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梅一度红，佳人难再逢，曾经，她的如花笑靥，只对他绽，如若不是那一场浩劫，她不会入宫，他不会痴等……临行，她说，不要做傻事，如果你相信我，那就等着我，等我翻了案便回来与你齐眉白首，正被四处通缉的他，默……如果你抵得住金银权力的诱惑，如果你仍然爱我，那么我愿终此一生只为等你…… ​​​

明朝灭亡仅七天后，惠王朱常润写了一封奏折向清廷乞降，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绕过自己一命，但是最终却事与愿违。仅一年后，朱常润和其他投降清朝的明朝藩王们，因为"意图谋反"而被清廷残忍诛杀。

如此一来，朱常润成了又一个"不幸生在帝王家"的典型代表。

其实，生在帝王家，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幸运的是他们可以享受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运气好的还可以荣登大宝、成为主宰天下命运的帝王，不幸的是如果恰逢乱世，他们极有可能沦为阶下囚，或者成为争夺皇位的牺牲品。

明末的藩王们就经历过这样的大喜大悲，在太平岁月，他们可以安静地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藩王。但是到了崇祯末年，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藩王所在的州县也多被起义军攻破，不少藩王成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刀下鬼，很多闹起义的地区的藩王们都只能背井离乡，到相对安全的区域逃亡去了。

朱常润就藩荆州之后不久，便遇到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当时张献忠在湖广等地大杀四方，明末的藩王或死或逃，朱常润也在张献忠攻破夷陵、荆门之后，选择逃往湘潭一带。

在渡河的时候，还不幸遇到了大风，船直接翻了，除了朱常润一人得以存活之外，其余的人都被流水冲走而不知所踪。

朱常润一人跑到长沙去，结果张献忠的军队追过来，攻陷了长沙。朱常润只能再度出走，投奔自己亲弟弟桂王朱常瀛的封地衡州。

不久之后，衡州也被农民军攻陷了，朱常润又同弟弟朱常瀛一同逃往了广西梧州。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被逼上吊，崇祯的太子和其他两个儿子也下落不明，北京的明朝朝廷也随之解散，明朝一下子群龙无首。

幸运的是，明朝自从朱棣迁都之后采用了两京制，南京还有一个备份朝廷，在北京朝廷灭亡后，南京朝廷迅速启动了。

当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拥立新的皇帝，虽然经历了崇祯皇帝南来等假消息，但是南京的官员们在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主持下开始选择皇位继承人。

按照明朝皇位继承的法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崇祯皇帝一脉或死或失踪，崇祯父亲明光宗这一支也已经没有男性继承人了，因此只能继续往上追溯，从崇祯皇帝的爷爷、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子孙中选择。

万历皇帝一共生八个儿子，次子、四子和八子早夭，长子即崇祯皇帝的父亲明光宗，其余四个儿子分别被封为福王（朱常洵）、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到崇祯皇帝驾崩的时候，尚在人世的有瑞王、惠王和桂王三人，朱常洵在三年之前被李自成所杀，由儿子朱由崧继承王位。

朱由崧及三位叔叔都是皇位候选人，按照长幼有序的传统，似乎桂王朱常瀛应该第一个被排除，但是最终最先被排除的却是惠王朱常润，他被排除是因为他的信仰。

因为明朝的藩王既不能领兵，也不能参政，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很多藩王大都无所事事，整天只知道在王府里享乐度日。当然，也有很多藩王有着奇奇怪怪的爱好和信仰。

而惠王朱常润也有信仰，不过这个信仰还算比较主流——佛教，朱常润自幼年皈依佛教，不谙人事，逍遥自在。

况且朱常润自从童年就皈依佛教，与世无争，也无所求，所以在这场皇位继承战中自然第一个被排除了，当然他本身的顺位也不占优势。

后来，小福王朱由崧继承了皇位，登基称帝，史称“弘光皇帝”，但是弘光政权仅仅坚持了一年时间，很快就被清朝消灭。

在那之后，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在杭州称监国，七天就投降了清朝，而浙江附近的明朝藩王也都纷纷投降清朝，希望继续在清朝统治下做一个“太平王爷”，朱常润也在此列。

后来，朱常润被带到了北京城，他为了活下去，不惜向清廷卑躬屈膝，他极力向清朝统治者表示自己因为信仰佛教而没有任何他求，展示自己是多么的人畜无害，乞求他们能够让自己苟且活下去。

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朱常润作为明朝皇族，但清军大军压境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只有逃亡或者死亡两条路可走了。

顺治三年的春天，清廷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些软禁在北京的朱明皇族，全部斩首，其中就包括了惠王朱常润、弘光皇帝朱由崧、潞王朱常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万历皇帝朱翊钧，有明亡于万历一说。他的儿子们也没一个善终，长子朱常洛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却只做了“一月天子”。其他成年的儿子，晚年大多被农民军所杀。

