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人生的三层楼，你在哪一层？
丰子恺先生曾经在书里写过：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分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人生在世，来去匆匆。几十年的光阴眨眼而过，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过好每一天，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的愉悦缺一不可，保持诗意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人行走在世上才最坦荡自然。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有的人吃饱穿暖，每天乐呵呵的生活就算幸福；有的人大吃大喝，每天赚大把的钞票才算幸福。选择哪种生活，你就拥有哪种快乐。
人生的三层楼之中，看看自己处在哪一层？
01
第一层：知足常乐的物质生活
陈大咖在《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里说：“人生在世，无非‘吃喝’二字。”
人这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到头来也只是为了这两个字。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房可住，不用担心肚子饿，也不用担心冬天冷。
在大多数人的心里，一切都是浮云，能多赚一点钱才是最实在的。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老子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也是平常人的心态，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求家庭美满，父母健康，子女善良，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向往的。
人上了年纪，越能体会到知足常乐。
有一个富人在海边看到了一个靠在小船上晒太阳的渔夫，就问他为什么不工作，难道不想换一艘大船吗？
渔夫摇摇头，说：“我一天的目标就是十公斤的鱼，够我的生活，还能换点酒钱，我的一天快乐充实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有时候安于现状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没有欲望就不会被欲望所困。知足常乐，对眼前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这样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满足幸福的。
02
第二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有人说：“人生在世，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还应当在精神上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这才是高层次的境界。有的人纵使富豪一生，但是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也只能是一个暴发户。”
刘禹锡在《陋室铭》里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即便自己身处陋室，依然能在一个狭小破旧的空间寻得一方内心的安静，这就是精神上的追求。
有一个穷人和富人在争论什么是幸福。
穷人说：“我现在这样就是幸福。”
富人不屑一顾，轻蔑的说：“你穿着单衣，住的破房，而我有房百栋，田千顷，你凭什么说幸福？“
世事无常，后来一场大火把富人的房子烧的片瓦不留；一场洪水把富人的良田冲成沼泽。
一夜之间富人沦为了乞丐。
后来在讨饭的时候路过了穷人的家，就上前讨要一碗水喝。
穷人也认出了眼前的乞丐就是曾经的富人，问他：“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
乞丐说道：“幸福就是你现在手里的那碗水。”
物质上的幸福是有局限的，有一寸就想要一尺，有一碗就想要一锅，幸福不是简单的看我有什么，而是看我想要什么。
所以说一无是处的人最幸福，因为他将拥有一切。
人活到老，不看自己缺什么，而看自己有什么。保持这样的心态，才不会怨恨埋怨，坐在庭院里，约几个朋友小聚，看花赏月，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这美好？
追求精神上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遇到挫折淡然处之，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一个人内心富足精神愉悦，即便身无分文，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03
