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城东二十里曾有座古城？文物部门初步踏勘】市民航拍时发现一座距离市中心约20里的小村庄，疑似有护城河包围。村名叫土城，古稀村民回忆，村子四周确实曾围有土墙。
《康熙宁国府志》记载，宣城有温城，“城东二十里，唐刺史温璋所筑，今存遗址。”土城就是温城？文物部门初步踏勘未发现古城遗址，无法判断，但发现了不少疑似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已公示规划方案的道路工程将擦村而过，宣城市规划部门表示，将询问文物部门的意见。
土城是温城？
宣城市宣州区沈村镇丁店村土城组是一个看似并不起眼的小村庄。村子面积不大，全村大约三四十户人家，老318国道穿村而过、车流不息，途经的车辆快速开过这一段约200米的道路，驾驶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普通的村子。但近日，却有人发现了它的独特之处。
“航拍从空中看，这个村子四周都有水系，好像是它的护城河一样。”宣城市民李诚（化名）对记者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村子里还有疑似古代遗留的土墙。李诚还告诉记者，《康熙宁国府志》中有记载，“温城，城东二十里，唐刺史温璋所筑，今存遗址。”李诚怀疑，土城村所在地就是曾经的温城。
但让李诚有些担心的是，今年5月16日，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上公布了《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优化设计方案公示》，从公布的规划图上，这一工程要经过土城村的西南边，他担心如果土城村是温城遗址所在地，上述项目会对其造成破坏。
土城曾有土墙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通过地图查询发现，土城村距离位于宣城老城中心的谢朓楼正好约20里。
6月13日，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来到了土城村，村民家一排排楼房看不出古城的印迹。为什么村子叫土城村？难道以前这里是一座土城？村口一位70多岁姓向的老人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大约60多年前，村子四周遗留了不少土墙，几乎把村子围了一圈，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
60多岁的万明好老人告诉记者，从西边进入土城村有一座桥，现在叫破连桥，以前叫破城桥，因为有河流过，村子以前还有码头，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在土城村的东南角，有一片小树林，万明好说，这边小树林所在的几十米长的小山包就是曾经的土墙。“以前土墙中间还有壕沟，就像是打仗用的，现在都看不到了。”
在土城村，还流传有朱元璋年幼时曾在此居住的传说，村里的仙姑庙门口的一块石碑上还记载了这段故事。采访中，多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从未发现过疑似文物的物品。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从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上公布的《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优化设计方案公示》中看到，该工程规划的路线经过土城村最南边的部分区域。征迁工作已经开展，但工程还未开工，现场插了标注位置的旗子。
温城还是破城？
那么，土城村到底是不是温城？6月14日，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来到宣城市方志馆，史志征集利用科三级主任科员王军查询了《康熙宁国府志》后告诉记者，卷十六古迹中记载，“温城，城东二十里，唐刺史温璋所筑，今存遗址。”从记载的内容看，温城在康熙年间就已只剩遗址。
记者查询发现，成书于南宋中期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有记载，温城“在宣城县东二十余里。唐刺史温璋所筑。大中十二年置营于此”。“置营”应是扎营的意思，据记载，温璋当年是受命到宣城讨伐叛乱。
王军告诉记者，《康熙宁国府志》在卷四城池中还有关于温城的记载，其中表示，在宣城“东有麻姑山寨、温城（唐刺史温璋筑，有温城庙）、破城（有破城桥，后改名古城）”。根据这一记载，温城和破城应不是同一个城，那么曾有破城桥的土城村，难道会是破城？遗憾的是，在《康熙宁国府志》中并未发现更多关于破城的记载。
土城有商周陶器残片
土城到底是温城还是破城？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从宣城市文物管理所了解到，土城村并不是文物保护点，也未在此发现过古城遗址，不能确定其是温城或破城遗址所在地。
6月21日上午，宣城市和宣州区两级文物部门到土城村进行了踏勘。在村民所说的疑似是古代遗留土墙的位置，工作人员表示，不能确定是人工砌筑的土墙。但在土城村南边多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有纹路的陶器残片，初步判断是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器的残片。由此可以判断，在商周时期这里曾有人生活，但也不能将这些与温城或破城联系起来。文物部门表示，相关部门在制定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时未请文物部门参与。
6月21日，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和市政规划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多年前就已制定，一直未实施，此次公示的是对原有规划进行优化调整后的方案。对于该项目经过的土城村可能是古城遗址所在地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会询问文物部门的意见。（新安晚报）https://t.cn/A6aAFZIl
《康熙宁国府志》记载，宣城有温城，“城东二十里，唐刺史温璋所筑，今存遗址。”土城就是温城？文物部门初步踏勘未发现古城遗址，无法判断，但发现了不少疑似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已公示规划方案的道路工程将擦村而过，宣城市规划部门表示，将询问文物部门的意见。
土城是温城？
宣城市宣州区沈村镇丁店村土城组是一个看似并不起眼的小村庄。村子面积不大，全村大约三四十户人家，老318国道穿村而过、车流不息，途经的车辆快速开过这一段约200米的道路，驾驶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普通的村子。但近日，却有人发现了它的独特之处。
“航拍从空中看，这个村子四周都有水系，好像是它的护城河一样。”宣城市民李诚（化名）对记者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村子里还有疑似古代遗留的土墙。李诚还告诉记者，《康熙宁国府志》中有记载，“温城，城东二十里，唐刺史温璋所筑，今存遗址。”李诚怀疑，土城村所在地就是曾经的温城。
