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全球滞胀中，中国崛起的新机遇在哪里？
原创 网易研究局 网易研究局 2022-06-26 19:30 发表于北京

*网易研究局稿件未经同意禁止一切媒体转载，包括友商，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60S要点速读：
1、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它是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很大契机，我们应抓住全球这一轮的变化，做好我们的事情。
2、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
3、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在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它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大市场、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使我们在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前期布局能够有一个加速性的赶超，在这样一个超级时段产生赶超效应。
正文：
全世界目前面临一个新问题，刚从疫情摆脱出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的局面，按照目前世界银行OECD和各大机构公布的数据，就会看到2022年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接近8%，发达国家会接近7%，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接近10%，导致今年的通货膨胀将会比去年高3.8个百分点，达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通胀高启的同时，全球增长速度出现加速回落，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预计将从明年5.7%下降到今年2.9%左右，下降了2.8个百分点，在这个下降中会看到发展中国家下降得更多。
更重要的是，大家认为未来几年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刚刚开启，比如像美国，大家预测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去年的4%点多下降到不到3%的水平，到明年可能会下降到1.8%，后年可能会达到不足1%的水平。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对全球通胀的实质，以及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很多分析，我认为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它是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很大契机，我们应抓住全球这一轮的变化，做好我们的事情。
第一，全球滞胀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这一轮滞胀的原因，从表象看好像是俄乌冲突，好像是疫情冲击带来的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不对称变化所导致的。但是我们看到，全球滞胀的信号实际在2008年以后就已经出现，长期停滞是2008年到2018年整个宏观界讨论的核心，全球经济增长在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的倒退、全球化逆转等因素的作用下，使增长中枢持续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目前我们看到的通胀问题，绝非这两年才出现。全球的高债务、高杠杆、低利率状况也持续了很多年，因此，这一轮滞胀绝对不是俄乌冲突、绝对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它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重大扭曲、发生重大资源错配所带来的一轮新危机的出现。如果从世界经济的长波理论看，五十年一遇的长波低谷重新开始。
因此，滞胀将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特别是欧美体系将会进一步受到重创，这个重创体现在：一是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硬着陆，不仅仅体现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高启、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高启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高启，很可能出现一轮泡沫破灭的现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从今年初期到现在，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已经下滑了20%，导致美国的资产财富缩水接近20万亿的水平，这只是刚刚开始。二是美元地位在这一轮冲击中，虽然不会被取代，但会受到冲击。美国在这种高成本下，在中美对抗中所布局的一些战略可能会受阻。这一轮滞胀中，美国这个火车头可能会面临着更为重大的冲击。紧跟其后的是欧洲。目前一个标志性的，欧洲的通货膨胀已经超过8%，特别是德国，已经达到8.7%，必然会引来它的超级紧缩，这个紧缩带来各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扬，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了它的“死亡线”——4%。因此，欧元区在2008年后出现的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欧元区以及欧盟在政治经济双重挤压下，是不是面临新一轮危机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研究的。
第二，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大宗商品上涨、能源价格上涨，的确会带来进口成本大幅上扬，去年测算是接近3万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对于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因此，本轮石油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对中国PPI有很大的冲击，但对CPI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基本上是由生产者消化了这个成本。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快速提升的供给能力，缓解了目前的这种成本压力。因此在全球通胀上扬，并且这种全球通胀上扬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而且体现在汽车、耐用品、一些制造品上扬，这将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将会快速上扬，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一改过去非常平缓的态势，出现了强劲的上扬态势，很重要的一点是欧美CPI的上扬对于中国的采购需求上扬，导致我们出口价格出现上扬，从而使我们的贸易条件在近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从而使大量的规模性制造供给能力得到释放。
二是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新经济的中心，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年里，在新能源、在新技术上，进行了全面提升，因此在制造业上的地位进一步夯实，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非化石能源的生产上基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过去十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冲击一方面是结构，一方面是我们变化的很大的动力。我们现在新能源发电量已经超过1万亿度，占整个能源发电的19%，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330万辆，占世界销量超过欧洲成为世界销量的第一，未来五年整个新能源汽车增产将超过1000万辆。因此，滞胀所带来的一个是需求方的价格上涨，一个是供应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国是双刃剑。我认为，这种双刃剑中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第三，持续的滞胀将使欧美推进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面脱钩的战略。最近拜登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将要取消。美国这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的上扬，对中国供应、中国制造的依赖将会加剧。第二，成本的提升对于很多产业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对冲力量，当劳动力成本和各种原材料成本都急剧上扬，一些技术水平进步相对缓慢的区域要想替代中国很难，美国要想将这些产业回转到美国，必将引起工资水平的大涨，必定加剧它的滞胀压力。因此，我认为滞胀带来的这种局面，对美国进行供应链布局、进行对冲中国扩张的布局会受到严重的成本阻碍。因此，对于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有一个重新审视。