第三层：富足强大的灵魂生活
作家周国平在《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一书中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叮嘱自己的弟子在自己的遗体火化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碗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蚂蚁给烫死。
生活就是一场打磨灵魂的修行，终其一生追求的物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跟其他人证明自己过得好一点，而灵魂生活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有。
在喧嚣的人间，我们已经活得够辛苦了，要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安静，少一些追逐名利，过好诗意的生活。
干不完的工作，停一停，放松心情；
挣不够的钱财，看一看，够用就行；
接不完的应酬，推一推，身体要紧；
尽不完的孝心，走一走，回家看看；
看不惯的世俗，静一静，顺其自然；
走不完的前程，缓一缓，漫步人生。
众生皆为利来，浮沉皆为利往。太过于计较得失，只会越活越狭隘，太过于执着怨怼，只会越活越生气。
高贵的灵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感悟而来的。
正如季羡林先生说的：“人生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前半句是教我们如何善待自己，后半句是说如何与人为善。
丰子恺先生曾经在书里写过：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分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人生在世，来去匆匆。几十年的光阴眨眼而过，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过好每一天，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的愉悦缺一不可，保持诗意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人行走在世上才最坦荡自然。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有的人吃饱穿暖，每天乐呵呵的生活就算幸福；有的人大吃大喝，每天赚大把的钞票才算幸福。选择哪种生活，你就拥有哪种快乐。
人生的三层楼之中，看看自己处在哪一层？
01
第一层：知足常乐的物质生活
陈大咖在《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里说：“人生在世，无非‘吃喝’二字。”
人这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到头来也只是为了这两个字。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房可住，不用担心肚子饿，也不用担心冬天冷。
在大多数人的心里，一切都是浮云，能多赚一点钱才是最实在的。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老子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也是平常人的心态，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求家庭美满，父母健康，子女善良，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向往的。
人上了年纪，越能体会到知足常乐。
有一个富人在海边看到了一个靠在小船上晒太阳的渔夫，就问他为什么不工作，难道不想换一艘大船吗？
渔夫摇摇头，说：“我一天的目标就是十公斤的鱼，够我的生活，还能换点酒钱，我的一天快乐充实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有时候安于现状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没有欲望就不会被欲望所困。知足常乐，对眼前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这样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满足幸福的。
02
第二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有人说：“人生在世，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还应当在精神上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这才是高层次的境界。有的人纵使富豪一生，但是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也只能是一个暴发户。”