但让李诚有些担心的是，今年5月16日，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上公布了《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优化设计方案公示》，从公布的规划图上，这一工程要经过土城村的西南边，他担心如果土城村是温城遗址所在地，上述项目会对其造成破坏。
土城曾有土墙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通过地图查询发现，土城村距离位于宣城老城中心的谢朓楼正好约20里。
6月13日，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来到了土城村，村民家一排排楼房看不出古城的印迹。为什么村子叫土城村？难道以前这里是一座土城？村口一位70多岁姓向的老人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大约60多年前，村子四周遗留了不少土墙，几乎把村子围了一圈，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
60多岁的万明好老人告诉记者，从西边进入土城村有一座桥，现在叫破连桥，以前叫破城桥，因为有河流过，村子以前还有码头，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在土城村的东南角，有一片小树林，万明好说，这边小树林所在的几十米长的小山包就是曾经的土墙。“以前土墙中间还有壕沟，就像是打仗用的，现在都看不到了。”
在土城村，还流传有朱元璋年幼时曾在此居住的传说，村里的仙姑庙门口的一块石碑上还记载了这段故事。采访中，多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从未发现过疑似文物的物品。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从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上公布的《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优化设计方案公示》中看到，该工程规划的路线经过土城村最南边的部分区域。征迁工作已经开展，但工程还未开工，现场插了标注位置的旗子。
温城还是破城？
那么，土城村到底是不是温城？6月14日，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来到宣城市方志馆，史志征集利用科三级主任科员王军查询了《康熙宁国府志》后告诉记者，卷十六古迹中记载，“温城，城东二十里，唐刺史温璋所筑，今存遗址。”从记载的内容看，温城在康熙年间就已只剩遗址。
记者查询发现，成书于南宋中期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有记载，温城“在宣城县东二十余里。唐刺史温璋所筑。大中十二年置营于此”。“置营”应是扎营的意思，据记载，温璋当年是受命到宣城讨伐叛乱。
王军告诉记者，《康熙宁国府志》在卷四城池中还有关于温城的记载，其中表示，在宣城“东有麻姑山寨、温城（唐刺史温璋筑，有温城庙）、破城（有破城桥，后改名古城）”。根据这一记载，温城和破城应不是同一个城，那么曾有破城桥的土城村，难道会是破城？遗憾的是，在《康熙宁国府志》中并未发现更多关于破城的记载。
土城有商周陶器残片
土城到底是温城还是破城？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从宣城市文物管理所了解到，土城村并不是文物保护点，也未在此发现过古城遗址，不能确定其是温城或破城遗址所在地。
6月21日上午，宣城市和宣州区两级文物部门到土城村进行了踏勘。在村民所说的疑似是古代遗留土墙的位置，工作人员表示，不能确定是人工砌筑的土墙。但在土城村南边多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有纹路的陶器残片，初步判断是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器的残片。由此可以判断，在商周时期这里曾有人生活，但也不能将这些与温城或破城联系起来。文物部门表示，相关部门在制定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时未请文物部门参与。
6月21日，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和市政规划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阳德路东延段（双塘—九女互通）规划多年前就已制定，一直未实施，此次公示的是对原有规划进行优化调整后的方案。对于该项目经过的土城村可能是古城遗址所在地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会询问文物部门的意见。（新安晚报）https://t.cn/A6aAFZIl
往生比丘-印 光 (近代往生随闻录)
印光，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俗姓赵，陕西邰阳赵陈村人。年二十一，投终南山莲华洞寺，从道纯和尚剃染，时光绪七年也。翌岁，于兴安双溪寺受具。读龙舒净土文，知净土法门为成佛之要道。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因前往入堂念佛，精修净业。暇则研读大乘经典；由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请师为助，遂邀同南下，住法雨寺。两度掩关，为期六载，而学行倍进。民国纪元，师年五十二。高鹤年见其文，以之刊入上海佛学丛报。复由徐蔚如编辑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风行海内外。师以净土法门导人，尤注重诚敬。其言曰：「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乃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令其于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于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信则信此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我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其人临命终时，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愿则愿速出离此苦世界，愿速往生极乐世界。行则至诚恳切，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毋念暂忘。朝暮于佛前礼拜持诵，随自身闲忙，立一课程。此外则行住坐卧，及做不用心之事，均好念。睡时当默念，不宜出声，宜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难念。若衣冠不整齐，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洁净处，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无论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心中默念，均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如此则心不外驰，妄想渐息，佛念渐纯，功德最大。」又曰：「余常谓欲得佛法利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日增，而福慧愈减矣！」