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盘点:人力资源部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么?O网页链接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又到岁末多数企业都开始着手做总结、述职、评价工作了，不少HR们此时却会陷入了摆脱不掉的苦恼中：平日在工作中忙于招聘、培训、计算薪酬、调配员工、办理员工手续等等可以说付出了很多精力，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公司高层的认可，就连业务部门也都不买账，这还怎么干呢？
相信目前大家对于“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些说法已有了普遍的认同，IBM公司总裁华生（T·J·Watson，Jt）也曾说过：“你可以搬走我的机器，烧毁我的厂房，但只要留下我的员工，我就可以有再生的机会”。故而近年来担负人才管理职能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也因此而不断提升。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中表示讨厌公司HR的企业人士比例高达44.93%，很显然企业员工和管理者们对人力资源部的工作并不满意，觉得他们越来越像一个官僚机构，没有顾客导向的服务意识，只是在完成一些常规工作，根本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反差，人力部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中他们又做得怎样呢？
à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设立的意义何在？
人力资源管理大师、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戴维·尤里奇曾提出：真正有价值的人力资源活动，能够与业务之间建立起直截了当的联系。他还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为企业真正创造商业价值，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创造顾客、直线经理以及员工都认同的价值。曾在新希望集团担任高级管理工作多年的陈春花教授也提出：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管理的本质是通过激发人的善意来创造绩效和价值。它说明只要人力部门能推动企业绩效，亦即管理始终为经营服务，它就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两位的观点都指明了人力管理工作的意义所在。那么，又该如何实现这种意义呢？
为使人力资源部门能更好地体现其作用戴维·尤里奇教授基于时代变化赋予人力资源部以新的使命,提出了HRBP理念及当前盛行的“HR三支柱”管理模式，其效果已得到了国内外诸多企业实践的一再证明，很多IT、互联网企业都将人力资源管理“三支柱”转型作为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和价值的重要手段,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最新的设置方式。
所谓的“HR三支柱”模式（见图1）就是将人力资源职能分为三个部分:下沉式工作的基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被称为HR 业务伙伴 (HRBP) ，他们将与业务部门的管理者共同解决人员管理、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培养等问题；共享服务中心(SSC)主要处理HR方面的事务性工作；而专家中心(COE)则提供HR专业领域系统的分析、政策建议等，这三个部分都在整个HR职能下快速有效地协同工作着。此种划分方式很清晰地将HR不同性质的工作进行了分工，突出了重点，有利于HR工作效率的提升，与以往的按HR的六模块划分相比无疑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目前诸如华为、腾讯、TCL集团、阿里巴巴集团等一批国内企业已纷纷采用该模式，普遍认为效果不错，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跟进。
图1 “HR三支柱”模式
à贰、现实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效如何？
埃森哲的一个研究报告发现，仅有13%的公司高管对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由此还引发了很多激烈的讨论：“分拆人力资源部”甚至“炸掉人力资源部”的观点，曾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像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咨询大师拉姆.查兰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戴维·尤里奇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绝非危言耸听，危机早已体现在现实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变化上。多数人力资源工作者更倾向于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起到“搭建人员结构框架”作用的观点，也愿强调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可或缺性，与之对应的，却不愿意正视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创造商业价值或战略价值这一观点。那么，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职能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被评价为世界一流的管理专家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劳勒·爱德华认为：作为商业先导，人力资源人员必须能够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产品。他提出了的三条产品线理论（见图2）。这三条产品线包括：第一条产品线是行政支持服务，这主要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传统职能，即招聘、培训、薪酬和员工管理等事务服务。具体应呈现的结果应是空缺岗位的及时人员填充、薪酬福利的合理设定与发放、员工手续办理及确保受到能顺利开展工作的相关培训等，此阶段的工作成果也会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保证没有遗漏地让这些工作能覆盖全员，工作没有大的差错，也就是当前许多企业的人力部门仍在重复的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第二层，是这些工作能呈现专业性、优质性和科学性，不至于经常因遭到质疑而朝令夕改，这是大致能称得上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力部门所做到的。
第二条产品线是商业伙伴服务，包括发展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协助执行商业经营活动，管理人才，精于解决各种人事难题。此处的工作是将HR领域的各项工作能纳入一个系统内协调运转，而非各自为政、自成王国，此阶段往往需要成熟而能站到一定高度的资深管理者来统领这项工作了……更多请见O网页链接
正如戴维•尤里奇所主张的，在新的形势下，人力资源部门不能仅仅是行政支持部门，还应该是企业的策略伙伴、变革先锋。顶尖的HR工作者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工作: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其实作为一名常年企业顾问，文欣认为一种比较简便的转变方式是人力资源部门可以产品化的思维来设计人力资源服务，把自身工作当作一项业务来投资，看看明年年底时收益会如何！总体来说各界人士有一点极为明显的共识那就是:人力资源部门转型已成必然！相关问题可联系企鹅柒久久叁肆柒久久陆交流。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又到岁末多数企业都开始着手做总结、述职、评价工作了，不少HR们此时却会陷入了摆脱不掉的苦恼中：平日在工作中忙于招聘、培训、计算薪酬、调配员工、办理员工手续等等可以说付出了很多精力，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公司高层的认可，就连业务部门也都不买账，这还怎么干呢？
