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打造“中国铜箔谷”未来可期】
#天鹅之城三门峡# #百年风华出彩崤函#
9月7日到8日，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组织省、市、县媒体采访团深入灵宝市，实地采访宝鑫电子、华鑫铜箔、金源朝辉铜业、河南万贯实业、国投金城冶金等企业，围绕打造“中国铜箔谷”品牌课题，深入了解灵宝市铜产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灵宝市委、市政府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将铜箔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延链补链、集聚发展”的思路，培育形成了以国投金城冶金、华鑫铜箔、宝鑫电子、朝晖铜业等企业为代表的铜精炼深加工企业。
目前，灵宝市共有涉铜企业9家，年产电解铜20万吨、铜板带1万吨、铜丝4.2万吨、电解铜箔6.3万吨、压廷铜箔3000吨、挠性覆铜板150万平方米，总产值约244亿元，成为推动灵宝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战略新兴产业。
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项目谋划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3年时间；从年销售收入4.1亿元到半年销售收入13亿元，连续3年实现销售收入翻番；今年7月19日，又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确认为国家级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铜箔产品进入市场以来具有很好的口碑，产品销往松下电工、LG化学、ATL等国际知名企业，并且还是国内知名企业CATL、比亚迪、生益科技、宏仁电子、深南电路、健鼎电子、富士康等主力供应商。
我们每年可生产5—12微米动力锂电池负极专用电解铜箔4万吨，主要应用于苹果、华为等手机电池和比亚迪、特斯拉等电动汽车电池。今年上半年，生产铜箔1.1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3.4亿元，利润1.6亿元，全年预计生产铜箔3.29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利润2.65亿元”。公司董事长李应恩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以“动力锂电铜箔智能制造的引领者”为目标，以超薄高抗拉铜箔、5G高频高速铜箔、合金铜箔为研发方向，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抢占高端铜箔市场，强力推动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加速推进灵宝形成铜箔产业集群，全力打造“中国铜箔谷”。
金源朝辉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精度铜及铜合金系列压延箔材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引进国际一流生产装备和技术，可生产厚度9－100微米、最大宽幅660毫米的各类箔材，是目前全球主要的压延铜箔研发及生产制造企业之一，国内市场份额领先。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散热屏蔽、石墨烯薄膜制备、航空航天、挠性覆铜板、锂电池、5G通讯、LED、智能汽车、无人机、可穿戴电子产品等领域，深受客户的认可和好评。
“我们公司生产的70微米的压延铜箔产品由于传输性、导电性较好，被航空五院选中，用于中国空间站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主要功能是收集每块柔性太阳板发出的电，在汇流后传输至空间站内部。”公司总经理孟祥文介绍说。“压延铜箔项目二期工程已经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入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形成8000吨/年的压延铜箔生产能力，产品档次和技术水平及附加值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展，规模效应和产能效应将进一步凸显。”
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河南万贯实业有限公司是河南省唯一一家可进行所有特种石墨加工环节的企业，产品为非金属材料，耐高温、耐腐蚀、导电性高、可塑性强、组织均匀，主要用于军工、航天、医疗、光伏、电火花、模具等特殊用途，综合产能首屈一指，市场竞争力遥遥领先。
公司董事长赵万仓告诉记者，他三年前来到灵宝豫灵产业园，原计划从建厂到投产需3年时间，由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已投产，整整缩短了1年时间。而企业一天的利润是23万元，此举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国投矿业的控股投资企业，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及销售，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等称号。公司实施的“日处理2000吨复杂难处理金精矿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采用国内首创的“富氧底吹熔炼+底吹吹炼+阳极炉精炼”全热态“三连炉”工艺，匹配“熔炼烟气骤冷收砷”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建成了国内乃至世界最大的收砷系统，在行业内具有处理高砷、高杂原料的技术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
“灵宝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初办厂时，领导吃住在我们企业，帮助我们把各种手续办齐。去年疫情期间，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同时，当地政府又为我们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使生产材料能进得来，产品能走出去。”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李晓东说。“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降本提质增效、完善工艺技术、拉长产业链条，全面推行精细化操作和精准化管理，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和项目带动战略，克服了原料采购困难、市场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1至8月份，累计投矿42.59万吨，生产电解铜6.58万吨、黄金7.6吨、白银97.25吨、硫酸34.64万吨，实现销售收入78.3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铜产业发展方向，做好“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大文章，为中国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开展有益尝试。”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灵宝市将铜箔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先后帮助宝鑫电子、华鑫铜箔融资贷款7.72亿元，帮助企业争取“三大改造”、科技研发等奖补资金2398万元。同时，制定了《高层次人才及境外高端人才创新奖励办法》，柔性引进紧缺人才，为铜箔产业发展储备人才、积蓄力量。”灵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刚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扩产能、增品种、树品牌，大力发展锂电铜箔、合金箔、高频高速铜箔等中高端产品，打造“电解铜—铜材—铜箔—覆铜板—电子产品”全产业链，力争到2025年形成超500亿元的铜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中国铜箔谷”。”
