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2019.8.7“祝你今天愉快 你明天的愉快我留著明天再祝” 七夕不快樂
壶口瀑布“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站在陕西看瀑布 看风景人在山西看你 来自长江发源地的虎跳峡觉得自己出镜 陕北的窑洞想起《刨洋芋》 音乐课边唱边笑
故长安 音乐喷泉掳去了大雁塔俊俏 明月和灯笼悬在黑夜发梢 「月亮是個兇手 想你的我 是殺人犯」from陳奕迅 等biǎng biǎng面成沉思人 https://t.cn/RDUnNFD
壶口瀑布“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站在陕西看瀑布 看风景人在山西看你 来自长江发源地的虎跳峡觉得自己出镜 陕北的窑洞想起《刨洋芋》 音乐课边唱边笑
故长安 音乐喷泉掳去了大雁塔俊俏 明月和灯笼悬在黑夜发梢 「月亮是個兇手 想你的我 是殺人犯」from陳奕迅 等biǎng biǎng面成沉思人 https://t.cn/RDUnNFD
鼓在中华民族民间舞蹈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分析其艺术形式、风格与地域文化的特色，有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北方鼓舞，多是集体表演，风格粗犷，气势恢宏，队形的变化也多，如河南开封“盘鼓”、陕北洛川“蹩鼓”及“兰州太平鼓”等。有长江流域一带的南方鼓舞，小型多样，灵活纤巧，并多演唱一定的情节，如安徽“凤阳花鼓”、江苏无锡“渔篮花鼓”、湖南“地花鼓”等。花鼓舞在北方一些地区也广为流传，但多是重舞不重唱，讲究技艺求精。如山西“晋南花鼓”、陕西“宜川花鼓”。接下来，就让小编带你领略一下来自青海乐都荣获“吉尼斯”最长的鼓队列中的“象背云鼓。
荣获“吉尼斯”最长的鼓队列
2月19日恰逢农历元宵佳节，“最长的鼓队列”在海东市乐都区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乐都区旅游业的一张“金名片”。“最长的鼓队列”共由2020面鼓组成，总长度485.75米，成功地打破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侯颖颁发了证书。整个鼓队列中最吸引人的是放大版的“象背云鼓”，完全以瞿昙寺中的文物“象背云鼓”为原型，按照1:5的比例放大制作，大鼓通高12.6米，12代表一年12个月，6代表顺顺利利，祥和顺意。
象背云鼓的震撼场面
2020面鼓组成的“最长的鼓队列”寓意“千鼓相连，共赴小康”，申请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既是在挑战中展现河湟文化，也是对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希冀，推动“青海年·醉海东”活动为省内外游客、当地群众献上春天里最绚烂的狂欢。
说起象背云鼓，想必咱们海东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原版的象背云鼓珍藏于乐都区瞿昙寺隆国殿内，由红砂岩雕制，通高2.9米，重约2吨，距今约有600年历史。象背云鼓整体造型为一个憨态可掬的小象，跪伏于须弥座上，回头凝望长鼻卷起的莲花，身披璎珞，饰有宝珠铃穗，身负荷叶莲花，托起香炉，叠云架起“震天风雷鼓”，说此鼓鼓声象征雷声，云中雷响震动天花坠落，为人间赐福。由于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非常具有代表性，堪称稀世珍宝，也被定为海东市的吉祥物。这次“青海年·醉海东”春节系列活动当中，以象背云鼓为原型1:5的比例放大制作的这面鼓，在传播海东文化的同时，也非常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据了解，放大版的象背云鼓完全按照原版进行制作，其底座大象、莲花座、祥云、香炉等部分，主要采用玻璃钢材质，底座和鼓体结构都是在云南定制。
象背云鼓的寓意
您知道象背云鼓的寓意吗？它汲取了瞿昙寺“象背云鼓”吉祥和谐之意，是明朝初期由京城宫廷石雕艺人创造的一个艺术精品。修造瞿昙寺的艺人匠心独具，采用比拟的方法，组合具有特定意义的须弥、大象、莲花、云纹等形式，表现出象背云鼓的内涵。象背云鼓雕技精湛，形象生动优美，是明朝初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中国人是追求幸福和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象”与“祥”字谐音，故“大象”被赋予了更多吉祥的寓意，有祈福瑞祥象征，如以象驮宝瓶(平)为“太平有象”；以象驮插戟(吉)宝瓶为“太平吉祥”；以童骑(吉)象为“吉祥”；以象驮如意，或象鼻卷如意为“吉祥如意”。在佛教中，大象象征广大、有力，所以前人用大象作为瞿昙寺法鼓的基座是有丰富内涵的。在佛教故事里大象代表踏实和力量，大象过河不会脚不沾地，而是踏实地而过。象背云鼓的寓意：须弥座寓意着扎实的基础，小象代表着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小象长鼻卷的莲花蕴含着佛教中碾转生生的世界观和人生的哲理，在向你说：荷花产于污泥而不为污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藕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虽柔而能穿坚，居于泥而有节。
瞿昙寺简介
瞿昙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北地区保存较完整的一组明代建筑群；青海省第二大藏传佛教圣地。位于青海省乐都区城南21公里处的马圈沟口。这里风景优雅、山水宜人。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北傍松花顶，南望照碑山，是一组古色古香的明代建筑群，被誉为“青海的小故宫”。
瞿昙寺自1393年创建迄今，已历626个春秋。寺院以雄浑古朴、文物珍贵和拥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壁画享誉国内外，被誉为“宗喀地区”佛教圣地，也是河湟地区著名的花儿盛会之一。
