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游戏是不是精神鸦片#
30 年前的一个下午，父亲把我叫到他书桌前，他按了一下按钮，夏普 PC-1500 狭长的液晶显示屏亮了，几个小坦克鱼贯而出，一闪一闪，吞吐着火光和炮弹，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电子游戏，我睁大眼睛，仿佛看见一个神奇的世界。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程序员，那时在水利局工作，这个游戏是他在只有 16K 内存的 PC-1500 上用 BASIC 语言写的。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几个一闪一闪的马赛克小坦克，以及屋里飘散的油墨和烤馒头的气味，只是那时从未想过生活如此诡谲多变，我最终也会成为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几年后，街机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电影院和录像厅旁冒了出来。每天放学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市内新开的游戏厅打游戏，那些游戏机发出巨大又悦耳动听的击打声和背景音，屏幕上飘着 SEGA 和 KONAMI 的巨大 logo。那时我零花钱不多，所以更多时候是站着看别人打。有时忍不住了，就买了游戏币投进去，肾上腺马上飙升，那种刺激感是家庭游戏机上体会不到的。玩得最多的是《街头霸王》，但很少有机会打穿，因为总会有人中途投币挑战。而游戏厅，也继而成为录像厅、台球厅之后流氓密度最大的场所。敲诈钱财，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那时的电子游戏，不仅没有转移年轻人注意力减少社会隐患的作用，反而驱使着更多没钱买游戏币的年轻人四处游荡，偷摸拐骗，敲诈钱财。在严打的那段时间，更是一大批重判，从此不见踪影。但没过多久，新的一批流氓又出现了，像一茬茬割不完的韭菜，周而复始，永不枯竭。
不久后，家庭游戏机变得更普及，甚至开始有女同学加入到交换游戏卡带的黑市中来。我们在学校就像《绝命毒师》中的du fan一样，背着老师偷偷摸摸，我缓缓掏出一个《忍者龙剑传》，你迅速塞给我一个《超级魂斗罗+赤色要塞+松鼠大作战+冒险岛》四合一，眼神游离，嘴角抽搐，面带欣喜，动作迅速，完成交易。
没过多久，家长、学校和公安局都见识到了电子游戏的巨大杀伤力，于是媒体开始大声疾呼，电子游戏是电子海洛因，是现代魔鬼。所有家长也都开始阴沉着脸，开始了民间的游戏严打。我们打游戏也被迫转入地下，每次聚在某个小伙伴家里打游戏，都要数起耳朵，监听门口的动静，一旦有风吹草动家长回家开门的迹象，我们就要迅速关机熄火，假装读书写作业，每天过着谍战一样的生活，有的家长脾气大，不仅揍自己的孩子，连带其他人一块打，因此我们还要翻窗逃跑，真是和偷情一样刺激。
再到后来，电脑开始普及，我们甚至在电脑上也能玩到战斧这样的街机游戏。慢慢地，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爱上电脑，并开始写代码、改游戏，这批人中的不少人成为了现在的 IT 大佬。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南非，也有一个叫 Musk 的经常挨揍的少年，正在一家游戏公司写 C++，这家游戏公司叫 Rocket Science Games，正如 @tombkeeper 所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平心而论，那时游戏确实导致了一大批学生荒废学业，但这也算另一种维度的优胜劣汰。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中学有老师家长看护，上了大学，开始工作，没人管了，不自律的问题终究会暴露出来。
当然，我明白家长和学校可能接受不了这样的优胜劣汰，总想做些什么帮助过于沉迷的孩子。办法是有的。那就是把对消费游戏的沉迷改成游戏竞技和游戏制作的沉迷。前者是消费，而后两者是创造。几乎所有东西，一旦从单纯消费转为创造，它不仅能赚钱，还能带来比消费更多的满足感。而一旦它能挣钱，家人就不会把它当成不务正业喊打喊杀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买回刚出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周末的屋外下着鹅毛大雪，发出噗噗莎莎的响声，积雪深到没入膝盖，小区除了偶尔夜归的居民踏雪的声音，寂静一片。屋内，你和一帮好友不断发出赞叹或者吐槽，你们团坐在宽敞温暖的大厅，舒适的沙发前是一个堆满了游戏外设的茶几，上面散落着美食和酒。投影仪发出无数道五颜六色的光，穿透大厅的黑暗，将游戏投射在200寸的巨幕上，精心调教的音响在低沉震撼地吞吐，你和朋友在一个五光十色虚拟世界中探索遨游。这得是多么顶级的享受啊。然而，这个世界上，在另一个地方，在类似或不类似的环境里，必然有一群游戏制作人睁着贪慕的双眼，一边玩游戏，一边发出赞叹，一边讨论从《2077》获得的灵感和启发，他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自己正在研发的让人激动的游戏，讨论着如何超越或碾压《2077》，而且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实力，他们已经做出的 Demo 让业界和玩家惊艳，你们能想象他们的这种面对挑战不断探索的快乐吗？你猜猜会比前者快乐多少倍。
