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称美国正考虑向中国提议设立一条用于高层紧急通信的热线。
据CNN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设立一条专门热线的可能，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红色电话，可以让白宫直接与克里姆林宫联系。
报道称此想法还在萌芽状态，还未向中国政府提出，但美国希望研发一个通信工具系统，以减少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
据悉，设立这一热线的想法在奥巴马时期就出现了，现任拜登想继续这一想法，但很多细节仍有待解决，包括中国是否同意使用该设备仍是个问题。
拜登这是要干啥？一副冷战思维，放着正常的渠道不联系，搞所谓的这种热线啥意思？
据CNN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设立一条专门热线的可能，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红色电话，可以让白宫直接与克里姆林宫联系。
报道称此想法还在萌芽状态，还未向中国政府提出，但美国希望研发一个通信工具系统，以减少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
据悉，设立这一热线的想法在奥巴马时期就出现了，现任拜登想继续这一想法，但很多细节仍有待解决，包括中国是否同意使用该设备仍是个问题。
拜登这是要干啥？一副冷战思维，放着正常的渠道不联系，搞所谓的这种热线啥意思？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支撑着人类能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重要基础。诗中有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业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着大自然的赐予，也蕴含着劳动人民的辛勤与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生活，他们在春天辛勤播种，认真耕耘，将万千期盼寄托于收获的那一日。若遇到丰年的秋收时节，那便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喜悦的时刻。在稻谷飘香的金秋里，他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大自然的恩赐”，其中最常见、最经典的一种便是——“踏歌”。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兴盛于唐代，宋元时期亦未断绝，始终在民间非常流行。中国现存的元代铜女舞俑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垅上踏歌”的生动证明之一，它将农民丰收的喜悦情态刻画的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心向神往。今天我们就将思绪穿越回千年之前，共同对古代舞娘踏歌而舞之姿细细探寻一番。
一、踏歌的起源
踏歌，顾名思义，随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想象一下，在金秋送爽的好时节里，一群农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生活，齐聚在月夜之下，他们围着篝火，并肩而坐；他们时而饮酒赏月，闲聊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时而异口同声，唱着当地那首妇孺皆知的民歌，无论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和着歌声翩翩起舞。一边庆祝着五谷丰登，忙碌一年总算有个好收成，一边感慨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劳作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足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画面感十足。
年年播种，年年收获，因而常常会有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久而久之，踏歌成为了民间最流行的庆祝丰收的方式。
提到踏歌的起源，最早要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刚刚萌芽，农业发展并不成熟，因此踏歌起初并非指舞蹈，更不是作为一种庆祝和祈求丰收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当时，“踏歌”是一种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传，三五人为一组在田地中耕作，耕作者手持牛尾，脚踏着地作为节拍，这种手脚并用的形态，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伴着祈福的歌曲而跳的舞，并流传下来被后人所沿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踏歌的形式和内涵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它从简易单一的歌和舞转变成了有动人的情节的故事，例如隋唐时期的踏歌表演《踏摇娘》就取材于真实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以北地区有一位姓苏的“渣男”，虽然容貌很丑陋，却自负狂妄，明明平平无奇却自信的不得了；苏某刚愎自用且趾高气扬，虽然只是个布衣百姓，从未做过官，但他却常常自称为“郎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足的酒鬼，整日里不务正业，只知道胡吃海喝，每次喝得烂醉回到家里都会对妻子进行殴打。
长此以往，妻子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遂将满腔悲伤与怨恨化作动人的旋律，借此来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快，这字字泣血的《踏摇娘》在民间得到传唱，女子悲惨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关怀。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首歌谣得到了丰富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二、“踏歌”舞风的盛行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元时期，“踏歌”从一种小众的歌舞表演，真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元代，“踏歌”成为大曲表演的一部分，之后又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再后来成了杂剧表演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踏歌”舞风渐渐在青楼教坊也十分盛行。
1.“踏歌”舞进入大曲表演
从元代舞女俑婀娜之姿间我们可以发现，“踏歌”舞融入到了大曲表演中。舞者在进行大曲表演之时，踏节为拍，前期舞蹈节奏舒缓柔和，至表演的关键点时，即“入破”之时，多种乐器合作演奏，随着乐声的急促，舞者所踏节拍越来越频繁，舞蹈节奏越来越快。舞者举足扬袖，俯仰皆舞，舞姿轻妙敏捷，好似身侧疾风呼啸而过。“踏歌”舞的融入，给观看者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听享受以及更为独特的体验。
2.“踏歌”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
