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永定河救人牺牲者儿子刚一岁多#】父亲节当天，三位勇敢的父亲在永定河畔奋不顾身的营救感动了北京城。昨晚，石景山区民政局发布通报，对周宏勃、李瀑、周思维的见义勇为事迹进行披露。经过民政部门的连夜工作，三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一岁多的儿子刚学会叫“爸爸”
1990年出生的周宏勃是延庆区永宁镇人，妻子在家照顾一岁零两个月大的儿子，一家三口都在石景山区租住。记者了解到，周宏勃是家中独子，父母都住在延庆，平时打些零工，家中还有一位88岁的奶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孩子刚会说‘爸爸’，连‘妈妈’都不会叫。”周宏勃的妻子唐女士哽咽说道。
6月19日，周宏勃带着妻儿去做核酸检测，回来时路过永定河边，正好遇见了3名儿童遇险。“当时有人喊救命，有两个比较大的孩子也在水里，但是没把人救上来。”唐女士说，周宏勃看到孩子们在水中挣扎，便下到水中，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
当时，唐女士抱着孩子，十分担心。“我说了一句‘你别去，你要是有事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唐女士说，她知道丈夫会游泳，但不知道他的水性到底如何，便试图拦了一下。可丈夫还是把手机扔给他，义无反顾地去救人。
周宏勃朝孩子游去时，对面也有人陆续下水救人。就在这时，唐女士眼看着丈夫游不动了。“可能是心灵感应，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唐女士此时也感觉到了不对劲，顾不上怀里还抱着孩子，也大声呼喊救命，冲着人群喊“报警，报警”。等她再回过头来，水面上已经没有了丈夫的踪影。
听到唐女士的呼救，其他人也纷纷伸出援手。一位女士把随身带的游泳圈扔到水里，几位参与营救落水儿童的市民也游到周宏勃消失的的位置进行搜寻，但是没有找到人。直到搜救人员带着专业设备赶来，才最终发现了周宏勃的遗体。
“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他下水救人的时候，被打捞上来的时候……”唐女士说，她这几天一直试图骗自己：孩子的爸爸还在，只是这两天比较忙，回不来……”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是个温柔的人
周宏勃是海淀市政集团新海园林公司的一名养护巡查员。在妻子眼中，丈夫总是很忙，每天上班出门很早。尽管如此，他还是将母子俩照顾得很好。
唐女士说，丈夫的工作主要是和花草树木打交道。但由于工作繁忙，即使在家，丈夫也常常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周宏勃是“90后”，像他这样的小伙子，晚上回到家喝点小酒很正常。可他却怕有突发情况，晚上从来不喝酒，别人叫他也不出去。
在唐女士眼中，丈夫是个温柔的人。“他就是在路上看到别人撞死一只猫，都要小心翼翼地埋起来。”她说，丈夫是很有正义感的人，看到有人落水那种情况，本能地就想冲上去帮一把。
在家里，周宏勃负责做饭。“有时候，他晚上会多做一些，我第二天一早热一下就行了。”唐女士说，丈夫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出门上班了。这个时候，母子俩还在梦乡。
同事眼中的好同事：乐于助人，吃苦耐劳
在周宏勃的工作单位，同事们对他的去世都感到震惊。周宏勃的同事张卫民说，周宏勃特别吃苦耐劳，对待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平日里也总是乐于助人，为人和善。生活中，周宏勃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充满阳光的人。
“想都想不到，太可惜了。”张卫民听闻这一消息后，久久回不过神。
民政部门：还在寻找几位救援人员
6月19日下午2时许，石景山公安分局广宁派出所接群众110报警称，在广宁街道麻峪村西侧，阜石路双峪桥下的门城湖水域有儿童落水。河道两岸的群众听到呼救声纷纷下水救人，石景山区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经过众人的合力营救，3名落水儿童全部获救，但见义勇为群众周宏勃（男，31岁，北京人）在营救过程中不幸溺水。经过约4个小时的水下搜救，消防救援人员和蓝天救援队搜寻到周宏勃时，这位救人英雄已经牺牲。
当晚，在做好家属安抚等工作的同时，石景山区民政局立即会同公安部门，启动见义勇为信息联动机制并开展调查确认程序，对永定河畔见义勇为事实进行分析研判和调查取证。昨天上午，石景山区民政局牵头召开工作联席会，对第一批三位救援者周宏勃（牺牲）、李瀑、周思维的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
“我们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对见义勇为行为深表崇敬。”石景山区民政局在通报中称，“三名勇敢的父亲用自己奋不顾身的营救，托起了两个家庭三个孩子未来的希望，以见义勇为的壮举温暖了一座城。”