刘禹锡在《陋室铭》里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即便自己身处陋室，依然能在一个狭小破旧的空间寻得一方内心的安静，这就是精神上的追求。
有一个穷人和富人在争论什么是幸福。
穷人说：“我现在这样就是幸福。”
富人不屑一顾，轻蔑的说：“你穿着单衣，住的破房，而我有房百栋，田千顷，你凭什么说幸福？“
世事无常，后来一场大火把富人的房子烧的片瓦不留；一场洪水把富人的良田冲成沼泽。
一夜之间富人沦为了乞丐。
后来在讨饭的时候路过了穷人的家，就上前讨要一碗水喝。
穷人也认出了眼前的乞丐就是曾经的富人，问他：“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
乞丐说道：“幸福就是你现在手里的那碗水。”
物质上的幸福是有局限的，有一寸就想要一尺，有一碗就想要一锅，幸福不是简单的看我有什么，而是看我想要什么。
所以说一无是处的人最幸福，因为他将拥有一切。
人活到老，不看自己缺什么，而看自己有什么。保持这样的心态，才不会怨恨埋怨，坐在庭院里，约几个朋友小聚，看花赏月，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这美好？
追求精神上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遇到挫折淡然处之，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一个人内心富足精神愉悦，即便身无分文，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03
第三层：富足强大的灵魂生活
作家周国平在《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一书中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叮嘱自己的弟子在自己的遗体火化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碗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蚂蚁给烫死。
生活就是一场打磨灵魂的修行，终其一生追求的物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跟其他人证明自己过得好一点，而灵魂生活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有。
在喧嚣的人间，我们已经活得够辛苦了，要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安静，少一些追逐名利，过好诗意的生活。
干不完的工作，停一停，放松心情；
挣不够的钱财，看一看，够用就行；
接不完的应酬，推一推，身体要紧；
尽不完的孝心，走一走，回家看看；
看不惯的世俗，静一静，顺其自然；
走不完的前程，缓一缓，漫步人生。
众生皆为利来，浮沉皆为利往。太过于计较得失，只会越活越狭隘，太过于执着怨怼，只会越活越生气。
高贵的灵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感悟而来的。
正如季羡林先生说的：“人生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前半句是教我们如何善待自己，后半句是说如何与人为善。
【在诗意的大地行走——书写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昆阳社科视窗22(总76期)】重建文明塔时曾出一联征对，百年之后终有果！你看对得如何？
平阳坡南龙屿山头有“平塔”，乃光绪十四年(1884)时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所建，具“孤高耸天宫”之势，威严挺拔，侧卧浙江主干道G104。塔基周围乔木幽芳，春夏交奇。
据李世众《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所述，汤公肇熙江西袁州府万载人，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大挑一等，分发直隶试用知县。由直省告假回籍二年，入都会试中癸亥恩科进士，以主事用，签分户部派四川司兼山东司行走。同治十一年担任浙江开化知县，此后派充同考试官。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抵达平阳，开始了他平阳县的治理生涯。丰富的阅历把他历练成一名能吏，非一般得过且过、敷衍为事的俗吏。他端方严肃、爱民重贤，是一位积极有为、做事认真的地方官。据《厚庄日记》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二记载，大令(指汤县令)在平七年，大有惠政。民国《平阳县志》在汤知县去任40多年后编纂，仍将他载入《名宦列传》。
当时的平阳正处于一个传统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崩坏的时代。据民国县志记载，从康熙六十年丁口248123人至19世纪80年代约40万人，人口猛增，交通渐便，风气渐漓，科场不振，文风日下。众多乡贤与堪舆皆议此为文明塔倒塌，风水随塔去之故，该重建。
