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99不一般——军迷看99大改主战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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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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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知网登门道歉？赵德馨教授夫妇论文有望重新上架】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观察者网）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观察者网）
【“知网未经我同意，冒用我名字私立了个银行账户，还假冒我签名”…】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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