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亿元调解书中的猫腻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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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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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

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贝壳找房回应上海研发全员被优化:行业环境变化 部分岗位调整
2021年10月12日 来源: 新京报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贝壳找房上海研发整个团队被优化,裁员补偿为“N+3”。
  针对上述消息,贝壳找房独家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据此对上海地区部分业务岗位进行调整。对于此次调整涉及到的员工,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安排,同时为其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
  行业动态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字节跳动收购经纪牌照 它的对手是贝壳找房
  房中介领域闯入了一头“大象”贝壳找房,自去年8月上市以后,贝壳找房的股价表现屡屡刷新外界认知,市值最高时冲破900亿美元,远超房地产开发商三巨头“碧万恒”。
  这是一个业内公认的“房产中介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然而,去年全年贝壳找房的市场占有率仅约15.7%。庞大的市场余量令众人垂涎,包括互联网公司,“谁会是下一个贝壳”也成为了市场关心的问题。
  近日,北京福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福旺”)易主,母公司由北京金色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金色麦田”),变更为北京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好房有幸”)。
  股权穿透后可以发现,金色麦田为缪寿建创办的房产中介公司麦田房产所有,而好房有幸是张一鸣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全资控股。字节跳动旗下房产信息平台幸福里向时代财经透露,好房有幸属于该平台旗下公司。
  缪寿建和张一鸣是福建老乡,一个深耕北京,同时在北京、福州和厦门拥有900余家直营房产中介门店;一个是在北京创立了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和皮皮虾等,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这次交易的标是一家原本毫不起眼的子公司,但背后的用意却引发外界的极大揣摩。“我们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幸福里回应传言时表示。不过,时代财经从另外的途径获悉,字节跳动此举或是在为未来布局线下门店铺路。
  “曲线救国”收购中介牌照
  “字节跳动收购的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知情人士向时代财经透露,“麦田应该根本没有(在福旺)投入过经营,里面也没有什么资产,字节跳动主要是为了获得资质,有了那个资产才可以从事房产经纪业务”。
  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我国开展房地产经纪活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拥有营业执照;二是必须拥有备案证明文件。
  备案证明文件由相关机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取得。然而,在北京想要拿到备案证明文件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时代财经了解到,2017年北京全市范围内暂停了房产中介机构的备案,这导致新的中介门店无法开店经营的状况。实际上在备案暂停后,市场上出现了买卖中介机构的行为,买家的目的是获取相关机构所拥有的经营资质。
  不同的信源告诉时代财经,北京市已于近期放开了相关资质的申请,但北京市西城区和通州区有关部门回应称,目前仍然不接受中介机构的备案申请,其中西城区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不允许有些行业扩大规模”,而丰台区则表示“最近已经可以通过北京住建委官网申请备案”。
  而资质获取之难或许是字节跳动最终采取 “曲线救国”策略的原因。时代财经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幸福里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提供新房和二手房买卖信息的平台,目前已进入北京、广州、长沙、合肥、南京、杭州、昆明、天津、西安等多座城市,二手房业务的合作对象包括我爱我家、麦田房产及其它小型中介机构。
  实际上,幸福里是字节跳动介入房产中介业务的主要平台,早在2019年,字节跳动旗下主力产品今日头条原本的“房产频道”栏目就更名为“幸福里”。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财经,目前幸福里还没到可以发展线下门店的阶段,“只能先让幸福里平台的资讯类内容丰富起来,重点仍在线上,但他们肯定想在战略上更进一步,至于未来会不会真的做线下就见仁见智了”。
  另据时代财经获悉,幸福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无限光场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收购福旺的好房有幸由字节跳动(香港)有限公司100%持股。今年7月份,香港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增“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并增设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合肥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亦包括“房地产经纪”。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里回应布局线下传言时表示 “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但知情人士透露,幸福里的确是想成为另一个贝壳找房,只不过目前更像房天下和安居客。
  实际上,“成为贝壳找房”是互联网巨头们共同的梦想。早在2009年,张一鸣便创立过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2010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也曾与口碑网合作推出房产频道,此后在2020年上线了天猫好房;2014年京东亦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京东三家互联网巨头,是目前对房产中介领域有着较深渗透的互联网公司里,旗下的主力平台分别为幸福里、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不过,比起贝壳找房、安居客和房天下,业内人士、购房者和经纪人对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评价不高。
  幸福里早在2020年便与麦田房产展开合作,此后相关房源和经纪人陆续接入幸福里平台,一名麦田房产的经纪人告诉时代财经,幸福里能够为他们导入来自于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流量,比如抖音,“但不能说幸福里有多好,只是麦田房产自有的线上平台太差了”。
  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的反响同样不理想。和天猫好房合作的一个广州新盘销售人员告诉时代财经,该楼盘从未接过一个来自于天猫好房的客户电话,“更别说成交了”。此外,时代财经通过天猫好房联系到的一名二手房中介表示,“说实话,你是第一个通过天猫好房打电话过来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天猫好房的二手房业务上线时间是今年的7月16日。
  比起幸福里和天猫好房,京东房产网络平台上线的时间更早,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上线了新房和二手房业务。然而,京东房产的客服人员告诉时代财经,目前新房仅仅提供房源信息的页面展示。二手房方面,2020年京东房产在线下落地了“好房京选”,核心模式是为合作的中介机构提供品牌、流量、运营、系统等方面支持。目前,京东房产二手房板块主推好房京选,但当时代财经试图以购房者的身份通过京东房产联系二手房经纪人时,连续两名经纪人早已离职,但平台并未作出更新,导致无法获得有效信息。
  在分析互联网平台介入房产中介领域后表现平庸的原因时,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胡景晖表示,如果只是简单地流量生意,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线上的流量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在北京获取一个有效的线下看房成本大概在3000元左右,互联网公司做线下,目的是保住已有的线上生意以及实现线上线下的打通”。
  不过,胡景晖认为,房产交易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比如看房、签约、贷款、缴税、过户等购房流程基本都要在线下进行,而房产交易的复杂程度和非标准化,更是给互联网公司做好房产中介这一行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房和二手房的宗交易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元,而身为“房产中介互联网化”成功案例的贝壳找房,去年实现的总交易额仅约3.5万亿元,占比15.7%。尽管互联网公司入局房产中介领域道阻且长,但庞大的市场余量,依然诱惑着它们追逐“下一个贝壳找房”的梦想

