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园林｜拙政园秫香馆
【摄影】｜篮微尘
有些人，相逢刹那恍若故知，有些人，走遍千山形如陌路。我当是心性淡然从容之人，一生良善磊落，不攀附于权贵，不牵挂于世事，亦不相欠于众生。我眼中的人情物意，皆是好的，虽与我无多相亲，却到底不生纠缠。我心中的山水草木，皆有禅心，纵不能朝夕作伴，亦是情深不减。
【摄影】｜篮微尘
有些人，相逢刹那恍若故知，有些人，走遍千山形如陌路。我当是心性淡然从容之人，一生良善磊落，不攀附于权贵，不牵挂于世事，亦不相欠于众生。我眼中的人情物意，皆是好的，虽与我无多相亲，却到底不生纠缠。我心中的山水草木，皆有禅心，纵不能朝夕作伴，亦是情深不减。
饶宗颐：郦道元《水经注》序云：“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在九宫图中一为北方之水，故为万物之先。谓太一藏于水，行于四时，历沧热(即寒暑)二气而成岁，为一极为新鲜的宇宙论。这就是说，万物之生成，以水为先。而藏于水的这个太一，自然亦为万物之先。亦即充塞天地之阴阳二气，必在神明之下。阴阳有形，表示光暗。天地亦有形。而神明则无形、无迹，它就在天地、阴阳之间。以前不知道神明的位置，只是以为，生阴阳的这个神，乃阴阳上面的神明，一定不是人的力量之所能达至。
这里所说就是神明。神与明是不能分割的，内圣外王也是不能分割的。最根本的就在于神明，二者相合是一个整体，才能得以帮助。因为“皆原于一，原来的神明就是天。如将庄子的话合起来看，圣就是神，王就是明，前后不可割裂开来。许多人读《庄子》,往往不读清楚，忘记上面有神同明，而只是捡了个尾巴，没有头，非常好笑。大家都讲内圣外王，都强调内圣，看不起外王。而且后面的“皆原于一”也丢掉了。只注意“圣有所生，王有所成”二句，而忽视上面的神同明。因此大讲特讲内圣外王，并将其扩大至哲学范畴。这都是新儒学的标榜。这段话庄子本来说得很清楚，后之读书人也得看清楚。
《易经》讲：“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易经·系辞上传》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古人讲神很有深度。你的行动，建立你的可信性。所谓“精义人神”，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你的行动，既得到神的支持，你不用说话，大家都相信你。
神与明二者，神，聪明、正直，乃明之主，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神为主，以神来导明。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以神思为结虑。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其以为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致。
所以你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用神治病，用神写文章。文章有神倒是杜甫说的。那个时候有神助，能够写出好诗来。其他时候不一定。神不来，就写不出好诗。神不来，叫神不守舍，就很平庸。但并不是说，每次都有神来。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辈子只几次。能写出七八首好诗，也就很了不起。
另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切掉上面两句，不即不离，不限定于某件事。要不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用。即谓高明的道要符合神理，要超过神理。李善注云：此志道，是神理而超之也。”还是切掉为好。这样神理就可以用在许多方面，文学上面可以用，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道就不是一般的道，是高层次的道、因为它符合神理，这么一来神理就更加重要了。
道是神理的神，像不像，能不能传神，就看有没有精神。传神有时候只几笔就行了。道是很高级的神，有神明在里头的神。
施议对：先生曾指出，谢灵运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比如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就为后人所诟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饶宗颐：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年诗，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可将理融入情与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勿言理，将理消融于物色当中。几种手法，最后一种最为高明，这就是一种理趣。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我以只是说“玄”而不说“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一直以来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太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
刘勰理论来自宗炳。“神理”二字，刘勰《文心雕龙》出现过八次，我统计过。但他并不突出个理字，他讲神思。因此他也根本不讲理文，不重视神理。他不愿意提倡，有思凡之心，他想逃出来做官。所以拼命捧孔夫子，讲儒家。其实，他也并不真懂儒家。他思凡想做官，做不到，再回去做和尚，并非很高明。对于神理也不是不懂，只是停留在形象思维，就形而下了。所以不能够极高明。今天讲艺术的人，他们说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感觉艺术等等，但是要达到心灵，达到心灵之主宰，神上面还有神明，光是形象思维，就太肤浅了。
