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局这两个字，或许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你未必了解格局的历史形成脉络，这篇文章继续跟大家聊格局。当历史的车轮无情的碾压到了北宋，这个在我国历史中相对最富足而且文化最昌盛的时期，在唐人李虚中的“古法”论命模式日益成型之时，徐子平异军突起，创立了禄命学的“今法”理论架构。徐子平把禄命学的核心从年柱转移到了日柱，从纳音转移到了五行，并且突破了纳音的“取象”层次，通过“十神”概念的提出和设立，开始向“关系”的分析层面转移。徐子平“今法”架构的确立，把日柱天干作为了整个结构的核心点，并且用日柱天干与其他天干的五行生克关系，通过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同我五种情况制定了“十神”系统。可以说这是禄命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徐子平的这种命学架构，很大程度上开拓了禄命描述的广度以及深度，再经过南宋时期徐大升《子平渊源》的完善，以及明代中期万民英《三命通会》的归纳和总结，标志着命学形成时期的完结。在之后漫长的几百年里，无论是哪一个研究禄命学的人，都脱离不了“子平法”的范围，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跟你说他创立了新的命学理论体系，那么他不是骗子就是妄人。
言归正传，继续聊格局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八字结构的组合形式有五十多万种，在如此庞杂的结构形式中，要怎么来寻找某种有特定规律的特征就很重要，把它们进行分类是分析和研究的前提。因此格局一词就应运而生了，其实在“古法”学架构时期就存在格局一词，无论是《李虚中命书》还是《玉照定真经》都出现过“格”这个字，《五行精纪》中甚至提到了“局”，而《兰台秒选》更是讨论了几十种格局，但是这些格局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格局不同，它们都是属于一些特殊的组合。直到“十神”的出现，它给结构的分类提供了新的视角，于是格局作为一种有概况意义的特定的结构组合形式，正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那么该如何取格呢？《渊海子平》书中就说：“凡格用月令提纲，勿于旁求年日时为格。”说得非常明白，格局就是要从月令提纲中提取。月令地支中的“十神”透出天干者，就可以作为格局的名称。普通的格局有八种，分别是正官格、七杀格、正财格、偏财格、正印格、偏印格、食神格、伤官格，也称之为正八格，这八种格局之外的都称为“变格”或者“外格”。
在取格局之前要明确一点，我们取格局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对结构的简化和分类，也是要找出除日柱天干核心点之外的那个主导力量。明确了这两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月令中寻找，首先观察一下月令地支，如果月令地支的本气透出了天干，那么就可以直接取为格，它是哪种“十神”就可以直接用此命名格局。而天干不仅仅有月令本气透出，如果透出的是中气或者余气时，也是可以直接取为格局的。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月令地支中的本气、中气、余气都有透出天干，这种情况就需要酌情考虑了。比如中气和余气同时透出天干时，就要观察谁的位置更优越，以月柱天干位置作为优先考虑，然后才是年和时柱天干。再比如月令地支的本气、中气、余气全部都透出了天干，就不需要理会各个天干的位置关系了，还是以本气来取格局。
举例四柱为甲子、丙寅、丁丑、戊申，日主丁火生于寅月，地支寅的人元藏着甲木、丙火、戊土三个天干，其中甲木是地支寅的本气，丙火与戊土是地支寅中的杂气，月令的本气甲木透干在年柱，而甲木作为日主丁火的正印星，那必然要选取正印作为格局，就无需考虑透在月柱天干的丙火是否可以取的问题。这一点是要记住的，只要是主气透出天干了，无论落在哪一柱都可以直接取格，中气和余气同时透出才需要看位置和得令与否。提到了地支三合三会成局，也是可以取格的。但是地支的合会取格，并非是所有的合会都可以取格，其中合会的三个地支一定要包含了月令地支，才能用来取格，否则只能算作地支成局。举例坤造四柱为乙亥、庚辰、丁卯、壬寅，这个结构日主丁火生于辰月，月日时地支三会寅卯辰木局，并且年柱天干透出乙木偏印，因此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偏印格局。再看这个合会不成格的八字，乾造四柱为甲午、丁卯、己巳、辛未，日主己土生于卯月七杀当令，然而地支年日时巳午未三会火局，虽然丁火在月令天干透出，但是也不能直接取为偏印格。
