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炳强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邓炳强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叛徒行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把“重锤”落地，盘踞多年的反中乱港势力作鸟兽散，“东方之珠”是否还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由乱到治的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回答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但香港仍然面临多类国家安全风险，为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他同时表示，对于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邓炳强说：“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而要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在过去的20年里，神经科学家在识别患有精神健康障碍的人的大脑变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病。
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希望，即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善心理健康治疗的关键变量。偶尔，这种希望也是合理的。例如，在2008年，一些出现妄想、幻觉和其他症状的脑炎患者被发现产生了针对大脑中特定受体（最常见的是NMDA受体）的自身抗体。鉴于这些病人的许多症状与典型的精神病相似，他们通常首先由精神病医生接诊。现在，有类似症状的病人可以进行筛查，在他们的血液或脑脊液中寻找特定的抗体，如果搜索结果呈阳性，则使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然而，除了这种罕见的例外情况，了解大脑回路在精神健康障碍中的变化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治疗精神健康疾病的能力。部分原因是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现有的治疗方法是如何改变大脑的，如抗抑郁药物治疗和认知疗法。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否会引起大脑的类似变化。如果它们确实如此，这将意味着，尽管与参加治疗课程相比，服用药物的感觉可能不同，但这两种治疗方法正在以类似的方式，对类似的神经过程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每种治疗方法对你的大脑有不同的作用，这将表明它们通过不同的神经机制发挥作用，这将对潜在的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
为了找到一些答案，我和剑桥大学MRC认知和脑科学系的同事们最近收集了以前24项抗抑郁药试验和19项认知疗法试验的数据。这包括数百名患有不同疾病（抑郁症、社交焦虑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患者的大脑扫描数据。通过比较治疗后与治疗前的大脑激活的变化，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大脑的哪些部分因哪种治疗而发生变化，并寻找任何重叠的区域。
结果发现，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所带来的大脑变化之间没有重叠。相反，心理治疗特别改变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激活，该区域涉及注意力和对自己情绪状态的认识，而抗抑郁药物治疗特别改变了杏仁核的激活，该区域更直接地负责产生情绪。
虽然药物和心理治疗影响了解剖学上不同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功能上是相关的。在一项单独的分析中，涉及一大群在大脑扫描仪中暴露于情绪刺激的参与者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两个区域与大脑中所谓的 "情感网络 "明显重叠。这个网络是由大脑中相互关联的区域组成的，这些区域在各种情绪或感觉状态（愤怒、快乐、悲伤等）中一起工作。换句话说，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作用于同一个大脑功能网络的不同部分。
基于对情感网络不同组成部分的了解，我们的工作表明，心理治疗改变了涉及将你的意识注意力集中在情感上的大脑区域的功能。相比之下，抗抑郁药物治疗改变了参与体验感受本身的大脑区域。这些发现对治疗有重要意义，意味着这两种治疗方式可以发挥加法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结合起来可能更有效（支持这一点的其他工作表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比单独治疗抑郁症更好）。
这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显示了发现 "生物标志物 "或大脑特征的潜在价值，这些标志物可能可以预测哪种治疗方法最适合哪位患者。毕竟，如果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大脑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大脑显示出特定的局部功能变化（例如，在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患者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这些相同区域的干预措施作出反应（从我们的研究中，你可能假设这些人对心理治疗的反应更好）。相反，那些在其他地方（如杏仁核）有变化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杏仁核的治疗（即抗抑郁药物治疗）做出反应。当然，我们需要测试这些假设，但之前的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一逻辑，表明不同的治疗方法对具有特定大脑激活模式的病人效果更好。
以大脑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疾病的治疗思路也可能帮助我们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神经科学家Jonathan Roiser、D Chamith Halahakoon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团队一起进行了一项关于抑郁症的大脑刺激试验。我们走访了伦敦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中负责改善心理治疗的诊所，对患者的大脑进行扫描，然后在他们开始心理治疗之前立即对他们进行脑刺激，并在治疗结束后再次扫描他们的大脑。当我为试验招募病人时，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病人之前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都没有效果。我很想说，我们的试验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我们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大量增加经过认知行为治疗疗程后康复的病人的数量。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重要发现。
一些患者显示出联合治疗的明显好处，而一些则没有，就像许多抑郁症的治疗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脑部扫描显示，正是那些治疗前在前额叶皮层（脑刺激所针对的脑区，已被证明这块脑区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无法正常工作）活动最高的患者最可能对治疗产生反应。而同样接受治疗的安慰剂对比组则不是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增加是一个特定的预测器或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联合治疗的可能效果。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但它仍然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喜欢的结果。尽管总的来说，这种治疗方法并不特别成功，但我们发现了关于治疗对谁有效的有用信息有可能使我们在确定每个病人的正确治疗方法方面更进一步。
今天，精神健康障碍最重要的难题不是它们是否会改变大脑，而是如何改变。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测量病人的大脑变化，或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量化行为的关键方面，并指导每个病人接受对这些大脑或行为指标最有效的治疗，而不论其诊断如何。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对此进行测试，但我们离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挑战将是在个人层面上测量心理健康中发生的认知和生物变化，并绘制出它们与治疗结果的关系图。这并不容易，但它可能会改善心理健康。我希望，在科学数据和理论（包括神经科学发现）的推动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心理健康障碍患者的生活，帮助临床医生为合适的病人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为什么改善抑郁，需要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相结合？》