在灵宝市工信和科技局编制的灵宝市铜产业发展报告中，关于发展目标是这样表述的：力争到2022年底，华鑫铜箔5G专用高频高速电解铜箔、朝辉压延铜箔二期、宝鑫电子年产两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建成，引导铜产业向电力电子、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基建等领域延伸，全力打造“中国铜箔谷”，形成电解铜箔7万吨、压延铜箔1万吨的产能，铜箔产能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三。
三门峡，打造“中国铜箔谷”，未来可期。
来源：三门峡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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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到8日，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组织省、市、县媒体采访团深入灵宝市，实地采访宝鑫电子、华鑫铜箔、金源朝辉铜业、河南万贯实业、国投金城冶金等企业，围绕打造“中国铜箔谷”品牌课题，深入了解灵宝市铜产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灵宝市委、市政府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将铜箔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延链补链、集聚发展”的思路，培育形成了以国投金城冶金、华鑫铜箔、宝鑫电子、朝晖铜业等企业为代表的铜精炼深加工企业。
目前，灵宝市共有涉铜企业9家，年产电解铜20万吨、铜板带1万吨、铜丝4.2万吨、电解铜箔6.3万吨、压廷铜箔3000吨、挠性覆铜板150万平方米，总产值约244亿元，成为推动灵宝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战略新兴产业。
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项目谋划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3年时间；从年销售收入4.1亿元到半年销售收入13亿元，连续3年实现销售收入翻番；今年7月19日，又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确认为国家级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铜箔产品进入市场以来具有很好的口碑，产品销往松下电工、LG化学、ATL等国际知名企业，并且还是国内知名企业CATL、比亚迪、生益科技、宏仁电子、深南电路、健鼎电子、富士康等主力供应商。
我们每年可生产5—12微米动力锂电池负极专用电解铜箔4万吨，主要应用于苹果、华为等手机电池和比亚迪、特斯拉等电动汽车电池。今年上半年，生产铜箔1.1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3.4亿元，利润1.6亿元，全年预计生产铜箔3.29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利润2.65亿元”。公司董事长李应恩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以“动力锂电铜箔智能制造的引领者”为目标，以超薄高抗拉铜箔、5G高频高速铜箔、合金铜箔为研发方向，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抢占高端铜箔市场，强力推动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加速推进灵宝形成铜箔产业集群，全力打造“中国铜箔谷”。
金源朝辉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精度铜及铜合金系列压延箔材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引进国际一流生产装备和技术，可生产厚度9－100微米、最大宽幅660毫米的各类箔材，是目前全球主要的压延铜箔研发及生产制造企业之一，国内市场份额领先。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散热屏蔽、石墨烯薄膜制备、航空航天、挠性覆铜板、锂电池、5G通讯、LED、智能汽车、无人机、可穿戴电子产品等领域，深受客户的认可和好评。
“我们公司生产的70微米的压延铜箔产品由于传输性、导电性较好，被航空五院选中，用于中国空间站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主要功能是收集每块柔性太阳板发出的电，在汇流后传输至空间站内部。”公司总经理孟祥文介绍说。“压延铜箔项目二期工程已经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入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形成8000吨/年的压延铜箔生产能力，产品档次和技术水平及附加值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展，规模效应和产能效应将进一步凸显。”
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河南万贯实业有限公司是河南省唯一一家可进行所有特种石墨加工环节的企业，产品为非金属材料，耐高温、耐腐蚀、导电性高、可塑性强、组织均匀，主要用于军工、航天、医疗、光伏、电火花、模具等特殊用途，综合产能首屈一指，市场竞争力遥遥领先。
公司董事长赵万仓告诉记者，他三年前来到灵宝豫灵产业园，原计划从建厂到投产需3年时间，由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已投产，整整缩短了1年时间。而企业一天的利润是23万元，此举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国投矿业的控股投资企业，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及销售，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等称号。公司实施的“日处理2000吨复杂难处理金精矿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采用国内首创的“富氧底吹熔炼+底吹吹炼+阳极炉精炼”全热态“三连炉”工艺，匹配“熔炼烟气骤冷收砷”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建成了国内乃至世界最大的收砷系统，在行业内具有处理高砷、高杂原料的技术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