如今,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加理性健康。截至7月末,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7%,贷款增速创8年新低。图为山东省青州市一处房产楼盘。 王继林摄(人民视觉)

近日,浙江杭州一项新举措在全国二手房市场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引起广泛关注: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主管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推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为杭州二手房自主交易提供了更加规范、安全、便捷、完善的线上官方新渠道。

这一举措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乃至整个住房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中介的“饭碗”还端得稳吗?该举措是否会向住房租赁市场和其他城市推广?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

记者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并以个人真实信息成功注册了账号。经检索后发现,截至今年8月底,仅在杭州市主城区范围内,该平台就有超800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卖方经过平台实名认证,地段、面积、社区情况、户型图、实景照片、卖方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目了然,使买卖双方能够越过“中间商赚差价”环节实现看房、询价等功能。

对平台新功能的上线,购房者和有购房意愿的潜在购房者大多持乐观态度。

“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有了个人房源,对买卖双方都是利好。我对此双手支持。”山西小伙王昊两年前从北京某公司离职,来到杭州工作。为和女朋友完婚,他开始研究本地二手房市场,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王昊介绍,自己是北方人,也在北方完成大学学业,“人生地不熟,对本地楼市不了解。有心找中介,佣金昂贵不说,又怕被忽悠。有了这个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同时,房源由政府部门发布,购房者更放心,也可以将遇到虚假房源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卖方,家住杭州市余杭区的孟伟由于工作变动搬到了其他城市居住。一方面,他把自家房源挂上了市里的平台;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委托了几家中介机构代理这套住房的销售业务。“两边挂牌价一样,毕竟佣金由买方支付。”孟伟承认,他并未对买卖双方直接洽商寄予太高期待,“这个功能比较新,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但总体上,尝试更多渠道有好处,可以避免中介一家垄断。”

买卖双方受益了,中介行业眼下受到的冲击却不小。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类似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变得更加普遍,房地产中介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存在虚假宣传、赚取超高差价、不守信用等问题,部分从业者的短视性逐利行为已严重危害行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跳过中介环节并省下占成交价2%左右的中介费用,无疑对二手房市场买卖双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类官方信息平台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买卖双方直接洽商的机会,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房地产中介的角色。”赵秀池说。

传统中介目前仍是主体

政府运营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发展壮大,会动摇中介的“饭碗”吗?

