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哈喽哈喽 看下面这两张图片是不是很像 那云像仰着头举起自己的拳头望向远方 蛮有气势的 我特别喜欢拍这种奇奇怪怪的图片或者是觉得有趣的手机截图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反正我就是觉得这样有意义一点 我本身是有很重的分享欲的 但是最近这两年吧 我一直在很克制自己发朋友圈 就算是发了也是各种屏蔽群好友 或者单独分组 太没有意思了 而且现在我也确实没什么太多事儿可以跟别人分享了 或者是不知道跟谁说了 大家各自处境都不一样 又怎会感同深受呢 最近总是干很蠢的事情 挺无奈的吧哈哈 加油呗
【观壶闲话】再过两天的宜兴观宇紫砂春拍，有一件非常有趣的紫砂作品。这件标注清早期的倭角奎方大壶，底款非常引人注目，“昌泰庚申秋日六月望日为眉公先生制信卿”，这个款蕴含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1620年陈信卿为陈继儒所制砂壶。同时，在欣赏之余我们也会发现，这件作品和它的款识，不但有着历史研究的高度趣味性，更对某一类紫砂器的划代具有学术意义。1、“昌泰”是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九月初一驾崩的“一月皇帝”朱常洛的年号，按历史纪元，一般将该年8月至12月称昌泰年号，而8月前仍称万历年号。作者在六月十五日（六月望日）即启用昌泰年号，是否有僭越之祸？这是简单的月份误写？还是先制壶后刻款的“时间差”造成？或者，虽经查证该年立秋是在八月七日，那么这个明知故犯的“庚申秋日”与“六月望日”，在古代历法上是否却有可自洽之处呢？2、存世此类紫砂壶型制，此前多判为清康乾之间，如此款视为陈信卿本尊刻款，则此类壶型断代都可随之前移百年，这对一直晦昧未明的明壶断代研究，又是一件很有价值的纪年款证物。如视之为清中早期托款，也不失为可用以研究清早紫砂制作传播史的例证。3、1620年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波谲云诡的年份，万历薨逝、“红丸案”、“移宫案”，阉宦与清流，宫斗与灾荒，慌乱和斗争中，最后的汉人封建王朝日渐西斜。这个年份落款的陶瓷作品，珍罕之余，更令人抚今追昔，不由为历史的沧桑而感叹。
感谢时代，通过商品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发达，让我们这些后学爱好者能在这二十年里，密集的遇见和看到这么多前人所未见的古物。遂存图闲论，求教方家，是以为之记。
感谢时代，通过商品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发达，让我们这些后学爱好者能在这二十年里，密集的遇见和看到这么多前人所未见的古物。遂存图闲论，求教方家，是以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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