当然以上的方法也并不绝对，古书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杀先论杀，无杀方论用”，这也是因为七杀星在“十神”系统中比较凶猛给力，要给予特别对待。所以当遇到了月令地支同时透出两种或者三种“十神”在天干时，七杀也是需要优先考虑一下的。比如这个四柱戊子、癸亥、己巳、乙亥，日主己土生于冬天亥月，月令地支亥中有壬水正财和甲木正官，但是都没有透出天干，而时柱天干的乙木是可以把甲木作为根的。秉承着“有杀先论杀的”原理，我们是可以取为“七杀格”的，而不能作为正官格来判断。关于格局的溯源，以及取格局的各种方式方法，文章就写这么多。取格局的目的是重中之重，因为八字的总量很大，如果分了乾造和坤造就有一百一十多万种，取格局是一个最直接、最直观的分类手段，也是判断一个结构至关重要的步骤。一旦格局选择确定了，就可以率先根据格局本身的特性，做出相应的优劣成败以及心性和方向的基本判断，然后就能够根据日主与格局直接的关系，去选择格局的用事之神，因此对于格局的选取应该被重视起来。
言归正传，继续聊格局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八字结构的组合形式有五十多万种，在如此庞杂的结构形式中，要怎么来寻找某种有特定规律的特征就很重要，把它们进行分类是分析和研究的前提。因此格局一词就应运而生了，其实在“古法”学架构时期就存在格局一词，无论是《李虚中命书》还是《玉照定真经》都出现过“格”这个字，《五行精纪》中甚至提到了“局”，而《兰台秒选》更是讨论了几十种格局，但是这些格局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格局不同，它们都是属于一些特殊的组合。直到“十神”的出现，它给结构的分类提供了新的视角，于是格局作为一种有概况意义的特定的结构组合形式，正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那么该如何取格呢？《渊海子平》书中就说：“凡格用月令提纲，勿于旁求年日时为格。”说得非常明白，格局就是要从月令提纲中提取。月令地支中的“十神”透出天干者，就可以作为格局的名称。普通的格局有八种，分别是正官格、七杀格、正财格、偏财格、正印格、偏印格、食神格、伤官格，也称之为正八格，这八种格局之外的都称为“变格”或者“外格”。
在取格局之前要明确一点，我们取格局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对结构的简化和分类，也是要找出除日柱天干核心点之外的那个主导力量。明确了这两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月令中寻找，首先观察一下月令地支，如果月令地支的本气透出了天干，那么就可以直接取为格，它是哪种“十神”就可以直接用此命名格局。而天干不仅仅有月令本气透出，如果透出的是中气或者余气时，也是可以直接取为格局的。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月令地支中的本气、中气、余气都有透出天干，这种情况就需要酌情考虑了。比如中气和余气同时透出天干时，就要观察谁的位置更优越，以月柱天干位置作为优先考虑，然后才是年和时柱天干。再比如月令地支的本气、中气、余气全部都透出了天干，就不需要理会各个天干的位置关系了，还是以本气来取格局。
举例四柱为甲子、丙寅、丁丑、戊申，日主丁火生于寅月，地支寅的人元藏着甲木、丙火、戊土三个天干，其中甲木是地支寅的本气，丙火与戊土是地支寅中的杂气，月令的本气甲木透干在年柱，而甲木作为日主丁火的正印星，那必然要选取正印作为格局，就无需考虑透在月柱天干的丙火是否可以取的问题。这一点是要记住的，只要是主气透出天干了，无论落在哪一柱都可以直接取格，中气和余气同时透出才需要看位置和得令与否。提到了地支三合三会成局，也是可以取格的。但是地支的合会取格，并非是所有的合会都可以取格，其中合会的三个地支一定要包含了月令地支，才能用来取格，否则只能算作地支成局。举例坤造四柱为乙亥、庚辰、丁卯、壬寅，这个结构日主丁火生于辰月，月日时地支三会寅卯辰木局，并且年柱天干透出乙木偏印，因此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偏印格局。再看这个合会不成格的八字，乾造四柱为甲午、丁卯、己巳、辛未，日主己土生于卯月七杀当令，然而地支年日时巳午未三会火局，虽然丁火在月令天干透出，但是也不能直接取为偏印格。