“灵宝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初办厂时，领导吃住在我们企业，帮助我们把各种手续办齐。去年疫情期间，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同时，当地政府又为我们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使生产材料能进得来，产品能走出去。”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李晓东说。“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降本提质增效、完善工艺技术、拉长产业链条，全面推行精细化操作和精准化管理，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和项目带动战略，克服了原料采购困难、市场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1至8月份，累计投矿42.59万吨，生产电解铜6.58万吨、黄金7.6吨、白银97.25吨、硫酸34.64万吨，实现销售收入78.3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铜产业发展方向，做好“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大文章，为中国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开展有益尝试。”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灵宝市将铜箔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先后帮助宝鑫电子、华鑫铜箔融资贷款7.72亿元，帮助企业争取“三大改造”、科技研发等奖补资金2398万元。同时，制定了《高层次人才及境外高端人才创新奖励办法》，柔性引进紧缺人才，为铜箔产业发展储备人才、积蓄力量。”灵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刚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扩产能、增品种、树品牌，大力发展锂电铜箔、合金箔、高频高速铜箔等中高端产品，打造“电解铜—铜材—铜箔—覆铜板—电子产品”全产业链，力争到2025年形成超500亿元的铜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中国铜箔谷”。”
在灵宝市工信和科技局编制的灵宝市铜产业发展报告中，关于发展目标是这样表述的：力争到2022年底，华鑫铜箔5G专用高频高速电解铜箔、朝辉压延铜箔二期、宝鑫电子年产两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建成，引导铜产业向电力电子、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基建等领域延伸，全力打造“中国铜箔谷”，形成电解铜箔7万吨、压延铜箔1万吨的产能，铜箔产能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三。
三门峡，打造“中国铜箔谷”，未来可期。
来源：三门峡广播电视台
【大马二家新政策 估计损失37亿令吉】大马私营估价师、物业管理员、地产代理及物业顾问协会（PEPS）估计，大马第二家园计划新政策将带来至少37亿令吉的损失。
大马私营估价师、物业管理员、地产代理及物业顾问协会指出，这37亿令吉仅包括定存、签证费、住宿、医疗保险及体检，还不包括置业、汽车、教育、饮食、零售及其他消费者支出。
该协会发表声明称，这份新政策似乎没鼓励到第二家园参与者，反而增加了另外的措施，以聚焦在安全及某些国家的参与者人数，而非经济潜能的考量，但外资政策并无法迅速作出调整，因新政策已向现有及有意申请的人发出负面的信号。
对此，该协会建议，政府可通过制定另外的政策及流程，以防止第二家园计划签证遭滥用以解决安全问题及某些国家的参与者增加的问题。声明认为，当局在制定政策前，需要与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及外籍人士做更多沟通交流，因第二家园计划不仅在经济上扮演重要作用，也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对国际宣传的窗口。
因此，该协会呼吁政府展延落实新政策，并制定出一套更具包容性的方案取代为止。
该协会的声明也提到，大马需要有一套更好的政策来增加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的数量，因与来马工作但却寄薪金返国的外籍劳工相较，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却是带著外币来马消费，对促进经济有所贡献。
声明提到，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也没有衍生社会问题，因政府不需要提供公民享有的医疗及社会福利，都是由参与者本身支付及承担，因此没有给大马雇主带来负担。
声明认为，新政策应是吸引优质的外国人来马置业，但不一定是高收入者。
内政部早前列出10个新条件以在10月重启第二家园计划（MM2H），在新政策下，个人岸外收入从原先的每月1万令吉调高至4万令吉，存款从原来的15万至30万增加至100万令吉，流动资产也从35万至50万令吉增加至150万令吉。另外申请者必须在一年内居留在大马90天，而原先批给成功申请者10年的长期签证，也缩短至5年。
大马私营估价师、物业管理员、地产代理及物业顾问协会指出，这37亿令吉仅包括定存、签证费、住宿、医疗保险及体检，还不包括置业、汽车、教育、饮食、零售及其他消费者支出。
该协会发表声明称，这份新政策似乎没鼓励到第二家园参与者，反而增加了另外的措施，以聚焦在安全及某些国家的参与者人数，而非经济潜能的考量，但外资政策并无法迅速作出调整，因新政策已向现有及有意申请的人发出负面的信号。
对此，该协会建议，政府可通过制定另外的政策及流程，以防止第二家园计划签证遭滥用以解决安全问题及某些国家的参与者增加的问题。声明认为，当局在制定政策前，需要与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及外籍人士做更多沟通交流，因第二家园计划不仅在经济上扮演重要作用，也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对国际宣传的窗口。
因此，该协会呼吁政府展延落实新政策，并制定出一套更具包容性的方案取代为止。
该协会的声明也提到，大马需要有一套更好的政策来增加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的数量，因与来马工作但却寄薪金返国的外籍劳工相较，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却是带著外币来马消费，对促进经济有所贡献。
声明提到，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也没有衍生社会问题，因政府不需要提供公民享有的医疗及社会福利，都是由参与者本身支付及承担，因此没有给大马雇主带来负担。
声明认为，新政策应是吸引优质的外国人来马置业，但不一定是高收入者。
内政部早前列出10个新条件以在10月重启第二家园计划（MM2H），在新政策下，个人岸外收入从原先的每月1万令吉调高至4万令吉，存款从原来的15万至30万增加至100万令吉，流动资产也从35万至50万令吉增加至150万令吉。另外申请者必须在一年内居留在大马90天，而原先批给成功申请者10年的长期签证，也缩短至5年。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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