也许我们大部分人做不了大事，那就创造一些小东西，比如让食物更健康可口些，比如参与制作更好的而不是更赚钱却更糟的游戏（此处应cue一大批只顾赚黑心钱的网游手游厂商），这些都是创造，也是我们平凡人生中触手可及的享受。
国家近年多次强调文化输出，比起影视、书籍、新闻，游戏是一个更能跨越文化和意识形态障碍的文化输出手段。因此，希望有关部门分管游戏的领导，要有全局观大局观，不因噎废食，更不能用简单粗暴牺牲民众生活和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方式为自己的工作不足埋单。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当我们听一首好歌，看一部好电影，玩一个好游戏，我们就能腾空而起，离开现在的世界，去向另一个诗意的世界。这就是艺术的意义，我们活在现实世界，但艺术让我们拥有了无数世界。
附图1-3是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的作品，引用网友一所的留言：「一个小学移民去加拿大的华人，从孤单的童年，琴房的小空间，外公离世时去月球的梦想，一个个孤独的白日梦中用心写出的佳作。」
每一个好的游戏都是一次心和智慧的旅程，里面不仅有文学、戏剧、绘画、音乐、数学、物理、地理、军事，还有哲学，还有宏观的人类，还有个体的命运。
当你在电影院观看《安德的游戏》时，哪怕再怎么厌恶游戏的人，都应该能体会甚至敬畏游戏与现实的结合。因为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缘故，我接触过不少政府项目，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不是电影或游戏的臆想，而是每天发生在现实世界的日常。
当初躲着父母偷偷玩《王牌空战》学生，现在可能正操作着翼龙无人机，从贵州的大山里起飞，穿越山川河流，飞行1200公里，抵达洪涝灾区提供宝贵的通信信号。这就是游戏，它既是现实之外的世界，它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那些手机和电脑屏幕上闪动的不是二级制，是散发着科学智慧和艺术光芒的思想，它像一面清澈又五彩变幻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广袤，也让我们看到自己。
而你又曾去往哪些神奇又充满诗意的世界？
—— —— ——
图1-3:《去月球》
图4-6:《神秘海域4》
图7-9:《微软模拟飞行》
图10:《我的战争》
图11:《Life is strange》
图12:《Beholder》
图13:《隐形守护者》
图14:《Frankenstein》
图15:《Sunless Sea》
图16:《刺客信条奥德赛》
图17:《黑神话：悟空》
#如何降低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微博新知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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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手机和电脑屏幕上闪动的不是二级制，是散发着科学智慧和艺术光芒的思想，它像一面清澈又五彩变幻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广袤，也让我们看到自己。
而你又曾去往哪些神奇又充满诗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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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去月球》
图4-6:《神秘海域4》
图7-9:《微软模拟飞行》
图10:《我的战争》
图11:《Life is strange》
图12:《Beholder》
图13:《隐形守护者》
图14:《Frankenstein》
图15:《Sunless Sea》
图16:《刺客信条奥德赛》
图17:《黑神话：悟空》