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希望，即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善心理健康治疗的关键变量。偶尔，这种希望也是合理的。例如，在2008年，一些出现妄想、幻觉和其他症状的脑炎患者被发现产生了针对大脑中特定受体（最常见的是NMDA受体）的自身抗体。鉴于这些病人的许多症状与典型的精神病相似，他们通常首先由精神病医生接诊。现在，有类似症状的病人可以进行筛查，在他们的血液或脑脊液中寻找特定的抗体，如果搜索结果呈阳性，则使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然而，除了这种罕见的例外情况，了解大脑回路在精神健康障碍中的变化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治疗精神健康疾病的能力。部分原因是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现有的治疗方法是如何改变大脑的，如抗抑郁药物治疗和认知疗法。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否会引起大脑的类似变化。如果它们确实如此，这将意味着，尽管与参加治疗课程相比，服用药物的感觉可能不同，但这两种治疗方法正在以类似的方式，对类似的神经过程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每种治疗方法对你的大脑有不同的作用，这将表明它们通过不同的神经机制发挥作用，这将对潜在的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
为了找到一些答案，我和剑桥大学MRC认知和脑科学系的同事们最近收集了以前24项抗抑郁药试验和19项认知疗法试验的数据。这包括数百名患有不同疾病（抑郁症、社交焦虑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患者的大脑扫描数据。通过比较治疗后与治疗前的大脑激活的变化，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大脑的哪些部分因哪种治疗而发生变化，并寻找任何重叠的区域。
结果发现，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所带来的大脑变化之间没有重叠。相反，心理治疗特别改变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激活，该区域涉及注意力和对自己情绪状态的认识，而抗抑郁药物治疗特别改变了杏仁核的激活，该区域更直接地负责产生情绪。
虽然药物和心理治疗影响了解剖学上不同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功能上是相关的。在一项单独的分析中，涉及一大群在大脑扫描仪中暴露于情绪刺激的参与者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两个区域与大脑中所谓的 "情感网络 "明显重叠。这个网络是由大脑中相互关联的区域组成的，这些区域在各种情绪或感觉状态（愤怒、快乐、悲伤等）中一起工作。换句话说，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作用于同一个大脑功能网络的不同部分。
基于对情感网络不同组成部分的了解，我们的工作表明，心理治疗改变了涉及将你的意识注意力集中在情感上的大脑区域的功能。相比之下，抗抑郁药物治疗改变了参与体验感受本身的大脑区域。这些发现对治疗有重要意义，意味着这两种治疗方式可以发挥加法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结合起来可能更有效（支持这一点的其他工作表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比单独治疗抑郁症更好）。
这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显示了发现 "生物标志物 "或大脑特征的潜在价值，这些标志物可能可以预测哪种治疗方法最适合哪位患者。毕竟，如果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大脑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大脑显示出特定的局部功能变化（例如，在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患者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这些相同区域的干预措施作出反应（从我们的研究中，你可能假设这些人对心理治疗的反应更好）。相反，那些在其他地方（如杏仁核）有变化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杏仁核的治疗（即抗抑郁药物治疗）做出反应。当然，我们需要测试这些假设，但之前的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一逻辑，表明不同的治疗方法对具有特定大脑激活模式的病人效果更好。
以大脑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疾病的治疗思路也可能帮助我们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神经科学家Jonathan Roiser、D Chamith Halahakoon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团队一起进行了一项关于抑郁症的大脑刺激试验。我们走访了伦敦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中负责改善心理治疗的诊所，对患者的大脑进行扫描，然后在他们开始心理治疗之前立即对他们进行脑刺激，并在治疗结束后再次扫描他们的大脑。当我为试验招募病人时，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病人之前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都没有效果。我很想说，我们的试验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我们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大量增加经过认知行为治疗疗程后康复的病人的数量。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重要发现。
一些患者显示出联合治疗的明显好处，而一些则没有，就像许多抑郁症的治疗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脑部扫描显示，正是那些治疗前在前额叶皮层（脑刺激所针对的脑区，已被证明这块脑区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无法正常工作）活动最高的患者最可能对治疗产生反应。而同样接受治疗的安慰剂对比组则不是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增加是一个特定的预测器或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联合治疗的可能效果。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但它仍然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喜欢的结果。尽管总的来说，这种治疗方法并不特别成功，但我们发现了关于治疗对谁有效的有用信息有可能使我们在确定每个病人的正确治疗方法方面更进一步。
今天，精神健康障碍最重要的难题不是它们是否会改变大脑，而是如何改变。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测量病人的大脑变化，或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量化行为的关键方面，并指导每个病人接受对这些大脑或行为指标最有效的治疗，而不论其诊断如何。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对此进行测试，但我们离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挑战将是在个人层面上测量心理健康中发生的认知和生物变化，并绘制出它们与治疗结果的关系图。这并不容易，但它可能会改善心理健康。我希望，在科学数据和理论（包括神经科学发现）的推动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心理健康障碍患者的生活，帮助临床医生为合适的病人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为什么改善抑郁，需要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相结合？》
【疫情之下，我们更要懂得干细胞？】
现在是早晨7:50，今天早晨通过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讲述了一下，随着疫情持续的爆发，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体内干细胞的情况，因为干细胞才是我们的保护神，它是我们免疫系统的调节细胞，只有强大的干细胞才能让我们长治久安，我们如何通过外用如何去激活自身体内的干细胞，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健康的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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