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世上最寂寞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吃火锅，而是一群人吃火锅时，你却要在大家的略带惊恐的注视中吃完一份猪脑花。
对其他人来说，猪脑花就是猪脑花，但对蜀人而言，像生煎之于上海、热干面之于武汉、螺蛳粉之于柳州、手爪羊肉之于内蒙一样，是乡愁。他们常常对脑花那种入口即化、如慕斯般的口感魂萦梦绕，很多家庭更是将脑花奉为备战高考的健脑神物。
我一直以为，吃脑花是四川人（含重庆）才懂的爱。四川人也确实将脑花吃出了百般花样：冒脑花、卤脑花、烤脑花、爆炒脑花、煎脑花、脑花面、脑花做汤等等，对他们而言，蒸、烤、煮、烧，缺一不可，且普及程度应是冠绝全球的。
去年在贵阳才知道，此地吃脑花亦蔚然成风，普及程度可与巴蜀媲美。贵阳烧烤店以及很多路边摊，烤脑花随处可见，火锅店更是必备之物。
所以关于吃脑花普及地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穿越半个城只为一份脑花”的情形，多在我国西南地区上演。关于“吃脑花这件事为何吸引你？”我听过最诗意的回答：“因为盛放过灵魂”。
早期四川的家常做法，有用天麻蒸脑花的，但不论怎么做，味道都难令本地人接受而逐渐消失。将脑花加入高汤或鸡汤中同炖，是有高中学子的家庭的经常做法。真正美味的家常做法，是与仔姜和青椒同炒，或与豆腐一起麻婆，或者将脑花与鸡蛋混合，一起煎来吃。年初参与年货专刊，听一位川菜大师说起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是将脑花用黄酒浸泡片刻后，与鸡蛋融合放入姜片、冰糖，隔水蒸。
烤脑花是贵阳、成都、重庆时下最火爆的吃法，是街头宵夜一景。四川、重庆是将脑花放置在锡箔纸上直接烤，有的会放片藕垫在里头，提前拌好了红油、红椒、青椒、花椒、榨菜、香菜、孜然等佐料，比例、搭配是脑花的致胜关键。
贵阳的烤脑花通常是生菜叶打底，佐料大同小异，同样是放在锡箔纸里，但将折耳根切成丁变成烤脑花的调料，是贵阳独有。
脑花置于炭火之上，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脑花每一条纹路里浸泡进去。因脑髓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猪脑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故拿捏要准，烤的时候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要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嗤嗤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至金黄。
脑花经久不衰的吃法当然是下火锅，往往是火锅的荤菜已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入。如果点的是鸳鸯锅，你径直把脑花倒进白汤里，和你一起吃火锅的四川人，如果眼神能杀人，这时你早已被射穿多遍。巴蜀之地吃脑花，记住，进火锅只能到红汤。按照他们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纳进去，所以猪脑的味道并不单调，而是很丰富。
贵阳脑花下火锅是红汤白汤不忌的，当地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白汤里煮出的猪脑也别有风味，有一些人觉得，猪脑本来就很嫩，有点腥甜，在红汤里煮会掩盖它的本味。当然，即便从白汤取出，还有蘸水在侧，临时改主意也不是问题。贵州特有的酸汤鱼火锅，吃完鱼后用酸汤煮猪脑，亦不算少见。
葡萄美酒夜光杯，脑花葱丝盘上堆。多少人爱脑花味道的入木三分，爱它的吹弹可破，明明知道此物胆固醇极高，肠胃不适者还会拉肚子，却甘愿一博，这感觉不觉相似么？好似明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却甘愿飞蛾扑火；好似明知道没有酬劳的加班，却无奈欲拒还迎。
人对于脑花这玩意，与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其实世间食材皆是如此，爱吃的视之如命，不爱吃的视如草芥。据说喜爱之人，烤脑花三个字，都能令其垂涎三尺；对脑花恐惧者，无法直视的纹路是多数人突破不了的业障。记得前些年，6个谈脑花色变的人一起吃火锅，起哄要一起吃一口，并且已有了“共赴黄泉”般的思想准备，当煮好的脑花齐齐送到嘴巴后，两个人是吐了的。
我认识的一个成都姑娘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后来成都姑娘去了北京，在一次次火锅局中，吃脑花时，每个人仿佛在看食人魔一般，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至于后来每一次大快朵颐都要战战兢兢。
