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字捷要脉诀
脉理精微人不测，七表八里难分别。
我非歧黄非和意，独持四字捷要诀。
四字为脉之大纲，浮沉迟数为关节。
浮主表而数主热，沉主里而迟主寒。
更看有力与无力，虚实之间定分别。
表里寒热与虚实，
表里寒热与虚实，四字抱着六家诀。
浮而有力则为风，无力气虚是本宗。
沉而有力则为积，无力气逆或上壅。
迟而有力痛难禁，无力寒痰在胸中。
数而有力则当热，无力血虚疮疡痛。1、七表脉：浮、芤、滑、实、弦、紧。
八里脉：微、沉、缓、濇、迟、伏、濡、弱。
2、脉理精要
脉理细如毫发，得精微者有几家，明其大意也就罢；浮沉迟数四个字，虚实寒热紧对答，七表八里不论他，此四者，辨析分明，用药饵，庶乎不差。3、浮脉
听我把浮脉学，轻轻的就摸着；浮字之中分迟数，浮迟表寒何用讲，浮数往往假热多，浮而无力大虚火，浮而有力风寒搏，把浮字牢牢记着。4、沉脉
将沉字，说与你，重重的按至底；沉中亦寓迟数理，沉迟里边寒如冰，沉数内热不需提，沉而无力知是气，沉而有力定是积，把沉字，切切记之。
5、脉分部位
学看脉，要部位分明，寸关尺左右相学看脉，要部位分明，寸关尺左右相同，五脏六腑配合定，左心胞络肝胆肾，右肺膻中脾胃命，肾与膀胱表里应，命门脉紧对三焦功，大小肠两寸分并。临诊脉，贵沉静；勿斜视，勿妄听，澄心静虑验脉症，病在某脏，在某腑，虚当补，实当攻寒宜温，热宜清；分清了虚实寒热，庶不愧当医之名。
6、看脉息至
诊脉时，稳呼吸，以己息，侯彼息，察其间断与接续。一息四至平和脉，再加一至亦是吉；六数七热为急脉，***十至将死期，当医人要阴阳分，浮数阳，沉迟阴，关前关后阴阳论，阴中有阳，阳中阴，阴极似阳，阳极阴，其间最足把人混，当医人，阴阳不分，无怪乎，治死活人。7、左寸浮脉（心）
左寸浮，心火虚，不能生土；土困兮，金必败，咳嗽痰吐，怔忡悸，盗自汗，归脾为主，去木香，易白芍，五味敛补；养心汤，补心丹，二方酌处。归脾汤诗曰：
参术龙芪神，远归香枣仁，
甘草须用炙，水煎姜枣引。
养心汤诗：
参芪神茯苓，枣柏归川芎，
半草志桂味，血足心自宁。
补心丹诗：人元参苓归 地天麦门冬，
远味枣柏仁，内中有桔梗。
又诗：
补心加石菖（一书为石膏），开窍效更良，
蜜丸朱砂衣，引用灯草汤，
去了五味子，加草和中堂。8、左寸沉脉（心）
左寸沉，心火实，实则亢害，移热于，小肠中，便闭赤涩，或淋浊，或口糜，疼难忍耐，导赤散合逍遥，一剂清泰，若不然，泻心汤，亦可使得。
导赤散诗：
生地木通甘草稍，还有竹叶清上焦，数味清凉降实火，南方丙丁自然消。
逍遥散诗：
逍遥古人不自得，苓术芍药与归柴。
生地薄荷同煎服，山栀丹皮外加味。
泻心汤诗：
泻心汤中芩连黄，三味能泻实火强，
大黄必须酒蒸用，至于芩连也无妨。9、左寸脉迟（心）
左寸迟，心经寒，抽愵冷颤，面色青，小便白，毛骨悚然，喜热饮，恶凉水，烈火不煖，真武汤，理中汤，附桂难免，不大寒，养荣汤，可保安痊。
理中汤真武汤诗：
术参姜枣名理中，苓术芍附名真武，返本回阳赖桂子。养荣汤诗：
