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 以毒攻毒-用人性弱点克制人性弱点-止损后反手试盘】
人性弱点，除了“涨了-有恐慌”，“跌了-有希望”这两个市场中最需要克服的人性弱点之外，还有两个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和“惯性思维”。屁股决定脑袋，不是看着市场做判断，而是看着仓位在臆想，是仓位决定了多空观点，持仓就看多，空仓就看空。惯性思维，是经验主义害死人，上次发生过的事件，就认为下次还会发生，这是一种线性外推。
我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仓位决定了多空看法。一旦你的仓位是空仓，那你的思想就会变的不客观，在无意间就会主动收集有利于你的市场信息，屏蔽利多、放大利空。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也是这样。我们把市场整体当成一个有思想和人性弱点的人，当多头仓位占主导时，整个市场都会变成放大利多、屏蔽利空。
当我们卖出做空的操作被证明错误时，“屁股决定脑袋”和“惯性思维”的人性弱点会驱使我们沿着原来的做空思路，继续放大利空、屏蔽利多。虽然形式上止损了，但我们的内心还是不愿承认错误，还会继续捕捉市场的利空消息，找理由来做空，然后再止损，再做空。这不是真正的止损，只是把大的亏损损碎片化了而已。最后会在懊悔中失去信心，要么灰心死扛到底，要么倒在黎明之前。
这种不承认错误、不止损后反手的惯性思维，只是把亏损碎片化。止损的目的是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目的是改正错误，改正错误的手段就是“反手试盘”。是“思维惯性”的人性弱点，阻止了我们不能及时承认错误，而“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可以改变“思维惯性”的弱点，途径就是通过“反手试盘”的方式。既然原来的操作方向被市场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也必须按照交易原则和计划止损。那么，在止损后，何不立马反手试盘呢！一反手操作，“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就会发挥作用，就会扭转原来的“思维惯性”。原来是一根筋地看空，在反手之后，思维就会逆转。
克服思维惯性的关键点和难点就是“反手”，手是被脑控制的，思维转不过来，手就很难反过来。所以，可制定一个强制性的原则：止损后立马反手。在这个原则下，手要比脑快，不要让人性弱点控制我们的脑和手，止损后反手越慢、越拖延，人性弱点就越发挥作用，我们就越难改正错误。当然，我们也不必非黑即白，也可以选择先止损离场，定定神，等待下次入场信号的到来，但必须要有“止损后反手试盘”的心理准备或计划。
具体来看：
1、趋势性上涨中被震下车
“涨了-有恐慌”的人性弱点，会让踏空者更踏空，持仓者早下车。它会驱使你在趋势性上涨时，一个小震荡就能让你逆大势顺小势卖出做空提前下车；然后，“屁股决定脑袋”和“惯性思维”的人性弱点，又驱使你无法及时承认错误，勇敢地反手去追，只会望着卖出价，在懊悔中一步错步步错，步步都踏空。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旦发现下错了车，即，卖出做空，未被证明正确，甚至已经被证明错误，就应该立马止损反手做多，再买回来，忘记卖出价立刻去追，手比脑快，不让人性弱点在脑子里发酵。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坐车去一个地方，这个目的地也是列车的终点站（市场拐点），到达终点站后，列车掉头往回开，原乘客下车，新乘客上车。如果我们事先知道终点站的站名是什么（市场拐点在哪里），我们就不会提前下了。但问题是，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终点站到底在哪里，只会根据历史数据和事件来总结模拟出拐点的情景，再根据自己理解的终点情景来判断是否终点站到了，该下车了。