又曰：「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至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当如忠臣之对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增矣。」又曰：「曰诚、曰恭敬，此语举世咸知，此道举世咸昧。因寻求古德之修持懿范，由是而知诚与恭敬，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师以因果之理，至为重要。从凡夫乃至成佛，悉不出因果之外，故辄谆谆言之。尝曰：「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避影，徒劳奔驰。每见无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报。遭逆境，便谓作善获殃，无有因果；从兹退悔初心，反谤佛法。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奥旨乎！报通三世者；现在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生，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后报则迟早不定。凡所作业，决无不报者。转变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罪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其人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改恶修善，诵经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现生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与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尚复能了脱生死，超凡入圣。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转变由心之义也。」有弟子患病，自虑佛未念好，恐不能往生。师诲之曰：「汝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甚么叫念好？当知十念尚且往生，汝疑自己不能往生，即此一念，就是障碍，就不能往生。念佛之法，重在信愿。只要信愿真切，心中虽未能清净，亦得往生。如江海中水，虽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现矣。」
一九二八年，师离普陀，居苏州报国寺。一九三○年，至灵岩山。诲人学佛，唯主敬存诚，深信因果，念佛求生弥陀净土。其言如布帛菽栗，未可一日离也。一九四○年农历冬十月，谓众曰：「吾老矣！灵岩方丈，不应久悬。」众推妙真，乃择日上位。初选十一月初九，师曰：「太迟了！」再选十一月初四，师谓是日「我自有事」。又复重选十一月初一，师曰：「可矣！」至初一日，师亲率众职事送妙真上位。行礼如仪毕，示微疾。初四日上午一时三十分，由床上坐起云：「念佛见佛，决定生西。」呼水洗手毕，起立言：「阿弥陀佛来接，我要去了！」即由床沿步坐椅上。侍者云：「未坐端正。」师复自立起，端身正坐，低声念佛。妙真至，师嘱云：「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尔后即不复语，惟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逝矣。世寿八十，僧腊五十九。荼毗，三十二齿全存，五色舍利数千粒，塔于灵岩。师创弘化社，印施佛学书籍五百余万册，佛像百余万帧，遗着「文钞」近百万言，皈依弟子数十万人。世推净土宗十三祖。
印光，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俗姓赵，陕西邰阳赵陈村人。年二十一，投终南山莲华洞寺，从道纯和尚剃染，时光绪七年也。翌岁，于兴安双溪寺受具。读龙舒净土文，知净土法门为成佛之要道。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因前往入堂念佛，精修净业。暇则研读大乘经典；由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请师为助，遂邀同南下，住法雨寺。两度掩关，为期六载，而学行倍进。民国纪元，师年五十二。高鹤年见其文，以之刊入上海佛学丛报。复由徐蔚如编辑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风行海内外。师以净土法门导人，尤注重诚敬。其言曰：「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乃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令其于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于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信则信此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我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其人临命终时，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愿则愿速出离此苦世界，愿速往生极乐世界。行则至诚恳切，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毋念暂忘。朝暮于佛前礼拜持诵，随自身闲忙，立一课程。此外则行住坐卧，及做不用心之事，均好念。睡时当默念，不宜出声，宜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难念。若衣冠不整齐，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洁净处，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无论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心中默念，均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如此则心不外驰，妄想渐息，佛念渐纯，功德最大。」又曰：「余常谓欲得佛法利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日增，而福慧愈减矣！」又曰：「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至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当如忠臣之对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增矣。」又曰：「曰诚、曰恭敬，此语举世咸知，此道举世咸昧。因寻求古德之修持懿范，由是而知诚与恭敬，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师以因果之理，至为重要。从凡夫乃至成佛，悉不出因果之外，故辄谆谆言之。尝曰：「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避影，徒劳奔驰。每见无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报。