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二十大 重返泸定桥】甘孜举办长征之路·泸定120公里沉浸式党建活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泸定120公里长征之路##重返泸定桥#
为致敬红军飞夺泸定桥昼夜行军240里的壮举，6月25日，由中共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中共泸定县委、泸定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长征之路·泸定120公里沉浸式党建活动盛大举行，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此次活动也是甘孜州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磅活动之一。
重返泸定桥
大渡河畔千人齐诵《长征》气势磅礴
“嘭！”一声发令枪响，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员、Ironman 科纳世锦赛亚洲纪录保持者李鹏程，多次获得国内外知名越野赛奖项的中国女子精英越野跑运动员郑钧月，出身甘孜本土的精英越野跑运动员多吉从泸定县樱桃谷出发，以接力的形式抵达泸定桥，以此致敬红军飞夺泸定桥昼夜行军240里的壮举。
途中共设置15个站点，象征着红军长征途中先后转战甘孜州的15个县(市)。护跑团从各处点位加入，最终将行军背囊中的五角星送到96岁老兵陈忠的手中，启动“红色记忆”魔方。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我们享受的幸福生活，是牺牲了千千万万解放军和红军换来的，任何人都不要忘记党的恩情。”陈忠手捧五角星，眼含热泪，记忆被拉回了那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致敬，向伟大的长征精神致敬！”大渡河畔，千人齐诵《长征》气势磅礴，回应着老兵陈忠、也回应着如何弘扬好长征精神这一时代之问。
“活动现场的众多红色遗迹让我深感震撼，在通过泸定桥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飞夺’二字，这也是我参加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李鹏程表示，长征之路·泸定120公里沉浸式党建活动将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传承长征精神，激励着年轻人做勇担时代重任的新青年。
在甘孜，展现长征精神的远不止“飞夺泸定桥”。据了解，甘孜是长征中红一方面军最早进入的涉藏地区，也是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时期都经过的涉藏地区。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进入甘孜，足迹遍及15个县（市），历时近15个月，行军总里程达到了5787公里。
红军长征在甘孜活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行进路程之多，也为这片土地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财富”：康定市孔玉乡角坝村村民谭显华家老墙上的“红军不拉夫”标语历经风雨、得荣县“牛圈边上的支委会”“下拥村民给红军架桥”等红色故事广为流传；萧克、王震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从云南中甸出发，翻越大小雪山，在乡城休整七天，汉藏军民情的故事传诵至今……
打造“全域博物馆之州”
高位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讲好长征故事，让红色基因绵延相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据了解，甘孜现有长征主题纪念设施、遗址75处，收藏革命文物达4000余件。
如何发掘好、利用好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让更多的人与文物、历史开展“时空对话”？高位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这一回应掷地有声。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旨在系统整合红军长征在甘孜行军路线具有突出意义、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将甘孜打造为长征文化创新高地，进一步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甘孜州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高质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打造‘全域博物馆之州’。”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洪表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整合长征沿线15个县(市)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深度塑造“飞夺泸定桥、甘孜大会师、藏乡军民情”三大长征主题核心品牌，加快推进红色旅游融入绿色生态、民俗文化，探索一条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发展道路。
“目前甘孜州正全力推动大渡河谷文旅融合示范区、胜利会师文旅融合带动发展片区建设，力争早日将甘孜州打造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样板典范、全国知名的红色研学旅游目的地和涉藏地区红色旅游第一州。”刘洪介绍，到2025年，甘孜力争创建全国红色研学旅游示范基地4个、长征步道5条、长征主题红色小镇14个、红军长征村17个。
据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项目统筹整合各类资金96亿元，规划建设项目190余个。今年已开工建设23个标志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1.2亿元。
（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供稿供图）
