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法硕##法制史历史背景#

58 因循苟且与“异论相搅”之风

宋太宗在即位大赦诏书中宣称：“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自此以防弊为核心的宋初政策、制度逐渐确立了“家法”地位，历代皇帝奉为圭臬，只能附益，不敢更改。防弊原则的出发点体现消极思想，宁可不求有功，必须先求无弊。加上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权限不明，互相牵制，动辄得咎，导致官员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皆以老成持重相标榜，无过贤于有功。个别有开拓精神，勇于任事的官员，总是不合时宜，难行其志。北宋前期贫、弱局面皆累“积”而成，实与政坛的因循苟且风气密切相关。

因循苟且之外，又有“异论相搅”之风。这也是防弊原则的表现之一，即以观点、作风不同之人共谋朝政，彼此“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北宋台谏合一，以前代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和负责谏诤皇帝的谏官共同承担“言官”职责，上谏天子，下察百官，对重大问题可以“风闻言事”，与宰执大臣形成“异论相搅”的格局。宋初以来不杀言事者，这样的做法本来有利于更广泛地反映士大夫阶层的意见，收集思广益之效，预防错误决策，保证统治稳定。但其形成政策的主要动机则在于防范大臣专权，仍属消极防弊。况且北宋值晚唐五代乱离之后，士大夫致力于重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以改变社会风气，不免矫枉过正。其具体表现，即重义轻利，重名轻实，重道德轻事功，重原则轻表现，重动机轻结果。流弊所及，遂至务为高名，好持苛论，意气用事，舍大用小。贫、弱苛疾，也因此日重而难除。

庆历年间，武将王德用向宋仁宗进献了两位美女，此事被谏官王素知晓。朝会上王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责宋仁宗贪于女色，疏于朝政。宋仁宗反问王素：内宫之事，从何得知？王素正色道：臣乃谏官，規谏是职责所在，哪怕是风闻之事，臣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事从何来？宋仁宗被王素反问得无言以对，呵呵一笑：确有其事，确有其事！然后给每位美女打发两百贯钱出宫走人。

你们知道，古代是如何举报的吗？在哪些时期比较盛行呢？和现代的举报有什么区别呢？

要说管理，还得是以人治人。古代的一把手也担心过，有下属瞒报情况，自己被蒙在鼓里怎么办。于是，魏晋时期，朝廷中开始采用“风闻言事”的方法来监督众臣，即言官御史可以根据自己听说的内容（风闻）等，匿名对其他人官员进行奏表举报、弹劾（言事），用以监督官员的不良行为。

这对于远程管理众多人，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但随着时间发展，这种全凭传言就能举报的策略一定不会沿着制定初期的目标发展，必然引起新的麻烦。

到唐代时，对风闻言事的历史记录大量增加，一是史书量增加，二是唐代对这个制度进行了诸多调整，要求风闻提供的证据越来越多，有层级审批制度，有时甚至需要实名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虚假举报对人的影响，但是也打击了言官的积极性。

到宋朝时，由于对文官的重视，风闻言事又发展起来，不仅发展的多，还发展的广，不仅御史可以言事，还增加了不少可以言事和越级言事的文官。不用对风闻举证，言事错了也不用负责，在一定时期内，这个制度发展的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哪个官员没被言事过说明混的不咋地。程朱理学的代言人之一朱熹，就被言“为害风教，私故人财”。说他好色，和儿媳妇有染，还整出了孩子；侵占朋友的财产等。 这种事情真的只能风闻，毕竟不能站在床头拿证据。苏轼也被“乌台诗案”整的灰头土脸。
到底是多好，还得人自己想想。

明朝时文官的制度改变比较大，还有内阁产生，斗争此起彼伏，此时风闻言事制度更像是一种内斗的手段，包括言官都成为棋子。

清朝时，顺治帝在“陈名夏案”的党派斗争中，对风闻言事深恶痛绝，几乎封死该制度。但是他儿子康熙成年开始治理国家时，对于那几个称霸朝野的老臣迟迟找不到公开查处的理由，遍开启风闻言事，为清理门户做准备。当然结果也是他满意的，都写在了史书里。

到清中后期，风闻言事发展到了鼎盛，别说御史了，只要是个官，都能匿名发帖。文官武将，你争我抢，好不热闹啊，清帝喜笑颜开，每天喜滋滋地收大家夜里加班写好的小作文。

也就是说，举报这个东西，存在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往往发展方向不可把控。古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举报，更不是什么人都能被举报的，至少要有头有脸。现在又是什么样呢？

这是个动词，本身不分褒贬，但是为什么大家听到这词儿就觉得别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