在列车奔驰前进时，虽然很多人会认为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但真正下车的人并不多，因为人们知道让利润奔跑这个道理。就像股票一字涨停板的成交量很小一样，一字涨停就说明买盘巨大，明天可能还要继续涨，所以卖出的人也不多，成交量自然就小了。所以，市场中最大的陷阱还不是飞驰中的列车（持续的上涨行情），而是停靠了一个小站，即市场停止上涨，甚至一出站就先掉头行驶一段的列车（市场回调），很多人都会以为列车掉头就是到达终点站的标志，于是纷纷下车，成交量放大，股价下跌。更大的陷阱或许是二次或者三次回调，因为在上次列车停站掉头时没能及时下车，还在后悔之中，当列车再次停站时，很多前面没有来得急下车的，也会鱼贯而出，纷纷选择下车，只有那些经验老道、对终点情景模拟清晰的老马识途的高手，才能不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不被震下车。而当人们认识到这只是一个中途小站时，就会更加大胆地在中途上车，于是持仓量/成交量越来越大，“票价”越来越高。
如果你不幸也被震下了车，如何自救亡羊补牢呢？首先，你需要知道并承认自己错了，其次才能改正错误。当列车停止前进，并且开始掉头时，你以后终点站到了，列车要掉头返程了，于是你便欣然下车。在你下车后，有三种情况：一是列车真的调头回去了，你会很高兴；二是列车往回开没多久后，又从你的面前驶过，继续前进了，你会先开心，再怀疑，最后懊悔；三是列车并没有真调头，而是你一下车，列车就继续往前开了，你会直接去懊悔。第一种情况是最好，但也是很少发生的，大多数是后两种让人懊悔的情形。首先，当列车往回开没多久，又开始迎面向你驶来时，这时虽然你可以以更便宜一点的票价再次上车，但你的心情会已经由开心变为怀疑或者不爽，除非在下车时你就已经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回程，先下再上已经在你的计划之内了。其实，你还可以让心情变化为你的旅程（仓位）服务，一旦发现心情不好时，就代表你的操作未被证明正确（时间止损），这时就应该赶紧再上车；而不必非要等到列车驶过你面前（价格涨至卖出价之上），证明你已经错误时（空间止损），才考虑再回到上车。这时你的心情已经从不爽演变成了懊悔，“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会阻止你再次上车，并更加懊恼。正确的做法是：手比脑快，无情反手，截断人性。第一步，未被证明正确时（时间止损），反手上车；如果没能做到，就第二步，被证明错误时（空间止损），反手上车；如果人性弱点阻止你还没上了车，那就第三步，忘记下车点（卖出价），赶紧追，无脑无情先上车。如果第三步还没上了车，那就只有失败了。以上三步中，无论哪一步，都是逆人性的，只有做到“手比脑快”，才能把人性弱点抑制在萌芽中。
2、趋势性下跌中提前上车
“跌了-有希望”的人性弱点，让持仓者死扛不下车，让空仓者跃跃欲试想上车。它会驱使你在一个小回暖中，逆大势顺小势地被骗上车，让你以为下跌结束拐点出现，可以抄底了；而入场后并未如预期中上涨，而是开始横盘震荡很久都未被证明正确，甚至很快就被证明错误，但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会让你屏蔽利空，放大利多，开始臆想：“这只是暂时的调整，哪能一买就赚呢！过几天就回来了……”。或者在你的止损原则下，也去执行止损了，但又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只是做了止损的动作，而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还是在多头的思维中打转，这就会造成“做多-止损-再做多-再止损”的恶性思维惯性循环，此时的止损只是把亏损碎片化了而已，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错并改正。
正确的做法是，一旦逆大势上错车，乘坐了反方向的车，第一步赶紧先下车，第二步换上反方向的车，这样才能真正到达你想要去的终点站。
人性弱点，除了“涨了-有恐慌”，“跌了-有希望”这两个市场中最需要克服的人性弱点之外，还有两个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和“惯性思维”。屁股决定脑袋，不是看着市场做判断，而是看着仓位在臆想，是仓位决定了多空观点，持仓就看多，空仓就看空。惯性思维，是经验主义害死人，上次发生过的事件，就认为下次还会发生，这是一种线性外推。
