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文章。
洪灏：回顾2021年全国经济和市场预测
原创 冯涛 FT中文网
中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会非常亮眼，这种预期也在资本市场有所反映，表现为那些对经济周期敏感的板块及资产类别大幅回暖。
文丨FT中文网投资与财富管理主编 冯涛
疫情、衰退、泡沫，这三个词似乎是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的缩影。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还将会在2021年继续发酵。大多数人都会对未来报以厚望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个疑问：未来会怎样，会好吗？
日前，FT中文网专访了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先生，同时他也是《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一书的作者。采访期间，他以2020年全球面临的百年变局为引，对全球经济和市场周期形成的原因、运行的规律进行了解读，同时也展望了2021年。以下是采访实录整理：
Q
FT中文网：后疫情时代元年，全球经济面临怎样的格局以及您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是什么？具体到中国，它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中，以及在未来“十四五”规划中，中国经济的发力点在哪里？
洪灏：我认为中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复苏的迹象会更加明显。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刺激经济力度非常大。以美国为例，202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尽管时间非常短，但是它的深度却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这导致该国在不遗余力地大力刺激经济。同时随着拜登政府执政，其推出的刺激政策很有可能超出预期，因此，我觉得美国引领发达国家复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且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也可能比大家的预期更高。
具体到中国，由于2020年上半年基数效应，中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会非常好看。从细节看，中国2020年经济除了一季度受到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外，其他时候中国经济修复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性。考虑到低基数因素，我们很可能看到2021年上半年出现9%甚至以上的经济增速。正是这样的预期或者说很有可能会实现的预期，也很快在资本市场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那些对于经济周期非常敏感的板块及资产类别都有大幅的回暖，比如大宗商品等。
虽然A股指数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大量资金重新回到了传统的、周期性的、低估值的板块。因此，我认为A股的行情还没有结束，不仅仅是中国2021年上半年会有一个强复苏，而且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也会进入一个强复苏的阶段。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的元年，我认为良好的开局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同时我们提出到2035年后，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中隐含的名义增长率大概是5%-10%，如无意外也是能够实现的，不过这仅是个民意的增长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总量或者增速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这也在“十四五”规划中——重新提出多种分配、共同富裕——得到印证。
具体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早在2016年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被淘汰，而那些新上的高端的制造业产能，不仅能够满足外国需求，也在不断满足国内由于收入增加而产生的需求升级的需要。因此，近期我们提出的需求侧改革，不能简简单单将其视为刺激需求，因为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想到信贷宽松等政策，实际上这些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做过，现阶段的需求侧改革是要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收入上升，从而产生需求端的升级以及新的需求，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我相信，鉴于未来我们通过分配的改革，改革产生的收入上升，以及低收入人群生活改善产生的新的需求，中国2035年后达到4-5个百分点的名义增长率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
Q
FT中文网：近期中国监管层对科技公司反垄断信号加强，这对中国科技企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对那些有意赴港上市的科技企业估值会有哪些影响？对于投资者而言，中概股回归意味着什么？
洪灏：现阶段反垄断全球化趋势已经初露端倪。欧洲是一个行动较快的地区，旨在控制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欧洲的垄断地位。实际上，全球大型垄断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来自美国，因此，欧洲要立法监管美国公司其实是非常难的，不过，好在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美国方面，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国会对大型科技企业垄断地位的调查，同时它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比如要分拆Facebook的设想，不过这些都处于一个提议的阶段。