我们该感谢唐武宗，没了他，中国也许是个大几万倍的梵蒂冈

唐代第十五任君主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藩王林立，藩王之间因为地盘常年处在战争状态，唐武宗李炎出兵削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内忧外患之时，唐武宗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那就是“灭佛”。
梵蒂冈一直以来都是天主教的圣地，众所周知，梵蒂冈国土面积不足几十个足球场大小，被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梵蒂冈是个国际教堂。
梵蒂冈没有元首、总统，最高行政长官只有教皇。那为什么说几千年的中国险些成为大几万倍的梵蒂冈呢？
佛教早在唐初就开始盛行，但那时由于贞观之治社会可以说还是非常繁荣的，所以唐初信佛之人还是少数。正所谓“治世道，乱世佛”，意思就是生逢乱世才会想到希望寻得佛祖的保佑。历经社会动荡的百姓在唐武宗在位时，佛教的传播达到了巅峰。
唐武宗年间佛教势力有多大呢？据记载，当时大一些的佛教寺院要比皇宫还要大，还要华丽，僧侣多到无法记录。并且由于唐初武则天的影响，天下到处修建佛像、名堂，导致大量各行各业的百姓都有去出家的例子，估计唐玄宗也不会想到“天竺”取来的经这么厉害吧！
史料记载，唐武宗上位初，全国有超过10万多座寺庙，大者连横千座，四千八百之多。大片土地已然为僧尼侵占，高达2千万多万亩，已经达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48。户部保守统计有超过800多万人寄身寺庙为寺庙所严控。
而且佛寺这个机构很特别，似乎超出了政权的管制，在当时的百姓心中佛祖要比唐武宗重要得多，而且寺庙接受的施舍是可以不用纳税的，这么以来朝廷的收入就少了一大笔，出家的僧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一度造成无人耕地无人参军的局面。
本来就为削藩后财政赤字烦恼的唐武宗一看更为恼火，没人生产，都去削发为僧，用不了几十年人口就得指数下降，“天朝”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佛国”，这是一个统治者最无法接受的事情，佛教的盛行直接影响到了唐武宗的统治地位。
早在唐初僧侣们不仅有地，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队伍，佛教还将佛理融入到政治、金融等等体系之内，一时间成为了各自为政的小国度，甚至很多寺庙还做起了不需要纳税的生意。这些继位后的唐武宗全部都看在眼里。
自古道教和佛教都不太和睦，道教作为本土教派怎会安心屈服于佛教之下。更何况统治者为了寻求不死仙药，向来是宁断三江水，不毁道人心。唐武宗亦是如此，道士赵归真的“长生”理念深得唐武宗之心，这也成为了“灭佛”的加速剂。
唐武宗还曾拜师于赵归真，以求长生之法，道士赵归真也趁机在唐武宗面前说尽了佛教要害，最终唐武宗李炎在双重压力下发布的《拆寺制》，其中罗列了佛教一系列的罪状，要“惩千古之蠢源”，以“济人利众”。
《拆寺制》落实以后也惊得所有人一身冷汗，几个月之内，全国共折毁寺院4600所，偏僻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还俗僧尼26.05万人。这还没有结束，之后，他又陆续下达“杀沙门令”，拆毁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庙财产。
这也让唐武宗大赚了一笔，要知道如此多的佛教寺庙一年香火无数，这些年的积累足以让唐武宗着实感到震惊。唐武宗还规定，将国内寺分为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严格控制寺庙的规模，包括香火，僧人的规范都被唐武宗重新定义。
唐武宗灭佛实在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树大招风，寺庙的财产比官府还要多，着实撼动了政权。另外大量的僧众也是个大问题，农民不用种地，每天打坐念佛就能吃饱，这又影响到地主的利益。
此外，在唐武宗眼里，僧众人数之多足以匹敌国家军队，倘若有一天有人利用佛法煽动僧侣起义再加上这些寺庙的财力支持，要扳倒“政府”那简直太容易不过了。所以综合原因和所有人的利益，唐武宗成为了历史上灭佛最彻底的君主。
还有一种野史记载，唐武宗继位后依然坐立不安，担心他的叔叔李忱会来争夺皇位，便要派人杀了李忱。而后李忱逃往佛门，混入僧侣之间。所以有人推断这也与唐武宗灭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唐武宗对佛教痛下杀手，我们都要感谢他。在唐武宗后的唐宣宗也是个痴迷的佛信徒，倘若没有唐武宗，任由佛教继续发展下去，过不了多久中华大地就会沦为宗教国家。
放眼望去千里之外的梵蒂冈就因为千年来信奉天主教，很快就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只剩下一个小城立足。宗教的作用应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社会稳定性，如果发展为危害社会稳定性那就和宗教引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试想一个国家的百姓如果过分的信奉和依赖佛教，遇到事情就去想着求佛祖保佑，而不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每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只想着怎么去拜佛，怎么去祈求神佛的保佑，这样的国家必然慢慢会失去主权甚至领土。
历史学家曾批唐武宗灭佛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反观之，这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人民的宗教情结慢性扼杀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勇于挑战的性格，那才是最可悲的，所以我们真应该感谢唐武宗，挽救了中华血脉，有效防止了中国成为比梵蒂冈大几万倍的宗教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