接受不了脑花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多，一群北方人和四川人一起吃火锅，一团颤颤巍巍的猪脑下了锅，很多人是不敢再往锅里涮菜的。
吃脑花并非西南地区专利，只是其他地区远不如他们爱之深，更谈不上普及。武汉是我见过吃脑花仅次于贵阳、成都的，但非火锅中的常见食材，多见于烧烤摊；江浙一带吃脑花虽从未流行，但渊源是有的，杭州一带有酱油蒸猪脑的做法，本地酱油淋在脑花上，恰到好处的蒸，取其嫩与鲜；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与四川常见的脑花豆腐差不多；广东有一道汤：天麻炖猪脑，作为炖盅的材料，猪脑确实挺合适，只是天麻的味道影响了汤的口感，现在一般用枸杞来炖，吃的时候加点胡椒粉。
河南开封，很多人打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街边夜市多有出售，十几个羊头骨摆成金字塔状，是小摊常见“招牌”。买下一个后，老板把天灵盖撬开，捧着头骨拿着筷子就能吃到里面的脑花了。
虽然国内“对付”脑花的办法远比国外多，但目前真正开始在西南之外城市流行的，还是以烤为主：洛阳牡丹广场南街的霸道烤脑花，算是洛阳第一家烤脑花，那个女研究生老板还上过本地新闻；北京南锣鼓巷有家“脑子加工厂”，招牌是烤脑花和脑子沙拉；在上海，红料理、付小姐在成都、椒羞等几家以川味馆开始卖烤脑花，食客们经常蜂拥而至。看了看食客们对他们的评论，很明确的显示出，做脑花生意，无论如何也讨好不了不爱之人。
作为一名写吃的记者，对吃脑花难以下箸，我深感羞愧。火锅、烧烤乃至西餐做的脑花，我都浮光掠影的戳过一点，但头皮发麻掩盖了一切美好。只要一想到刚取出来的猪脑会抽动，会冒着热气，并且血丝密布，还有那些皱褶，我深感无力驾驭。
《暗黑料理：一碗脑花的爱恨情仇》文 | 程磊
对其他人来说，猪脑花就是猪脑花，但对蜀人而言，像生煎之于上海、热干面之于武汉、螺蛳粉之于柳州、手爪羊肉之于内蒙一样，是乡愁。他们常常对脑花那种入口即化、如慕斯般的口感魂萦梦绕，很多家庭更是将脑花奉为备战高考的健脑神物。
我一直以为，吃脑花是四川人（含重庆）才懂的爱。四川人也确实将脑花吃出了百般花样：冒脑花、卤脑花、烤脑花、爆炒脑花、煎脑花、脑花面、脑花做汤等等，对他们而言，蒸、烤、煮、烧，缺一不可，且普及程度应是冠绝全球的。
去年在贵阳才知道，此地吃脑花亦蔚然成风，普及程度可与巴蜀媲美。贵阳烧烤店以及很多路边摊，烤脑花随处可见，火锅店更是必备之物。
所以关于吃脑花普及地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穿越半个城只为一份脑花”的情形，多在我国西南地区上演。关于“吃脑花这件事为何吸引你？”我听过最诗意的回答：“因为盛放过灵魂”。
早期四川的家常做法，有用天麻蒸脑花的，但不论怎么做，味道都难令本地人接受而逐渐消失。将脑花加入高汤或鸡汤中同炖，是有高中学子的家庭的经常做法。真正美味的家常做法，是与仔姜和青椒同炒，或与豆腐一起麻婆，或者将脑花与鸡蛋混合，一起煎来吃。年初参与年货专刊，听一位川菜大师说起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是将脑花用黄酒浸泡片刻后，与鸡蛋融合放入姜片、冰糖，隔水蒸。
烤脑花是贵阳、成都、重庆时下最火爆的吃法，是街头宵夜一景。四川、重庆是将脑花放置在锡箔纸上直接烤，有的会放片藕垫在里头，提前拌好了红油、红椒、青椒、花椒、榨菜、香菜、孜然等佐料，比例、搭配是脑花的致胜关键。
贵阳的烤脑花通常是生菜叶打底，佐料大同小异，同样是放在锡箔纸里，但将折耳根切成丁变成烤脑花的调料，是贵阳独有。
脑花置于炭火之上，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脑花每一条纹路里浸泡进去。因脑髓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猪脑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故拿捏要准，烤的时候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要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嗤嗤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至金黄。
脑花经久不衰的吃法当然是下火锅，往往是火锅的荤菜已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入。如果点的是鸳鸯锅，你径直把脑花倒进白汤里，和你一起吃火锅的四川人，如果眼神能杀人，这时你早已被射穿多遍。巴蜀之地吃脑花，记住，进火锅只能到红汤。按照他们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纳进去，所以猪脑的味道并不单调，而是很丰富。
贵阳脑花下火锅是红汤白汤不忌的，当地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白汤里煮出的猪脑也别有风味，有一些人觉得，猪脑本来就很嫩，有点腥甜，在红汤里煮会掩盖它的本味。当然，即便从白汤取出，还有蘸水在侧，临时改主意也不是问题。贵州特有的酸汤鱼火锅，吃完鱼后用酸汤煮猪脑，亦不算少见。