具体到中国，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实际操作的阶段，比如蚂蚁集团、社区团购等，不过虽然监管层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但现阶段还是远远不够的。不可否认，随着这些科技企业的不断成长，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这些都是以牺牲那些小公司、小企业为代价换来的。因此，这些科技企业不仅仅是要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创造利润服务自己的股东，更应该以造福社会为目标。
从监管的角度看，监管层短期重点应该限制一些新的收购并购，同时限制那些规定外的利润率。当科技企业利润率达到一定规模，将超额利润率如何分享、造福社会，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实现的，同时这些手段也不会特别大的伤害到投资人的利益以及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现阶段反垄断立法还处于初步探讨、起草的阶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这个趋势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
今年互联网公司有非常好的收益，股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估值也在不断提升，但反垄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将这些企业短期的上涨势头压制。不过，“十四五”规划中新的发展目标也给科技企业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这无疑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
详情链接：https://t.cn/A6JvJHjh
洪灏：回顾2021年全国经济和市场预测
原创 冯涛 FT中文网
中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会非常亮眼，这种预期也在资本市场有所反映，表现为那些对经济周期敏感的板块及资产类别大幅回暖。
文丨FT中文网投资与财富管理主编 冯涛
疫情、衰退、泡沫，这三个词似乎是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的缩影。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还将会在2021年继续发酵。大多数人都会对未来报以厚望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个疑问：未来会怎样，会好吗？
日前，FT中文网专访了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先生，同时他也是《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一书的作者。采访期间，他以2020年全球面临的百年变局为引，对全球经济和市场周期形成的原因、运行的规律进行了解读，同时也展望了2021年。以下是采访实录整理：
Q
FT中文网：后疫情时代元年，全球经济面临怎样的格局以及您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是什么？具体到中国，它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中，以及在未来“十四五”规划中，中国经济的发力点在哪里？
洪灏：我认为中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复苏的迹象会更加明显。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刺激经济力度非常大。以美国为例，202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尽管时间非常短，但是它的深度却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这导致该国在不遗余力地大力刺激经济。同时随着拜登政府执政，其推出的刺激政策很有可能超出预期，因此，我觉得美国引领发达国家复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且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也可能比大家的预期更高。
具体到中国，由于2020年上半年基数效应，中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会非常好看。从细节看，中国2020年经济除了一季度受到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外，其他时候中国经济修复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性。考虑到低基数因素，我们很可能看到2021年上半年出现9%甚至以上的经济增速。正是这样的预期或者说很有可能会实现的预期，也很快在资本市场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那些对于经济周期非常敏感的板块及资产类别都有大幅的回暖，比如大宗商品等。
虽然A股指数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大量资金重新回到了传统的、周期性的、低估值的板块。因此，我认为A股的行情还没有结束，不仅仅是中国2021年上半年会有一个强复苏，而且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也会进入一个强复苏的阶段。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的元年，我认为良好的开局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同时我们提出到2035年后，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中隐含的名义增长率大概是5%-10%，如无意外也是能够实现的，不过这仅是个民意的增长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总量或者增速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这也在“十四五”规划中——重新提出多种分配、共同富裕——得到印证。
具体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早在2016年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被淘汰，而那些新上的高端的制造业产能，不仅能够满足外国需求，也在不断满足国内由于收入增加而产生的需求升级的需要。因此，近期我们提出的需求侧改革，不能简简单单将其视为刺激需求，因为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想到信贷宽松等政策，实际上这些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做过，现阶段的需求侧改革是要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收入上升，从而产生需求端的升级以及新的需求，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我相信，鉴于未来我们通过分配的改革，改革产生的收入上升，以及低收入人群生活改善产生的新的需求，中国2035年后达到4-5个百分点的名义增长率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
