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那个柯文哲的梗图，有感而发。谈谈我对gov的认知。
我发现在这次疫情中大家会有一个论调就是，上海地方政府不行，深圳，北京就很好之类的。由此来表示，中国gov体制不是有问题，gov的防疫政策没问题。
但细究逻辑，其实是一种很犬儒的说法。什么叫上海地方政府不行，因为它管不住疫情吗，管不住流动的人和物资？但为什么是“管”？政府的公务员，在英文语境叫civil servant，人民公仆，也就是人民的仆人。所以，在西方语境中，政府是提供服务的，而不是一个统领全部的领导，一个不可被冒犯的上司，一个讳莫如深的名词。
这个底层逻辑的不同，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对整个社会运作的认知，以及整个经济运作的模式。最近专访了一位港中深的教授，他17年发过一篇文章叫《香港为什么是国际金融中心》。他提到一个观点，香港的核心竞争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制度边际成本极低。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因为制度壁垒而付出的成本，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而支撑起整个完整，成熟，简单而方便的制度的，是政府用高薪所支持起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公务员，警察，律师，社工，央行等等。
你再用这个视角来看内地，完全行不通。你会发现内地的制度成本是很高的。最浅显的例子，企业到了一定体量，会有个职位叫政府沟通专员/政府关系经理…etc.也就是说，你需专门请一些跟当地政府有良好人脉的人，来帮你的企业打开业务。
又或者，我们在讨论国家对科技企业的反垄断，用的词都是监管。但是监管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举个例，美证监要摘牌中概股，其依据的法案，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确实这就是他的职责，中概股的会计底稿确实是灰色空间，所以我们被制裁了基本上是无力反制的。那国家监管科网企业又是为了什么呢？投资者、从业者、创业者从中受到了一点点国家监管而带来的益处吗？不太见得。这就是我说的，人民公仆和人民管理者在做同一件事，但目的不同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效果。
如果抗疫的明确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为了让人民健康，快乐和顺畅的生活，那上海抗疫中的很多乱象都不会发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沉重以至于不能承受的制度成本。

最近在电视剧、综艺、纪录片反复横跳。电视剧观看的题材，基本都带来的是生活中常见的现实问题，又或者是我所生活的环境无法接触到的战争片；综艺喜欢看有battle环节的，比如说《这，街！》；最后就是纪录片了，从20年开始就陆陆续续看了许多的纪录片，也是带给我感触最多的，看纪录片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缓慢享受生活中所带给我的乐趣，也会平和的接受面对的一切问题，一切问题，在生死面前毫无意义。
这两天感触较深的一段话：“成年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你要放弃一个原本可以拿到的东西是要付出非常大的勇气，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比较犬儒一些，比较现实一些，但是总有人会打开你所生活的区域，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我可能就是属于犬儒的那一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但每个人的追求理想不一样，在当下的阶段去做自己认为不会后悔的事，那就是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在我犬儒的这些选择下，积年累月，我可以成为有能力为自己梦想买单的那类人。

接上一条。
“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就算反抗了也没有用呀”，同时还会劝说别人同做犬儒“为什么不呀，试一试嘛没准挺好的”。其实这类人会过得很好，因为他们深谙社达的生存之道，将优胜劣汰竞争内卷的规则玩于股掌之中，这样的游戏玩家画像具有普适性——我对这样的一场游戏无比失望，人固有一死，我当下不奉陪，于是努力的目标成为了如何体面地退出这场游戏。
其实另一方面也不必使用这样得体的解释——坦然承认我不行。我不适合当下的精英加工模式，如果继续赖在这里我会很快崩溃，因为我的诸如抗压、专注这样的能力实在羸弱，在这场不见血的厮杀里我已经第一批倒下，毫无胜算的游戏还有甚么值得继续下去的意义呢，谋求另一条生路罢了——逃出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