“瞿昙”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族姓。据说，瞿昙寺创始人三罗喇嘛选择这块圣地时，罗汉山松柏参天，瞿昙河畔杨柳荫浓，一泓清泉流于石山，水光接天，明彻半壁。三罗面对灵地，歇杖憩息。临行时忘携禅杖，回去取时，禅杖已在泉边扎根生长为一棵树，故而选此建寺。
瞿昙寺汉式建筑风格十分典型，在类型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中独树一帜。寺院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全寺共有三个院落，建筑布局为前、中、后三进院落，由山门、左右碑亭、金刚殿、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护法殿、三世殿以及左右回廊、钟鼓楼等主要建筑组成。
荣获“吉尼斯”最长的鼓队列
2月19日恰逢农历元宵佳节，“最长的鼓队列”在海东市乐都区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乐都区旅游业的一张“金名片”。“最长的鼓队列”共由2020面鼓组成，总长度485.75米，成功地打破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侯颖颁发了证书。整个鼓队列中最吸引人的是放大版的“象背云鼓”，完全以瞿昙寺中的文物“象背云鼓”为原型，按照1:5的比例放大制作，大鼓通高12.6米，12代表一年12个月，6代表顺顺利利，祥和顺意。
象背云鼓的震撼场面
2020面鼓组成的“最长的鼓队列”寓意“千鼓相连，共赴小康”，申请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既是在挑战中展现河湟文化，也是对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希冀，推动“青海年·醉海东”活动为省内外游客、当地群众献上春天里最绚烂的狂欢。
说起象背云鼓，想必咱们海东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原版的象背云鼓珍藏于乐都区瞿昙寺隆国殿内，由红砂岩雕制，通高2.9米，重约2吨，距今约有600年历史。象背云鼓整体造型为一个憨态可掬的小象，跪伏于须弥座上，回头凝望长鼻卷起的莲花，身披璎珞，饰有宝珠铃穗，身负荷叶莲花，托起香炉，叠云架起“震天风雷鼓”，说此鼓鼓声象征雷声，云中雷响震动天花坠落，为人间赐福。由于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非常具有代表性，堪称稀世珍宝，也被定为海东市的吉祥物。这次“青海年·醉海东”春节系列活动当中，以象背云鼓为原型1:5的比例放大制作的这面鼓，在传播海东文化的同时，也非常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据了解，放大版的象背云鼓完全按照原版进行制作，其底座大象、莲花座、祥云、香炉等部分，主要采用玻璃钢材质，底座和鼓体结构都是在云南定制。
象背云鼓的寓意
您知道象背云鼓的寓意吗？它汲取了瞿昙寺“象背云鼓”吉祥和谐之意，是明朝初期由京城宫廷石雕艺人创造的一个艺术精品。修造瞿昙寺的艺人匠心独具，采用比拟的方法，组合具有特定意义的须弥、大象、莲花、云纹等形式，表现出象背云鼓的内涵。象背云鼓雕技精湛，形象生动优美，是明朝初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中国人是追求幸福和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象”与“祥”字谐音，故“大象”被赋予了更多吉祥的寓意，有祈福瑞祥象征，如以象驮宝瓶(平)为“太平有象”；以象驮插戟(吉)宝瓶为“太平吉祥”；以童骑(吉)象为“吉祥”；以象驮如意，或象鼻卷如意为“吉祥如意”。在佛教中，大象象征广大、有力，所以前人用大象作为瞿昙寺法鼓的基座是有丰富内涵的。在佛教故事里大象代表踏实和力量，大象过河不会脚不沾地，而是踏实地而过。象背云鼓的寓意：须弥座寓意着扎实的基础，小象代表着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小象长鼻卷的莲花蕴含着佛教中碾转生生的世界观和人生的哲理，在向你说：荷花产于污泥而不为污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藕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虽柔而能穿坚，居于泥而有节。
瞿昙寺简介
瞿昙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北地区保存较完整的一组明代建筑群；青海省第二大藏传佛教圣地。位于青海省乐都区城南21公里处的马圈沟口。这里风景优雅、山水宜人。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北傍松花顶，南望照碑山，是一组古色古香的明代建筑群，被誉为“青海的小故宫”。
瞿昙寺自1393年创建迄今，已历626个春秋。寺院以雄浑古朴、文物珍贵和拥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壁画享誉国内外，被誉为“宗喀地区”佛教圣地，也是河湟地区著名的花儿盛会之一。
“瞿昙”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族姓。据说，瞿昙寺创始人三罗喇嘛选择这块圣地时，罗汉山松柏参天，瞿昙河畔杨柳荫浓，一泓清泉流于石山，水光接天，明彻半壁。三罗面对灵地，歇杖憩息。临行时忘携禅杖，回去取时，禅杖已在泉边扎根生长为一棵树，故而选此建寺。
瞿昙寺汉式建筑风格十分典型，在类型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中独树一帜。寺院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全寺共有三个院落，建筑布局为前、中、后三进院落，由山门、左右碑亭、金刚殿、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护法殿、三世殿以及左右回廊、钟鼓楼等主要建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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