参苓芪术草陈皮，归桂芍地远五味。
此方无呼不能补，温经去寒大有益。
10、左寸数脉（心）
左寸数，心经热，热即是火，心属火，数属火，火中加火，或赤肿，或痒疡，无非火烁，归脾汤善能泻，火中之火，六味汤加归芍，渐渐消却。六味汤诗：
地黄山萸苓丹泽，加入归芍滋阴来。
阴生阳降自然里，何怕脉数见火灾。
11、左关浮脉（肝）
左关浮，肝经虚，木中无火，木无火，不生心，心血立涸，血枯稿，不管筋，筋挛脚弱，或结核，或瘰疬，肝气不和，只须用，七味饮，一方安妥。七味饮诗：
六味加桂名七味，辛以润之此方类，
水能生木木自强，何虑肝经浮脉溃。
12、左关沉脉（肝）
左关沉，肝经实，郁而不伸；胸胁痛，胃脘疼，二目赤昏，怒伤肝，不荣筋，久则崩淋；每食后，吞酸味，如醋浸心，数般病，逍遥散，加入左金。
左金逍遥散诗：
茱萸炒连即左金，逍遥见前不在伸。
疏发肝胆两经火，风以散之此方真，
加米一撮治噤痢。13、左关迟脉（肝）
左关迟，肝经寒，冰里藏炭；不是热，用凉药，不得正权；浑身颤，二目闭，两手搦拳；腰又弓，脚又软，筋急拘挛；右归饮，八味饮，二方任拣。诗：
六味八味差不多，只差桂附两班药。
八味无有甘枸杞，左归无有苓丹泽。14、左关数脉（肝）
左关数，肝经热，火又增火；上烁金，中凌脾，痰涎形削；君不明，乱贼臣，助纣为虐；向北方，求救兵，剿灭贼；大剂子，六味汤，重加归芍。15、左尺浮脉（肾）
左尺浮，肾经虚，虚则水泛；水泛兮，土不撮，浮而为痰；理中汤，加白蔻，木香制半；亦有那，命门衰，不能配简。即当16、左尺沉脉（肾）
左尺沉，肾经实，实则水聚；水不流，其余脏，何以济滋；二目赤，唇口糜，鼻无润滞；皮肤燥，咽咙干，二便且闭；四物汤，右归饮，重加六味。用，八味饮，敛补而逐痰。17、左尺迟脉（肾）
左尺迟，肾经寒，寒则水凝；水凝了，遇寒冬，必冻成冰；穿厚衣，近烈火，难止寒冷；四肢厥，两唇青，小腹绞痛；用姜附，上肉桂，加入汤中。
诗曰：
寒则凝滞热流通，大凡医家无不明，太阳一照冰霜解，不过二八与理中。
18、左尺数脉（肾）
左尺数，数为热，热则水沸；水沸了，必横流，谁可遏阻；上涌痰，下滑精，曷其危笃；益气汤，知柏丸，清水补土；服二方，兼能养，其庶几乎。19、右寸浮脉（肺）
右寸浮，肺气虚，不能固表；不制木，不生水，反被火燎；空咳嗽，盗自汗，黄芪汤妙；木势盛，水势弱，惟肺可保；即速进，生金饮，两家和好。诗曰：
黄芪汤中归术芪，远志枣仁补骨脂，
生金饮内有丹皮，参术归芍麦草地。
黄芪汤：当归、白术、黄芪、远志。
生金饮：党参、白术、当归、白芍、生地、麦冬、丹皮、甘草。20、右寸沉脉（肺）
右寸沉，肺气实，内热表寒；嗽声沉，咽微干，见饭懒餐；气不散，胸腹满，膨胀难堪；轻四君，重益气，二方可拣；平肺散，生脉散，泻白三散。诗曰：
参苓青陈知味天，即是人参平肺散，
生脉散中参麦味，泻白桑骨二皮甘，
参苓术草四君子，益气归芪升柴兼。
21、右寸迟脉（肺）
右寸迟，肺经寒，寒难尅木；木过旺，反烁金，更凌脾土；脾土衰，不生金，金愈受苦；外不卫，表更松，贼风易入；也须将，生金饮，连进数付。
诗曰：