“转踏”，又被称作“传踏”，由于舞者连手踏足而得名。它是宋代歌舞表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是由“说唱”和“踏歌”组合而成的表演形式。
当然，此处的“说唱”与我们现代意义的“说唱”截然不同，可不是充满嘻哈风的“药药切克闹”，这里所说、所唱的“歌词”指的是宋词和元诗。
“转踏”表演分成若干个小节，每节配有一首诗一首词，有时还配有一个小故事。这些用来表演的诗词非常讲究，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首诗词就能滥竽充数的。
比如表演之前所唱的词称为“引子”，也称为“勾队词”，大多由骈体文句构成；再比如表演结束所唱的词称为“尾声”，也称作“放队词”，大多由七言绝句组成。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伴随着诗词的说唱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舞便是一故事，引人入胜，这种表演形式在北宋时期最为流行，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3.“踏歌”舞进入杂剧表演
杂剧，是宋元时期兴盛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是将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表演方式。杂剧内容丰富，有歌舞、有音乐、有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正因其内容“杂”故而命名为“杂剧”。
在此时期，“踏歌”舞与杂剧融合，二者互相汲取精华，促进自身艺术形式发展壮大。在杂剧中有一种非正剧的舞段，称作“踏舞”，正是以“踏歌”舞为基础所改编的舞种。
在表演之时，舞者需要用脚踏地，作出节奏，勾肩搭背边唱边舞。每逢杂剧表演，“踏舞”必作为开场舞蹈出现，待到“踏舞”表演完毕之后，再正式上演杂剧。“踏歌”舞与杂剧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踏歌”舞的发展，也丰富了杂剧表演的内容。
4.“踏歌”舞进入青楼教坊
伎者，以唱歌跳舞为业，出卖才艺为主的女子；妓者，以容貌为资本，出卖色相为主的女子。这两类人是古代青楼教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这两类人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娼妓、歌舞、戏艺人大多混杂在一起。因此在青楼教坊的女性需得努力修炼自身技艺，使得自己说唱、歌舞、戏曲、演奏、容貌俱佳。如果她们才艺平平，容貌平平，就很难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这便给“踏歌”舞的传入创建了便利条件。
就这样，“踏歌”从市井之中来到了青楼教坊，成为了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舞者巾袖飞舞，帛带飘扬，舞姿动人，谁人见了不说句美哉？
三、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古代中国以农耕立国，因而中原地区大多土壤肥沃，良田众多，百姓以农业耕作为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主，百姓以游牧为生。“踏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原农耕民族间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的喜爱。在匈奴、突厥民族内尤其盛行，他们将“踏歌”加以“民族特色化”的处理，在舞蹈动作、曲调等方面进行改编，最终发展成为了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羌胡踏舞，共同讴歌。匈奴人和突厥人每逢重大场合会举行“踏歌”，他们或四人列队，或十几人为一队，或是勾肩搭背，或是手拉着手，双腿微曲，顿足踏地，和歌而舞，与中原人的踏歌形式虽有小异，但大体上仍是相近的。
四、结语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之所以能盛行，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歌舞交融渗透，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因而才能够一步一步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成了故事情节生动、载歌载舞的民间庆典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广泛喜爱，也能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
踏歌作为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见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后人去探寻、去传承。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生活，他们在春天辛勤播种，认真耕耘，将万千期盼寄托于收获的那一日。若遇到丰年的秋收时节，那便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喜悦的时刻。在稻谷飘香的金秋里，他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大自然的恩赐”，其中最常见、最经典的一种便是——“踏歌”。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兴盛于唐代，宋元时期亦未断绝，始终在民间非常流行。中国现存的元代铜女舞俑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垅上踏歌”的生动证明之一，它将农民丰收的喜悦情态刻画的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心向神往。今天我们就将思绪穿越回千年之前，共同对古代舞娘踏歌而舞之姿细细探寻一番。
一、踏歌的起源
踏歌，顾名思义，随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想象一下，在金秋送爽的好时节里，一群农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生活，齐聚在月夜之下，他们围着篝火，并肩而坐；他们时而饮酒赏月，闲聊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时而异口同声，唱着当地那首妇孺皆知的民歌，无论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和着歌声翩翩起舞。一边庆祝着五谷丰登，忙碌一年总算有个好收成，一边感慨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劳作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足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画面感十足。
年年播种，年年收获，因而常常会有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久而久之，踏歌成为了民间最流行的庆祝丰收的方式。