一是必须对中国产能过剩有重新的审视，不能简单化。在1999年、2001年时，我们也进行了一轮大的产能调整，但是加入WTO后，大量的过剩产能转换成了强大的出口能力，因此，在新一轮滞胀中，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是我们的战略重心。
二是不必过度刺激欧美，我们可能需要以静制动，等待欧美滞胀中的一些恶化，和在俄乌冲突中的一些消耗。世界的变化、结构性的变化，目前似乎运在中方，不在欧美。大家回顾七十年代，几轮石油危机中，直接让美国的衰落出现了加剧，与此同时，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达到了它的高点，这种战略性契机我们一定要看到，而不能悲观性地忽略掉。
三是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
四是对冲一些成本上扬对我国的压力，企业成本控制政策要出台，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
五是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世界滞胀条件下，中国贸易政策怎么进行布局。比如，关税政策，再比如一些非关税的投资政策，怎么彰显技术进步和成本改善对世界的贡献。
六是汲取苏联在七十年代世界长波低谷下没有抓住时代所给予的契机的教训，必须要以我为主进行全面改革，真改革。真正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使创新体制再调整，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园区，向高技术、新技术进行简单延伸的战略布局可能要进行全面审视和再定位。
简单总结，全球滞胀给予中国的挑战是小于机遇的，全球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出现不可持续的一个严重的信号，因此，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在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它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大市场、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使我们在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前期布局能够有一个加速性的赶超，在这样一个超级时段产生赶超效应。我们需要以我为主，进行内部战略再定位、再调整，抓住契机进行全面、关键性改革。
（整理自刘元春于2022年6月25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稳字当头的中国宏观经济”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原创 网易研究局 网易研究局 2022-06-26 19:30 发表于北京

*网易研究局稿件未经同意禁止一切媒体转载，包括友商，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60S要点速读：
1、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它是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很大契机，我们应抓住全球这一轮的变化，做好我们的事情。
2、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
3、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在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它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大市场、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使我们在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前期布局能够有一个加速性的赶超，在这样一个超级时段产生赶超效应。
正文：
全世界目前面临一个新问题，刚从疫情摆脱出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的局面，按照目前世界银行OECD和各大机构公布的数据，就会看到2022年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接近8%，发达国家会接近7%，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接近10%，导致今年的通货膨胀将会比去年高3.8个百分点，达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通胀高启的同时，全球增长速度出现加速回落，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预计将从明年5.7%下降到今年2.9%左右，下降了2.8个百分点，在这个下降中会看到发展中国家下降得更多。
更重要的是，大家认为未来几年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刚刚开启，比如像美国，大家预测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去年的4%点多下降到不到3%的水平，到明年可能会下降到1.8%，后年可能会达到不足1%的水平。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对全球通胀的实质，以及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很多分析，我认为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它是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很大契机，我们应抓住全球这一轮的变化，做好我们的事情。
第一，全球滞胀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这一轮滞胀的原因，从表象看好像是俄乌冲突，好像是疫情冲击带来的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不对称变化所导致的。但是我们看到，全球滞胀的信号实际在2008年以后就已经出现，长期停滞是2008年到2018年整个宏观界讨论的核心，全球经济增长在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的倒退、全球化逆转等因素的作用下，使增长中枢持续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目前我们看到的通胀问题，绝非这两年才出现。全球的高债务、高杠杆、低利率状况也持续了很多年，因此，这一轮滞胀绝对不是俄乌冲突、绝对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它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重大扭曲、发生重大资源错配所带来的一轮新危机的出现。如果从世界经济的长波理论看，五十年一遇的长波低谷重新开始。