葡萄美酒夜光杯，脑花葱丝盘上堆。多少人爱脑花味道的入木三分，爱它的吹弹可破，明明知道此物胆固醇极高，肠胃不适者还会拉肚子，却甘愿一博，这感觉不觉相似么？好似明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却甘愿飞蛾扑火；好似明知道没有酬劳的加班，却无奈欲拒还迎。
人对于脑花这玩意，与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其实世间食材皆是如此，爱吃的视之如命，不爱吃的视如草芥。据说喜爱之人，烤脑花三个字，都能令其垂涎三尺；对脑花恐惧者，无法直视的纹路是多数人突破不了的业障。记得前些年，6个谈脑花色变的人一起吃火锅，起哄要一起吃一口，并且已有了“共赴黄泉”般的思想准备，当煮好的脑花齐齐送到嘴巴后，两个人是吐了的。
我认识的一个成都姑娘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后来成都姑娘去了北京，在一次次火锅局中，吃脑花时，每个人仿佛在看食人魔一般，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至于后来每一次大快朵颐都要战战兢兢。
接受不了脑花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多，一群北方人和四川人一起吃火锅，一团颤颤巍巍的猪脑下了锅，很多人是不敢再往锅里涮菜的。
吃脑花并非西南地区专利，只是其他地区远不如他们爱之深，更谈不上普及。武汉是我见过吃脑花仅次于贵阳、成都的，但非火锅中的常见食材，多见于烧烤摊；江浙一带吃脑花虽从未流行，但渊源是有的，杭州一带有酱油蒸猪脑的做法，本地酱油淋在脑花上，恰到好处的蒸，取其嫩与鲜；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与四川常见的脑花豆腐差不多；广东有一道汤：天麻炖猪脑，作为炖盅的材料，猪脑确实挺合适，只是天麻的味道影响了汤的口感，现在一般用枸杞来炖，吃的时候加点胡椒粉。
河南开封，很多人打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街边夜市多有出售，十几个羊头骨摆成金字塔状，是小摊常见“招牌”。买下一个后，老板把天灵盖撬开，捧着头骨拿着筷子就能吃到里面的脑花了。
虽然国内“对付”脑花的办法远比国外多，但目前真正开始在西南之外城市流行的，还是以烤为主：洛阳牡丹广场南街的霸道烤脑花，算是洛阳第一家烤脑花，那个女研究生老板还上过本地新闻；北京南锣鼓巷有家“脑子加工厂”，招牌是烤脑花和脑子沙拉；在上海，红料理、付小姐在成都、椒羞等几家以川味馆开始卖烤脑花，食客们经常蜂拥而至。看了看食客们对他们的评论，很明确的显示出，做脑花生意，无论如何也讨好不了不爱之人。
作为一名写吃的记者，对吃脑花难以下箸，我深感羞愧。火锅、烧烤乃至西餐做的脑花，我都浮光掠影的戳过一点，但头皮发麻掩盖了一切美好。只要一想到刚取出来的猪脑会抽动，会冒着热气，并且血丝密布，还有那些皱褶，我深感无力驾驭。
《暗黑料理：一碗脑花的爱恨情仇》文 | 程磊
黄狗裴元庆
|||
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
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正在逃离燕郊的北漂们
ELLEMEN睿士
2022 年 3 月 18 日，大雪纷飞，王淼在北京通州白庙检查站前的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他已经在一望无际的人海中缓慢挪动了三个小时，身上单薄的羽绒服无法抵御大风侵袭，冷风肆意灌进领口，周围鸦雀无声，几乎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张望着前方仿佛已经凝固的队伍。
和王淼一样，很多居住在环京地带的上班族们都有个梦想：房子在环京，工作去北京。可是这两年的疫情，让他们不得不怀疑这只是个幻想。
雪天里的进京检查站
王淼上一次经过这个关卡还是11天前，那天室外温度很高，再加上体型偏胖，他随便抓了一件薄羽绒服便出门了。
等到中午，官方媒体突然发文，进京通道管控升级，环京通勤人群需持核酸证明进京，燕郊检查站也会对部分进京车辆进行劝返，而已进京且未提供证明人员，可能会收到弹窗。
不过王淼收到这些通知时，才刚刚坐到工位上。
他火速咨询居委会，对方告知他必须先回家做核酸，才可能有机会回北京上班，“现在先要弹窗了”。
燕郊和北京隔着一条潮白河
王淼感觉不妙，打开健康宝果然出现了“弹窗”，理论上，现在他必须马上回家，但是由于公司产品临近版本升级，最近一段时间根本无法脱身，思来想去，他决定先暂时偷偷住在公司。
王淼做得很低调，他去医院拿到阴性证明，然后跟主要领导说明了情况，在表达自己会定期做核酸的承诺后，领导应允了他暂住公司的请求。
由于没带任何生活用品，王淼晚上就睡在会议室沙发中，公司有健身房和洗澡间，这让他每天上班至少不会显得很落魄，只是衣服没办法换。