#如何降低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微博新知博主#
【曙光在前 #救援队员河南抗洪缺席妻子化疗#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河南险情不断，全国200多支民间救援队、3000多名队员自发来豫集结。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述的，是不远千里、星夜驰援郑州的“曙光救援”的故事。
20日晚上10点，他们连夜向郑州出发
7月20日，郑州暴雨肆虐、险情不断，城区一片汪洋，大面积断电断网，巩义、荥阳、新密等地山洪倾泻而下，沿路树倒屋塌，郑州市及周边县市进入紧急状态……
“丁零零……”21日凌晨0时38分，记者正在郑州报业集团融媒大厅紧张忙碌工作，电话突然响起，“你好，我是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我们正在连夜出发前往郑州的路上，希望你们能帮忙联系一下应急部门，我们的第一支救援队预计早上6点到郑州……”
对方言简意赅。情况紧急，记者立即与在郑州市防汛指挥中心的前方记者联系。很快，由曙光救援队主要负责同志和记者组建的“曙光救援郑州前线对接群”成立了。
就在此时，分散在福建厦门、河北邯郸、山东菏泽、安徽颍上……全国各地的19支曙光救援队紧急“云端”集结，迅速向中部郑州进发。
“如果我们出不来，请向曙光指挥长求援！”
21日凌晨4时50分，河北邯郸曙光救援队星夜疾驰，首先抵达郑州。根据途中收集的求救信息，他们直接投入救援一线。
“有孕妇羊水破裂，需紧急送往医院！”，队长张坤接到信息后，迅速调转车头，直奔求助点，车辆在积水的路面上破浪前行，直至把孕妇安全送到医院。
天色微明，雨还在下。
大雨中，河北永清、山东菏泽……一支支曙光救援队争分夺秒地到达。截至上午10时20分，已有11支曙光救援队在郑州完成集结。
“巩义米河告急，已到郑州和还未赶到的，立即向巩义进发！”作为此次救援的发起人，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担当了此次郑州暴雨救援的“曙光救援同盟团队总指挥”，紧急集结令通过指挥系统传至各个曙光救援队。
米河镇，郑州巩义的东大门，处在两河交汇之处，中间低洼。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肆虐的洪水，围困了村镇，冲垮了道路、桥梁，大量房屋倒塌，断水、断网、断电，亟需救援。
首批抵达的曙光救援队兵分三路，分别向受灾最为严重的赵岭村、支石村和两河口村出发。
车辆缓慢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在大雨的冲击下，塌方随时可能发生，“你留在大路上，一旦我们没有出来，你想办法通知指挥长我们所处的位置！”面对不可预测的险情，安徽池州曙光救援队队长章鸿鹏留下一名队员值守，带领其他队员冲入支石村。
而此时，支石村的村民正在焦急地向外界求援！
“老人、孩子、孕妇先走！”章鸿鹏向村民简单了解情况后，迅速在村里展开救援。他们根据村民指引，将地处危险区域的人员一个个救出，并现场与村干部一起，将人员紧急分组，一组由部分村干部带队，轮班值守，一组负责转移老幼妇孺。
“担架，快打开担架！”冷沟村一名90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救援队立即用担架平稳地将老人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转移，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与时间展开的竞赛中，曙光救援队员的铿锵话语格外令人安慰：
“村民转移完毕！”
“敬老院老人转移完毕！”
…………
21日上午，所有转战至巩义的曙光救援队挺进受灾严重的7个乡镇；当晚，全国已有19支曙光救援队集聚河南，当天完成灾区受伤人员转移17次、转移群众393名。
“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来看爷爷！”
“新乡告急！”
22日中午，章鸿鹏接到新任务，顾不上休息，迅速集结小分队，立即奔赴新乡。
为了保证救援时间，救援队员每天早上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救援中不吃午饭，避免因如厕问题造成“麻烦”……
夜色深沉，在新乡卫辉救援转战途中，经过一处有通讯信号区域时，章鸿鹏看到手机上20多个未接电话提示。想到病危的爷爷，他心里咯噔一下，“但愿不是！”他默默地祈祷，但还是得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
这个在风雨中铁一样刚毅的男子，蜷缩在车后座上，痛哭流涕。
虽然，参加郑州救援前，家人曾多次电话告知他爷爷病危，希望他能回来见最后一面；虽然，队友们都劝他不要参加这次救援，但看到新闻中郑州灾情严重、郑州救援刻不容缓，他还是带着内疚奔赴郑州：“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去看爷爷。”