当然以上的方法也并不绝对，古书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杀先论杀，无杀方论用”，这也是因为七杀星在“十神”系统中比较凶猛给力，要给予特别对待。所以当遇到了月令地支同时透出两种或者三种“十神”在天干时，七杀也是需要优先考虑一下的。比如这个四柱戊子、癸亥、己巳、乙亥，日主己土生于冬天亥月，月令地支亥中有壬水正财和甲木正官，但是都没有透出天干，而时柱天干的乙木是可以把甲木作为根的。秉承着“有杀先论杀的”原理，我们是可以取为“七杀格”的，而不能作为正官格来判断。关于格局的溯源，以及取格局的各种方式方法，文章就写这么多。取格局的目的是重中之重，因为八字的总量很大，如果分了乾造和坤造就有一百一十多万种，取格局是一个最直接、最直观的分类手段，也是判断一个结构至关重要的步骤。一旦格局选择确定了，就可以率先根据格局本身的特性，做出相应的优劣成败以及心性和方向的基本判断，然后就能够根据日主与格局直接的关系，去选择格局的用事之神，因此对于格局的选取应该被重视起来。
宋代的文官政治
(1）形成概况：宋初最高统治者将兵权、政权、财权集中于中央，各路监司、各州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以文人掌兵权，根除藩镇跋扈之祸。同时，宋初统治者又提倡文教，力图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节气。“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是宋代的基本国策。这样，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官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2）形成原因
①在经济上，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租佃契约关系日益普遍，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②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权式微的教训，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
③科举制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进入仕途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
④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3）评价
①积极：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都很发达。
②消极：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冗费增多，财政拮据；容易形成党争；头重尾轻，地方凋弊。
(1）形成概况：宋初最高统治者将兵权、政权、财权集中于中央，各路监司、各州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以文人掌兵权，根除藩镇跋扈之祸。同时，宋初统治者又提倡文教，力图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节气。“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是宋代的基本国策。这样，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官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2）形成原因