刘勰在和尚庙里读书，念儒家的书，用儒家的思想著书立说，论文主神理。《文心雕龙》他提出神理这一名词，未道及神明，亦未道及神。以为写文章，出于自己的思想，所以从神思入手我们与他不同。应当是一种折中，因为他的思想都是调和得来的。
这种做法也对也不对。因其中有儒，亦有佛。所以说“道以神理超”。道须要神理，有神理才谈得上“超”。谢灵运诗善于在大自然里头，寻找一种超神越形的理、山水诗里头亦有神理。
施议对：这一点苏东坡知道，他懂得在山水当中找神理，好多作品都能体现这一精神，为指出向上一路。
饶宗颐：最懂得神理，并将其结合在文学里头的，六朝人最为高超。除安排辞藻以外，一篇当中偶然有一二神来之笔。
刘勰做法、等于只是讲动作，不讲动作的内在动力。这是抽象的，但也是具象的。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我以为应当是四。形文、声文、情文，还应当加上理文，其实这是六朝人的一个补充，由是文章也就提高了，这是个讲理的时代，刘彦和六朝人，光讲情文，太世俗化了，这是个最大的缺点。
这里所说就是神明。神与明是不能分割的，内圣外王也是不能分割的。最根本的就在于神明，二者相合是一个整体，才能得以帮助。因为“皆原于一，原来的神明就是天。如将庄子的话合起来看，圣就是神，王就是明，前后不可割裂开来。许多人读《庄子》,往往不读清楚，忘记上面有神同明，而只是捡了个尾巴，没有头，非常好笑。大家都讲内圣外王，都强调内圣，看不起外王。而且后面的“皆原于一”也丢掉了。只注意“圣有所生，王有所成”二句，而忽视上面的神同明。因此大讲特讲内圣外王，并将其扩大至哲学范畴。这都是新儒学的标榜。这段话庄子本来说得很清楚，后之读书人也得看清楚。
《易经》讲：“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易经·系辞上传》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古人讲神很有深度。你的行动，建立你的可信性。所谓“精义人神”，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你的行动，既得到神的支持，你不用说话，大家都相信你。
神与明二者，神，聪明、正直，乃明之主，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神为主，以神来导明。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以神思为结虑。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其以为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致。
所以你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用神治病，用神写文章。文章有神倒是杜甫说的。那个时候有神助，能够写出好诗来。其他时候不一定。神不来，就写不出好诗。神不来，叫神不守舍，就很平庸。但并不是说，每次都有神来。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辈子只几次。能写出七八首好诗，也就很了不起。
另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切掉上面两句，不即不离，不限定于某件事。要不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用。即谓高明的道要符合神理，要超过神理。李善注云：此志道，是神理而超之也。”还是切掉为好。这样神理就可以用在许多方面，文学上面可以用，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道就不是一般的道，是高层次的道、因为它符合神理，这么一来神理就更加重要了。
道是神理的神，像不像，能不能传神，就看有没有精神。传神有时候只几笔就行了。道是很高级的神，有神明在里头的神。
施议对：先生曾指出，谢灵运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比如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就为后人所诟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饶宗颐：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年诗，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可将理融入情与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勿言理，将理消融于物色当中。几种手法，最后一种最为高明，这就是一种理趣。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我以只是说“玄”而不说“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一直以来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太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
刘勰理论来自宗炳。“神理”二字，刘勰《文心雕龙》出现过八次，我统计过。但他并不突出个理字，他讲神思。因此他也根本不讲理文，不重视神理。他不愿意提倡，有思凡之心，他想逃出来做官。所以拼命捧孔夫子，讲儒家。其实，他也并不真懂儒家。他思凡想做官，做不到，再回去做和尚，并非很高明。对于神理也不是不懂，只是停留在形象思维，就形而下了。所以不能够极高明。今天讲艺术的人，他们说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感觉艺术等等，但是要达到心灵，达到心灵之主宰，神上面还有神明，光是形象思维，就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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