Q
FT中文网：近期中国监管层对科技公司反垄断信号加强，这对中国科技企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对那些有意赴港上市的科技企业估值会有哪些影响？对于投资者而言，中概股回归意味着什么？
洪灏：现阶段反垄断全球化趋势已经初露端倪。欧洲是一个行动较快的地区，旨在控制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欧洲的垄断地位。实际上，全球大型垄断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来自美国，因此，欧洲要立法监管美国公司其实是非常难的，不过，好在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美国方面，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国会对大型科技企业垄断地位的调查，同时它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比如要分拆Facebook的设想，不过这些都处于一个提议的阶段。
具体到中国，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实际操作的阶段，比如蚂蚁集团、社区团购等，不过虽然监管层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但现阶段还是远远不够的。不可否认，随着这些科技企业的不断成长，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这些都是以牺牲那些小公司、小企业为代价换来的。因此，这些科技企业不仅仅是要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创造利润服务自己的股东，更应该以造福社会为目标。
从监管的角度看，监管层短期重点应该限制一些新的收购并购，同时限制那些规定外的利润率。当科技企业利润率达到一定规模，将超额利润率如何分享、造福社会，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实现的，同时这些手段也不会特别大的伤害到投资人的利益以及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现阶段反垄断立法还处于初步探讨、起草的阶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这个趋势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
今年互联网公司有非常好的收益，股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估值也在不断提升，但反垄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将这些企业短期的上涨势头压制。不过，“十四五”规划中新的发展目标也给科技企业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这无疑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
详情链接：https://t.cn/A6JvJHjh
#晨报评论# 【不奢望富豪回报社会，只希望富豪依法纳税！】岁末年关，每个人都在掂量自己这一年的劳动所得，在疫情的打击下，很多行业都不太景气，体现到普通人的钱袋子里，就是收入少得可怜。这个时候，当我们看到某某明星的丈夫突然去世，留下数百亿资产，看到某某电商主播偷税漏税，被罚十几个亿，看到某某优质偶像跟老婆闹离婚，双方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中涉及的都是天价的财富标码，就多少会有些惊叹，甚至还会失衡。这个世界，有钱人怎么那么会赚钱？贫富差距怎么可以如此悬殊？贫穷一再限制着我们的想象，就在电商主播偷税被罚的同一天，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高调宣称，今年他将缴纳110亿美元税收。光税收就有这么多，可见他的身价有多么惊人，况且这还是远远没缴够的数字。
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仇富或者眼红显然是不可取的，富豪们会赚钱，各有各的门道，也各有各的时运。妄自菲薄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都在靠劳动吃饭，都在遵纪守法尽职尽能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但是，如何推动这个社会的公平，如何让自食其力的人更宽裕、更体面地生活，如何让财富不那么像泄了洪似的只向富豪们涌入，却像堵气似的就是不肯向卖力工作的普通人光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财富有其密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掌握，均富也未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尽管一个励精图治的成功的政府可以做到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如何避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依然是各国执政者们孜孜以求希望企及的现实目标。为此，税收就是控制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平衡的最可行的工具，所谓的平衡并不是均富，而是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就出在富人们越有钱越想着如何逃税避税，他们舍不得刚入账的巨额财富还没捂热就要拿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上交给国家。#税务总局立案调查多领域偷逃税款问题#
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相通的，当他属于橄榄球的中下部分群体，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他甚至都不闻不问，但当他属于橄榄球上方的尖尖角时，他就本能地认为自己应当与众不同，认为现有的税收机制不应当对他形成约束，认为付出相应的税款是吃了大亏，尤其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缴税的法制意识却没有以几何级数跟上，这就是财运和修养的矛盾。他们忘记每个公民存在于社会就要遵守与这个社会的契约。有人会说，契约是政府定的，而政府未必就是称职的，所以我不想把钱交给政府去运作，持这种想法的狂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埃隆·马斯克。比如：拜登政府有意加征一项“亿万富翁税”，用以支付大基建和扩大社会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费用，马斯克却情绪激烈地反驳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率从2000年的56%升至现在的126%，国债规模高达28.9万亿，就算向亿万富翁征收100%的税，也难填补这个亏空。马斯克的言论乍听有理，但是，结合他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只缴纳了实际收入3.27%的税款，甚至2018年全年未缴税，就能看出他的抗辩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在抗辩酝酿中的新税费之前，他在已有税制规定内的纳税记录并不光彩。
