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南站的名称未来另作他用#【原郑州南站更名为郑州航空港站】今日（5月31日）起，原郑州南站正式更名为郑州航空港站。郑州航空港站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于2017年开工建设，是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重要枢纽站。当前郑州航空港站已进入开门迎客倒计时，投入使用后，将成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新地标。
苹果新款iPhone，为何困于中国？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国家医保局通报：骨科高值耗材骗保1.1亿 阿斯利康案再被点名
近日，国家医保局通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结果，确认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约2334万元。此外，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万元，目前仍在进一步核实处理中。
近年来，虚构药品、耗材骗保案多发，方式多为串联收费、重复收费、虚假收费，或将本来没有消耗的耗材在财务系统中记做已使用。这其中高值耗材由于价值高，骗保金额也会非常巨大。此外，部分药企也参与其中。2022年1月29日，深圳医保局透露，根据举报线索，于2021年7月对阿斯利康进行核查，发现该企业员工涉嫌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后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查办，抓获涉案人员17名，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1月27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对莆田系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罚款1.42亿元，该医院的违法事实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创下监管部门对单个医院骗保处罚的历史纪录。
2021年，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被举报存在以次充好“套标”使用耗材违规结算医保基金。经查，该院骨科、骨结核科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为62名患者实施传统开放式骨科手术，植入459枚普通椎弓根螺钉，但按微创型椎弓根螺钉（长尾型）招采、登记、贴标、收费，涉嫌以伪造证明材料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支出，违规金额174万元。最终，郑州医保局做出870万罚款，并暂停相应科室6个月的医保基金结算服务。
看似规模不大的基层医疗机构骗保更为隐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公布的惩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显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市定点医保机构，2011年至2017年间，法人靳某与时任卫生服务站药房负责人罗某，通过单位职工收集大量医保卡，采用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虚开药品骗取国家医保资金，并根据相应医保卡骗取医保资金的数额，向提供医保卡的人员分成。
5月以来，杭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通报23家药企、诊所等涉嫌骗保，予以解除或暂停医保服务协议；博乐市医保局通报一医院存在未达住院标准收住入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等违规行为，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对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追回医保基金7164.01元，处以违规金额三倍的罚款计14328.02元。
利刃出鞘 打击骗保“零容忍”
近日，国家医保局通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结果，确认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约2334万元。此外，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万元，目前仍在进一步核实处理中。
4月26日，甘肃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到12月底，甘肃省将持续开展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内设定点医疗机构、社会办定点医疗机构，以及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血液透析骗取医保基金、医保卡违规兑付现金等重点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骗保坚决“零容忍”，让违法者无处遁形，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串换、虚记高值医用耗材骗保
国家医保局通报显示，根据举报线索，今年3月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对同济医院进行飞行检查，发现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2334余万元。
根据媒体报道，2022年3月，有业内人士举报，随后，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组成高规格调查专班进行飞行检查，重点调查同济医院植入体内的骨科耗材医保结算价格。最终查明，同济医院存在以次充好等骗取医保行为。例如植入体内的钢板是200元，医院却写成600元，这不仅造成医保基金的损失，更增加了患者负担。
根据202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直至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医保局对同济医院自查中主动退回的1915.75万元处以2倍罚款共3831.5万元；对检查发现的骗取金额418.62万元处以5倍罚款共2093.1万元，合计处罚5924.57万元。同时，责令该院暂停骨科8个月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目前，医保基金损失已全部退回，罚款已全部执行完毕。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任何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损害的都是全体参保人的权益，医保部门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对涉案定点医疗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不仅要处以行政罚款，还要暂停直至解除医保服务协议；涉及犯罪或其他领域有关问题的，还要向司法、纪检监察、卫生健康等部门移送。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以同济医院违法违规案件为戒，树牢守法意识，自觉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履行好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主体责任。
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表示，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断强化医保基金监管、对骗保行为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当下，同济医院违规行为的曝光无疑再一次证明了医保基金监管所面临的形势之严峻、任务之艰巨和问题治理之复杂。
蔡海清说，此前一些地方检查仅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民营和基层医疗机构这些“软柿子”，不敢碰公立大型医疗机构这些“硬骨头”，这次检查更证明了下一步仍应加大力度，确保基金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骨科存在问题外，此次飞行检查还发现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41万元。这意味着，同济医院未来还将面临检查组在核实处理后进一步的处罚动作。
花样繁多骗保频发
有业内人士表示，虚构药品、耗材是骗保的主要手段，例如，串联收费、重复收费、虚假收费，或将本来没有消耗的耗材在财务系统中记做已使用。这其中高值耗材由于价值高，骗保金额也会非常巨大。
另有报道显示，除了串换医用耗材，在骗保案件中，部分医院明知国家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却仍然让患者使用，并收取与全新医疗器械一样的费用，走正常的报销流程，以骗取医保基金。
2022年1月27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对莆田系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罚款1.42亿元，该医院的违法事实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创下监管部门对单个医院骗保处罚的历史纪录。