记者了解到，根据民政部门的调查，目前还有几名参与救援的人员暂未找到。工作人员表示，民政部门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对救援人员的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并进行通报。@北京晚报 记者 王琪鹏 #永定河救人遇难者见义勇为认定完成#
一岁多的儿子刚学会叫“爸爸”
1990年出生的周宏勃是延庆区永宁镇人，妻子在家照顾一岁零两个月大的儿子，一家三口都在石景山区租住。记者了解到，周宏勃是家中独子，父母都住在延庆，平时打些零工，家中还有一位88岁的奶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孩子刚会说‘爸爸’，连‘妈妈’都不会叫。”周宏勃的妻子唐女士哽咽说道。
6月19日，周宏勃带着妻儿去做核酸检测，回来时路过永定河边，正好遇见了3名儿童遇险。“当时有人喊救命，有两个比较大的孩子也在水里，但是没把人救上来。”唐女士说，周宏勃看到孩子们在水中挣扎，便下到水中，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
当时，唐女士抱着孩子，十分担心。“我说了一句‘你别去，你要是有事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唐女士说，她知道丈夫会游泳，但不知道他的水性到底如何，便试图拦了一下。可丈夫还是把手机扔给他，义无反顾地去救人。
周宏勃朝孩子游去时，对面也有人陆续下水救人。就在这时，唐女士眼看着丈夫游不动了。“可能是心灵感应，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唐女士此时也感觉到了不对劲，顾不上怀里还抱着孩子，也大声呼喊救命，冲着人群喊“报警，报警”。等她再回过头来，水面上已经没有了丈夫的踪影。
听到唐女士的呼救，其他人也纷纷伸出援手。一位女士把随身带的游泳圈扔到水里，几位参与营救落水儿童的市民也游到周宏勃消失的的位置进行搜寻，但是没有找到人。直到搜救人员带着专业设备赶来，才最终发现了周宏勃的遗体。
“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他下水救人的时候，被打捞上来的时候……”唐女士说，她这几天一直试图骗自己：孩子的爸爸还在，只是这两天比较忙，回不来……”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是个温柔的人
周宏勃是海淀市政集团新海园林公司的一名养护巡查员。在妻子眼中，丈夫总是很忙，每天上班出门很早。尽管如此，他还是将母子俩照顾得很好。
唐女士说，丈夫的工作主要是和花草树木打交道。但由于工作繁忙，即使在家，丈夫也常常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周宏勃是“90后”，像他这样的小伙子，晚上回到家喝点小酒很正常。可他却怕有突发情况，晚上从来不喝酒，别人叫他也不出去。
在唐女士眼中，丈夫是个温柔的人。“他就是在路上看到别人撞死一只猫，都要小心翼翼地埋起来。”她说，丈夫是很有正义感的人，看到有人落水那种情况，本能地就想冲上去帮一把。
在家里，周宏勃负责做饭。“有时候，他晚上会多做一些，我第二天一早热一下就行了。”唐女士说，丈夫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出门上班了。这个时候，母子俩还在梦乡。
同事眼中的好同事：乐于助人，吃苦耐劳
在周宏勃的工作单位，同事们对他的去世都感到震惊。周宏勃的同事张卫民说，周宏勃特别吃苦耐劳，对待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平日里也总是乐于助人，为人和善。生活中，周宏勃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充满阳光的人。
“想都想不到，太可惜了。”张卫民听闻这一消息后，久久回不过神。
民政部门：还在寻找几位救援人员
6月19日下午2时许，石景山公安分局广宁派出所接群众110报警称，在广宁街道麻峪村西侧，阜石路双峪桥下的门城湖水域有儿童落水。河道两岸的群众听到呼救声纷纷下水救人，石景山区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经过众人的合力营救，3名落水儿童全部获救，但见义勇为群众周宏勃（男，31岁，北京人）在营救过程中不幸溺水。经过约4个小时的水下搜救，消防救援人员和蓝天救援队搜寻到周宏勃时，这位救人英雄已经牺牲。
当晚，在做好家属安抚等工作的同时，石景山区民政局立即会同公安部门，启动见义勇为信息联动机制并开展调查确认程序，对永定河畔见义勇为事实进行分析研判和调查取证。昨天上午，石景山区民政局牵头召开工作联席会，对第一批三位救援者周宏勃（牺牲）、李瀑、周思维的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
“我们对生命逝去深感惋惜，对见义勇为行为深表崇敬。”石景山区民政局在通报中称，“三名勇敢的父亲用自己奋不顾身的营救，托起了两个家庭三个孩子未来的希望，以见义勇为的壮举温暖了一座城。”