原来坡南公路旁夹屿山上早有塔。据《(民国)平阳县志》载，此地原有两塔，建于宋乾道年间，毁于清乾隆二年(1737)。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宋朝人才辈出，文状元3人，武状元13人，另有榜眼探花14人，尤在宋哲宗绍圣四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097—1274)117年中，平阳举进士者达406人，在咸淳四年陈文龙榜一次考中23名。可谓“横阳俊秀朋兴，科级层出”，有“小邹鲁”之称。说来也巧，自此塔毁后百余年间，除了嘉庆十年有两人为钦赐进士外，竟无一人中第。
知县汤肇熙为教育可谓殚精竭虑，决定重建此塔，以祈重现前朝科举鼎盛之况，以托平阳文风日盛的殷切之愿。他带头捐出俸银，并以乡绅陈际中为首劝募集资(陈际中原为桐庐县学教谕)，发动仁人贤士，先在南雁荡山重修会文书院，后又于光绪十年(1884)三月在平阳城南建起一座塔，命名“文明塔”。塔六角七层青砖结构，底直径5米，高21米，外观挺拔，塔内原有木梯盘旋至塔顶。从一层开始向上收缩，形如笔，故又有“文笔峰”的雅称。据说塔结顶时，还在铁制塔尖的圆截筒里放入《四书五经》，祈求本地学子能金榜题名。因塔形状像笔，在文明塔完工庆典时，汤知县曾出“文笔倒峰天作纸”征对，命学宫秀才及教谕们对下联。众人费尽心机，皆无能为力。有人斗胆讨下联，汤太爷说：“下联留给后人来对吧！”并说：“下联续对之时，应是该塔整修之日了。”一时传为佳话。
星转斗移，时逾百年，虽试对者不少，如“科场奏凯海为墨”“学士卧奏树当弦”等，但皆不知“文笔峰”乃平阳胜地，均不妥。1995年秋，我叔父汤恭冲往平阳东林寺小住，过平塔，想起年少时曾闻汤知县出联征对之事。是夜，月白风清，叔父捧书靠椅，观窗外苍茫一片，寂静无声，凝思良久……恍惚间竟梦季叔公(汤敏中)月夜携叔父(汤恭冲)同游将军岭。梦中季叔公正四十开外，相貌堂堂，外著西装，神采奕奕，挈着年方廿岁清雅的叔父谈笑风生。一阵清风徐来，吹醒梦酣中的叔父。他揉揉眼，会心一笑，披衣推枕，遂对“将军度岭月为灯”。将军岭那时属平阳境内之江南名古道，季叔公为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参加过东征北伐，为国立下汗马功劳，时为国军名宿将，甚为贴题，可谓雅对。
我的叔父汤恭冲，字牧庵(1927-2004)，法号起师，龙港都口人，江南名士汤国琛嫡孙。他自幼在家学的濡养下修身絜行，好学不倦。1958年，他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后在山东单县中学任教数学近30年。他不求闻达，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他终身不娶，清廉自守，却布施无数，急公好义。他既是克己好施的佛教居士，又是学养深厚的硕儒名师。他除了精通数学外，亦善古诗文，更喜吟诗作对，对回文诗有深究。曾作回文《暮春》：“低檐压柳露华浓，蝶梦惊回几杵钟。西岭宿云青霭霭，北山春树绿重重。溪流漾日映幽寺，渚浦翔鸿冥远空。啼鸟一声春色暮，飞花逐蝶舞回风。”
笔者曾见过好几份资料撰写汤知县造文明塔轶事趣闻，谓原对为“文笔倒竖天作纸”。而我叔父原文是“文笔倒峰天作纸”。“竖”和“峰”一字之差，原上联如果是“文笔倒竖天作纸”，那叔父岂不也是妄对吗？叔父已经作古，已无法问由。据原作者介绍，这句“文笔倒竖天作纸”属于传述。汤肇熙《出山草谱》书中《重建文明塔记》一文并无此句，多位同行认为是“倒竖”，但我仍坚信我叔父无误。原因一，他记忆超群，曾经在读大学时一夜之间背古诗达一百余首；原因二，对出下联那年他才68岁，仍思敏体健，还创作大量的诗词；原因三，汤知事与我家渊源颇深，雅重我高祖汤筠珊(字于光)，私底下常有来往，光绪十三年我家族修订族谱，他亲自撰写谱序，叔父对他的言行必有特殊的记忆。文史资料既重证据，也要合乎逻辑推理。既然史料无记载，我就咨询行家，由平仄、诗意入手。我向资深诗词行家汤国状和蔡听涛老师讨教，他们一致认为“文笔倒竖天作纸”平仄有误。古人对平仄是非常讲究、严谨的，不符合绝不会用，何况汤知县进士出身，才高八斗，还著有《出山草谱》八卷及诗词若干。“文笔倒峰天作纸”平仄符合，倒峰，即把笔峰倒过来，向天写字，十分豪放。“文笔峰”又是平塔的别称，符合本意，意境深远。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上联为“文笔倒峰天作纸”。
此时，自汤知县出联征对已过百年，此联终得雅对。正如汤知县预言，有人对出下联之时正是整修平塔之日。(汤小玉)
平阳坡南龙屿山头有“平塔”，乃光绪十四年(1884)时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所建，具“孤高耸天宫”之势，威严挺拔，侧卧浙江主干道G104。塔基周围乔木幽芳，春夏交奇。
据李世众《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所述，汤公肇熙江西袁州府万载人，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大挑一等，分发直隶试用知县。由直省告假回籍二年，入都会试中癸亥恩科进士，以主事用，签分户部派四川司兼山东司行走。同治十一年担任浙江开化知县，此后派充同考试官。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抵达平阳，开始了他平阳县的治理生涯。丰富的阅历把他历练成一名能吏，非一般得过且过、敷衍为事的俗吏。他端方严肃、爱民重贤，是一位积极有为、做事认真的地方官。据《厚庄日记》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二记载，大令(指汤县令)在平七年，大有惠政。民国《平阳县志》在汤知县去任40多年后编纂，仍将他载入《名宦列传》。