金生水亦生，水生木火平，
金旺木受制，不敢向脾凌。
生金饮子有丹皮，参术归芍麦草地。22、右寸数脉（肺）
右寸数，肺气热，清肃冷啜；伐肝木，肝难藏，痰嗽动血；鼻孔干，毛皮燥，大肠枯结；驱其子，来劝母，怒气可雪；甘露饮，清金饮，二方当啜。
甘露饮清金饮诗：
天降甘露润万物，地气不生天气无。二地二冬苓壳草，枇杷茵陈共石斛，
麦味汤中增枯芩，清金滋水病悉除。
甘露饮：生地、熟地、天冬、麦冬、茯苓、枳壳、甘草、枇杷叶、茵陈、石斛。
清金饮:甘露饮加黄芩。
23、右关浮脉（脾）
右关浮，脾气虚，难以消食；胃难纳，脾不磨，定成积滞；善治者，枳术丸，补消兼施；不得已，备急丹，中病即止；总不若，参苓散，无穷利益。诗曰：
枳术只两样，备急姜豆黄，
参苓白术散，药味要说详，
扁莲药苡砂，参术健脾强，
还有苓甘桔，加陈引枣姜。
枳术丸：枳壳、白术。
备急丹：姜、巴豆、大黄。参苓白术散。24、右关沉脉（脾）
右关沉，脾经实，实则为郁；土即郁，不化食，久则作湿；湿盛了，变痰涎，呕吐不已；二陈汤，六君子，斯症妙剂；山楂肉，宿砂仁，效过神曲。
二陈汤六君子汤诗：
陈半苓草名二陈，再加参术即六君，山楂神曲善消导，温经和胃宿砂仁。
（任意一方加入山楂、神曲、宿砂仁）
25、右关迟脉（脾）
右关迟，脾经寒，胃中寒；不能食，食不化，行不仍然；腹中疼，四肢凉，二目不闪；观其形，闻其声，病势危险；只须用，附子理中丸，一服保痊。诗曰：脾胃位乎中，汤名号理中，中寒并此证，故以中投中。
26、右关数脉（脾）
右关数，脾经热，热即火也；火生土，土所悦，不许过烈；过烈了，脾难统，必致失血；血妄行，循喉走，谁可拦阻；归脾汤，加栀丹，多服可也。诗曰：
归脾引血血归脾，血不归脾必用之，
他症木香易白芍，惟有血虚木香宜。
27、右尺浮脉（命门）
右尺浮，浮为虚，命火衰；有火名，无火实，是火不烈；却反能，炎上焦，火及作害；炎上症，非一条，不能悉；养肾水，配相关，夫妇相得；诗曰：虚火炎病，引火归本经。或问用何药，八味细变通。28、右尺沉脉（命门）
右尺沉，命火实，不得发越；如湿草，覆盖着，似乎将灭；却内蒸，成便毒，小便溺血；捡一方，又滋水，又清火，又将毒泻；必须用，都气饮，重重加泽泻，泻去毒可矣。29、右尺迟脉（命门）
右尺迟，命门寒，阳气将散；若阳绝，能救活，必是神仙；谨言迟，一纤阳，幸而未断；想一个，妙法儿，救其危颠；反本汤，重参附，廻阳气转。
反本汤诗：
反本廻阳参附姜，麦味陈草肉桂强， 腊茶姜枣同煎服，入蜜二匙润五脏，
无脉加入猪胆汁，呕者姜妙半夏良。
反本汤：党参、附子、炮姜、麦冬、五味子、陈皮、甘草、肉桂、腊茶，姜枣蜜引。
30、右尺数脉（命门）右尺数，命门热，阳气太旺；右命门，与胞络，同是为相；君主弱，臣相强，拨乱疆场；助君火，灭相火，国自安康；或八味，或养荣，正复邪亡。理谷不并行，邪正难两立，满座皆君子，小人无地容。
右部既已又写完，右部既已又写完，肺脾命门脉乃全；
虽是按经著煎丸，学者务必要互看；
历举数方立本宗，不贵熟来贵变通；
果能运用方寸地，神明变化用无穷。
脉理精微人不测，七表八里难分别。