提到踏歌的起源，最早要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刚刚萌芽，农业发展并不成熟，因此踏歌起初并非指舞蹈，更不是作为一种庆祝和祈求丰收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当时，“踏歌”是一种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传，三五人为一组在田地中耕作，耕作者手持牛尾，脚踏着地作为节拍，这种手脚并用的形态，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伴着祈福的歌曲而跳的舞，并流传下来被后人所沿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踏歌的形式和内涵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它从简易单一的歌和舞转变成了有动人的情节的故事，例如隋唐时期的踏歌表演《踏摇娘》就取材于真实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以北地区有一位姓苏的“渣男”，虽然容貌很丑陋，却自负狂妄，明明平平无奇却自信的不得了；苏某刚愎自用且趾高气扬，虽然只是个布衣百姓，从未做过官，但他却常常自称为“郎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足的酒鬼，整日里不务正业，只知道胡吃海喝，每次喝得烂醉回到家里都会对妻子进行殴打。
长此以往，妻子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遂将满腔悲伤与怨恨化作动人的旋律，借此来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快，这字字泣血的《踏摇娘》在民间得到传唱，女子悲惨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关怀。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首歌谣得到了丰富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二、“踏歌”舞风的盛行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元时期，“踏歌”从一种小众的歌舞表演，真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元代，“踏歌”成为大曲表演的一部分，之后又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再后来成了杂剧表演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踏歌”舞风渐渐在青楼教坊也十分盛行。
1.“踏歌”舞进入大曲表演
从元代舞女俑婀娜之姿间我们可以发现，“踏歌”舞融入到了大曲表演中。舞者在进行大曲表演之时，踏节为拍，前期舞蹈节奏舒缓柔和，至表演的关键点时，即“入破”之时，多种乐器合作演奏，随着乐声的急促，舞者所踏节拍越来越频繁，舞蹈节奏越来越快。舞者举足扬袖，俯仰皆舞，舞姿轻妙敏捷，好似身侧疾风呼啸而过。“踏歌”舞的融入，给观看者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听享受以及更为独特的体验。
2.“踏歌”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
“转踏”，又被称作“传踏”，由于舞者连手踏足而得名。它是宋代歌舞表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是由“说唱”和“踏歌”组合而成的表演形式。
当然，此处的“说唱”与我们现代意义的“说唱”截然不同，可不是充满嘻哈风的“药药切克闹”，这里所说、所唱的“歌词”指的是宋词和元诗。
“转踏”表演分成若干个小节，每节配有一首诗一首词，有时还配有一个小故事。这些用来表演的诗词非常讲究，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首诗词就能滥竽充数的。
比如表演之前所唱的词称为“引子”，也称为“勾队词”，大多由骈体文句构成；再比如表演结束所唱的词称为“尾声”，也称作“放队词”，大多由七言绝句组成。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伴随着诗词的说唱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舞便是一故事，引人入胜，这种表演形式在北宋时期最为流行，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3.“踏歌”舞进入杂剧表演
杂剧，是宋元时期兴盛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是将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表演方式。杂剧内容丰富，有歌舞、有音乐、有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正因其内容“杂”故而命名为“杂剧”。
在此时期，“踏歌”舞与杂剧融合，二者互相汲取精华，促进自身艺术形式发展壮大。在杂剧中有一种非正剧的舞段，称作“踏舞”，正是以“踏歌”舞为基础所改编的舞种。
在表演之时，舞者需要用脚踏地，作出节奏，勾肩搭背边唱边舞。每逢杂剧表演，“踏舞”必作为开场舞蹈出现，待到“踏舞”表演完毕之后，再正式上演杂剧。“踏歌”舞与杂剧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踏歌”舞的发展，也丰富了杂剧表演的内容。
4.“踏歌”舞进入青楼教坊
伎者，以唱歌跳舞为业，出卖才艺为主的女子；妓者，以容貌为资本，出卖色相为主的女子。这两类人是古代青楼教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这两类人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娼妓、歌舞、戏艺人大多混杂在一起。因此在青楼教坊的女性需得努力修炼自身技艺，使得自己说唱、歌舞、戏曲、演奏、容貌俱佳。如果她们才艺平平，容貌平平，就很难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这便给“踏歌”舞的传入创建了便利条件。
就这样，“踏歌”从市井之中来到了青楼教坊，成为了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舞者巾袖飞舞，帛带飘扬，舞姿动人，谁人见了不说句美哉？
三、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古代中国以农耕立国，因而中原地区大多土壤肥沃，良田众多，百姓以农业耕作为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主，百姓以游牧为生。“踏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原农耕民族间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的喜爱。在匈奴、突厥民族内尤其盛行，他们将“踏歌”加以“民族特色化”的处理，在舞蹈动作、曲调等方面进行改编，最终发展成为了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羌胡踏舞，共同讴歌。匈奴人和突厥人每逢重大场合会举行“踏歌”，他们或四人列队，或十几人为一队，或是勾肩搭背，或是手拉着手，双腿微曲，顿足踏地，和歌而舞，与中原人的踏歌形式虽有小异，但大体上仍是相近的。
四、结语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之所以能盛行，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歌舞交融渗透，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因而才能够一步一步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成了故事情节生动、载歌载舞的民间庆典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广泛喜爱，也能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
踏歌作为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见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后人去探寻、去传承。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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