没想到，出发前与爷爷最后的通话，成了最后诀别。
“下一站，新乡市牧野区！”任眼泪横流，这名90后的救援队长继续指挥队员，开往新的救援现场。
“出发前妻子刚做了化疗”
“抚州曙光华队，请报告你们的搜索进展情况，是否需要增援？”
“成武曙光赵队，有一名老人需要转运出村，请你尽快找到！”
7月21日上午，巩义米河镇镇政府大院，曙光救援队调度指挥车上，一条条求助信息在此汇集，一条条救援指令在此发出。
指挥长王刚声音沙哑，一边紧张地收集反馈信息，一边迅速发出救援指令。
速度！速度！速度！
“得知郑州暴雨信息，我们不到十分钟研判，随后紧急集结、分头出发。”王刚告诉记者。自20日晚11时从厦门出发，到22日早上9时，王刚除了在车上眯了一会儿，已经30个小时没有睡觉。记者在巩义救援现场见到他时，王刚疲惫得令人心疼。但电话还在不停地响着，他根本没时间休息。
随后几天，本报记者数次跟随王刚和他的救援队“出征”，对王刚及其的团队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入。
今年45岁的王刚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应急救援志愿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四川地震灾区一线。
2014年6月，王刚发起成立厦门曙光救援队，依靠社会捐赠，维持着捉襟见肘的运转。短短几年，执行救援救灾任务3000余起，除了国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一线有王刚的身影；缅甸果敢战争难民救助、尼泊尔地震救援、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柬埔寨排雷等国际救援行动现场也有王刚洒下的汗水。专业、坚毅、拼命是王刚的救援准则，更使他成为圈内的“传奇”。
2016年，救灾任务频繁，经费严重不足，王刚与妻子红豆卖掉了家里两套房子，帮助队伍渡过难关。
“长期奔赴救援一线，你计算帮助过多少人脱离险境？”记者问。王刚摇摇头：“数不清楚！”
看到王刚全身心奔走在救援一线，几乎没有人知道，妻子正在家里期盼着王刚的陪伴——去年，结婚13年的妻子被确诊卵巢癌晚期。王刚妻子患病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向王刚转账捐款，加起来有数十万。王刚全部原路退回，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还有一套房！”
“你妻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出发前她刚做了化疗……”
“是什么支撑你们一直从事救援工作？”记者问。
王刚没有正面回答，讲了两个在巩义救援中的小故事——
7月23日，在米河镇发放救灾物资。吃饭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大爷拿着4个鸡蛋硬塞到队员手中，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多吃点！”
7月24日，曙光救援队队员孝玉去巩义市区采购物资。看到孝玉一身曙光救援队服，便利店店主大哥怎么也不肯收钱，也只有一句话：“不能收钱、不能收钱，真心不能收！你们大老远赶来我们河南救援，天天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咋能收你们钱呢！”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王刚微微动容：“我们看到河南老乡都很善良、乐观、坚强，自己受灾了仍继续帮助他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7月25日，曙光救援队在巩义的救援进入收尾，救援队募捐的发电机已经送到了各镇各村。当晚，断电5天的米河镇各村村委会和安置点亮了起来，灯火如同繁星，点亮了漫长的暗夜。
没有工资、费用自理、聚餐AA制……救援队的“收入”只有百姓的认可
7月23日，记者跟随曙光救援队员一同前往巩义市河洛镇发放救灾物资。
此次运送物资包括2000箱方便面、2000箱矿泉水、1000个家庭保障箱以及1000箱妇女用品，分别发放到河洛镇的源村村、石关村等4个村。
在运送难度最大的源村村，穿越泥泞的道路，救援物资车辆抵达村里。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村庄已经没有积水，但道路狭窄，路面坑洼不平，车辆无法进入村庄内部。救灾物资只能暂存在村口一村干部家中，然后人力转运至村委。
队员们扛起物资，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村内。记者也和江西抚顺曙光救援队的周志军攀谈了起来。
“你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参与救援，一天的工资是多少？”