遭逆境，便谓作善获殃，无有因果；从兹退悔初心，反谤佛法。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奥旨乎！报通三世者；现在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生，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后报则迟早不定。凡所作业，决无不报者。转变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罪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其人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改恶修善，诵经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现生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与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尚复能了脱生死，超凡入圣。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转变由心之义也。」有弟子患病，自虑佛未念好，恐不能往生。师诲之曰：「汝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甚么叫念好？当知十念尚且往生，汝疑自己不能往生，即此一念，就是障碍，就不能往生。念佛之法，重在信愿。只要信愿真切，心中虽未能清净，亦得往生。如江海中水，虽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现矣。」
一九二八年，师离普陀，居苏州报国寺。一九三○年，至灵岩山。诲人学佛，唯主敬存诚，深信因果，念佛求生弥陀净土。其言如布帛菽栗，未可一日离也。一九四○年农历冬十月，谓众曰：「吾老矣！灵岩方丈，不应久悬。」众推妙真，乃择日上位。初选十一月初九，师曰：「太迟了！」再选十一月初四，师谓是日「我自有事」。又复重选十一月初一，师曰：「可矣！」至初一日，师亲率众职事送妙真上位。行礼如仪毕，示微疾。初四日上午一时三十分，由床上坐起云：「念佛见佛，决定生西。」呼水洗手毕，起立言：「阿弥陀佛来接，我要去了！」即由床沿步坐椅上。侍者云：「未坐端正。」师复自立起，端身正坐，低声念佛。妙真至，师嘱云：「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尔后即不复语，惟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逝矣。世寿八十，僧腊五十九。荼毗，三十二齿全存，五色舍利数千粒，塔于灵岩。师创弘化社，印施佛学书籍五百余万册，佛像百余万帧，遗着「文钞」近百万言，皈依弟子数十万人。世推净土宗十三祖。
#2023法硕##法制史历史背景#
57 宋初“防弊”之政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都于汴梁（时称东京）。至1127年，政权南迁，以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通常将1127年以前的宋朝称为北宋，以后称为南宋。北宋共传九帝，168年。其间围绕宋初制定的一套“防弊”之政，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变法与守旧的反复斗争，这一线索基本上贯穿了北宋政治史的始终。
北宋建立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五代以后又一短命王朝。换言之，即消除唐后期以来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等现象，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初统治者为此殚精竭虑，制定了一系列富于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其成效堪称卓著，专制集权得到空前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一原则是收权，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复出现。具体言之则包括“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几方面：
稍夺其权——稍，意为逐渐。最初于平定南方诸国后，在当地各州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号为“监郡”，后全国普遍设立,对节度使形成牵制。继而罢领 “支郡”，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余州皆直隶朝廷，由朝廷委任中央文官“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此举使节度使行政权力大为缩减，与一般之知州相等，仅级别稍高，以后更渐演变为虚衔，只领取俸禄而不赴任。对包括宋初节度使在内的州长官,一方面采取三年一易之法，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
制其钱谷——改变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令各州财赋除留必需之经费外一律上缴，由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统一管 理。设诸路转运司，代表中央综理一地区财政（全国共分十五路），加强对 地方的财政检查。又下令废止晚唐以来藩镇经营贸易的特权，“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也”。
收其精兵——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佘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 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如此，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二原则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
在中央，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外，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又改变昔日宰相机构“事无不统”的状态，令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其中枢密院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三司长官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院虽掌军政,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
