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私人馆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展品少而精但全面，而且苏联风建筑的展馆竟然和里斯本街边花园非常搭，搭出了日式禅意，能让看展体验宁静私密和专注。非常喜欢！
土豪是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西方买办，20世纪前后发现中东石油时一手安排了欧洲各国的利益分配，自己抽成5%，曾经的世界首富，20年代苏联缺外汇时他是批发购买圣彼得堡冬宫馆藏，Rene Lalique 是他小伙伴，他买Lalique的珠宝是上百件的定制。
现在他名字听着并不熟，果然还是得靠捐钱搞教育搞艺术才有身后名，感谢土豪做慈善！

【牛津笔记⑤｜变局中重新想象资本主义】（ 文 ｜ 王自励 ）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中有一句著名台词“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生动地反映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盛行的商业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以来，“股东利益至上”便逐渐成为了西方商业世界难以撼动的核心信仰。在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对于任何具有竞争力和野心的企业来说，衡量其首席执行官业绩的主要标准，都化归成了其在任期内能为公司股东实现的总回报。

在Henderson教授看来，资本主义执迷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根源之一，是笃信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能通过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市场发挥这一作用的前提是实现充分的竞争，这意味着：若一些行为体仅仅因为出生地、肤色不同而被排除在竞争之外，若某些企业能通过买通监管者和政客来操纵市场规则，若企业的生产行为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无法得到监管和定价，那么，当企业在短期内为股东创造出最高价值时，牺牲的很可能恰恰是整个社会的福祉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

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出现“失灵”，正是需要政府介入的时候。Henderson教授同样认为，只有自由、透明、民主的政府和包容性的社会制度——例如尊重法治原则和弱势群体权益、允许媒体和底层劳工自由发声等等，才能为市场的有效和良性运转提供支持和保障。然而，在一个全球民主制度普遍面临衰退危机，各国之间和社会内部共识愈发缺失的时代，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更好的公共政策“拯救”资本主义，显然并非一日之功。在不完美的政策环境之下，若仅从私营部门入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既不要求企业日常性地牺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润和收益，又能让企业在最大程度上创造出公共价值的“中间道路”？（ 本文为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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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46本，【美】亨利 基辛格著，顾淑馨 林添贵译《大外交》，2009年12月26日购于广州购书中心。内容很丰富，从近代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创始人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开始，一直讲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期，以一个美国重要决策者的身份详细回顾分析了这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外交博弈，各方外交策略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明确他的“大外交”来建构世界体系的理念。
概括讲，黎塞留提出外交要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去纵横捭阖；英国则是置身事外要求建立欧洲大陆均势，均势被打破时它才出面支持弱者；俾斯麦则是多方结盟，发展与各方的交情以达成均势；俄国是有内在不安全感，要向外扩张；美国是美国例外、美国优先，事事以所谓道德原则去制定外交政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几点原则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战后其实世界局势没有缓解，在欧洲也没建立起真正的均势，反倒是极大削弱了法国的国力，俄国也退出，德国失去了制衡，于是有了二战。二战后，英法都被削弱，英国在丘吉尔带领下，明确事事与美国站在一起。法国则在戴高乐带领下谋求不受美国控制，但是国力所限，力不从心。罗斯福战时就很看不起法国。二战后是冷战，尼克松开始转向缓和，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主衡量外交政策，却受到国内传统派的反对。
从对全球的掌控角度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根本不包括东方中、印各国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基辛格在写这本书的1993年前后就预言，进入下个世纪20年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将和美国相差无几，美国在亚洲应该推行就事论事的政策，而不是在欧洲那样的结盟。不要陷入自己不了解的泥沼之中，这是他们从越战得到的惨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