我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仓位决定了多空看法。一旦你的仓位是空仓，那你的思想就会变的不客观，在无意间就会主动收集有利于你的市场信息，屏蔽利多、放大利空。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也是这样。我们把市场整体当成一个有思想和人性弱点的人，当多头仓位占主导时，整个市场都会变成放大利多、屏蔽利空。
当我们卖出做空的操作被证明错误时，“屁股决定脑袋”和“惯性思维”的人性弱点会驱使我们沿着原来的做空思路，继续放大利空、屏蔽利多。虽然形式上止损了，但我们的内心还是不愿承认错误，还会继续捕捉市场的利空消息，找理由来做空，然后再止损，再做空。这不是真正的止损，只是把大的亏损损碎片化了而已。最后会在懊悔中失去信心，要么灰心死扛到底，要么倒在黎明之前。
这种不承认错误、不止损后反手的惯性思维，只是把亏损碎片化。止损的目的是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目的是改正错误，改正错误的手段就是“反手试盘”。是“思维惯性”的人性弱点，阻止了我们不能及时承认错误，而“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可以改变“思维惯性”的弱点，途径就是通过“反手试盘”的方式。既然原来的操作方向被市场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也必须按照交易原则和计划止损。那么，在止损后，何不立马反手试盘呢！一反手操作，“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就会发挥作用，就会扭转原来的“思维惯性”。原来是一根筋地看空，在反手之后，思维就会逆转。
克服思维惯性的关键点和难点就是“反手”，手是被脑控制的，思维转不过来，手就很难反过来。所以，可制定一个强制性的原则：止损后立马反手。在这个原则下，手要比脑快，不要让人性弱点控制我们的脑和手，止损后反手越慢、越拖延，人性弱点就越发挥作用，我们就越难改正错误。当然，我们也不必非黑即白，也可以选择先止损离场，定定神，等待下次入场信号的到来，但必须要有“止损后反手试盘”的心理准备或计划。
具体来看：
1、趋势性上涨中被震下车
“涨了-有恐慌”的人性弱点，会让踏空者更踏空，持仓者早下车。它会驱使你在趋势性上涨时，一个小震荡就能让你逆大势顺小势卖出做空提前下车；然后，“屁股决定脑袋”和“惯性思维”的人性弱点，又驱使你无法及时承认错误，勇敢地反手去追，只会望着卖出价，在懊悔中一步错步步错，步步都踏空。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旦发现下错了车，即，卖出做空，未被证明正确，甚至已经被证明错误，就应该立马止损反手做多，再买回来，忘记卖出价立刻去追，手比脑快，不让人性弱点在脑子里发酵。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坐车去一个地方，这个目的地也是列车的终点站（市场拐点），到达终点站后，列车掉头往回开，原乘客下车，新乘客上车。如果我们事先知道终点站的站名是什么（市场拐点在哪里），我们就不会提前下了。但问题是，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终点站到底在哪里，只会根据历史数据和事件来总结模拟出拐点的情景，再根据自己理解的终点情景来判断是否终点站到了，该下车了。
在列车奔驰前进时，虽然很多人会认为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但真正下车的人并不多，因为人们知道让利润奔跑这个道理。就像股票一字涨停板的成交量很小一样，一字涨停就说明买盘巨大，明天可能还要继续涨，所以卖出的人也不多，成交量自然就小了。所以，市场中最大的陷阱还不是飞驰中的列车（持续的上涨行情），而是停靠了一个小站，即市场停止上涨，甚至一出站就先掉头行驶一段的列车（市场回调），很多人都会以为列车掉头就是到达终点站的标志，于是纷纷下车，成交量放大，股价下跌。更大的陷阱或许是二次或者三次回调，因为在上次列车停站掉头时没能及时下车，还在后悔之中，当列车再次停站时，很多前面没有来得急下车的，也会鱼贯而出，纷纷选择下车，只有那些经验老道、对终点情景模拟清晰的老马识途的高手，才能不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不被震下车。而当人们认识到这只是一个中途小站时，就会更加大胆地在中途上车，于是持仓量/成交量越来越大，“票价”越来越高。
