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没有高风险区#
谈谈上海世界最高的「无症状」感染率。
昨天北京某地因近14天累计报告8例本土确诊病例和一起聚集性疫情被认定为高风险地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规定只要小区在14天内新增超过5例本土确诊病例，就会被定为高风险。
北京对自己的要求算是比较严格的。根据G,W.Y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控措施的通知》，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规定是14天内新增超过10例本土确诊病例的小区则被定为「高风险地区」。
风险区认定的关键在「确诊病例」这四个字。北京有几十个感染者就出了一个高风险区，上海有超过18万感染者但是至今没有一个高风险区，其中的猫腻就是上海不确诊。
国家在今年3月15日刚刚公布的现行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明确规定：有流行病学史、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白细胞未升高即为确诊病例。显然「有肺炎影像学特征」并非确诊的必要条件，《方案》中还白纸黑字地写着「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的感染者也属于轻型确诊病例，需要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北京作为一个规范的城市，严格按照国家《诊疗方案》进行确诊。例如北京4月7日报告的确诊病例6，一开始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在这名感染者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立刻就被诊断为确诊病例。
然而上海就敢公然跟国家的规定对着干，将《诊疗方案》中规定的「轻型确诊者」强行改称为「无症状感染者」（有上海浦东疾控中心某领导亲口承认以及无数有发热咳嗽症状的「无症状」案例佐证）。
由于「无症状感染者」不计入疫情风险分级，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个小区14天内新增超过10个感染者，只要这些人没照过CT、没肺炎、没插管，他们就全都不是「确诊病例」，这些小区也全都不是高风险。
我们分析过去一个星期的新增本土感染数据可以发现，上海的「无症状感染者」占总感染人数的比例高达97%。这个无症状率在全世界都是闻所未闻的。年初多项在南非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奥密克戎感染者中有16-27%的人无症状，近期英国的官方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感染者中25-54%的人无症状。
考虑到外国没有进行全员核酸筛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无症状率，我们就看看国内其他城市的数据。过去一周北京报告了39个感染者，其中只有4人（10.3%）无症状；吉林省报告了15474名感染者，其中4403人（70.3%）无症状。两地的无症状率均远远低于上海。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地方的轻症也算进去，这一比例分别会上升到89.7%和98.7%，更接近上海的所谓「无症状」率。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海把轻症给算成了「无症状」。
上海由于「无症状」的定义和全国不一样所以「低风险」不可信，由于健康云不同步阳性检测报告所以「阴性证明」也不可信，上海很多阳性人员和与其同楼的住户竟然一直都是「绿码」。
上海对这些防疫词汇含义的篡改从表面上看破坏了全国统一的疫情防范信用体系，让全国各地不得不对上海全市所有地方来的所有情况的人进行封锁，很多城市为了防止上海疫情外溢甚至开始封锁高速路的出口和收费站。上海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全国的疫情防控乃至交通物流体系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更深层次的是他们通过这种话术替换，向不明情况的老百姓灌输新冠无症状比例高、风险小、危害小、是「大号流感」、「几乎百分之一百」可以自愈、所以没必要隔离和封城等错误观念，在很多人的心里种下一颗怀疑国家严防死守动态清零防疫方针的种子，达到了干扰舆论的目的，其心可诛。
上海的张网红曾经说过：「通过这样的积少成多，把一个个突破都给完成了，那么我想突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做到了完全开放。」某些势力就是通过修改无确诊的定义、乱划风险区的等级、乱开绿码、逼阳性人员居家隔离等措施「日拱一卒」逐步侵蚀国家的防疫措施，破坏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我们必须对他们的阳谋提高警惕。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已经出现多起个人因为隐瞒密接流调、篡改检测结果或伪造健康码被起诉判刑的案例。伪造一个人的记录违法，上海放任各类人员用不明真伪的「阴性证明」和「绿码」自由离开上海，伪造数百数千数万个人的记录，最终导致疫情外溢全国，难道就不违法吗？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望国家立刻对上海有关部门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查，将相关责任人依律惩处，以正视听。
谈谈上海世界最高的「无症状」感染率。
昨天北京某地因近14天累计报告8例本土确诊病例和一起聚集性疫情被认定为高风险地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规定只要小区在14天内新增超过5例本土确诊病例，就会被定为高风险。
北京对自己的要求算是比较严格的。根据G,W.Y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控措施的通知》，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规定是14天内新增超过10例本土确诊病例的小区则被定为「高风险地区」。
风险区认定的关键在「确诊病例」这四个字。北京有几十个感染者就出了一个高风险区，上海有超过18万感染者但是至今没有一个高风险区，其中的猫腻就是上海不确诊。
国家在今年3月15日刚刚公布的现行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明确规定：有流行病学史、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白细胞未升高即为确诊病例。显然「有肺炎影像学特征」并非确诊的必要条件，《方案》中还白纸黑字地写着「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的感染者也属于轻型确诊病例，需要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北京作为一个规范的城市，严格按照国家《诊疗方案》进行确诊。例如北京4月7日报告的确诊病例6，一开始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在这名感染者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立刻就被诊断为确诊病例。
