然世间万象皆是实相的显现，
那么，
苦道即法身，
法身即苦道。
另一方面，苦道和法身之所以有区别，
只因为众生所处的认知状态不同。
一念明，苦道即是法身；
一念迷，法身就变成了苦道。
三道与三德的认同可简单地归结为超越这两组概念范畴的束缚，
而达到对实相真理的认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烦恼道与暗的含义联系起来，
也就没有与之相对的菩提智是明的概念；
若不把业道定义为缚，
也就没有与之相对的解脱是自在的概念；
若不把苦道界定为生死，
也就没有法身是乐的概念。
如此，三道的概念就不再具有消极的含义了，
而人们也无需用“ 三德 ”来破除与其对立的“ 三道 ”之消极面了。
当人们摆脱了概念的束缚后，
“ 烦恼道 ”即“ 般若德 ”，
无需用般若破烦恼；
“ 业道 ”即“ 解脱德 ”，
无需挣脱业道才能得自在；
“ 苦道 ”即“ 法身德 ”，
无需了却生死而得成佛之常乐。
三 、 结论
智顗有关心性和观心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借以领悟真理的认知上和宗教救赎上的进路，
使行者由此能取得
心灵上的成长，
思想上的改造，
精神上的解脱。
个人的修行成就对于社会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借由了悟一心无所不包、无分无别的实相特性，
我们就能以开放的心态来包容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皆为实相的显现。
通过观心的实践，
主体便能增长智慧，
了悟宇宙真相，
从烦恼困惑中解脱出来。
面对生死轮回，经由将生死之苦与涅槃之乐相即认同，
人们便不会再感到彷徨无助，
而汲汲于所谓的脱离世间的离苦得乐，轮回解脱了。
此种对人生的洞察能使我们获得与传统佛教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使我们能积极地拥抱人生，
使我们的心灵宁静安详和平，
使我们的精神不离世俗而得到升华。
如此，我们便不会轻易被激烈竞争的环境影响而紧张焦虑不安，
也不会过分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并能化被动地受外部环境左右为主动地去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去创造祥和安宁的气氛。
若每个人都拥有宁静的心灵，影响所至，
整个社会便自然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则人间净土的实现亦指日可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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