“本来计划着熬过这段疫情，等差不多都正常了再回家，没想到突然出现变故”，王淼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有些难过，“当时街道办把电话打到公司，问是不是有个弹窗人员一直住在这里，他们在电话里警告公司负责人，如果我不回燕郊，就会叫警察把我拉走”。
在这种压力下，王淼不得不选择在大雪天赶回家。
他想到了回燕郊的检查站可能会排队，所以用保温杯灌满了热水。但他没想到的是，同一时间里，在京工作的许多燕郊常住人员都接到了相同的电话，所以当天通过检查站的平均时长，在那天瞬间飙升到了 3 小时。
王淼焦躁地攥了攥领口，虽然他也明白这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温作用。他开始后悔，为什么十几天前没有穿上更厚的羽绒服，但又觉得这种自责来得冤枉，谁能想到那天之后，就没再回家呢？
唯一的选择：辞职
千辛万苦回到家的王淼最先收到的是居委会的嗔怪，“有个人说燕郊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在，净给我们添麻烦”，王淼觉得这句话让人好气又好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还是很难理解。谁都知道很多在燕郊买房的人都是为了去北京上班，怎么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叫添麻烦了呢？”
公司产品升级日期将近，王淼不仅要跟居委会掰扯何时才能回去上班，还要安抚领导情绪，告诉他会尽早回到工作岗位。“那几天光是想怎么跟领导道歉，就费尽了脑筋。”
虽然公司暂时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对王淼这个能承受得住每天几个小时通勤时间的人来说，繁琐的进出京环节，让他始终在精神临界状态。
在返家后第三天下午，王淼崩溃了。因为怎么也调试不好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他突然坐在客厅地板痛哭起来。
“我那天就提了辞职。”说到这些，王淼眼中满是疲惫。
“就是觉得累了。之前在北京工作，燕郊买房，每天都雄心壮志，从未退缩过。然而这几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之疫情期间连回家和上班都成了问题，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当时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所以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
当梦想变为幻想
和王淼一样，去北京工作、在燕郊买房，是买不起北京房子的北漂一族们为未来构想的美好蓝图之一，尤其是在2017年限购政策出台之前。
虽然拥堵的交通一度是无数打工人的通勤噩梦，但相比于如今的常态化核酸以及不确定的政策变化，两地奔波的候鸟生活还不算难捱。
李文2012年到2016年在北京读大学，虽然还是学生，但他的父母在当时颇有远见，“2014年，燕郊的房价每平米突破了一万，我爸当时背着我一个人去河北看房，房子看完了才告诉我。”
李文此前并不关心买房之类的事情，也从未想过父母当年执意让他填报北京志愿的良苦用心。但在那之后，他眼见着燕郊的房价涨了又涨，父亲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跟他提房子的事。
他也是后来才醒悟过来，是房子抢得太厉害了，“那时候新房售楼处还有因为买不到房子打架的”。
这团房地产泡沫在2017年随着燕郊的限购政策进入尾声。彼时的李文已经毕业，找到了一份留在北京的工作，虽然父母给他买好了房子，但李文并没有住去燕郊。
“太折腾了，每天通勤起码得浪费掉三个小时，上班已经够辛苦了，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再加上我们公司当时有租房补贴，公司附近3公里内可以减免一部分房租。”
不过，随着限购令的实施，李文明显感觉到，燕郊的房连出租都变得艰难了。前两年，他的上一任租客从北京回老家之后，房子更是空置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别说出租了，连房屋中介都关了好几家，我的房子原先挂牌了4家中介，后来只剩2家了，没什么人上门看房。”
所幸，当时家人帮忙购置的燕郊房产基本没有什么贷款。疫情以来，李文光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就听说了许多房贷断供的事情。“有的人半年还不上，房子就拿去法拍了，就算最后有人收，也就只有一半的价格，房子没了还得继续还六位数的钱。”
断供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因为降薪、裁员的，也有做小本生意结果在疫情中亏损的，还有因为生了孩子开销陡增的。
环京不如离京？