然而上海就敢公然跟国家的规定对着干，将《诊疗方案》中规定的「轻型确诊者」强行改称为「无症状感染者」（有上海浦东疾控中心某领导亲口承认以及无数有发热咳嗽症状的「无症状」案例佐证）。
由于「无症状感染者」不计入疫情风险分级，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个小区14天内新增超过10个感染者，只要这些人没照过CT、没肺炎、没插管，他们就全都不是「确诊病例」，这些小区也全都不是高风险。
我们分析过去一个星期的新增本土感染数据可以发现，上海的「无症状感染者」占总感染人数的比例高达97%。这个无症状率在全世界都是闻所未闻的。年初多项在南非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奥密克戎感染者中有16-27%的人无症状，近期英国的官方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感染者中25-54%的人无症状。
考虑到外国没有进行全员核酸筛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无症状率，我们就看看国内其他城市的数据。过去一周北京报告了39个感染者，其中只有4人（10.3%）无症状；吉林省报告了15474名感染者，其中4403人（70.3%）无症状。两地的无症状率均远远低于上海。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地方的轻症也算进去，这一比例分别会上升到89.7%和98.7%，更接近上海的所谓「无症状」率。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海把轻症给算成了「无症状」。
上海由于「无症状」的定义和全国不一样所以「低风险」不可信，由于健康云不同步阳性检测报告所以「阴性证明」也不可信，上海很多阳性人员和与其同楼的住户竟然一直都是「绿码」。
上海对这些防疫词汇含义的篡改从表面上看破坏了全国统一的疫情防范信用体系，让全国各地不得不对上海全市所有地方来的所有情况的人进行封锁，很多城市为了防止上海疫情外溢甚至开始封锁高速路的出口和收费站。上海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全国的疫情防控乃至交通物流体系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更深层次的是他们通过这种话术替换，向不明情况的老百姓灌输新冠无症状比例高、风险小、危害小、是「大号流感」、「几乎百分之一百」可以自愈、所以没必要隔离和封城等错误观念，在很多人的心里种下一颗怀疑国家严防死守动态清零防疫方针的种子，达到了干扰舆论的目的，其心可诛。
上海的张网红曾经说过：「通过这样的积少成多，把一个个突破都给完成了，那么我想突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做到了完全开放。」某些势力就是通过修改无确诊的定义、乱划风险区的等级、乱开绿码、逼阳性人员居家隔离等措施「日拱一卒」逐步侵蚀国家的防疫措施，破坏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我们必须对他们的阳谋提高警惕。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已经出现多起个人因为隐瞒密接流调、篡改检测结果或伪造健康码被起诉判刑的案例。伪造一个人的记录违法，上海放任各类人员用不明真伪的「阴性证明」和「绿码」自由离开上海，伪造数百数千数万个人的记录，最终导致疫情外溢全国，难道就不违法吗？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望国家立刻对上海有关部门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查，将相关责任人依律惩处，以正视听。
【终于，连官媒都看不下去了】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全员核酸为何如此频繁##上海新增本土确诊1006例无症状23937例#
最近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直接开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核酸手段，没有疫情也在疯狂地进行全民核酸。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01
全民核酸是中国抗疫的法宝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全民核酸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几乎是中国这两年应对零星疫情的基本手段了。
3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的通知》。
新版《指南》明确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
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6小时内完成；确有困难的，可在12小时内完成。
这种要求，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
不但要求全部完成采集，还要求检测也要完成。各大城市面对疫情时，总是能在几小时内就组织起庞大的核酸检测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数百万人的采集与检测。
政府跨区域调动医疗人员的速度很快，中国医护人员的高速响应和配合都是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那就是核酸检测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不但发明了高效的混检模式（十合一，十五合一），还能在政府的要求下迅速搭建实验室，短时间完成高达数百万人的检测。
这些检测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爆发出来的效率，令世人侧目。
更让人惊奇的是，核酸检测的政府采购价已经低至混检6元每人次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也降至30元以内。
而在美国，单人单检的PCR核酸检测依然要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
超低的核酸检测价格，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一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检测来说，一次全民核酸6000万就可以完成。
