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双循环”，我国内外贸交出“十年答卷”！】https://t.cn/A6XCgt7J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取得长足发展，内外贸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内外贸一体化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介绍“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外贸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盛秋平介绍，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这十年，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消费是最终需求，我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积极促进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盛秋平表示，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消费成为多年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结构不断优化。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44.2%，比2013年提升4.5个百分点，每千人汽车保有量214辆，比2012年增长1.4倍。模式不断创新。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9倍，农村电商异军突起。平台不断夯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打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平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盛秋平表示，具体来看，我国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从模仿型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商务部的一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就是食品开支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8%，比2012年下降了3.2个百分点。新车销售量连续13年居全球首位，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比2012年增长了1.4倍。
关于促消费方面，盛秋平介绍，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1.1%提升到54.7%，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消费市场快速发展，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据了解，去年我国消费品进口额达到了1.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1倍以上，占进口总额约10%。消费贡献稳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日益显现。去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如网络零售、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传统商业企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线上线下消费加快融合，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从商务部获悉，去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万亿，占社零总额比重达到了24.5%，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健康、智能消费得到青睐。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352万辆，每卖出8辆新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784万辆，占全球一半左右。5G手机出货量2.66亿部，占手机出货总量的76%。
外贸发展量质齐升
王令浚在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外贸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从海关统计的角度看，突出体现在量质齐升上。
从量上看，货物贸易进出口连创新高，从2012年的24.4万亿元增至2021年的39.1万亿元，增量高达14.7万亿元，201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2021年接近40万亿元关口；国际市场份额由2012年的10.4%提升到去年的13.5%，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近十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的不断跃升，充分体现了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在向全球市场提供丰富商品的同时，也为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从质上看，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贸经营主体更有活力。十年来，外贸的经营主体增长了1.7倍，外贸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持续深化畅通，国内区域布局更加优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占比由十年前的11.1%提升到去年的17.7%，提升了6.6个百分点。进出口商品结构更加优化，外贸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激发。这十年，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强，在经济引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长期向好发展的基础更雄厚。
王令浚表示，十年来，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结构优化上，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1
出口商品结构更加优化，机电产品唱主角。2021年，我国出口21.73万亿元，其中包括手机、电脑、集成电路等在内的机电产品占了12.83万亿元，接近60%，而包括服装、鞋帽及箱包玩具等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3.94万亿元，占18.1%。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主导产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反映了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不断提高。
2
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经贸合作互利共赢。2021年，我国进口17.37万亿元，与2012年相比增长了51.2%。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等进口不断扩大，更好地满足了国内生产、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让世界更多分享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
3
贸易伙伴多元发展，国际市场布局更加合理。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这些传统市场贸易伙伴的地位稳固，上述贸易伙伴2021年合计占我国外贸的38.3%。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拓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与上述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比由2012年的22.2%提升到2021年的26.2%，其中，近两年东盟连续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21年的29.7%。
4
外贸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2021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了56.7万家，其中民营企业47.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8.2万家。从进出口规模看，民营企业2019年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1年进出口值的占比达到了48.6%，接近半壁江山。十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营造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企业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提供了信心和底气。
5
外贸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激发，竞争的新优势加速形成。对外开放平台发挥作用明显，2021年，我国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3.8%、26.4%和57.7%。在新兴贸易业态方面，我国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规模迅速扩大，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了1.92万亿元，增长18.6%。市场采购出口增长了32.1%，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带一路”影响力不断扩大
盛秋平指出，自2013年以来，我国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扩大，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73%。“丝路电商”成为新的亮点，跨境电商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海外仓在沿线国家建成投运。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万列，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多个城市，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辐射“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已经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7个自贸协定。
盛秋平表示，“一带一路”也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程度显著提高，2013年至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13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3.2万家，实际累计投资712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43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4.6万个就业岗位，较好发挥了载体和平台作用，促进了国际产能合作。