在地方管理方面，初设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称“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简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既各有主管范围，但也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他务。州级机构中，通判与长官形成分权，同签文书。
又有一项与分权原则相关的制度，即官、职遣分离。隋唐传统官称至宋依然保留，但徒具形式，仅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居其官者通常不掌其事。文官又有称为“职”的衔号，入殿阁学士、修撰之类，亦与实际工作无关，只是荣誉头衔。实际工作、权力则由差遣决定，多称为权知（或提举、提点、管勾）某机构事、充（或判、行等）某职之类，表示为临时委派之职事。这种官职差遣分离、名实混淆的现象自唐中叶以来已经出现，宋初统治者未予重新规范，反而有意识地使其更加普遍化，意图在于表现官员“名若不正、义若不久”，其工作带有临时性质，不得长期专擅某项权力。
防弊之政的第三原则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即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帅禁军的权力，代以资浅才庸之将领。以后更是有意识地压制武将，枢密院长官皆用文臣，作战时多不设主帅，将从中御。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
57 宋初“防弊”之政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都于汴梁（时称东京）。至1127年，政权南迁，以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通常将1127年以前的宋朝称为北宋，以后称为南宋。北宋共传九帝，168年。其间围绕宋初制定的一套“防弊”之政，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变法与守旧的反复斗争，这一线索基本上贯穿了北宋政治史的始终。
北宋建立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五代以后又一短命王朝。换言之，即消除唐后期以来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等现象，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初统治者为此殚精竭虑，制定了一系列富于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其成效堪称卓著，专制集权得到空前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一原则是收权，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复出现。具体言之则包括“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几方面：
稍夺其权——稍，意为逐渐。最初于平定南方诸国后，在当地各州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号为“监郡”，后全国普遍设立,对节度使形成牵制。继而罢领 “支郡”，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余州皆直隶朝廷，由朝廷委任中央文官“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此举使节度使行政权力大为缩减，与一般之知州相等，仅级别稍高，以后更渐演变为虚衔，只领取俸禄而不赴任。对包括宋初节度使在内的州长官,一方面采取三年一易之法，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
制其钱谷——改变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令各州财赋除留必需之经费外一律上缴，由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统一管 理。设诸路转运司，代表中央综理一地区财政（全国共分十五路），加强对 地方的财政检查。又下令废止晚唐以来藩镇经营贸易的特权，“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也”。
收其精兵——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佘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 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如此，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二原则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
在中央，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外，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又改变昔日宰相机构“事无不统”的状态，令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其中枢密院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三司长官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院虽掌军政,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
在地方管理方面，初设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称“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简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既各有主管范围，但也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他务。州级机构中，通判与长官形成分权，同签文书。
又有一项与分权原则相关的制度，即官、职遣分离。隋唐传统官称至宋依然保留，但徒具形式，仅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居其官者通常不掌其事。文官又有称为“职”的衔号，入殿阁学士、修撰之类，亦与实际工作无关，只是荣誉头衔。实际工作、权力则由差遣决定，多称为权知（或提举、提点、管勾）某机构事、充（或判、行等）某职之类，表示为临时委派之职事。这种官职差遣分离、名实混淆的现象自唐中叶以来已经出现，宋初统治者未予重新规范，反而有意识地使其更加普遍化，意图在于表现官员“名若不正、义若不久”，其工作带有临时性质，不得长期专擅某项权力。
防弊之政的第三原则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即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帅禁军的权力，代以资浅才庸之将领。以后更是有意识地压制武将，枢密院长官皆用文臣，作战时多不设主帅，将从中御。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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