如若不能降低价格，还是按过往一人次近百元的价格，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就要十亿。只需要检测十次，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得掏空了。
价格低就意味着效率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民营检测公司的降本增效在这几年的抗疫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依靠市场抗疫的结果。
02
全民核酸成为常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R0值高达9.5的奥密克戎病毒，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仅仅数月，就改变了原来零星感染的局面，各地感染的人数加起来已破10万。
因为这是一种更难防、传染性超高，危害也更低一些的病毒。
科学地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几种病毒的侵袭，奥密克戎显然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因为传染性太高，无症状感染占比也非常大。
病症越是轻微的病毒，就往往不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应对举措只能是大范围的封控和管制。
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试图抢跑，也就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先进行检测，以图在第一时间进行管控。
这就是各地主政者面对奥密克戎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姿态，所以全民核酸甚至反复核酸，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疫情一票否决制“，各地皆有官员因防疫不力直接免职，这个压力下，地方主政者过度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下的情势下，又要管控疫情，又要付出最小的代价，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03
无疫情也做全民核酸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这也是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最麻烦的问题。
对于地方主政官来说，他们的利益是早点发现疫情从而不被批评，而他们的风险是万一犯错就可能面临免职。
但正如《半月谈》指出的，他们这么做是在浪费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非主政者的私有财产，他们浪费这个经费并不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用大笔财政资金的支出来换取职位的安全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财政资金是全民的税款，他应该用于合理的公共用途，而不是浪费在低效的抗疫中去。
大笔花钱来反复全民核酸，是一种懒政思维。多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这也是历来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乱用的关键原因。
这种利益风险不一致还发生在民间。
大城市人员密集，与国外经济活动频繁，大部分国外返回人员都隔离在大城市，所以大城市的风险肯定要更高。
大城市的经济协作性非常强，一个环节停摆，可能全国都要受到影响。比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绝对经不起反复的封闭的，因为他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所以，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封闭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风险是感染危害性不是那么大的病毒，而收益则是经济生活能正常开展。
而在互联网上支持严控的人，很多来源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疫情的小城市，他们与外界的经济协作不是那么的紧密，疫情风险本来就低，他们就更倾向于严控大城市，以减少中小城市的疫情风险。
这也是利益与风险不一致导致的行动偏好。
04
如何在疫情防控和最小程度影响中平衡
首先是要克服恐惧，现在奥密克戎不是当年的原始毒株了，他的危害有限，具体的危害多大，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认证，但起码来讲，2022年以来感染超10万人，却只有一例死亡。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病毒，就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视财政资金为粪土，只管官帽子，不管公共资金的钱袋子。
其次，地方主政者是需要努力想办法去做到更好的预防和防控，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从来不能成为目标，民众的生活正常才是目标。
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严防死守，这种目标不是真正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民众的生活工作正常进行，才是地方主政者应该去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疫情凶险，防疫不易，在奥密克戎高传染性的病毒面前，如何面对它是一个当下中国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认为，也需要部分减轻地方官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去保障民生，而不仅仅用一根筋的严防死守来搞严控。
既然是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应该同时考核这个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防控不力就大量免职官员。
因为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上的一些人不但不会将财政资金不当回事，而且不会将民生不当一回事。
疫情三年了，防控对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多企业和个体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了。希望中国早日度过疫情，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全员核酸为何如此频繁##上海新增本土确诊1006例无症状23937例#