因此，滞胀将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特别是欧美体系将会进一步受到重创，这个重创体现在：一是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硬着陆，不仅仅体现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高启、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高启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高启，很可能出现一轮泡沫破灭的现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从今年初期到现在，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已经下滑了20%，导致美国的资产财富缩水接近20万亿的水平，这只是刚刚开始。二是美元地位在这一轮冲击中，虽然不会被取代，但会受到冲击。美国在这种高成本下，在中美对抗中所布局的一些战略可能会受阻。这一轮滞胀中，美国这个火车头可能会面临着更为重大的冲击。紧跟其后的是欧洲。目前一个标志性的，欧洲的通货膨胀已经超过8%，特别是德国，已经达到8.7%，必然会引来它的超级紧缩，这个紧缩带来各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扬，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了它的“死亡线”——4%。因此，欧元区在2008年后出现的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欧元区以及欧盟在政治经济双重挤压下，是不是面临新一轮危机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研究的。
第二，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大宗商品上涨、能源价格上涨，的确会带来进口成本大幅上扬，去年测算是接近3万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对于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因此，本轮石油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对中国PPI有很大的冲击，但对CPI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基本上是由生产者消化了这个成本。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快速提升的供给能力，缓解了目前的这种成本压力。因此在全球通胀上扬，并且这种全球通胀上扬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而且体现在汽车、耐用品、一些制造品上扬，这将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将会快速上扬，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一改过去非常平缓的态势，出现了强劲的上扬态势，很重要的一点是欧美CPI的上扬对于中国的采购需求上扬，导致我们出口价格出现上扬，从而使我们的贸易条件在近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从而使大量的规模性制造供给能力得到释放。
二是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新经济的中心，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年里，在新能源、在新技术上，进行了全面提升，因此在制造业上的地位进一步夯实，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非化石能源的生产上基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过去十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冲击一方面是结构，一方面是我们变化的很大的动力。我们现在新能源发电量已经超过1万亿度，占整个能源发电的19%，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330万辆，占世界销量超过欧洲成为世界销量的第一，未来五年整个新能源汽车增产将超过1000万辆。因此，滞胀所带来的一个是需求方的价格上涨，一个是供应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国是双刃剑。我认为，这种双刃剑中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第三，持续的滞胀将使欧美推进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面脱钩的战略。最近拜登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将要取消。美国这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的上扬，对中国供应、中国制造的依赖将会加剧。第二，成本的提升对于很多产业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对冲力量，当劳动力成本和各种原材料成本都急剧上扬，一些技术水平进步相对缓慢的区域要想替代中国很难，美国要想将这些产业回转到美国，必将引起工资水平的大涨，必定加剧它的滞胀压力。因此，我认为滞胀带来的这种局面，对美国进行供应链布局、进行对冲中国扩张的布局会受到严重的成本阻碍。因此，对于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有一个重新审视。
一是必须对中国产能过剩有重新的审视，不能简单化。在1999年、2001年时，我们也进行了一轮大的产能调整，但是加入WTO后，大量的过剩产能转换成了强大的出口能力，因此，在新一轮滞胀中，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是我们的战略重心。
二是不必过度刺激欧美，我们可能需要以静制动，等待欧美滞胀中的一些恶化，和在俄乌冲突中的一些消耗。世界的变化、结构性的变化，目前似乎运在中方，不在欧美。大家回顾七十年代，几轮石油危机中，直接让美国的衰落出现了加剧，与此同时，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达到了它的高点，这种战略性契机我们一定要看到，而不能悲观性地忽略掉。
三是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
四是对冲一些成本上扬对我国的压力，企业成本控制政策要出台，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
五是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世界滞胀条件下，中国贸易政策怎么进行布局。比如，关税政策，再比如一些非关税的投资政策，怎么彰显技术进步和成本改善对世界的贡献。
六是汲取苏联在七十年代世界长波低谷下没有抓住时代所给予的契机的教训，必须要以我为主进行全面改革，真改革。真正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使创新体制再调整，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园区，向高技术、新技术进行简单延伸的战略布局可能要进行全面审视和再定位。
简单总结，全球滞胀给予中国的挑战是小于机遇的，全球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出现不可持续的一个严重的信号，因此，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在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它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大市场、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使我们在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前期布局能够有一个加速性的赶超，在这样一个超级时段产生赶超效应。我们需要以我为主，进行内部战略再定位、再调整，抓住契机进行全面、关键性改革。
（整理自刘元春于2022年6月25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稳字当头的中国宏观经济”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历史冷知识# 古代官员退休有退休金吗？古代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安徽六安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最高额度提高到70万元】财联社6月26日电，六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六安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双职工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提高到70万元，单职工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40万元提高到50万元。执行时间自2022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此外，缴存职工在六安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提取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手商品房的，贷款期限加房龄由最长不超过30年调整到最长不超过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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