记者了解到，根据民政部门的调查，目前还有几名参与救援的人员暂未找到。工作人员表示，民政部门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对救援人员的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并进行通报。@北京晚报 记者 王琪鹏 #永定河救人遇难者见义勇为认定完成#
#小伙ICU熬过6个月后说老婆是最好的#【“我老婆是最好的！”90后小伙患重症急性胰腺炎ICU里熬过6个月，死里逃生敲下一行字】6个月，这是31岁的孙维（化名）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的时间。
“有好几次，我都怕他醒不过来了。”这6个月，孙维的未婚妻小乐（化名）度日如年。身处异地，她是孙维唯一的亲人，不离不弃地陪伴。
“他吃尽了所有苦头，我们也花光了所有积蓄。”小乐说。但是她依然觉得庆幸。因为，奇迹最终眷顾了这对年轻人。
6月初，孙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出院，两人有了新的希望。
签字时，她的手不停发抖
孙维和小乐都是广东人，两人一年多前刚在老家摆了酒席，还未领证。孙维三年前到义乌，在一家饭店做厨师。小乐追随着他，在义乌一家酒店工作。
两人在义乌租了房子，盘算着打拼几年，再回老家。
变故发生在去年11月中旬的一个午后，孙维吃完饭突然腹痛难忍，小乐陪他去附近医院就诊。
“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急性胰腺炎，要赶快住院。”小乐最初以为挂点盐水就好了，没想到，孙维住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他到医院没多久，疼痛就加剧了，开始还能走路，最后需要轮椅推着走，第二天就进了重症监护室。”
与此同时，小乐接到了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孙维发展成重症急性胰腺炎。
孙维腹腔内反复出血，做了开腹手术，却又找不到出血点。
“非常非常恐怖。”那一周时间，小乐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被叫到医院：要签字、要急救。
最严重的一次是今年元旦，孙维再次严重出血。
“医生让我们决定要不要做手术，说如果手术后，两个小时内还出血，可能人就没了。”双方家人都在广东，孤身一人的小乐慌了，“我坐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无尽的绝望。”
最后，一家人开了个视频会议。
“我们都觉得他这么年轻，怎么也要拼一拼。”带着一家人的决定，小乐最后去签字，她的手止不住地发抖。
手术之后，主诊医生就建议孙维赶紧转院到杭州。小乐当时只匆匆问了医生一句：能不能给我们推荐治疗重症胰腺炎最好的医院？
在ICU病房外，她日复一日地守候着
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严重的腹腔感染和腹腔出血、多脏器衰竭……这是浙大邵逸夫医院接诊时，孙维的情况。
重症医学科医生苏伟对孙维当时的状态印象深刻：皮肤灰暗、浮肿、肚子鼓胀、腹部切口有大量脓性渗液，气管切开，呼吸机支持，整个人看起来奄奄一息。
更让苏伟医师意外的是，虽然孙维只有31岁，但他的各项器官功能和化验指标评估显示，病死率高达83.97%。
重症监护室里，重症医学科郭丰主任医师、黄海英副主任医师紧急召集科室医生和重症急性胰腺炎团队的医生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重症监护室外，小乐焦虑又恐惧。重症监护室不能进去探视，但她每天像上下班一样，到病房外面“报到”。
“我很担心，怕他随时有什么意外，我守在这里，能随叫随到。”
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李曼记得每天进出重症监护室，都能看到小乐安静地等在外面，“她一看到我们出来，就过来问里面的情况，能看得出来，非常紧张。”
怎么控制住孙维的病情，是医生们面临的巨大考验。
腹腔动脉出血似乎是孙维走不出的“魔咒”，半个多月时间内，他先后两次大出血：胰背动脉出血、胃十二指肠动脉出血，一次比一次凶险，一次比一次急迫。好在，技术精湛的介入科每一次都能帮助孙维化险为夷。
除此之外，由于严重的腹腔感染及肠瘘，孙维不得不接受普外科另外三次手术。每一次手术，重症医学科、普外科外、介入科、输血科、麻醉科、超声科等科室都拼尽全力。
“他经历了密集的手术和各种有创操作，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惊心动魄的抢救场面，真是吃尽了苦头。”事后，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郭丰感叹。
他歪歪扭扭写下：我老婆是最好的
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胰腺炎多学科救治团队夜以继日地努力下，再加上本身年纪比较轻，孙维的情况终于在入院后1个多月才渐渐好转。
“他因为长久躺在病床上，肌肉没有力量，手都不怎么能抬起来，我们给他做康复治疗。能抬手后，就给他一个手机，他通过打字或者写字的方式和我们交流。”郭丰主任医师说。