李文一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大厂，如今也算是老员工了，“但你知道，裁员就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哪天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燕郊收租来的钱差不多可以付清他在北京的房租，后来房子租不出去，他更没有回去住的打算，也跟家里商量过把房子出手的事情。
“爸妈表面上说起码要等涨一点再卖，但我隐隐觉得，他们还是对这套房子抱有希望。”
李文对北京户口没什么执念，尤其是燕郊逐步开放了落户政策，更是让他觉得，那些想通过投资燕郊房产来获得北京户口的想法，基本是指望不上了。
最近的北京疫情期间， 李文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说有人有意愿买下他手中的这套房，在各种线上沟通后，买家似乎下定了决心，也敲定了看房的日期，但他在6月11号又收到了燕郊要静态管理3天的消息。“也只能等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
三个月前从公司冲动辞职的王淼，也动起了卖掉燕郊房子的想法，通勤的痛苦之外，还有另一个让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的原因。
他在最近艰难的就业市场上发现，住在环京地带居然成了简历上的“污点”。一个招聘平台上的HR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家住得太远很难考虑offer，“他的原话是：‘燕郊可能得再等等了’”
ELLEMEN睿士
2022 年 3 月 18 日，大雪纷飞，王淼在北京通州白庙检查站前的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他已经在一望无际的人海中缓慢挪动了三个小时，身上单薄的羽绒服无法抵御大风侵袭，冷风肆意灌进领口，周围鸦雀无声，几乎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张望着前方仿佛已经凝固的队伍。
和王淼一样，很多居住在环京地带的上班族们都有个梦想：房子在环京，工作去北京。可是这两年的疫情，让他们不得不怀疑这只是个幻想。
雪天里的进京检查站
王淼上一次经过这个关卡还是11天前，那天室外温度很高，再加上体型偏胖，他随便抓了一件薄羽绒服便出门了。
等到中午，官方媒体突然发文，进京通道管控升级，环京通勤人群需持核酸证明进京，燕郊检查站也会对部分进京车辆进行劝返，而已进京且未提供证明人员，可能会收到弹窗。
不过王淼收到这些通知时，才刚刚坐到工位上。
他火速咨询居委会，对方告知他必须先回家做核酸，才可能有机会回北京上班，“现在先要弹窗了”。
燕郊和北京隔着一条潮白河
王淼感觉不妙，打开健康宝果然出现了“弹窗”，理论上，现在他必须马上回家，但是由于公司产品临近版本升级，最近一段时间根本无法脱身，思来想去，他决定先暂时偷偷住在公司。
王淼做得很低调，他去医院拿到阴性证明，然后跟主要领导说明了情况，在表达自己会定期做核酸的承诺后，领导应允了他暂住公司的请求。
由于没带任何生活用品，王淼晚上就睡在会议室沙发中，公司有健身房和洗澡间，这让他每天上班至少不会显得很落魄，只是衣服没办法换。
“本来计划着熬过这段疫情，等差不多都正常了再回家，没想到突然出现变故”，王淼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有些难过，“当时街道办把电话打到公司，问是不是有个弹窗人员一直住在这里，他们在电话里警告公司负责人，如果我不回燕郊，就会叫警察把我拉走”。
在这种压力下，王淼不得不选择在大雪天赶回家。
他想到了回燕郊的检查站可能会排队，所以用保温杯灌满了热水。但他没想到的是，同一时间里，在京工作的许多燕郊常住人员都接到了相同的电话，所以当天通过检查站的平均时长，在那天瞬间飙升到了 3 小时。
王淼焦躁地攥了攥领口，虽然他也明白这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温作用。他开始后悔，为什么十几天前没有穿上更厚的羽绒服，但又觉得这种自责来得冤枉，谁能想到那天之后，就没再回家呢？
唯一的选择：辞职
千辛万苦回到家的王淼最先收到的是居委会的嗔怪，“有个人说燕郊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在，净给我们添麻烦”，王淼觉得这句话让人好气又好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还是很难理解。谁都知道很多在燕郊买房的人都是为了去北京上班，怎么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叫添麻烦了呢？”
公司产品升级日期将近，王淼不仅要跟居委会掰扯何时才能回去上班，还要安抚领导情绪，告诉他会尽早回到工作岗位。“那几天光是想怎么跟领导道歉，就费尽了脑筋。”