我非歧黄非和意，独持四字捷要诀。
四字为脉之大纲，浮沉迟数为关节。
浮主表而数主热，沉主里而迟主寒。
更看有力与无力，虚实之间定分别。
表里寒热与虚实，
表里寒热与虚实，四字抱着六家诀。
浮而有力则为风，无力气虚是本宗。
沉而有力则为积，无力气逆或上壅。
迟而有力痛难禁，无力寒痰在胸中。
数而有力则当热，无力血虚疮疡痛。1、七表脉：浮、芤、滑、实、弦、紧。
八里脉：微、沉、缓、濇、迟、伏、濡、弱。
2、脉理精要
脉理细如毫发，得精微者有几家，明其大意也就罢；浮沉迟数四个字，虚实寒热紧对答，七表八里不论他，此四者，辨析分明，用药饵，庶乎不差。3、浮脉
听我把浮脉学，轻轻的就摸着；浮字之中分迟数，浮迟表寒何用讲，浮数往往假热多，浮而无力大虚火，浮而有力风寒搏，把浮字牢牢记着。4、沉脉
将沉字，说与你，重重的按至底；沉中亦寓迟数理，沉迟里边寒如冰，沉数内热不需提，沉而无力知是气，沉而有力定是积，把沉字，切切记之。
5、脉分部位
学看脉，要部位分明，寸关尺左右相学看脉，要部位分明，寸关尺左右相同，五脏六腑配合定，左心胞络肝胆肾，右肺膻中脾胃命，肾与膀胱表里应，命门脉紧对三焦功，大小肠两寸分并。临诊脉，贵沉静；勿斜视，勿妄听，澄心静虑验脉症，病在某脏，在某腑，虚当补，实当攻寒宜温，热宜清；分清了虚实寒热，庶不愧当医之名。
6、看脉息至
诊脉时，稳呼吸，以己息，侯彼息，察其间断与接续。一息四至平和脉，再加一至亦是吉；六数七热为急脉，***十至将死期，当医人要阴阳分，浮数阳，沉迟阴，关前关后阴阳论，阴中有阳，阳中阴，阴极似阳，阳极阴，其间最足把人混，当医人，阴阳不分，无怪乎，治死活人。7、左寸浮脉（心）
左寸浮，心火虚，不能生土；土困兮，金必败，咳嗽痰吐，怔忡悸，盗自汗，归脾为主，去木香，易白芍，五味敛补；养心汤，补心丹，二方酌处。归脾汤诗曰：
参术龙芪神，远归香枣仁，
甘草须用炙，水煎姜枣引。
养心汤诗：
参芪神茯苓，枣柏归川芎，
半草志桂味，血足心自宁。
补心丹诗：人元参苓归 地天麦门冬，
远味枣柏仁，内中有桔梗。
又诗：
补心加石菖（一书为石膏），开窍效更良，
蜜丸朱砂衣，引用灯草汤，
去了五味子，加草和中堂。8、左寸沉脉（心）
左寸沉，心火实，实则亢害，移热于，小肠中，便闭赤涩，或淋浊，或口糜，疼难忍耐，导赤散合逍遥，一剂清泰，若不然，泻心汤，亦可使得。
导赤散诗：
生地木通甘草稍，还有竹叶清上焦，数味清凉降实火，南方丙丁自然消。
逍遥散诗：
逍遥古人不自得，苓术芍药与归柴。
生地薄荷同煎服，山栀丹皮外加味。
泻心汤诗：
泻心汤中芩连黄，三味能泻实火强，
大黄必须酒蒸用，至于芩连也无妨。9、左寸脉迟（心）
左寸迟，心经寒，抽愵冷颤，面色青，小便白，毛骨悚然，喜热饮，恶凉水，烈火不煖，真武汤，理中汤，附桂难免，不大寒，养荣汤，可保安痊。
理中汤真武汤诗：
术参姜枣名理中，苓术芍附名真武，返本回阳赖桂子。养荣汤诗：
参苓芪术草陈皮，归桂芍地远五味。
此方无呼不能补，温经去寒大有益。
10、左寸数脉（心）
左寸数，心经热，热即是火，心属火，数属火，火中加火，或赤肿，或痒疡，无非火烁，归脾汤善能泻，火中之火，六味汤加归芍，渐渐消却。六味汤诗：