“具体而言，八年多来，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建成实施，如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匈塞铁路有序推进，比雷埃夫斯港运营良好。一批‘小而美’的农业、医疗、减贫项目相继落地，给沿线国家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双边经贸机制不断健全，已推动建立了超过100个贸易畅通、投资合作、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盛秋平说。
盛秋平指出，八年多来，“一带一路”的累累硕果不仅有力推动了共建国家互利共赢，也有效增进了各国民生福祉。“当前，虽然全球疫情仍然处于高位，国际局势持续复杂变化，但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展现强大的韧性和旺盛的活力，为全球开放合作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的动能。”盛秋平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同各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转载中国工业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取得长足发展，内外贸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内外贸一体化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介绍“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外贸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盛秋平介绍，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这十年，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消费是最终需求，我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积极促进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盛秋平表示，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消费成为多年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结构不断优化。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44.2%，比2013年提升4.5个百分点，每千人汽车保有量214辆，比2012年增长1.4倍。模式不断创新。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9倍，农村电商异军突起。平台不断夯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打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平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盛秋平表示，具体来看，我国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从模仿型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商务部的一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就是食品开支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8%，比2012年下降了3.2个百分点。新车销售量连续13年居全球首位，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比2012年增长了1.4倍。
关于促消费方面，盛秋平介绍，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1.1%提升到54.7%，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消费市场快速发展，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据了解，去年我国消费品进口额达到了1.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1倍以上，占进口总额约10%。消费贡献稳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日益显现。去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如网络零售、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传统商业企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线上线下消费加快融合，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从商务部获悉，去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万亿，占社零总额比重达到了24.5%，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健康、智能消费得到青睐。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352万辆，每卖出8辆新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784万辆，占全球一半左右。5G手机出货量2.66亿部，占手机出货总量的76%。
外贸发展量质齐升
王令浚在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外贸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从海关统计的角度看，突出体现在量质齐升上。
从量上看，货物贸易进出口连创新高，从2012年的24.4万亿元增至2021年的39.1万亿元，增量高达14.7万亿元，201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2021年接近40万亿元关口；国际市场份额由2012年的10.4%提升到去年的13.5%，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近十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的不断跃升，充分体现了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在向全球市场提供丰富商品的同时，也为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从质上看，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贸经营主体更有活力。十年来，外贸的经营主体增长了1.7倍，外贸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持续深化畅通，国内区域布局更加优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占比由十年前的11.1%提升到去年的17.7%，提升了6.6个百分点。进出口商品结构更加优化，外贸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激发。这十年，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强，在经济引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长期向好发展的基础更雄厚。
王令浚表示，十年来，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结构优化上，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1
出口商品结构更加优化，机电产品唱主角。2021年，我国出口21.73万亿元，其中包括手机、电脑、集成电路等在内的机电产品占了12.83万亿元，接近60%，而包括服装、鞋帽及箱包玩具等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3.94万亿元，占18.1%。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主导产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反映了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不断提高。
2
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经贸合作互利共赢。2021年，我国进口17.37万亿元，与2012年相比增长了51.2%。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等进口不断扩大，更好地满足了国内生产、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让世界更多分享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
3
贸易伙伴多元发展，国际市场布局更加合理。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这些传统市场贸易伙伴的地位稳固，上述贸易伙伴2021年合计占我国外贸的38.3%。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拓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与上述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比由2012年的22.2%提升到2021年的26.2%，其中，近两年东盟连续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21年的29.7%。
4
外贸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2021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了56.7万家，其中民营企业47.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8.2万家。从进出口规模看，民营企业2019年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1年进出口值的占比达到了48.6%，接近半壁江山。十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营造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企业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提供了信心和底气。
5
外贸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激发，竞争的新优势加速形成。对外开放平台发挥作用明显，2021年，我国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3.8%、26.4%和57.7%。在新兴贸易业态方面，我国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规模迅速扩大，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了1.92万亿元，增长18.6%。市场采购出口增长了32.1%，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带一路”影响力不断扩大