为致敬红军飞夺泸定桥昼夜行军240里的壮举，6月25日，由中共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中共泸定县委、泸定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长征之路·泸定120公里沉浸式党建活动盛大举行，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此次活动也是甘孜州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磅活动之一。
重返泸定桥
大渡河畔千人齐诵《长征》气势磅礴
“嘭！”一声发令枪响，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员、Ironman 科纳世锦赛亚洲纪录保持者李鹏程，多次获得国内外知名越野赛奖项的中国女子精英越野跑运动员郑钧月，出身甘孜本土的精英越野跑运动员多吉从泸定县樱桃谷出发，以接力的形式抵达泸定桥，以此致敬红军飞夺泸定桥昼夜行军240里的壮举。
途中共设置15个站点，象征着红军长征途中先后转战甘孜州的15个县(市)。护跑团从各处点位加入，最终将行军背囊中的五角星送到96岁老兵陈忠的手中，启动“红色记忆”魔方。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我们享受的幸福生活，是牺牲了千千万万解放军和红军换来的，任何人都不要忘记党的恩情。”陈忠手捧五角星，眼含热泪，记忆被拉回了那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致敬，向伟大的长征精神致敬！”大渡河畔，千人齐诵《长征》气势磅礴，回应着老兵陈忠、也回应着如何弘扬好长征精神这一时代之问。
“活动现场的众多红色遗迹让我深感震撼，在通过泸定桥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飞夺’二字，这也是我参加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李鹏程表示，长征之路·泸定120公里沉浸式党建活动将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传承长征精神，激励着年轻人做勇担时代重任的新青年。
在甘孜，展现长征精神的远不止“飞夺泸定桥”。据了解，甘孜是长征中红一方面军最早进入的涉藏地区，也是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时期都经过的涉藏地区。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进入甘孜，足迹遍及15个县（市），历时近15个月，行军总里程达到了5787公里。
红军长征在甘孜活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行进路程之多，也为这片土地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财富”：康定市孔玉乡角坝村村民谭显华家老墙上的“红军不拉夫”标语历经风雨、得荣县“牛圈边上的支委会”“下拥村民给红军架桥”等红色故事广为流传；萧克、王震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从云南中甸出发，翻越大小雪山，在乡城休整七天，汉藏军民情的故事传诵至今……
打造“全域博物馆之州”
高位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讲好长征故事，让红色基因绵延相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据了解，甘孜现有长征主题纪念设施、遗址75处，收藏革命文物达4000余件。
如何发掘好、利用好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让更多的人与文物、历史开展“时空对话”？高位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这一回应掷地有声。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旨在系统整合红军长征在甘孜行军路线具有突出意义、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将甘孜打造为长征文化创新高地，进一步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甘孜州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高质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打造‘全域博物馆之州’。”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洪表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整合长征沿线15个县(市)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深度塑造“飞夺泸定桥、甘孜大会师、藏乡军民情”三大长征主题核心品牌，加快推进红色旅游融入绿色生态、民俗文化，探索一条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发展道路。
“目前甘孜州正全力推动大渡河谷文旅融合示范区、胜利会师文旅融合带动发展片区建设，力争早日将甘孜州打造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样板典范、全国知名的红色研学旅游目的地和涉藏地区红色旅游第一州。”刘洪介绍，到2025年，甘孜力争创建全国红色研学旅游示范基地4个、长征步道5条、长征主题红色小镇14个、红军长征村17个。
据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项目统筹整合各类资金96亿元，规划建设项目190余个。今年已开工建设23个标志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1.2亿元。
（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供稿供图）
加拿大议会完成了对立法修改的批准，赋予政府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没收冻结的俄罗斯资金。这么一来，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目前大约有1400个法人实体和个人的资金和财产被冻结在加拿大。
一直都听说西方是法治国家，这么一看，果然名副其实，所有符合自己利益的流氓行为都会被赋予法律保障，难怪称为“法治”。
一直都听说西方是法治国家，这么一看，果然名副其实，所有符合自己利益的流氓行为都会被赋予法律保障，难怪称为“法治”。
【声音|中国大学“官味儿度”研究：学术奖项层次越高，官味儿越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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