“没有一分钱工资，都是志愿服务！”周志军说着指了指身上的救援服装：“别看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统一的，那也是自己出钱买的！”
“大家聚餐都是AA制！”另一位队友接过话头。
周志军告诉记者，救援队是在民政局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有着严苛的财务规定，除救援设备和救援经费外，其他任何物资都不能接受捐赠，更不能用来发工资。
“义务救援？不会心里不平衡？”记者追问道。
“不会，加入第一天大家都知道，除了老百姓的认可，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记者继续追问。
“我们都是兼职的。比如我，在抚州开有酒店。”周志军指着另外几个队员解释：“杨红兵和李文进都是自己做企业的，华俊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王华平在烟草局工作……”
如给人带来希望的“曙光”其名，这就是曙光救援队的故事，也是每一支奋战在一线救援队的故事。他们在灾情爆发时、在群众需要时，放下家庭、工作和安稳的生活，奔向灾情最严重的一线……
在这次郑州特大暴雨中，厦门、邯郸、永清、常州、马鞍山、金乡、成武、抚州、萍乡、龙岩、颖上、南京、池州、嵊州、山西（筹）、淮南等19支队伍共380余人组成的曙光救援同盟在河南开展救援。他们共携带51辆救援车、34艘救援艇，以及众多水域装备、救援装备、医疗装备千里驰援，救援范围涉及郑州，巩义，米河，新乡，卫辉，辉县等六个市级乡镇，52个村庄。10天夜以继日的紧急救援行动，转移被困人员、危重伤员，开展生命搜索营救，发放矿泉水、消毒水、面包、速食产品等救灾物资共数万件……截至7月29日，曙光同盟救援小组共转移受灾群众1327人，紧急采购100台发电机点亮32个受灾村庄。
7月30日凌晨2点16分，接到求助信息的曙光救援队，连夜集结5台车辆、4艘船艇，出动24名队员紧急驰援鹤壁浚县……10天来的不眠不休被他们抛之脑后，在救援的路上继续前行！
后记
正如登上微博热搜的合肥理发师余涛这般，“拿起剪刀是理发师，放下剪刀是英雄”；
正如“兼职”的曙光救援队员这般，“平时是老师、老板、公务员，集结号响就是冲锋在前的勇士”；
据统计，河南这次水灾，共有全国200多支民间救援队、3000多名救援队员紧急驰援，他们的动人故事，这一篇报道实在说不完……
谨以此文，向这些在中原大地上书写抗洪救灾动人故事的各方救援英雄致敬！（正观新闻记者 张子明 谢庆 王战龙）#洞见计划#
20日晚上10点，他们连夜向郑州出发
7月20日，郑州暴雨肆虐、险情不断，城区一片汪洋，大面积断电断网，巩义、荥阳、新密等地山洪倾泻而下，沿路树倒屋塌，郑州市及周边县市进入紧急状态……
“丁零零……”21日凌晨0时38分，记者正在郑州报业集团融媒大厅紧张忙碌工作，电话突然响起，“你好，我是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我们正在连夜出发前往郑州的路上，希望你们能帮忙联系一下应急部门，我们的第一支救援队预计早上6点到郑州……”
对方言简意赅。情况紧急，记者立即与在郑州市防汛指挥中心的前方记者联系。很快，由曙光救援队主要负责同志和记者组建的“曙光救援郑州前线对接群”成立了。
就在此时，分散在福建厦门、河北邯郸、山东菏泽、安徽颍上……全国各地的19支曙光救援队紧急“云端”集结，迅速向中部郑州进发。
“如果我们出不来，请向曙光指挥长求援！”
21日凌晨4时50分，河北邯郸曙光救援队星夜疾驰，首先抵达郑州。根据途中收集的求救信息，他们直接投入救援一线。
“有孕妇羊水破裂，需紧急送往医院！”，队长张坤接到信息后，迅速调转车头，直奔求助点，车辆在积水的路面上破浪前行，直至把孕妇安全送到医院。
天色微明，雨还在下。
大雨中，河北永清、山东菏泽……一支支曙光救援队争分夺秒地到达。截至上午10时20分，已有11支曙光救援队在郑州完成集结。
“巩义米河告急，已到郑州和还未赶到的，立即向巩义进发！”作为此次救援的发起人，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担当了此次郑州暴雨救援的“曙光救援同盟团队总指挥”，紧急集结令通过指挥系统传至各个曙光救援队。
米河镇，郑州巩义的东大门，处在两河交汇之处，中间低洼。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肆虐的洪水，围困了村镇，冲垮了道路、桥梁，大量房屋倒塌，断水、断网、断电，亟需救援。
首批抵达的曙光救援队兵分三路，分别向受灾最为严重的赵岭村、支石村和两河口村出发。
车辆缓慢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在大雨的冲击下，塌方随时可能发生，“你留在大路上，一旦我们没有出来，你想办法通知指挥长我们所处的位置！”面对不可预测的险情，安徽池州曙光救援队队长章鸿鹏留下一名队员值守，带领其他队员冲入支石村。