2021年，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被举报存在以次充好“套标”使用耗材违规结算医保基金。经查，该院骨科、骨结核科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为62名患者实施传统开放式骨科手术，植入459枚普通椎弓根螺钉，但按微创型椎弓根螺钉（长尾型）招采、登记、贴标、收费，涉嫌以伪造证明材料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支出，违规金额174万元。最终，郑州医保局做出870万罚款，并暂停相应科室6个月的医保基金结算服务。
看似规模不大的基层医疗机构骗保更为隐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公布的惩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显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市定点医保机构，2011年至2017年间，法人靳某与时任卫生服务站药房负责人罗某，通过单位职工收集大量医保卡，采用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虚开药品骗取国家医保资金，并根据相应医保卡骗取医保资金的数额，向提供医保卡的人员分成。
此外，部分药企也参与其中。2022年1月29日，深圳医保局透露，根据举报线索，于2021年7月对阿斯利康进行核查，发现该企业员工涉嫌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后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查办，抓获涉案人员17名，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对阿斯利康中国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通报了案件阶段性调查进展，要求阿斯利康中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后续调查，并立即开展内部排查整改、堵塞营销监管漏洞。
“零容忍”打击骗保
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健委、公安部、药监局等部门部署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追回近583亿元。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医保诈骗作案过程隐秘，很多没有直接受害人，合伙一方都“受益”，打击难度难上加难。例如：回收药品，开药者骗取药物获得一定资金，经营者收购价格和转卖价格之间存在较大获利空间，获得利润。规模更大的便勾结医药机构、医保定点药店或其工作人员合伙骗开药品。
蔡海清表示，目前地方基金监管人员在思想上还存在顾虑，不敢深挖严查，不敢从重从快处理。甚至国家飞检组查出的问题，不仅不乘胜追击，反过来还帮忙捂盖子，帮忙说情打招呼，也不敢曝光案件，担心给当地党委政府抹黑，使基金监管的威力大打折扣。
在医保基金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当下，曝出“同济医院事件”，说明依然有少数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防范欺诈骗保行为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全面绷紧规范诊疗、合法经营这根弦，依然存在侥幸心理。
蔡海清建议，全面建立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全民动员、部门联动、多方协同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不断提高监管对象的自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净化制度运行环境，构筑起护卫医保基金安全的“铜墙铁壁”。
例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医保基金监管机制，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重点检查、专家审查等相结合的多形式检查制度，将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实现“全领域”监管。进一步完善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等基础信息标准库和临床指南等医学知识库，完善智能监控规则，加强大数据应用，强化事前、事中监管，提升智能监控功能，不断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临床诊疗行为的引导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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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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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医保局通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结果，确认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约2334万元。此外，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万元，目前仍在进一步核实处理中。
近年来，虚构药品、耗材骗保案多发，方式多为串联收费、重复收费、虚假收费，或将本来没有消耗的耗材在财务系统中记做已使用。这其中高值耗材由于价值高，骗保金额也会非常巨大。此外，部分药企也参与其中。2022年1月29日，深圳医保局透露，根据举报线索，于2021年7月对阿斯利康进行核查，发现该企业员工涉嫌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后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查办，抓获涉案人员17名，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1月27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对莆田系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罚款1.42亿元，该医院的违法事实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创下监管部门对单个医院骗保处罚的历史纪录。
2021年，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被举报存在以次充好“套标”使用耗材违规结算医保基金。经查，该院骨科、骨结核科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为62名患者实施传统开放式骨科手术，植入459枚普通椎弓根螺钉，但按微创型椎弓根螺钉（长尾型）招采、登记、贴标、收费，涉嫌以伪造证明材料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支出，违规金额174万元。最终，郑州医保局做出870万罚款，并暂停相应科室6个月的医保基金结算服务。
看似规模不大的基层医疗机构骗保更为隐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公布的惩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显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市定点医保机构，2011年至2017年间，法人靳某与时任卫生服务站药房负责人罗某，通过单位职工收集大量医保卡，采用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虚开药品骗取国家医保资金，并根据相应医保卡骗取医保资金的数额，向提供医保卡的人员分成。
5月以来，杭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通报23家药企、诊所等涉嫌骗保，予以解除或暂停医保服务协议；博乐市医保局通报一医院存在未达住院标准收住入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等违规行为，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对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追回医保基金7164.01元，处以违规金额三倍的罚款计14328.02元。
利刃出鞘 打击骗保“零容忍”
近日，国家医保局通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结果，确认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约2334万元。此外，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万元，目前仍在进一步核实处理中。
4月26日，甘肃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到12月底，甘肃省将持续开展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内设定点医疗机构、社会办定点医疗机构，以及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血液透析骗取医保基金、医保卡违规兑付现金等重点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骗保坚决“零容忍”，让违法者无处遁形，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串换、虚记高值医用耗材骗保