①在经济上，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租佃契约关系日益普遍，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②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权式微的教训，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
③科举制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进入仕途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
④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3）评价
①积极：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都很发达。
②消极：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冗费增多，财政拮据；容易形成党争；头重尾轻，地方凋弊。
但是，不按次第学修的人发生舍法罪的频率就太高了。
他的心没有成熟，择法的智慧没有，如何配在心上修行的善巧、经验更不必谈。
他只是听说这个是无上殊胜的大法，其他是很低的，可以不要，就认为那些法是不需要的，与修行无关，并不是成佛之道等等，会产生很多胡乱的见解，甚至公然对于其他佛法进行排斥、诽谤、指责或者颠倒地评论。
实际上，他的认知不符合法的体性。
本来法都是好的，能够遣除我们的过失、增上功德，或者配在菩提道上有助于升进，然而他却评论说这些是无用的、障道的，或者只是一种言说的事、谈论的事，根本没有修心要义等等。
这样污蔑佛法，就造下很多的舍法罪。这种“舍法症”其实是“堕地狱症”。发展深了甚至破口大骂，那真是堕地狱唯恐不深。
接着就有“群体大传染症”。按次第来、规规矩矩修法、一步一个脚印的人非常少，千万个里面也很难找到几个，而随意性、想走捷径、想占便宜等的人就非常多。
这个时代的人本来就很浮躁、很轻薄，所以讲一些符合他心意的言论会迅速得到传播。
大家都喜欢占便宜，最好是不修成佛。这样就会传染一大片。
现在很多人症状非常明显，比如乱动、盲动、散乱、空虚、外强中干、僵直等等非常明显。
在闻法的受众里能找到一大堆，随便去找，到处都是。他没什么纪律，反正在网上学法、听法都是自由的，一个人甚至在一周里听十几个课。
无非是像看电视一样，不断地转台，喜欢听哪个就听哪个，他认为这样就很好了。
这是一种很幼稚的、小孩一样的行为，根本不成熟，没有择法的智慧和抉择自己道路的智慧。
这样他最开始表现出狂热、兴奋、随意乱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反面状况。
比如出现“心力冷漠症”，一点热情没有，有些跟人都没办法沟通，甚至在小的方面都没办法以持续的心力去做，不想负责，什么也做不了。
当代人特别容易这样。
另外就是“抱怨症”。他没有缘起的观念，一开始他期望很大，最后发现什么也没得到，内心没有改变，烦恼一来无法控制，稍微触及一点就发生很猛利的烦恼，陷在很深的苦当中。
这样他就抱怨佛法不灵，认为我学了很多都上当受骗了，好像没什么效果。
从此心态也陷溺下去，非常灰冷，内心充满了怨尤。
如果一开始养成了学法时反省、对治自我、降伏自心怨敌的这些观念，就不会造成这种局面。
但是，由于没有基础，一开始接受的是无上大法，或者学了各种超越性的教法，那么往往就跟他凡夫低劣的秉性混在一起了。
凡夫没经过前行的训练，无非是任意而为、拨无因果、自由自在等等，这就是没得到因果正见的很幼稚的状况，是一种业果愚的状况。
然而跟大法一相合，他就以为现在终于找到最好的了，不必要学基础的东西，不必管因果了，也不必持戒，也不必改什么，也不必避免什么，他会处在一种相当狂妄的状况中。
实际上，这完全是随着自身的烦恼而动的。
他连基本的烦恼的相也不认识，基本的世俗道德规则也不知道，更没有确立胜解。
这样一来，在这个人身上决定会发现修法不灵。
一阵狂妄以后，他逐渐会发现，心没有得到提升。
之后就有“退化症”，善心没发展，反而退化得不如以前。就像读世间书，从六岁一直学到六十岁，心上没发展多少反而退化了。
知识越多越狡诈、分别越多、攀比越多等等，这就是知行没有合一所导致的。
没有把知识转为德性，
只是一味地外求知识，
一味地听、分别，
这样就会出现善心退化症。
如果按次第一点一点来，首先有个认知，然后转成自己心上的发展，变成内心的觉受，之后有证量，心一步一步都在转，变得越来越好，业障越轻、善心越浓、道力越足等等，这就是好相。