渡过最危险的治疗阶段后，对孙维来说，康复也是一道艰难的考验。
“康复训练是个漫长的过程，他很配合，但有时候也会沮丧，觉得都这么辛苦了，还是没什么效果，就想放弃。”这个时候，李曼医师会和同事们给他鼓劲，“我们说：你未婚妻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你，你不好不努力的。”
李曼医师记得，这样的鼓励对孙维最有效。有一天，孙维拿出手机敲出一句话：非常感谢我老婆，她是最好的，认识她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在杭州陪护的半年，小乐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每天都在宾馆和医院之间往返，她担心孙维的病情，又焦心他的治疗费用。
长达几个月在重症监护室，多次危急重症抢救，除去各种报销，孙维的医疗费用有50多万元，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我们筹款过，他的同事也为他捐款了，亲戚朋友能借的也都借了，还是不够。最后申请了慈善资助，医院也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为了照顾孙维，小乐也辞去了原来的工作，经济上更加拮据。
“他们中间一度没有缴纳医疗费用，但我们一直给他开着绿色通道，家属非常信任我们，患者又这么年轻，他病情严重，但不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也不想放弃。”郭丰主任医师说，“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在医疗团队与他爱人的共同守护下，最后，他还是挺了过来，非常不容易。”
从160斤瘦到90斤，只要人还在就好
5月11日，孙维在小乐的陪伴下，终于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
6月7日，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康复后，孙维终于得以出院。小乐陪他回到义乌继续康复。
在医院保住了命，但孙维的身体依然虚弱，原本160斤的他如今只剩下不到90斤，他说话都是间断的句子，说说停停，似乎每一句都很耗费精力。
“他现在每天就在家吃饭、休息、定时训练。”小乐一早出去买菜，给他张罗餐食：排骨粥、鸡肉粥……“他其实也吃不多，在重症监护室那么久，他都没有吃东西，都是营养液，胃肠道消化功能很弱，每次就吃一小碗粥，再多也吃不下。”
但让小乐安心的是，孙维最终挺了过来，人还在。“等他再康复一些，能行动了，我们就一起回老家。”（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家铃 李文芳、健康时报等）
“有好几次，我都怕他醒不过来了。”这6个月，孙维的未婚妻小乐（化名）度日如年。身处异地，她是孙维唯一的亲人，不离不弃地陪伴。
“他吃尽了所有苦头，我们也花光了所有积蓄。”小乐说。但是她依然觉得庆幸。因为，奇迹最终眷顾了这对年轻人。
6月初，孙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出院，两人有了新的希望。
签字时，她的手不停发抖
孙维和小乐都是广东人，两人一年多前刚在老家摆了酒席，还未领证。孙维三年前到义乌，在一家饭店做厨师。小乐追随着他，在义乌一家酒店工作。
两人在义乌租了房子，盘算着打拼几年，再回老家。
变故发生在去年11月中旬的一个午后，孙维吃完饭突然腹痛难忍，小乐陪他去附近医院就诊。
“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急性胰腺炎，要赶快住院。”小乐最初以为挂点盐水就好了，没想到，孙维住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他到医院没多久，疼痛就加剧了，开始还能走路，最后需要轮椅推着走，第二天就进了重症监护室。”
与此同时，小乐接到了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孙维发展成重症急性胰腺炎。
孙维腹腔内反复出血，做了开腹手术，却又找不到出血点。
“非常非常恐怖。”那一周时间，小乐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被叫到医院：要签字、要急救。
最严重的一次是今年元旦，孙维再次严重出血。
“医生让我们决定要不要做手术，说如果手术后，两个小时内还出血，可能人就没了。”双方家人都在广东，孤身一人的小乐慌了，“我坐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无尽的绝望。”
最后，一家人开了个视频会议。
“我们都觉得他这么年轻，怎么也要拼一拼。”带着一家人的决定，小乐最后去签字，她的手止不住地发抖。
手术之后，主诊医生就建议孙维赶紧转院到杭州。小乐当时只匆匆问了医生一句：能不能给我们推荐治疗重症胰腺炎最好的医院？
在ICU病房外，她日复一日地守候着
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严重的腹腔感染和腹腔出血、多脏器衰竭……这是浙大邵逸夫医院接诊时，孙维的情况。