而此时，支石村的村民正在焦急地向外界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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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快打开担架！”冷沟村一名90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救援队立即用担架平稳地将老人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转移，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与时间展开的竞赛中，曙光救援队员的铿锵话语格外令人安慰：
“村民转移完毕！”
“敬老院老人转移完毕！”
…………
21日上午，所有转战至巩义的曙光救援队挺进受灾严重的7个乡镇；当晚，全国已有19支曙光救援队集聚河南，当天完成灾区受伤人员转移17次、转移群众393名。
“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来看爷爷！”
“新乡告急！”
22日中午，章鸿鹏接到新任务，顾不上休息，迅速集结小分队，立即奔赴新乡。
为了保证救援时间，救援队员每天早上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救援中不吃午饭，避免因如厕问题造成“麻烦”……
夜色深沉，在新乡卫辉救援转战途中，经过一处有通讯信号区域时，章鸿鹏看到手机上20多个未接电话提示。想到病危的爷爷，他心里咯噔一下，“但愿不是！”他默默地祈祷，但还是得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
这个在风雨中铁一样刚毅的男子，蜷缩在车后座上，痛哭流涕。
虽然，参加郑州救援前，家人曾多次电话告知他爷爷病危，希望他能回来见最后一面；虽然，队友们都劝他不要参加这次救援，但看到新闻中郑州灾情严重、郑州救援刻不容缓，他还是带着内疚奔赴郑州：“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去看爷爷。”
没想到，出发前与爷爷最后的通话，成了最后诀别。
“下一站，新乡市牧野区！”任眼泪横流，这名90后的救援队长继续指挥队员，开往新的救援现场。
“出发前妻子刚做了化疗”
“抚州曙光华队，请报告你们的搜索进展情况，是否需要增援？”
“成武曙光赵队，有一名老人需要转运出村，请你尽快找到！”
7月21日上午，巩义米河镇镇政府大院，曙光救援队调度指挥车上，一条条求助信息在此汇集，一条条救援指令在此发出。
指挥长王刚声音沙哑，一边紧张地收集反馈信息，一边迅速发出救援指令。
速度！速度！速度！
“得知郑州暴雨信息，我们不到十分钟研判，随后紧急集结、分头出发。”王刚告诉记者。自20日晚11时从厦门出发，到22日早上9时，王刚除了在车上眯了一会儿，已经30个小时没有睡觉。记者在巩义救援现场见到他时，王刚疲惫得令人心疼。但电话还在不停地响着，他根本没时间休息。
随后几天，本报记者数次跟随王刚和他的救援队“出征”，对王刚及其的团队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入。
今年45岁的王刚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应急救援志愿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四川地震灾区一线。
2014年6月，王刚发起成立厦门曙光救援队，依靠社会捐赠，维持着捉襟见肘的运转。短短几年，执行救援救灾任务3000余起，除了国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一线有王刚的身影；缅甸果敢战争难民救助、尼泊尔地震救援、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柬埔寨排雷等国际救援行动现场也有王刚洒下的汗水。专业、坚毅、拼命是王刚的救援准则，更使他成为圈内的“传奇”。
2016年，救灾任务频繁，经费严重不足，王刚与妻子红豆卖掉了家里两套房子，帮助队伍渡过难关。
“长期奔赴救援一线，你计算帮助过多少人脱离险境？”记者问。王刚摇摇头：“数不清楚！”
看到王刚全身心奔走在救援一线，几乎没有人知道，妻子正在家里期盼着王刚的陪伴——去年，结婚13年的妻子被确诊卵巢癌晚期。王刚妻子患病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向王刚转账捐款，加起来有数十万。王刚全部原路退回，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还有一套房！”
“你妻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出发前她刚做了化疗……”
“是什么支撑你们一直从事救援工作？”记者问。