国家医保局通报显示，根据举报线索，今年3月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对同济医院进行飞行检查，发现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2334余万元。
根据媒体报道，2022年3月，有业内人士举报，随后，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组成高规格调查专班进行飞行检查，重点调查同济医院植入体内的骨科耗材医保结算价格。最终查明，同济医院存在以次充好等骗取医保行为。例如植入体内的钢板是200元，医院却写成600元，这不仅造成医保基金的损失，更增加了患者负担。
根据202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直至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医保局对同济医院自查中主动退回的1915.75万元处以2倍罚款共3831.5万元；对检查发现的骗取金额418.62万元处以5倍罚款共2093.1万元，合计处罚5924.57万元。同时，责令该院暂停骨科8个月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目前，医保基金损失已全部退回，罚款已全部执行完毕。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任何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损害的都是全体参保人的权益，医保部门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对涉案定点医疗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不仅要处以行政罚款，还要暂停直至解除医保服务协议；涉及犯罪或其他领域有关问题的，还要向司法、纪检监察、卫生健康等部门移送。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以同济医院违法违规案件为戒，树牢守法意识，自觉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履行好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主体责任。
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表示，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断强化医保基金监管、对骗保行为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当下，同济医院违规行为的曝光无疑再一次证明了医保基金监管所面临的形势之严峻、任务之艰巨和问题治理之复杂。
蔡海清说，此前一些地方检查仅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民营和基层医疗机构这些“软柿子”，不敢碰公立大型医疗机构这些“硬骨头”，这次检查更证明了下一步仍应加大力度，确保基金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骨科存在问题外，此次飞行检查还发现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41万元。这意味着，同济医院未来还将面临检查组在核实处理后进一步的处罚动作。
花样繁多骗保频发
有业内人士表示，虚构药品、耗材是骗保的主要手段，例如，串联收费、重复收费、虚假收费，或将本来没有消耗的耗材在财务系统中记做已使用。这其中高值耗材由于价值高，骗保金额也会非常巨大。
另有报道显示，除了串换医用耗材，在骗保案件中，部分医院明知国家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却仍然让患者使用，并收取与全新医疗器械一样的费用，走正常的报销流程，以骗取医保基金。
2022年1月27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对莆田系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罚款1.42亿元，该医院的违法事实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创下监管部门对单个医院骗保处罚的历史纪录。
2021年，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被举报存在以次充好“套标”使用耗材违规结算医保基金。经查，该院骨科、骨结核科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为62名患者实施传统开放式骨科手术，植入459枚普通椎弓根螺钉，但按微创型椎弓根螺钉（长尾型）招采、登记、贴标、收费，涉嫌以伪造证明材料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支出，违规金额174万元。最终，郑州医保局做出870万罚款，并暂停相应科室6个月的医保基金结算服务。
看似规模不大的基层医疗机构骗保更为隐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公布的惩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显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系市定点医保机构，2011年至2017年间，法人靳某与时任卫生服务站药房负责人罗某，通过单位职工收集大量医保卡，采用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虚开药品骗取国家医保资金，并根据相应医保卡骗取医保资金的数额，向提供医保卡的人员分成。
此外，部分药企也参与其中。2022年1月29日，深圳医保局透露，根据举报线索，于2021年7月对阿斯利康进行核查，发现该企业员工涉嫌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后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查办，抓获涉案人员17名，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对阿斯利康中国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通报了案件阶段性调查进展，要求阿斯利康中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后续调查，并立即开展内部排查整改、堵塞营销监管漏洞。
“零容忍”打击骗保
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健委、公安部、药监局等部门部署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追回近583亿元。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医保诈骗作案过程隐秘，很多没有直接受害人，合伙一方都“受益”，打击难度难上加难。例如：回收药品，开药者骗取药物获得一定资金，经营者收购价格和转卖价格之间存在较大获利空间，获得利润。规模更大的便勾结医药机构、医保定点药店或其工作人员合伙骗开药品。
蔡海清表示，目前地方基金监管人员在思想上还存在顾虑，不敢深挖严查，不敢从重从快处理。甚至国家飞检组查出的问题，不仅不乘胜追击，反过来还帮忙捂盖子，帮忙说情打招呼，也不敢曝光案件，担心给当地党委政府抹黑，使基金监管的威力大打折扣。
在医保基金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当下，曝出“同济医院事件”，说明依然有少数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防范欺诈骗保行为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全面绷紧规范诊疗、合法经营这根弦，依然存在侥幸心理。
蔡海清建议，全面建立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全民动员、部门联动、多方协同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不断提高监管对象的自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净化制度运行环境，构筑起护卫医保基金安全的“铜墙铁壁”。
例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医保基金监管机制，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重点检查、专家审查等相结合的多形式检查制度，将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实现“全领域”监管。进一步完善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等基础信息标准库和临床指南等医学知识库，完善智能监控规则，加强大数据应用，强化事前、事中监管，提升智能监控功能，不断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临床诊疗行为的引导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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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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