民主党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是那个波士顿首位华裔女市长的政治导师）催促马斯克应该做个依法纳税的好公民，沃伦隔空喊话马斯克，是因为马斯克以世界首富的身份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地位越高，示范效应与责任意识也理应更强，马斯克却很不客气地回应说：如果你把眼睛睁开看两秒钟，就会明白今年我缴的税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要多。早前，另一位竞选过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超级富豪支付自己的那一份”，马斯克却在推文下面留言说：我老是忘了你还活着。马斯克对于纳税这件事情的排斥可想而知了，他显然认为自己足够的聪明，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制度左右，也认为自己自有一套崭新的做法体现他对社会的回馈。他说：与其缴纳数百亿美元税款给政府，不如用这笔钱把人类送上火星，保护人类的意识之光。听起来特立独行而且势在必得，可是，剥去理想的光泽，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想法首先是不合法的。
全世界的顶级富豪们并不都像马斯克那样以理想为名用傲慢的口吻去硬怼制度，大多数不愿缴税的人则是静悄悄地去摸索避税的各种套路，他们有的借助私人银行把资金转移到像瑞士和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港；有的在避税港设立公司，中国很多互联网巨头就把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作为公司的注册地；有的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基金或者购买海外保险来避税，比如那位众所周知的华人首富；有的干脆就入籍瑞士、列支敦士登、安道尔、摩纳哥这样的低税甚至无税国家；还有的把自己的收入申报成外部投资的利息和股息，比如亚马逊的贝索斯，或者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以躲避税收，比如股神巴菲特。富豪们挖空心思不让财产脱手，他们所用的套路五花八门，完全不在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只能说，贫穷再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种是把公司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从事公益慈善的事业，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些股权创造的价值以及分红可以免征所得税，最著名的是盖茨基金会，其实马斯克也创办了马斯克基金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人们还是不禁会问：它的社会价值和避税功能究竟哪个更占上风？
如果说文明纳税体现的是公民的守法意识，那么回报社会体现的就是公民的道德修养，按照一般的看法，守法是义务，道德是在此基础上的更高要求，但是对一个目空一切的人来说，法律和道德恐怕都要以他的标准来书写，甚至不分高低前后，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漏税的马斯克显然是不合法的，但是，马斯克想要跳过法律法规这一关直接探讨道德，他认为，在创新的领域开疆拓土本身就是造福人类。他的想法可以说是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政府，超越了社会。马斯克的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善心是否偏执地怀疑任何组织机构，而迷信于个人的能力？举一个例子也许能见分晓。十月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曾呼吁全球富豪行动起来缓解世界粮食危机，他着重点名马斯克，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更直接地呼吁马斯克捐出66亿美元拯救4200万饥饿的生命。马斯克沉寂许久以后才跳出来回应：如果你能给出公开、透明、详细的解决问题的计划，我就立即抛售特斯拉股票，捐出这60多亿。但当世界粮食计划署如约公布了详细的计划，马斯克却至今未再回应。
捐不捐款当然是个人的意愿，世界粮食计划署不过是发出了一个呼吁，这种善意的建议不应被视作道德的绑架。事实上，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作为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捐款额在顶级富豪中却是最少的，这也的确说不过去。你可以说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修养，但是，马斯克的回应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并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我并非无视传统的价值观，而是怀疑你们这些官方机构运作资金的能力。莫非马斯克真的相信自己会比联合国做得更好？看他最终如何自圆其说。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可能确实想知道这笔钱会如何使用。联合国那么多年筹集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贫困地区，为什么都石沉大海？饥寒贫困依然没有解决，是不是工作方式有问题？对于这个疑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七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上有过一段流传甚广的演讲，他说：我们根本没有反思贫困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殖民历史，却指责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好好管理自己？”萨克斯教授还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联合国的核心预算每年只有30亿美元却质问“事情为什么不顺利？”萨克斯教授极力建议阻止“避税天堂”，他说：当今世界的2775位顶级富豪拥有13.1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如果他们想去太空，至少可以把钱留在地球上解决关键的问题。萨克斯教授最后那句呼吁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浪漫的预言，在期待富豪们回报社会之前，我们现在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够依法纳税！这种期待不仅针对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富豪们，也针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有钱人！（顾文俊）