地黄山萸苓丹泽，加入归芍滋阴来。
阴生阳降自然里，何怕脉数见火灾。
11、左关浮脉（肝）
左关浮，肝经虚，木中无火，木无火，不生心，心血立涸，血枯稿，不管筋，筋挛脚弱，或结核，或瘰疬，肝气不和，只须用，七味饮，一方安妥。七味饮诗：
六味加桂名七味，辛以润之此方类，
水能生木木自强，何虑肝经浮脉溃。
12、左关沉脉（肝）
左关沉，肝经实，郁而不伸；胸胁痛，胃脘疼，二目赤昏，怒伤肝，不荣筋，久则崩淋；每食后，吞酸味，如醋浸心，数般病，逍遥散，加入左金。
左金逍遥散诗：
茱萸炒连即左金，逍遥见前不在伸。
疏发肝胆两经火，风以散之此方真，
加米一撮治噤痢。13、左关迟脉（肝）
左关迟，肝经寒，冰里藏炭；不是热，用凉药，不得正权；浑身颤，二目闭，两手搦拳；腰又弓，脚又软，筋急拘挛；右归饮，八味饮，二方任拣。诗：
六味八味差不多，只差桂附两班药。
八味无有甘枸杞，左归无有苓丹泽。14、左关数脉（肝）
左关数，肝经热，火又增火；上烁金，中凌脾，痰涎形削；君不明，乱贼臣，助纣为虐；向北方，求救兵，剿灭贼；大剂子，六味汤，重加归芍。15、左尺浮脉（肾）
左尺浮，肾经虚，虚则水泛；水泛兮，土不撮，浮而为痰；理中汤，加白蔻，木香制半；亦有那，命门衰，不能配简。即当16、左尺沉脉（肾）
左尺沉，肾经实，实则水聚；水不流，其余脏，何以济滋；二目赤，唇口糜，鼻无润滞；皮肤燥，咽咙干，二便且闭；四物汤，右归饮，重加六味。用，八味饮，敛补而逐痰。17、左尺迟脉（肾）
左尺迟，肾经寒，寒则水凝；水凝了，遇寒冬，必冻成冰；穿厚衣，近烈火，难止寒冷；四肢厥，两唇青，小腹绞痛；用姜附，上肉桂，加入汤中。
诗曰：
寒则凝滞热流通，大凡医家无不明，太阳一照冰霜解，不过二八与理中。
18、左尺数脉（肾）
左尺数，数为热，热则水沸；水沸了，必横流，谁可遏阻；上涌痰，下滑精，曷其危笃；益气汤，知柏丸，清水补土；服二方，兼能养，其庶几乎。19、右寸浮脉（肺）
右寸浮，肺气虚，不能固表；不制木，不生水，反被火燎；空咳嗽，盗自汗，黄芪汤妙；木势盛，水势弱，惟肺可保；即速进，生金饮，两家和好。诗曰：
黄芪汤中归术芪，远志枣仁补骨脂，
生金饮内有丹皮，参术归芍麦草地。
黄芪汤：当归、白术、黄芪、远志。
生金饮：党参、白术、当归、白芍、生地、麦冬、丹皮、甘草。20、右寸沉脉（肺）
右寸沉，肺气实，内热表寒；嗽声沉，咽微干，见饭懒餐；气不散，胸腹满，膨胀难堪；轻四君，重益气，二方可拣；平肺散，生脉散，泻白三散。诗曰：
参苓青陈知味天，即是人参平肺散，
生脉散中参麦味，泻白桑骨二皮甘，
参苓术草四君子，益气归芪升柴兼。
21、右寸迟脉（肺）
右寸迟，肺经寒，寒难尅木；木过旺，反烁金，更凌脾土；脾土衰，不生金，金愈受苦；外不卫，表更松，贼风易入；也须将，生金饮，连进数付。
诗曰：
金生水亦生，水生木火平，
金旺木受制，不敢向脾凌。
生金饮子有丹皮，参术归芍麦草地。22、右寸数脉（肺）
右寸数，肺气热，清肃冷啜；伐肝木，肝难藏，痰嗽动血；鼻孔干，毛皮燥，大肠枯结；驱其子，来劝母，怒气可雪；甘露饮，清金饮，二方当啜。