#奥密克戎导致死亡人数超过德尔塔# 有朋友问如何看待吴尊友说的这段话？
一
先说一下流行病学的一些名词解释——死亡率和病死率。
很多媒体报道当中常常会把这两个术语混用，包括一些科普文章中为了方便理解也会混用，但实际上这两者有着巨大差别。
死亡率（mortality rate）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人群中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人群中的占比，是测量人群死亡危险最常用的指标。
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 CFR）表示一定时期内，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该病患者中的占比，是测量患者因该疾病死亡的风险。
简单来说：
-死亡率的分母是人群，而病死率的分母是患者。
-死亡率通常用来衡量特定时期内一个疾病对于全人群的影响力，而病死率通常用来衡量一个疾病对于患者个人的风险高低。
关于后面这点，我们展开说明一下。一个病的病死率高，不代表它的死亡率也高。
比如狂犬病，大家都知道它的病死率极高，但由于狂犬病发病率低，其死亡率并不如艾滋病。2020年，中国狂犬病死亡人数188人，而艾滋病的死亡人数是18819人，前者的死亡率只有后者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狂犬病对中国普通人群的影响小于艾滋病。
但是，狂犬病仍然是一种致死性极高的疾病。另外，艾滋病的病程远远长于狂犬病，HIV感染者只要及时、规范接受抗逆转录治疗，预期寿命可以接近正常人；而狂犬病的病程通常只有1~3个月，极少超过1年。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两者的区别了。当我们要看一个病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全人群的影响、或者防疫工作的整体效果，我们通常会选择死亡率作为参考指标；当我们要看一个病的凶险程度、或者我们的药物干预措施是否起效时，病死率的参考价值会更大一些。
二
那么回到Delta和Omicron的话题上。
比较详细的数据，吴尊友在发布会上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就取其中一个例子说明。
美国。
图1是美国每日新增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曲线。
我们先说一下病死率。
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变异体、年龄、疫苗和药物。
变异体我们最后说，先说后面三个。
-年龄：年龄是影响病死率的最重要因素，随着年龄增长，病死率呈指数增加。
-疫苗：完全接种疫苗（及加强针），可以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以上两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世界数据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新加坡（图2）和中国香港的数据。
-药物：受制于产能瓶颈，药物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是一些口服抗病毒药物在3期临床试验中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保护力，大幅降低高风险门诊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
-变异体：从新冠原始毒株、Alpha到Delta，病毒的传染性在不断增高，但毒性却没有显著减弱，显著减弱主要出现在Omicron上，Omicron与一些肺上皮细胞的融合能力减弱，这是它致病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但是Omicron致病力减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大量的人已经被之前的变异体感染过或者接种过疫苗，体内已经有了保护力，可以降低感染后重症的风险。所以即便毒株完全不变，随着时间推移，人群中由于感染带来的整体免疫力提高，病毒的致病力也会逐渐下降（当然这是理想情况下，病毒不可能不进化）。
所以以今年年初康奈尔大学发表的研究为例，相比于Delta疫情期间，Omicron疫情期间病死率从5.3%下降至0.9%（这个是初步研究，死亡病例存在滞后性）；而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月底发布的研究，Omicron的死亡风险下降了67%。
目前各国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受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Omicron的病死率都显著低于Delta。
三
上面是病死率的差异。但是，当我们关注死亡率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上面提到过，死亡率的对象是一个地区的全人群，当这个地区出现大流行，有很多人感染时，死亡人数可能就上去了。
相比于之前任何一波疫情，Omicron 在大多数国家引起了新冠大流行以来最大的一波疫情巨浪，我们从美国的那个图中就能发现。
同样情况还出现在一些以前控制的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在过去两年，中国香港的疫情控制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面对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 BA.2，香港的防线被很快击穿。香港三月份一天的死亡人数直接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图3）。
而Omicron除了传染性强以外，它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免疫逃逸能力很强，这在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上体现为，对同样是已经接种过两针疫苗的人群来说，可能可以扛得住Delta，但很可能扛不住Omicron。
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在Delta疫情期间老年人约占死亡人数的60%，而Omicron这个比例上升至大约80%。年轻人只打两针和老年人只打两针，意义是不同的，香港上个月公布的真实世界研究结果也体现出了这一点，三针疫苗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预防死亡的保护力（图4）。
但是当香港民众明白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香港成了全球每百万人每日新增死亡最高的地区。香港在这波疫情中死亡的老年人，为全世界带来了最惨烈的教训。
这就是致病力低的病毒大爆发时的情形。即使每个病例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更低，但当你将这个风险乘以一个非常大的感染数字时，你会得到一个相当大的死亡数字。