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仇富或者眼红显然是不可取的，富豪们会赚钱，各有各的门道，也各有各的时运。妄自菲薄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都在靠劳动吃饭，都在遵纪守法尽职尽能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但是，如何推动这个社会的公平，如何让自食其力的人更宽裕、更体面地生活，如何让财富不那么像泄了洪似的只向富豪们涌入，却像堵气似的就是不肯向卖力工作的普通人光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财富有其密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掌握，均富也未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尽管一个励精图治的成功的政府可以做到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如何避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依然是各国执政者们孜孜以求希望企及的现实目标。为此，税收就是控制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平衡的最可行的工具，所谓的平衡并不是均富，而是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就出在富人们越有钱越想着如何逃税避税，他们舍不得刚入账的巨额财富还没捂热就要拿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上交给国家。#税务总局立案调查多领域偷逃税款问题#
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相通的，当他属于橄榄球的中下部分群体，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他甚至都不闻不问，但当他属于橄榄球上方的尖尖角时，他就本能地认为自己应当与众不同，认为现有的税收机制不应当对他形成约束，认为付出相应的税款是吃了大亏，尤其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缴税的法制意识却没有以几何级数跟上，这就是财运和修养的矛盾。他们忘记每个公民存在于社会就要遵守与这个社会的契约。有人会说，契约是政府定的，而政府未必就是称职的，所以我不想把钱交给政府去运作，持这种想法的狂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埃隆·马斯克。比如：拜登政府有意加征一项“亿万富翁税”，用以支付大基建和扩大社会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费用，马斯克却情绪激烈地反驳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率从2000年的56%升至现在的126%，国债规模高达28.9万亿，就算向亿万富翁征收100%的税，也难填补这个亏空。马斯克的言论乍听有理，但是，结合他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只缴纳了实际收入3.27%的税款，甚至2018年全年未缴税，就能看出他的抗辩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在抗辩酝酿中的新税费之前，他在已有税制规定内的纳税记录并不光彩。
民主党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是那个波士顿首位华裔女市长的政治导师）催促马斯克应该做个依法纳税的好公民，沃伦隔空喊话马斯克，是因为马斯克以世界首富的身份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地位越高，示范效应与责任意识也理应更强，马斯克却很不客气地回应说：如果你把眼睛睁开看两秒钟，就会明白今年我缴的税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要多。早前，另一位竞选过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超级富豪支付自己的那一份”，马斯克却在推文下面留言说：我老是忘了你还活着。马斯克对于纳税这件事情的排斥可想而知了，他显然认为自己足够的聪明，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制度左右，也认为自己自有一套崭新的做法体现他对社会的回馈。他说：与其缴纳数百亿美元税款给政府，不如用这笔钱把人类送上火星，保护人类的意识之光。听起来特立独行而且势在必得，可是，剥去理想的光泽，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想法首先是不合法的。
全世界的顶级富豪们并不都像马斯克那样以理想为名用傲慢的口吻去硬怼制度，大多数不愿缴税的人则是静悄悄地去摸索避税的各种套路，他们有的借助私人银行把资金转移到像瑞士和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港；有的在避税港设立公司，中国很多互联网巨头就把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作为公司的注册地；有的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基金或者购买海外保险来避税，比如那位众所周知的华人首富；有的干脆就入籍瑞士、列支敦士登、安道尔、摩纳哥这样的低税甚至无税国家；还有的把自己的收入申报成外部投资的利息和股息，比如亚马逊的贝索斯，或者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以躲避税收，比如股神巴菲特。富豪们挖空心思不让财产脱手，他们所用的套路五花八门，完全不在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只能说，贫穷再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种是把公司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从事公益慈善的事业，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些股权创造的价值以及分红可以免征所得税，最著名的是盖茨基金会，其实马斯克也创办了马斯克基金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人们还是不禁会问：它的社会价值和避税功能究竟哪个更占上风？