如果你不幸也被震下了车，如何自救亡羊补牢呢？首先，你需要知道并承认自己错了，其次才能改正错误。当列车停止前进，并且开始掉头时，你以后终点站到了，列车要掉头返程了，于是你便欣然下车。在你下车后，有三种情况：一是列车真的调头回去了，你会很高兴；二是列车往回开没多久后，又从你的面前驶过，继续前进了，你会先开心，再怀疑，最后懊悔；三是列车并没有真调头，而是你一下车，列车就继续往前开了，你会直接去懊悔。第一种情况是最好，但也是很少发生的，大多数是后两种让人懊悔的情形。首先，当列车往回开没多久，又开始迎面向你驶来时，这时虽然你可以以更便宜一点的票价再次上车，但你的心情会已经由开心变为怀疑或者不爽，除非在下车时你就已经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回程，先下再上已经在你的计划之内了。其实，你还可以让心情变化为你的旅程（仓位）服务，一旦发现心情不好时，就代表你的操作未被证明正确（时间止损），这时就应该赶紧再上车；而不必非要等到列车驶过你面前（价格涨至卖出价之上），证明你已经错误时（空间止损），才考虑再回到上车。这时你的心情已经从不爽演变成了懊悔，“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会阻止你再次上车，并更加懊恼。正确的做法是：手比脑快，无情反手，截断人性。第一步，未被证明正确时（时间止损），反手上车；如果没能做到，就第二步，被证明错误时（空间止损），反手上车；如果人性弱点阻止你还没上了车，那就第三步，忘记下车点（卖出价），赶紧追，无脑无情先上车。如果第三步还没上了车，那就只有失败了。以上三步中，无论哪一步，都是逆人性的，只有做到“手比脑快”，才能把人性弱点抑制在萌芽中。
2、趋势性下跌中提前上车
“跌了-有希望”的人性弱点，让持仓者死扛不下车，让空仓者跃跃欲试想上车。它会驱使你在一个小回暖中，逆大势顺小势地被骗上车，让你以为下跌结束拐点出现，可以抄底了；而入场后并未如预期中上涨，而是开始横盘震荡很久都未被证明正确，甚至很快就被证明错误，但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弱点，会让你屏蔽利空，放大利多，开始臆想：“这只是暂时的调整，哪能一买就赚呢！过几天就回来了……”。或者在你的止损原则下，也去执行止损了，但又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只是做了止损的动作，而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还是在多头的思维中打转，这就会造成“做多-止损-再做多-再止损”的恶性思维惯性循环，此时的止损只是把亏损碎片化了而已，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错并改正。
正确的做法是，一旦逆大势上错车，乘坐了反方向的车，第一步赶紧先下车，第二步换上反方向的车，这样才能真正到达你想要去的终点站。
徐根宝让人敬重的有三点：第一早早觉悟，在2000年就退出职业联赛洪流甘心扎根青训；第二，深耕青训二十多年，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第三，说话做事实事求是，不发妄言，中国足球圈把他看成功勋人物，他却从不迎合谁发声，比如他今年过生日说的这段关于中越差距的话非常客观。我相信这是他基于比赛的判断，更相信他是基于对越南足球青训有了解。这样的人，才能育人，才有资格做青训教练。
那些过于夸大打越南的失败的人，不知道对越南足球这些年发展知道多少，痛心疾首叫骂不绝，无非迎合一些极端心态赚波流量罢了。
那些过于夸大打越南的失败的人，不知道对越南足球这些年发展知道多少，痛心疾首叫骂不绝，无非迎合一些极端心态赚波流量罢了。
#刘尚希#：#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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