四
所以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原理、疫情期间各国的疫情数字和各种真实世界研究都告诉我们，Omicron并不是大号流感，它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力远远强于季节性流感——虽然对于一个打过加强针的人而言，它的症状可能轻于流感。
理清病死率和死亡率的概念，是我们正视Omicron的第一步。每当疫情爆发时，人群中最脆弱的那些群体总会成为风险最高的，比如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因此尽管这句话我已经写过无数次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再重复一遍——没打疫苗的尽快去疫苗，能打加强针的也尽快去打。
比如我经常收到的一些咨询是关于肿瘤患者、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可否接种疫苗，实际上风险并非安全性，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这些人群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与普通人没有显著区别，风险主要来自于保护力，因为有一些药物会抑制疫苗带来的保护力，但有一点保护力也比没有任何保护力强得多。
另外，面对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的冲击。全社会中医护人员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整个医疗系统并非专门为应对某一种特定的传染病而设计，平时需要接诊各种各样的急重症、慢性病和孕产妇等。
而在Omicron爆发之下，如何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就成为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大部分医护人员都拉去支援抗疫，那么必然导致大量其他疾病的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其中一些疾病的病死率是远高于Omicron的。所以医疗系统的挤兑，最终导致的不只是新冠死亡的增高，而可能是超额死亡的升高——也就是所有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常年相比的升高。
到了这个层面，就不单单是对比Omicron和Delta病死率的问题了，而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如何合理分诊新冠不同症状的感染者、如何分配医疗资源以尽力维持其他患者的需求，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难题。
最后，对于你自己而言，做好个人防护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勤洗手戴口罩，如果你已经接种过加强针，Omicron对你健康的威胁其实是很小的。是无数普通民众组成的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的蔓延，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
#庄医生的疫情笔记#
一
先说一下流行病学的一些名词解释——死亡率和病死率。
很多媒体报道当中常常会把这两个术语混用，包括一些科普文章中为了方便理解也会混用，但实际上这两者有着巨大差别。
死亡率（mortality rate）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人群中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人群中的占比，是测量人群死亡危险最常用的指标。
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 CFR）表示一定时期内，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该病患者中的占比，是测量患者因该疾病死亡的风险。
简单来说：
-死亡率的分母是人群，而病死率的分母是患者。
-死亡率通常用来衡量特定时期内一个疾病对于全人群的影响力，而病死率通常用来衡量一个疾病对于患者个人的风险高低。
关于后面这点，我们展开说明一下。一个病的病死率高，不代表它的死亡率也高。
比如狂犬病，大家都知道它的病死率极高，但由于狂犬病发病率低，其死亡率并不如艾滋病。2020年，中国狂犬病死亡人数188人，而艾滋病的死亡人数是18819人，前者的死亡率只有后者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狂犬病对中国普通人群的影响小于艾滋病。
但是，狂犬病仍然是一种致死性极高的疾病。另外，艾滋病的病程远远长于狂犬病，HIV感染者只要及时、规范接受抗逆转录治疗，预期寿命可以接近正常人；而狂犬病的病程通常只有1~3个月，极少超过1年。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两者的区别了。当我们要看一个病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全人群的影响、或者防疫工作的整体效果，我们通常会选择死亡率作为参考指标；当我们要看一个病的凶险程度、或者我们的药物干预措施是否起效时，病死率的参考价值会更大一些。
二
那么回到Delta和Omicron的话题上。
比较详细的数据，吴尊友在发布会上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就取其中一个例子说明。
美国。
图1是美国每日新增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曲线。
我们先说一下病死率。
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变异体、年龄、疫苗和药物。
变异体我们最后说，先说后面三个。
-年龄：年龄是影响病死率的最重要因素，随着年龄增长，病死率呈指数增加。
-疫苗：完全接种疫苗（及加强针），可以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以上两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世界数据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新加坡（图2）和中国香港的数据。
-药物：受制于产能瓶颈，药物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是一些口服抗病毒药物在3期临床试验中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保护力，大幅降低高风险门诊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