如果说文明纳税体现的是公民的守法意识，那么回报社会体现的就是公民的道德修养，按照一般的看法，守法是义务，道德是在此基础上的更高要求，但是对一个目空一切的人来说，法律和道德恐怕都要以他的标准来书写，甚至不分高低前后，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漏税的马斯克显然是不合法的，但是，马斯克想要跳过法律法规这一关直接探讨道德，他认为，在创新的领域开疆拓土本身就是造福人类。他的想法可以说是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政府，超越了社会。马斯克的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善心是否偏执地怀疑任何组织机构，而迷信于个人的能力？举一个例子也许能见分晓。十月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曾呼吁全球富豪行动起来缓解世界粮食危机，他着重点名马斯克，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更直接地呼吁马斯克捐出66亿美元拯救4200万饥饿的生命。马斯克沉寂许久以后才跳出来回应：如果你能给出公开、透明、详细的解决问题的计划，我就立即抛售特斯拉股票，捐出这60多亿。但当世界粮食计划署如约公布了详细的计划，马斯克却至今未再回应。
捐不捐款当然是个人的意愿，世界粮食计划署不过是发出了一个呼吁，这种善意的建议不应被视作道德的绑架。事实上，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作为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捐款额在顶级富豪中却是最少的，这也的确说不过去。你可以说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修养，但是，马斯克的回应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并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我并非无视传统的价值观，而是怀疑你们这些官方机构运作资金的能力。莫非马斯克真的相信自己会比联合国做得更好？看他最终如何自圆其说。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可能确实想知道这笔钱会如何使用。联合国那么多年筹集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贫困地区，为什么都石沉大海？饥寒贫困依然没有解决，是不是工作方式有问题？对于这个疑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七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上有过一段流传甚广的演讲，他说：我们根本没有反思贫困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殖民历史，却指责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好好管理自己？”萨克斯教授还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联合国的核心预算每年只有30亿美元却质问“事情为什么不顺利？”萨克斯教授极力建议阻止“避税天堂”，他说：当今世界的2775位顶级富豪拥有13.1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如果他们想去太空，至少可以把钱留在地球上解决关键的问题。萨克斯教授最后那句呼吁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浪漫的预言，在期待富豪们回报社会之前，我们现在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够依法纳税！这种期待不仅针对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富豪们，也针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有钱人！（顾文俊）
【反思韦尔奇&董明珠现象】
强人式企业家的失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以选选择，并且“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
GE 140多年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在中国家喻户晓，一个是创始人爱迪生，另外一个就是杰克·韦尔奇。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后，杰克·韦尔奇在中国作为全球最伟大企业的创造者，受到了中国精英群体的顶礼膜拜。他退休后阐明自己管理思想的著作《赢》，仅中文版不算盗版都卖出了上百万册，堪称是经济管理类图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话。
时过境迁，之后的20年，GE衰落的消息不断。今年11月初，GE宣布将迎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变革，未来几年通用电气将被肢解分拆为三家上市公司，一家医疗、一家能源、一家航空，其中航空发动机将继承GE的品牌。
有观点认为，通用被肢解意味着其已病入膏肓；也有观点认为，这说明通用已经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
反思GE衰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功勋CEO杰克·韦尔奇的短视行为所致，当年的瘦身计划中，砍掉了有可能担纲公司未来的业务，如半导体。也有人认为是他过度逐利，将公司金融化，让公司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基因，而这正是GE最宝贵的。
近些年，让韦尔奇为GE衰落“背锅”的言论不少。就连2020年韦尔奇去世时，美国媒体纪念他的文章后面，很多留言也不是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一些人诟病他的末位淘汰制，另外一些人把GE衰落归结于他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从而丧失了令企业及时通过早期研发和布局实现迭代的机会。甚至有人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安在他的头上，因为据说最多的时候，财富500强中有100多家的CEO是从GE走出来的，因而他们把“病毒”带到整个美国企业。
这种所谓的反思，淡化了韦尔奇主政GE期间创造的辉煌业绩。20年间，他把GE带上了全球企业市值的顶峰，公司市值从120亿美元增至4100亿美元，年营业额从250亿美元增至1400亿美元，获利由15亿美元上升到127亿美元。
从韦尔奇身上不难看到，虽然“胜利者不接受批评”，但对企业来说，在企业辉煌时交棒，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能否让接任者接得住、走得远，也是人们评价企业家的标准之一。
1
不夸张地说，通用电气的历史就是美国工业创新史。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和直流供电系统之后，1895年通用电气建造了世界最大的电气机车，1896年设计了世界第一台商用的X光机，1938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只日光灯，1942年成功制造了美国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1947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双门冰箱，1957年建立世界第一家核电厂。