记者发现,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尚属新生事物,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房源仍属于委托经纪挂牌房源。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爱我家、链家这两家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头部企业占据了平台经纪机构挂牌房源数量的前两位,分别超过17万套和12万套,优势地位仍难以撼动。

“个人在政府直接管理的二手房交易平台挂牌房源,未必就会取代中介机构的地位。”高军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连锁门店负责人。在他看来,平台的发展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高军分析,从目前的数量比例来看,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尚难以对委托经纪挂牌房源构成竞争。此外,由于二手住宅市场上买卖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全面了解,需要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自经纪机构的服务仍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摩根士丹利近日也发布报告,认为市场对平台新功能引发的“去中介化”担忧过度。报告认为,该功能并非新事物,最近新增变化为房屋所有人需经过实名认证才可自行上传房源。“房屋中介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依然存在。”该机构分析师表示。

尽管如此,平台强化对房屋所有人的认证审核仍显著提高了个人房源的可信度,并有可能在未来对机构房源构成竞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新风向将对房产中介行业及机构造成深远影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会对机构房源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该型房源的增加有望倒逼中介行业改善服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高军说。

中介行业面临的调整远不止于此。除了开通二手房交易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8月24日还明确,针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在第三方平台对外发布房源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对若干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通报批评。此外,深圳等城市也于近期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发起整治行动。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调控楼市,针对包括中介行业在内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强化。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房地产中介机构‘一手托两家’,对其行为的规范关系到市场秩序和房价稳定。”赵秀池认为,一系列针对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整治行动有利于治理住房销售和租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打击部分机构对房源的垄断;同时将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守信经营,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未来有望形成示范效应

杭州的新举措能否推广到其他城市和住房租赁市场?许多人对此抱有期待。

王凡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工作,他希望杭州的新举措能尽快推广到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城市。“同为二线城市,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是比较快的。如果能从房源上下工夫,解决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楼市调控效果会更好,也能够实实在在把成交价压下来。”王凡说。

“希望租房市场有更多像杭州这样的信息平台。”北京市民张莹不久前由于工作变动,将名下住房出租,并在新工作单位附近租得一处住房,“最初的考虑是‘以租养租’,新房很快就找到了,旧房却迟迟租不出去。”张莹介绍,当时她委托一家知名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出于对该工作人员的信任,张莹并未到其所在门店进行线下登记。

“起初挂了每月8000元的价格,中介一直告诉我要价太高,拖了很久也不带人看房,让我起了疑心。”跟小区里消息灵通的老住户沟通后,张莹又做了调查,发现是中介为了吃更多差价故意捂盘,未在机构平台挂牌。“后来换了另一家机构,很快租出去了,但算起来还是损失了一个多月的租金。”

业内人士分析,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不论二手房交易还是住房租赁行业,部分中介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高额佣金的现象并不少见。政府出手打造联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平台,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和房屋中介行业产生良性规范效果。“以杭州相关举措为例,它通过实名认证、线上洽谈等形式提升平台信息透明度,直击二手房市场痛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竞争。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更好落实‘房住不炒’,促进二手商品住宅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赵秀池说。

赵秀池认为,杭州的举措有望对其他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市场形成示范传导效应。“随着类似互联网平台功能日益健全、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呈现去中介化的特征。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平台让个人可以直接挂牌房源,不是要取消中介,而是将扮演重要角色,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垄断等问题。”

除了规范住房中介行业,下一步如何做好对二手住房交易、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和服务,切实解决市场运行的痛点堵点,丰富楼市调控政策工具箱?赵秀池表示,未来,应坚持租购并举,拓展平台功能,扩大挂牌房源特别是租赁房源的覆盖面,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商办厂房改建的租赁住房、拆迁安置房、闲置农宅等,推动完善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市场。
#买房者说##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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