重症医学科医生苏伟对孙维当时的状态印象深刻：皮肤灰暗、浮肿、肚子鼓胀、腹部切口有大量脓性渗液，气管切开，呼吸机支持，整个人看起来奄奄一息。
更让苏伟医师意外的是，虽然孙维只有31岁，但他的各项器官功能和化验指标评估显示，病死率高达83.97%。
重症监护室里，重症医学科郭丰主任医师、黄海英副主任医师紧急召集科室医生和重症急性胰腺炎团队的医生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重症监护室外，小乐焦虑又恐惧。重症监护室不能进去探视，但她每天像上下班一样，到病房外面“报到”。
“我很担心，怕他随时有什么意外，我守在这里，能随叫随到。”
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李曼记得每天进出重症监护室，都能看到小乐安静地等在外面，“她一看到我们出来，就过来问里面的情况，能看得出来，非常紧张。”
怎么控制住孙维的病情，是医生们面临的巨大考验。
腹腔动脉出血似乎是孙维走不出的“魔咒”，半个多月时间内，他先后两次大出血：胰背动脉出血、胃十二指肠动脉出血，一次比一次凶险，一次比一次急迫。好在，技术精湛的介入科每一次都能帮助孙维化险为夷。
除此之外，由于严重的腹腔感染及肠瘘，孙维不得不接受普外科另外三次手术。每一次手术，重症医学科、普外科外、介入科、输血科、麻醉科、超声科等科室都拼尽全力。
“他经历了密集的手术和各种有创操作，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惊心动魄的抢救场面，真是吃尽了苦头。”事后，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郭丰感叹。
他歪歪扭扭写下：我老婆是最好的
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胰腺炎多学科救治团队夜以继日地努力下，再加上本身年纪比较轻，孙维的情况终于在入院后1个多月才渐渐好转。
“他因为长久躺在病床上，肌肉没有力量，手都不怎么能抬起来，我们给他做康复治疗。能抬手后，就给他一个手机，他通过打字或者写字的方式和我们交流。”郭丰主任医师说。
渡过最危险的治疗阶段后，对孙维来说，康复也是一道艰难的考验。
“康复训练是个漫长的过程，他很配合，但有时候也会沮丧，觉得都这么辛苦了，还是没什么效果，就想放弃。”这个时候，李曼医师会和同事们给他鼓劲，“我们说：你未婚妻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你，你不好不努力的。”
李曼医师记得，这样的鼓励对孙维最有效。有一天，孙维拿出手机敲出一句话：非常感谢我老婆，她是最好的，认识她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在杭州陪护的半年，小乐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每天都在宾馆和医院之间往返，她担心孙维的病情，又焦心他的治疗费用。
长达几个月在重症监护室，多次危急重症抢救，除去各种报销，孙维的医疗费用有50多万元，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我们筹款过，他的同事也为他捐款了，亲戚朋友能借的也都借了，还是不够。最后申请了慈善资助，医院也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为了照顾孙维，小乐也辞去了原来的工作，经济上更加拮据。
“他们中间一度没有缴纳医疗费用，但我们一直给他开着绿色通道，家属非常信任我们，患者又这么年轻，他病情严重，但不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也不想放弃。”郭丰主任医师说，“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在医疗团队与他爱人的共同守护下，最后，他还是挺了过来，非常不容易。”
从160斤瘦到90斤，只要人还在就好
5月11日，孙维在小乐的陪伴下，终于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
6月7日，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康复后，孙维终于得以出院。小乐陪他回到义乌继续康复。
在医院保住了命，但孙维的身体依然虚弱，原本160斤的他如今只剩下不到90斤，他说话都是间断的句子，说说停停，似乎每一句都很耗费精力。
“他现在每天就在家吃饭、休息、定时训练。”小乐一早出去买菜，给他张罗餐食：排骨粥、鸡肉粥……“他其实也吃不多，在重症监护室那么久，他都没有吃东西，都是营养液，胃肠道消化功能很弱，每次就吃一小碗粥，再多也吃不下。”
但让小乐安心的是，孙维最终挺了过来，人还在。“等他再康复一些，能行动了，我们就一起回老家。”（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家铃 李文芳、健康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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