从1878年爱迪生建立企业算起，到1981年韦尔奇晋升CEO，GE走过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交接过7次掌门人。
在“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业化中期的黄金岁月中，GE四处开花，成为一家跨越众多领域无所不包的巨型公司。而70年代，石油危机和美国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的双重压力让美国经济陷入泥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成功转型进入工业化后期。韦尔奇带领的GE及时地找准了这个节拍，通过剥离非赢利业务和裁员大刀阔斧的瘦身，成为这次转型的带头大哥。
如果非要说GE的衰败和杰克·韦尔奇有关，那也只能说接任者难以接得住极具韦尔奇个人色彩的多元化商业帝国，尽管接任者伊梅尔特是韦尔奇用八年时间精挑细选，亲手培养出来的。
2
韦尔奇早在1993年就开始物色接班人，经过层层筛选，1994年选出23人。这些人年龄在36岁到58岁之间，每年董事会对他们评估两次。另外还有其他发展活动，每次韦尔奇都参加。到了1998年，韦尔奇确定了三位人选，2001年卸任时，韦尔奇最终从中选择了伊梅尔特。
不过，传奇很难复制，也不容复制，所谓经营大师，只是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位置当时做到了最好而已。正如有观点直言“很多时候，韦尔奇有卓越的领导力，可惜他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力卓越在哪里，因而没有找到跟自己一样卓越的接班人”。
当2001年伊梅尔特接手时，GE已经成为一家关注短期利润的相对成熟、财务驱动的多元化企业。而伊梅尔特是个按部就班的接班人，完全按照韦尔奇和董事会的期望做事。他虽然做了一些改变，但没能扭转GE整体重金融、轻制造的倾向，反而变本加厉，延续了之前的做法。
按此惯性，2015年，GE耗资123.5亿欧元并购法国阿尔斯通；2017年7月，GE又并购了世界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总投入高达300多亿美元。不过，这两笔并购加速了GE的衰败，因为那时候全球已经进入能源变革时代。再生能源正蓬勃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长期而言处在下滑趋势中。
GE没有因并购赚到快钱，反而为自身带来了巨大风险和潜在的信任危机，并很快陷入经营泥潭。
3
刚顺利交班的原海尔掌舵者张瑞敏，他曾说过颇为知名的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或许正是张瑞敏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2005年就提出了符合互联网时代公司发展战略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并用16年的时间去实践和不断迭代，直到今年海尔的各项数据指标都出现高光的时刻，他才正式卸任。为此，张瑞敏的交班没有引起什么反对声音，想必继任者周云杰上任之后也不会出现伊梅尔特式的困扰。
截至目前，国内三大白色家电巨头中，海尔和美的掌门人均已实现了顺利交班，唯有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依然在位，她曾于2018年明确表态：“格力不能更好运营，我绝不交班。”现实情况是，今年以来，格力的业绩不尽如人意，市值也落后于海尔和美的。所以，董明珠应该不会立刻退休。
众所周知，董明珠同样是个传奇。“剑胆琴心”的她个人能力超强，打造的企业文化也很强，在她的带领之下，格力电器由一家地方企业发展为了国内家电行业的领军者之一，并一直在多元化发展，先后涉足手机、汽车等领域。只是，由于她个人对企业的影响太大，多年来在管理方面的沉淀又乏善可陈，现年已67岁，却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使得交班成了“老大难”问题。
近一段时间，她宣称正在培养自己22岁的美女秘书，似乎在回应问题。不过，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她为带货使出的营销新招。不容忽视的是，2020年8月，格力副总裁兼董秘望靖东辞职，2021年2月，格力执行总裁黄辉辞职。这两位曾被外界视为董明珠的潜在“接班人”，却在关键时刻先后出局，这多少让我们对董明珠将来的交班又捏了一把汗。
GE的衰落，源于伊梅尔特的洞察力不足，以及韦尔奇时代超级成功带来的短视和功利文化的副作用。多年之后，GE最终被道琼斯指数剥离的时候，很多人把这种衰落认为是韦尔奇埋下的隐患。回顾韦尔奇交班的过程和结果，不由让人感叹，企业家应该能够建立起管理体系，得让接班人能够驾驭整个企业。如果交给继任者的是一个体系庞杂，主要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资源才能驾驭的企业，即便当时企业风生水起，时间一长也难以掌控。
韦尔奇的交班经历还让我们意识到，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选，“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如果这个杰出企业家不重视机制建设，不从长计议，即便提前物色接班人，煞费苦心进行培养，最终也只能事倍功半。#老铁说股##财经##该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
强人式企业家的失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以选选择，并且“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
GE 140多年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在中国家喻户晓，一个是创始人爱迪生，另外一个就是杰克·韦尔奇。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后，杰克·韦尔奇在中国作为全球最伟大企业的创造者，受到了中国精英群体的顶礼膜拜。他退休后阐明自己管理思想的著作《赢》，仅中文版不算盗版都卖出了上百万册，堪称是经济管理类图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话。
时过境迁，之后的20年，GE衰落的消息不断。今年11月初，GE宣布将迎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变革，未来几年通用电气将被肢解分拆为三家上市公司，一家医疗、一家能源、一家航空，其中航空发动机将继承GE的品牌。
有观点认为，通用被肢解意味着其已病入膏肓；也有观点认为，这说明通用已经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
反思GE衰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功勋CEO杰克·韦尔奇的短视行为所致，当年的瘦身计划中，砍掉了有可能担纲公司未来的业务，如半导体。也有人认为是他过度逐利，将公司金融化，让公司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基因，而这正是GE最宝贵的。