相信目前大家对于“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些说法已有了普遍的认同，IBM公司总裁华生（T·J·Watson，Jt）也曾说过：“你可以搬走我的机器，烧毁我的厂房，但只要留下我的员工，我就可以有再生的机会”。故而近年来担负人才管理职能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也因此而不断提升。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中表示讨厌公司HR的企业人士比例高达44.93%，很显然企业员工和管理者们对人力资源部的工作并不满意，觉得他们越来越像一个官僚机构，没有顾客导向的服务意识，只是在完成一些常规工作，根本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反差，人力部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中他们又做得怎样呢？
à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设立的意义何在？
人力资源管理大师、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戴维·尤里奇曾提出：真正有价值的人力资源活动，能够与业务之间建立起直截了当的联系。他还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为企业真正创造商业价值，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创造顾客、直线经理以及员工都认同的价值。曾在新希望集团担任高级管理工作多年的陈春花教授也提出：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管理的本质是通过激发人的善意来创造绩效和价值。它说明只要人力部门能推动企业绩效，亦即管理始终为经营服务，它就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两位的观点都指明了人力管理工作的意义所在。那么，又该如何实现这种意义呢？
为使人力资源部门能更好地体现其作用戴维·尤里奇教授基于时代变化赋予人力资源部以新的使命,提出了HRBP理念及当前盛行的“HR三支柱”管理模式，其效果已得到了国内外诸多企业实践的一再证明，很多IT、互联网企业都将人力资源管理“三支柱”转型作为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和价值的重要手段,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最新的设置方式。
所谓的“HR三支柱”模式（见图1）就是将人力资源职能分为三个部分:下沉式工作的基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被称为HR 业务伙伴 (HRBP) ，他们将与业务部门的管理者共同解决人员管理、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培养等问题；共享服务中心(SSC)主要处理HR方面的事务性工作；而专家中心(COE)则提供HR专业领域系统的分析、政策建议等，这三个部分都在整个HR职能下快速有效地协同工作着。此种划分方式很清晰地将HR不同性质的工作进行了分工，突出了重点，有利于HR工作效率的提升，与以往的按HR的六模块划分相比无疑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目前诸如华为、腾讯、TCL集团、阿里巴巴集团等一批国内企业已纷纷采用该模式，普遍认为效果不错，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跟进。
图1 “HR三支柱”模式
à贰、现实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效如何？
埃森哲的一个研究报告发现，仅有13%的公司高管对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由此还引发了很多激烈的讨论：“分拆人力资源部”甚至“炸掉人力资源部”的观点，曾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像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咨询大师拉姆.查兰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戴维·尤里奇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绝非危言耸听，危机早已体现在现实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变化上。多数人力资源工作者更倾向于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起到“搭建人员结构框架”作用的观点，也愿强调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可或缺性，与之对应的，却不愿意正视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创造商业价值或战略价值这一观点。那么，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职能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被评价为世界一流的管理专家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劳勒·爱德华认为：作为商业先导，人力资源人员必须能够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产品。他提出了的三条产品线理论（见图2）。这三条产品线包括：第一条产品线是行政支持服务，这主要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传统职能，即招聘、培训、薪酬和员工管理等事务服务。具体应呈现的结果应是空缺岗位的及时人员填充、薪酬福利的合理设定与发放、员工手续办理及确保受到能顺利开展工作的相关培训等，此阶段的工作成果也会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保证没有遗漏地让这些工作能覆盖全员，工作没有大的差错，也就是当前许多企业的人力部门仍在重复的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第二层，是这些工作能呈现专业性、优质性和科学性，不至于经常因遭到质疑而朝令夕改，这是大致能称得上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力部门所做到的。
第二条产品线是商业伙伴服务，包括发展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协助执行商业经营活动，管理人才，精于解决各种人事难题。此处的工作是将HR领域的各项工作能纳入一个系统内协调运转，而非各自为政、自成王国，此阶段往往需要成熟而能站到一定高度的资深管理者来统领这项工作了……更多请见O网页链接
正如戴维•尤里奇所主张的，在新的形势下，人力资源部门不能仅仅是行政支持部门，还应该是企业的策略伙伴、变革先锋。顶尖的HR工作者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工作: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其实作为一名常年企业顾问，文欣认为一种比较简便的转变方式是人力资源部门可以产品化的思维来设计人力资源服务，把自身工作当作一项业务来投资，看看明年年底时收益会如何！总体来说各界人士有一点极为明显的共识那就是:人力资源部门转型已成必然！相关问题可联系企鹅柒久久叁肆柒久久陆交流。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钱钟书（1910——1998）
摘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一篇雄文。
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t.cn/z8LV6FE
——————钱钟书（1910——1998）
摘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一篇雄文。
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t.cn/z8LV6FE
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新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国法学会“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湖北省“荆楚社科名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李龙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2月2日15时45分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https://t.cn/z8Aja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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