但如果不按次第来，只是一味地寻求知识，那在知识的进程上，就会发现一种跟心灵不搭配的状况。
心上的进行状况可能比蚂蚁的速度还慢，然而知识的摄取程度可能比动车还快。
两个不相协调，之后不断地增益、分别，而且跟烦恼配合起来走，多年以后就发现善心退化了，基本的善心都出不来。
他已经没办法规规矩矩地做善行了，他认为这是有相的，不必按这么做，实际善心从没有开启过。
——益西彭措堪布仁波切《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他的心没有成熟，择法的智慧没有，如何配在心上修行的善巧、经验更不必谈。
他只是听说这个是无上殊胜的大法，其他是很低的，可以不要，就认为那些法是不需要的，与修行无关，并不是成佛之道等等，会产生很多胡乱的见解，甚至公然对于其他佛法进行排斥、诽谤、指责或者颠倒地评论。
实际上，他的认知不符合法的体性。
本来法都是好的，能够遣除我们的过失、增上功德，或者配在菩提道上有助于升进，然而他却评论说这些是无用的、障道的，或者只是一种言说的事、谈论的事，根本没有修心要义等等。
这样污蔑佛法，就造下很多的舍法罪。这种“舍法症”其实是“堕地狱症”。发展深了甚至破口大骂，那真是堕地狱唯恐不深。
接着就有“群体大传染症”。按次第来、规规矩矩修法、一步一个脚印的人非常少，千万个里面也很难找到几个，而随意性、想走捷径、想占便宜等的人就非常多。
这个时代的人本来就很浮躁、很轻薄，所以讲一些符合他心意的言论会迅速得到传播。
大家都喜欢占便宜，最好是不修成佛。这样就会传染一大片。
现在很多人症状非常明显，比如乱动、盲动、散乱、空虚、外强中干、僵直等等非常明显。
在闻法的受众里能找到一大堆，随便去找，到处都是。他没什么纪律，反正在网上学法、听法都是自由的，一个人甚至在一周里听十几个课。
无非是像看电视一样，不断地转台，喜欢听哪个就听哪个，他认为这样就很好了。
这是一种很幼稚的、小孩一样的行为，根本不成熟，没有择法的智慧和抉择自己道路的智慧。
这样他最开始表现出狂热、兴奋、随意乱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反面状况。
比如出现“心力冷漠症”，一点热情没有，有些跟人都没办法沟通，甚至在小的方面都没办法以持续的心力去做，不想负责，什么也做不了。
当代人特别容易这样。
另外就是“抱怨症”。他没有缘起的观念，一开始他期望很大，最后发现什么也没得到，内心没有改变，烦恼一来无法控制，稍微触及一点就发生很猛利的烦恼，陷在很深的苦当中。
这样他就抱怨佛法不灵，认为我学了很多都上当受骗了，好像没什么效果。
从此心态也陷溺下去，非常灰冷，内心充满了怨尤。
如果一开始养成了学法时反省、对治自我、降伏自心怨敌的这些观念，就不会造成这种局面。
但是，由于没有基础，一开始接受的是无上大法，或者学了各种超越性的教法，那么往往就跟他凡夫低劣的秉性混在一起了。
凡夫没经过前行的训练，无非是任意而为、拨无因果、自由自在等等，这就是没得到因果正见的很幼稚的状况，是一种业果愚的状况。
然而跟大法一相合，他就以为现在终于找到最好的了，不必要学基础的东西，不必管因果了，也不必持戒，也不必改什么，也不必避免什么，他会处在一种相当狂妄的状况中。
实际上，这完全是随着自身的烦恼而动的。
他连基本的烦恼的相也不认识，基本的世俗道德规则也不知道，更没有确立胜解。
这样一来，在这个人身上决定会发现修法不灵。
一阵狂妄以后，他逐渐会发现，心没有得到提升。
之后就有“退化症”，善心没发展，反而退化得不如以前。就像读世间书，从六岁一直学到六十岁，心上没发展多少反而退化了。
知识越多越狡诈、分别越多、攀比越多等等，这就是知行没有合一所导致的。
没有把知识转为德性，
只是一味地外求知识，
一味地听、分别，
这样就会出现善心退化症。
如果按次第一点一点来，首先有个认知，然后转成自己心上的发展，变成内心的觉受，之后有证量，心一步一步都在转，变得越来越好，业障越轻、善心越浓、道力越足等等，这就是好相。
但如果不按次第来，只是一味地寻求知识，那在知识的进程上，就会发现一种跟心灵不搭配的状况。
心上的进行状况可能比蚂蚁的速度还慢，然而知识的摄取程度可能比动车还快。
两个不相协调，之后不断地增益、分别，而且跟烦恼配合起来走，多年以后就发现善心退化了，基本的善心都出不来。
他已经没办法规规矩矩地做善行了，他认为这是有相的，不必按这么做，实际善心从没有开启过。
——益西彭措堪布仁波切《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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