当时的平阳正处于一个传统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崩坏的时代。据民国县志记载，从康熙六十年丁口248123人至19世纪80年代约40万人，人口猛增，交通渐便，风气渐漓，科场不振，文风日下。众多乡贤与堪舆皆议此为文明塔倒塌，风水随塔去之故，该重建。
原来坡南公路旁夹屿山上早有塔。据《(民国)平阳县志》载，此地原有两塔，建于宋乾道年间，毁于清乾隆二年(1737)。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宋朝人才辈出，文状元3人，武状元13人，另有榜眼探花14人，尤在宋哲宗绍圣四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097—1274)117年中，平阳举进士者达406人，在咸淳四年陈文龙榜一次考中23名。可谓“横阳俊秀朋兴，科级层出”，有“小邹鲁”之称。说来也巧，自此塔毁后百余年间，除了嘉庆十年有两人为钦赐进士外，竟无一人中第。
知县汤肇熙为教育可谓殚精竭虑，决定重建此塔，以祈重现前朝科举鼎盛之况，以托平阳文风日盛的殷切之愿。他带头捐出俸银，并以乡绅陈际中为首劝募集资(陈际中原为桐庐县学教谕)，发动仁人贤士，先在南雁荡山重修会文书院，后又于光绪十年(1884)三月在平阳城南建起一座塔，命名“文明塔”。塔六角七层青砖结构，底直径5米，高21米，外观挺拔，塔内原有木梯盘旋至塔顶。从一层开始向上收缩，形如笔，故又有“文笔峰”的雅称。据说塔结顶时，还在铁制塔尖的圆截筒里放入《四书五经》，祈求本地学子能金榜题名。因塔形状像笔，在文明塔完工庆典时，汤知县曾出“文笔倒峰天作纸”征对，命学宫秀才及教谕们对下联。众人费尽心机，皆无能为力。有人斗胆讨下联，汤太爷说：“下联留给后人来对吧！”并说：“下联续对之时，应是该塔整修之日了。”一时传为佳话。
星转斗移，时逾百年，虽试对者不少，如“科场奏凯海为墨”“学士卧奏树当弦”等，但皆不知“文笔峰”乃平阳胜地，均不妥。1995年秋，我叔父汤恭冲往平阳东林寺小住，过平塔，想起年少时曾闻汤知县出联征对之事。是夜，月白风清，叔父捧书靠椅，观窗外苍茫一片，寂静无声，凝思良久……恍惚间竟梦季叔公(汤敏中)月夜携叔父(汤恭冲)同游将军岭。梦中季叔公正四十开外，相貌堂堂，外著西装，神采奕奕，挈着年方廿岁清雅的叔父谈笑风生。一阵清风徐来，吹醒梦酣中的叔父。他揉揉眼，会心一笑，披衣推枕，遂对“将军度岭月为灯”。将军岭那时属平阳境内之江南名古道，季叔公为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参加过东征北伐，为国立下汗马功劳，时为国军名宿将，甚为贴题，可谓雅对。
我的叔父汤恭冲，字牧庵(1927-2004)，法号起师，龙港都口人，江南名士汤国琛嫡孙。他自幼在家学的濡养下修身絜行，好学不倦。1958年，他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后在山东单县中学任教数学近30年。他不求闻达，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他终身不娶，清廉自守，却布施无数，急公好义。他既是克己好施的佛教居士，又是学养深厚的硕儒名师。他除了精通数学外，亦善古诗文，更喜吟诗作对，对回文诗有深究。曾作回文《暮春》：“低檐压柳露华浓，蝶梦惊回几杵钟。西岭宿云青霭霭，北山春树绿重重。溪流漾日映幽寺，渚浦翔鸿冥远空。啼鸟一声春色暮，飞花逐蝶舞回风。”
笔者曾见过好几份资料撰写汤知县造文明塔轶事趣闻，谓原对为“文笔倒竖天作纸”。而我叔父原文是“文笔倒峰天作纸”。“竖”和“峰”一字之差，原上联如果是“文笔倒竖天作纸”，那叔父岂不也是妄对吗？叔父已经作古，已无法问由。据原作者介绍，这句“文笔倒竖天作纸”属于传述。汤肇熙《出山草谱》书中《重建文明塔记》一文并无此句，多位同行认为是“倒竖”，但我仍坚信我叔父无误。原因一，他记忆超群，曾经在读大学时一夜之间背古诗达一百余首；原因二，对出下联那年他才68岁，仍思敏体健，还创作大量的诗词；原因三，汤知事与我家渊源颇深，雅重我高祖汤筠珊(字于光)，私底下常有来往，光绪十三年我家族修订族谱，他亲自撰写谱序，叔父对他的言行必有特殊的记忆。文史资料既重证据，也要合乎逻辑推理。既然史料无记载，我就咨询行家，由平仄、诗意入手。我向资深诗词行家汤国状和蔡听涛老师讨教，他们一致认为“文笔倒竖天作纸”平仄有误。古人对平仄是非常讲究、严谨的，不符合绝不会用，何况汤知县进士出身，才高八斗，还著有《出山草谱》八卷及诗词若干。“文笔倒峰天作纸”平仄符合，倒峰，即把笔峰倒过来，向天写字，十分豪放。“文笔峰”又是平塔的别称，符合本意，意境深远。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上联为“文笔倒峰天作纸”。
此时，自汤知县出联征对已过百年，此联终得雅对。正如汤知县预言，有人对出下联之时正是整修平塔之日。(汤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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