虽然公司暂时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对王淼这个能承受得住每天几个小时通勤时间的人来说，繁琐的进出京环节，让他始终在精神临界状态。
在返家后第三天下午，王淼崩溃了。因为怎么也调试不好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他突然坐在客厅地板痛哭起来。
“我那天就提了辞职。”说到这些，王淼眼中满是疲惫。
“就是觉得累了。之前在北京工作，燕郊买房，每天都雄心壮志，从未退缩过。然而这几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之疫情期间连回家和上班都成了问题，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当时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所以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
当梦想变为幻想
和王淼一样，去北京工作、在燕郊买房，是买不起北京房子的北漂一族们为未来构想的美好蓝图之一，尤其是在2017年限购政策出台之前。
虽然拥堵的交通一度是无数打工人的通勤噩梦，但相比于如今的常态化核酸以及不确定的政策变化，两地奔波的候鸟生活还不算难捱。
李文2012年到2016年在北京读大学，虽然还是学生，但他的父母在当时颇有远见，“2014年，燕郊的房价每平米突破了一万，我爸当时背着我一个人去河北看房，房子看完了才告诉我。”
李文此前并不关心买房之类的事情，也从未想过父母当年执意让他填报北京志愿的良苦用心。但在那之后，他眼见着燕郊的房价涨了又涨，父亲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跟他提房子的事。
他也是后来才醒悟过来，是房子抢得太厉害了，“那时候新房售楼处还有因为买不到房子打架的”。
这团房地产泡沫在2017年随着燕郊的限购政策进入尾声。彼时的李文已经毕业，找到了一份留在北京的工作，虽然父母给他买好了房子，但李文并没有住去燕郊。
“太折腾了，每天通勤起码得浪费掉三个小时，上班已经够辛苦了，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再加上我们公司当时有租房补贴，公司附近3公里内可以减免一部分房租。”
不过，随着限购令的实施，李文明显感觉到，燕郊的房连出租都变得艰难了。前两年，他的上一任租客从北京回老家之后，房子更是空置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别说出租了，连房屋中介都关了好几家，我的房子原先挂牌了4家中介，后来只剩2家了，没什么人上门看房。”
所幸，当时家人帮忙购置的燕郊房产基本没有什么贷款。疫情以来，李文光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就听说了许多房贷断供的事情。“有的人半年还不上，房子就拿去法拍了，就算最后有人收，也就只有一半的价格，房子没了还得继续还六位数的钱。”
断供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因为降薪、裁员的，也有做小本生意结果在疫情中亏损的，还有因为生了孩子开销陡增的。
环京不如离京？
李文一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大厂，如今也算是老员工了，“但你知道，裁员就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哪天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燕郊收租来的钱差不多可以付清他在北京的房租，后来房子租不出去，他更没有回去住的打算，也跟家里商量过把房子出手的事情。
“爸妈表面上说起码要等涨一点再卖，但我隐隐觉得，他们还是对这套房子抱有希望。”
李文对北京户口没什么执念，尤其是燕郊逐步开放了落户政策，更是让他觉得，那些想通过投资燕郊房产来获得北京户口的想法，基本是指望不上了。
最近的北京疫情期间， 李文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说有人有意愿买下他手中的这套房，在各种线上沟通后，买家似乎下定了决心，也敲定了看房的日期，但他在6月11号又收到了燕郊要静态管理3天的消息。“也只能等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
三个月前从公司冲动辞职的王淼，也动起了卖掉燕郊房子的想法，通勤的痛苦之外，还有另一个让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的原因。
他在最近艰难的就业市场上发现，住在环京地带居然成了简历上的“污点”。一个招聘平台上的HR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家住得太远很难考虑offer，“他的原话是：‘燕郊可能得再等等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