盛秋平指出，自2013年以来，我国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扩大，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73%。“丝路电商”成为新的亮点，跨境电商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海外仓在沿线国家建成投运。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万列，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多个城市，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辐射“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已经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7个自贸协定。
盛秋平表示，“一带一路”也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程度显著提高，2013年至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13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3.2万家，实际累计投资712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43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4.6万个就业岗位，较好发挥了载体和平台作用，促进了国际产能合作。
“具体而言，八年多来，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建成实施，如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匈塞铁路有序推进，比雷埃夫斯港运营良好。一批‘小而美’的农业、医疗、减贫项目相继落地，给沿线国家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双边经贸机制不断健全，已推动建立了超过100个贸易畅通、投资合作、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盛秋平说。
盛秋平指出，八年多来，“一带一路”的累累硕果不仅有力推动了共建国家互利共赢，也有效增进了各国民生福祉。“当前，虽然全球疫情仍然处于高位，国际局势持续复杂变化，但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展现强大的韧性和旺盛的活力，为全球开放合作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的动能。”盛秋平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同各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转载中国工业报）
美专家称中国正在变得“自负”和“自以为是” ，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中国在追求“全球霸主”的过程中正与俄罗斯一唱一和。
美专家警告称，中国在与美国“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中形象越来越受损，中国正在掉入陷阱之中。
3月28日，根据法媒RFI报道，法媒援引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质疑到：“中国会变成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吗”？法媒称，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法媒指出，中国在乌克兰最危险的生化实验室事件中与俄罗斯保持同一声调，中国在对俄立场上没有站到“正义”的一边，中国正在“编造”虚假信息，中国用负责任的大国来衡量是“荒唐的”！俄罗斯是一个“破坏性”大国，中国是一个追求世界霸权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正在修正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为了追求这一目标，正在押注于更长期的发展。
中国现在正在建立能够与现有国际组织竞争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新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同时中国又千方百计维护其在现有国际体系，比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中的利益。法媒表示，中国虽然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但是中国越来越不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保持同一步调了。中国现在正在遭遇到美国的同盟诸如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及南韩的阻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变得“越来越差”。
很显然，中国在俄乌的立场是引起了美国极大的不满，中国不按照美国的立场行事，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这让美国给中国扣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帽子。但是，美国似乎忘记了，国际社会并不是美国所有的私人机构，全球各国都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参与者，各国本应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国际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更谈不上中国正在修正这一秩序。
并且，中国倡议建立多边合作机构，这是中国的权利，如果美国不认为中国具有推动建立多边合作机构的权力，那么美国应该立刻解散北约，解散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机制以及美英澳AUKUS协议。事实上，美国所言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越变越差，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我们是不是要问一句，美国在恶化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并且，美国所言的那些“不友好”国家，是中国事先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是这些国家一再的挑衅中国呢？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着拱火的角色，现在竟然胁迫中国站队美国，哪有这样的道理。美国也根本就不是正义的一方，而是推波助澜的煽动者。美国指责中国散步“虚假信息”与俄罗斯统一口径，但是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勾当，这个一查便知。
美国指责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美国激化冲突，在全球有三百多个生物实验室，这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为吗？中国的国家目标非常清晰，那就是把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事情办好，让十四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置于美国声称中国追求霸权，但是谁才是真正的霸权国家，这恐怕是不言自明的。（晓书斋）
美专家警告称，中国在与美国“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中形象越来越受损，中国正在掉入陷阱之中。
3月28日，根据法媒RFI报道，法媒援引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质疑到：“中国会变成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吗”？法媒称，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法媒指出，中国在乌克兰最危险的生化实验室事件中与俄罗斯保持同一声调，中国在对俄立场上没有站到“正义”的一边，中国正在“编造”虚假信息，中国用负责任的大国来衡量是“荒唐的”！俄罗斯是一个“破坏性”大国，中国是一个追求世界霸权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正在修正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为了追求这一目标，正在押注于更长期的发展。
中国现在正在建立能够与现有国际组织竞争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新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同时中国又千方百计维护其在现有国际体系，比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中的利益。法媒表示，中国虽然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但是中国越来越不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保持同一步调了。中国现在正在遭遇到美国的同盟诸如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及南韩的阻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变得“越来越差”。
很显然，中国在俄乌的立场是引起了美国极大的不满，中国不按照美国的立场行事，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这让美国给中国扣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帽子。但是，美国似乎忘记了，国际社会并不是美国所有的私人机构，全球各国都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参与者，各国本应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国际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更谈不上中国正在修正这一秩序。
并且，中国倡议建立多边合作机构，这是中国的权利，如果美国不认为中国具有推动建立多边合作机构的权力，那么美国应该立刻解散北约，解散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机制以及美英澳AUKUS协议。事实上，美国所言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越变越差，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我们是不是要问一句，美国在恶化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并且，美国所言的那些“不友好”国家，是中国事先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是这些国家一再的挑衅中国呢？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着拱火的角色，现在竟然胁迫中国站队美国，哪有这样的道理。美国也根本就不是正义的一方，而是推波助澜的煽动者。美国指责中国散步“虚假信息”与俄罗斯统一口径，但是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勾当，这个一查便知。
美国指责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美国激化冲突，在全球有三百多个生物实验室，这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为吗？中国的国家目标非常清晰，那就是把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事情办好，让十四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置于美国声称中国追求霸权，但是谁才是真正的霸权国家，这恐怕是不言自明的。（晓书斋）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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