-变异体：从新冠原始毒株、Alpha到Delta，病毒的传染性在不断增高，但毒性却没有显著减弱，显著减弱主要出现在Omicron上，Omicron与一些肺上皮细胞的融合能力减弱，这是它致病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但是Omicron致病力减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大量的人已经被之前的变异体感染过或者接种过疫苗，体内已经有了保护力，可以降低感染后重症的风险。所以即便毒株完全不变，随着时间推移，人群中由于感染带来的整体免疫力提高，病毒的致病力也会逐渐下降（当然这是理想情况下，病毒不可能不进化）。
所以以今年年初康奈尔大学发表的研究为例，相比于Delta疫情期间，Omicron疫情期间病死率从5.3%下降至0.9%（这个是初步研究，死亡病例存在滞后性）；而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月底发布的研究，Omicron的死亡风险下降了67%。
目前各国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受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Omicron的病死率都显著低于Delta。
三
上面是病死率的差异。但是，当我们关注死亡率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上面提到过，死亡率的对象是一个地区的全人群，当这个地区出现大流行，有很多人感染时，死亡人数可能就上去了。
相比于之前任何一波疫情，Omicron 在大多数国家引起了新冠大流行以来最大的一波疫情巨浪，我们从美国的那个图中就能发现。
同样情况还出现在一些以前控制的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在过去两年，中国香港的疫情控制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面对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 BA.2，香港的防线被很快击穿。香港三月份一天的死亡人数直接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图3）。
而Omicron除了传染性强以外，它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免疫逃逸能力很强，这在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上体现为，对同样是已经接种过两针疫苗的人群来说，可能可以扛得住Delta，但很可能扛不住Omicron。
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在Delta疫情期间老年人约占死亡人数的60%，而Omicron这个比例上升至大约80%。年轻人只打两针和老年人只打两针，意义是不同的，香港上个月公布的真实世界研究结果也体现出了这一点，三针疫苗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预防死亡的保护力（图4）。
但是当香港民众明白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香港成了全球每百万人每日新增死亡最高的地区。香港在这波疫情中死亡的老年人，为全世界带来了最惨烈的教训。
这就是致病力低的病毒大爆发时的情形。即使每个病例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更低，但当你将这个风险乘以一个非常大的感染数字时，你会得到一个相当大的死亡数字。
四
所以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原理、疫情期间各国的疫情数字和各种真实世界研究都告诉我们，Omicron并不是大号流感，它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力远远强于季节性流感——虽然对于一个打过加强针的人而言，它的症状可能轻于流感。
理清病死率和死亡率的概念，是我们正视Omicron的第一步。每当疫情爆发时，人群中最脆弱的那些群体总会成为风险最高的，比如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因此尽管这句话我已经写过无数次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再重复一遍——没打疫苗的尽快去疫苗，能打加强针的也尽快去打。
比如我经常收到的一些咨询是关于肿瘤患者、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可否接种疫苗，实际上风险并非安全性，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这些人群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与普通人没有显著区别，风险主要来自于保护力，因为有一些药物会抑制疫苗带来的保护力，但有一点保护力也比没有任何保护力强得多。
另外，面对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的冲击。全社会中医护人员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整个医疗系统并非专门为应对某一种特定的传染病而设计，平时需要接诊各种各样的急重症、慢性病和孕产妇等。
而在Omicron爆发之下，如何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就成为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大部分医护人员都拉去支援抗疫，那么必然导致大量其他疾病的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其中一些疾病的病死率是远高于Omicron的。所以医疗系统的挤兑，最终导致的不只是新冠死亡的增高，而可能是超额死亡的升高——也就是所有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常年相比的升高。
到了这个层面，就不单单是对比Omicron和Delta病死率的问题了，而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如何合理分诊新冠不同症状的感染者、如何分配医疗资源以尽力维持其他患者的需求，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难题。
最后，对于你自己而言，做好个人防护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勤洗手戴口罩，如果你已经接种过加强针，Omicron对你健康的威胁其实是很小的。是无数普通民众组成的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的蔓延，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
#庄医生的疫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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