甘露饮清金饮诗：
天降甘露润万物，地气不生天气无。二地二冬苓壳草，枇杷茵陈共石斛，
麦味汤中增枯芩，清金滋水病悉除。
甘露饮：生地、熟地、天冬、麦冬、茯苓、枳壳、甘草、枇杷叶、茵陈、石斛。
清金饮:甘露饮加黄芩。
23、右关浮脉（脾）
右关浮，脾气虚，难以消食；胃难纳，脾不磨，定成积滞；善治者，枳术丸，补消兼施；不得已，备急丹，中病即止；总不若，参苓散，无穷利益。诗曰：
枳术只两样，备急姜豆黄，
参苓白术散，药味要说详，
扁莲药苡砂，参术健脾强，
还有苓甘桔，加陈引枣姜。
枳术丸：枳壳、白术。
备急丹：姜、巴豆、大黄。参苓白术散。24、右关沉脉（脾）
右关沉，脾经实，实则为郁；土即郁，不化食，久则作湿；湿盛了，变痰涎，呕吐不已；二陈汤，六君子，斯症妙剂；山楂肉，宿砂仁，效过神曲。
二陈汤六君子汤诗：
陈半苓草名二陈，再加参术即六君，山楂神曲善消导，温经和胃宿砂仁。
（任意一方加入山楂、神曲、宿砂仁）
25、右关迟脉（脾）
右关迟，脾经寒，胃中寒；不能食，食不化，行不仍然；腹中疼，四肢凉，二目不闪；观其形，闻其声，病势危险；只须用，附子理中丸，一服保痊。诗曰：脾胃位乎中，汤名号理中，中寒并此证，故以中投中。
26、右关数脉（脾）
右关数，脾经热，热即火也；火生土，土所悦，不许过烈；过烈了，脾难统，必致失血；血妄行，循喉走，谁可拦阻；归脾汤，加栀丹，多服可也。诗曰：
归脾引血血归脾，血不归脾必用之，
他症木香易白芍，惟有血虚木香宜。
27、右尺浮脉（命门）
右尺浮，浮为虚，命火衰；有火名，无火实，是火不烈；却反能，炎上焦，火及作害；炎上症，非一条，不能悉；养肾水，配相关，夫妇相得；诗曰：虚火炎病，引火归本经。或问用何药，八味细变通。28、右尺沉脉（命门）
右尺沉，命火实，不得发越；如湿草，覆盖着，似乎将灭；却内蒸，成便毒，小便溺血；捡一方，又滋水，又清火，又将毒泻；必须用，都气饮，重重加泽泻，泻去毒可矣。29、右尺迟脉（命门）
右尺迟，命门寒，阳气将散；若阳绝，能救活，必是神仙；谨言迟，一纤阳，幸而未断；想一个，妙法儿，救其危颠；反本汤，重参附，廻阳气转。
反本汤诗：
反本廻阳参附姜，麦味陈草肉桂强， 腊茶姜枣同煎服，入蜜二匙润五脏，
无脉加入猪胆汁，呕者姜妙半夏良。
反本汤：党参、附子、炮姜、麦冬、五味子、陈皮、甘草、肉桂、腊茶，姜枣蜜引。
30、右尺数脉（命门）右尺数，命门热，阳气太旺；右命门，与胞络，同是为相；君主弱，臣相强，拨乱疆场；助君火，灭相火，国自安康；或八味，或养荣，正复邪亡。理谷不并行，邪正难两立，满座皆君子，小人无地容。
右部既已又写完，右部既已又写完，肺脾命门脉乃全；
虽是按经著煎丸，学者务必要互看；
历举数方立本宗，不贵熟来贵变通；
果能运用方寸地，神明变化用无穷。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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