王刚没有正面回答，讲了两个在巩义救援中的小故事——
7月23日，在米河镇发放救灾物资。吃饭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大爷拿着4个鸡蛋硬塞到队员手中，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多吃点！”
7月24日，曙光救援队队员孝玉去巩义市区采购物资。看到孝玉一身曙光救援队服，便利店店主大哥怎么也不肯收钱，也只有一句话：“不能收钱、不能收钱，真心不能收！你们大老远赶来我们河南救援，天天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咋能收你们钱呢！”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王刚微微动容：“我们看到河南老乡都很善良、乐观、坚强，自己受灾了仍继续帮助他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7月25日，曙光救援队在巩义的救援进入收尾，救援队募捐的发电机已经送到了各镇各村。当晚，断电5天的米河镇各村村委会和安置点亮了起来，灯火如同繁星，点亮了漫长的暗夜。
没有工资、费用自理、聚餐AA制……救援队的“收入”只有百姓的认可
7月23日，记者跟随曙光救援队员一同前往巩义市河洛镇发放救灾物资。
此次运送物资包括2000箱方便面、2000箱矿泉水、1000个家庭保障箱以及1000箱妇女用品，分别发放到河洛镇的源村村、石关村等4个村。
在运送难度最大的源村村，穿越泥泞的道路，救援物资车辆抵达村里。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村庄已经没有积水，但道路狭窄，路面坑洼不平，车辆无法进入村庄内部。救灾物资只能暂存在村口一村干部家中，然后人力转运至村委。
队员们扛起物资，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村内。记者也和江西抚顺曙光救援队的周志军攀谈了起来。
“你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参与救援，一天的工资是多少？”
“没有一分钱工资，都是志愿服务！”周志军说着指了指身上的救援服装：“别看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统一的，那也是自己出钱买的！”
“大家聚餐都是AA制！”另一位队友接过话头。
周志军告诉记者，救援队是在民政局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有着严苛的财务规定，除救援设备和救援经费外，其他任何物资都不能接受捐赠，更不能用来发工资。
“义务救援？不会心里不平衡？”记者追问道。
“不会，加入第一天大家都知道，除了老百姓的认可，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记者继续追问。
“我们都是兼职的。比如我，在抚州开有酒店。”周志军指着另外几个队员解释：“杨红兵和李文进都是自己做企业的，华俊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王华平在烟草局工作……”
如给人带来希望的“曙光”其名，这就是曙光救援队的故事，也是每一支奋战在一线救援队的故事。他们在灾情爆发时、在群众需要时，放下家庭、工作和安稳的生活，奔向灾情最严重的一线……
在这次郑州特大暴雨中，厦门、邯郸、永清、常州、马鞍山、金乡、成武、抚州、萍乡、龙岩、颖上、南京、池州、嵊州、山西（筹）、淮南等19支队伍共380余人组成的曙光救援同盟在河南开展救援。他们共携带51辆救援车、34艘救援艇，以及众多水域装备、救援装备、医疗装备千里驰援，救援范围涉及郑州，巩义，米河，新乡，卫辉，辉县等六个市级乡镇，52个村庄。10天夜以继日的紧急救援行动，转移被困人员、危重伤员，开展生命搜索营救，发放矿泉水、消毒水、面包、速食产品等救灾物资共数万件……截至7月29日，曙光同盟救援小组共转移受灾群众1327人，紧急采购100台发电机点亮32个受灾村庄。
7月30日凌晨2点16分，接到求助信息的曙光救援队，连夜集结5台车辆、4艘船艇，出动24名队员紧急驰援鹤壁浚县……10天来的不眠不休被他们抛之脑后，在救援的路上继续前行！
后记
正如登上微博热搜的合肥理发师余涛这般，“拿起剪刀是理发师，放下剪刀是英雄”；
正如“兼职”的曙光救援队员这般，“平时是老师、老板、公务员，集结号响就是冲锋在前的勇士”；
据统计，河南这次水灾，共有全国200多支民间救援队、3000多名救援队员紧急驰援，他们的动人故事，这一篇报道实在说不完……
谨以此文，向这些在中原大地上书写抗洪救灾动人故事的各方救援英雄致敬！（正观新闻记者 张子明 谢庆 王战龙）#洞见计划#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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