近些年，让韦尔奇为GE衰落“背锅”的言论不少。就连2020年韦尔奇去世时，美国媒体纪念他的文章后面，很多留言也不是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一些人诟病他的末位淘汰制，另外一些人把GE衰落归结于他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从而丧失了令企业及时通过早期研发和布局实现迭代的机会。甚至有人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安在他的头上，因为据说最多的时候，财富500强中有100多家的CEO是从GE走出来的，因而他们把“病毒”带到整个美国企业。
这种所谓的反思，淡化了韦尔奇主政GE期间创造的辉煌业绩。20年间，他把GE带上了全球企业市值的顶峰，公司市值从120亿美元增至4100亿美元，年营业额从250亿美元增至1400亿美元，获利由15亿美元上升到127亿美元。
从韦尔奇身上不难看到，虽然“胜利者不接受批评”，但对企业来说，在企业辉煌时交棒，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能否让接任者接得住、走得远，也是人们评价企业家的标准之一。
1
不夸张地说，通用电气的历史就是美国工业创新史。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和直流供电系统之后，1895年通用电气建造了世界最大的电气机车，1896年设计了世界第一台商用的X光机，1938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只日光灯，1942年成功制造了美国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1947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双门冰箱，1957年建立世界第一家核电厂。
从1878年爱迪生建立企业算起，到1981年韦尔奇晋升CEO，GE走过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交接过7次掌门人。
在“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业化中期的黄金岁月中，GE四处开花，成为一家跨越众多领域无所不包的巨型公司。而70年代，石油危机和美国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的双重压力让美国经济陷入泥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成功转型进入工业化后期。韦尔奇带领的GE及时地找准了这个节拍，通过剥离非赢利业务和裁员大刀阔斧的瘦身，成为这次转型的带头大哥。
如果非要说GE的衰败和杰克·韦尔奇有关，那也只能说接任者难以接得住极具韦尔奇个人色彩的多元化商业帝国，尽管接任者伊梅尔特是韦尔奇用八年时间精挑细选，亲手培养出来的。
2
韦尔奇早在1993年就开始物色接班人，经过层层筛选，1994年选出23人。这些人年龄在36岁到58岁之间，每年董事会对他们评估两次。另外还有其他发展活动，每次韦尔奇都参加。到了1998年，韦尔奇确定了三位人选，2001年卸任时，韦尔奇最终从中选择了伊梅尔特。
不过，传奇很难复制，也不容复制，所谓经营大师，只是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位置当时做到了最好而已。正如有观点直言“很多时候，韦尔奇有卓越的领导力，可惜他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力卓越在哪里，因而没有找到跟自己一样卓越的接班人”。
当2001年伊梅尔特接手时，GE已经成为一家关注短期利润的相对成熟、财务驱动的多元化企业。而伊梅尔特是个按部就班的接班人，完全按照韦尔奇和董事会的期望做事。他虽然做了一些改变，但没能扭转GE整体重金融、轻制造的倾向，反而变本加厉，延续了之前的做法。
按此惯性，2015年，GE耗资123.5亿欧元并购法国阿尔斯通；2017年7月，GE又并购了世界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总投入高达300多亿美元。不过，这两笔并购加速了GE的衰败，因为那时候全球已经进入能源变革时代。再生能源正蓬勃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长期而言处在下滑趋势中。
GE没有因并购赚到快钱，反而为自身带来了巨大风险和潜在的信任危机，并很快陷入经营泥潭。
3
刚顺利交班的原海尔掌舵者张瑞敏，他曾说过颇为知名的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或许正是张瑞敏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2005年就提出了符合互联网时代公司发展战略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并用16年的时间去实践和不断迭代，直到今年海尔的各项数据指标都出现高光的时刻，他才正式卸任。为此，张瑞敏的交班没有引起什么反对声音，想必继任者周云杰上任之后也不会出现伊梅尔特式的困扰。
截至目前，国内三大白色家电巨头中，海尔和美的掌门人均已实现了顺利交班，唯有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依然在位，她曾于2018年明确表态：“格力不能更好运营，我绝不交班。”现实情况是，今年以来，格力的业绩不尽如人意，市值也落后于海尔和美的。所以，董明珠应该不会立刻退休。
众所周知，董明珠同样是个传奇。“剑胆琴心”的她个人能力超强，打造的企业文化也很强，在她的带领之下，格力电器由一家地方企业发展为了国内家电行业的领军者之一，并一直在多元化发展，先后涉足手机、汽车等领域。只是，由于她个人对企业的影响太大，多年来在管理方面的沉淀又乏善可陈，现年已67岁，却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使得交班成了“老大难”问题。
近一段时间，她宣称正在培养自己22岁的美女秘书，似乎在回应问题。不过，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她为带货使出的营销新招。不容忽视的是，2020年8月，格力副总裁兼董秘望靖东辞职，2021年2月，格力执行总裁黄辉辞职。这两位曾被外界视为董明珠的潜在“接班人”，却在关键时刻先后出局，这多少让我们对董明珠将来的交班又捏了一把汗。
GE的衰落，源于伊梅尔特的洞察力不足，以及韦尔奇时代超级成功带来的短视和功利文化的副作用。多年之后，GE最终被道琼斯指数剥离的时候，很多人把这种衰落认为是韦尔奇埋下的隐患。回顾韦尔奇交班的过程和结果，不由让人感叹，企业家应该能够建立起管理体系，得让接班人能够驾驭整个企业。如果交给继任者的是一个体系庞杂，主要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资源才能驾驭的企业，即便当时企业风生水起，时间一长也难以掌控。
韦尔奇的交班经历还让我们意识到，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选，“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如果这个杰出企业家不重视机制建设，不从长计议，即便提前物色接班人，煞费苦心进行培养，最终也只能事倍功半。#老铁说股##财经##该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