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可证伪的科学理论》
根据波普尔证伪学说的理论:
【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周围世界的不断观察总结就来的大自然规律，然后对这种规律不断地加以验证完善，这也注定了科学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如今我们知道的所有科学理论都随时等着“被证伪”，甚至可以说都是“伪”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就是对科学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如今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最终会被“证伪”，“被证伪”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或者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找到他能成立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波普尔可证伪学说的初衷不是区分一个理论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志！而是完善一个科学理论的助推器。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科学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
从中医理论的特征来看，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所以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同样具有可证伪性！ 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一样，都有谬误成份包含在里面，如:祝由术。
祝由之术存在已久，几可远溯上古。
如《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所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说明祝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治病方法，它治病的形式是向神灵祝说患病的原因并祈祷神灵加持的巫术，所以和正统的中医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医药在有了人类之后就产生了，而巫的产生却远远落后于中医医药，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一些植物和动物，由此认识到了哪种植物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用，原始的中医药就因此产生。
有人之所以认为“医源于巫”，其实是本末倒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巫为了获取公信力，往往会借鉴中药的效力给人消除病灾，因此真相是，巫给医药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中药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因此并不是医源于巫，而是巫利用了医。
《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苗父》：“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圣济总录"卷第四"治法"祝由》：“周官疡医，掌众疡祝药劀杀之齐，必先之以祝，盖医之用祝尚矣。”
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例如明代太医院设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 但据张介宾所说，“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传，惟民间尚有之”；
而上溯直至《黄帝内经》，通篇不言鬼神邪祟，认为“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是祝由取效的原因。唐代的王冰的注文也仅“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几个字，说明祝由一直处于中医体系的边缘。
唐代的王冰编注《黄帝内经》时，有意把不属于原《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放了进去，特别是运气七篇，至今流毒无穷。也正是这时候开始，中医又有了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直接导致祝由术之类的死灰复燃，改变面貌混进来。
特别是到明朝，官方设置的医科就有祝由科，更是大涨祝由的势头，这是中医和祝由之间的关联。 历代医家或有信者，或有疑者，或有两存者，以之为临床权变之术。 即便著有四卷《祝由录验》的赵学敏，对待祝由的态度也是“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兹录其小者，绝扰屏嚣，均无妨于大雅。其有近于巫、觋所为者，概在所摈。”（见《串雅内外编"串雅内编"凡例》）
《幼科折衷"记录十四科》认为祝由就是道教中存有的“符祝禳祷”，而从“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可知，在祝由的时候，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说话作法。这种理解更接近于祝由之真面目。
其实，做为真正有作为的中医家不会相信旁门左道，都对祝由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名医扁鹊提出过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早在黄帝时代，中医家对祝由术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灵枢·贼风鬼神》篇里讲到过，黄帝问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接触，既没有饮食上的不对，也没有外感邪气，突然就得病了，难道是因为鬼神的缘故吗，岐伯回答说，是因为之前得病的时候，病气没有全部的祛除干净，所以天气和情感的一些变化就会导致发病，看起来貌似跟鬼神一样。
张介宾对歧伯所言的解释是“【凡百病五行之道，必有所以胜之者；然必先知其病所从生之由，而后以胜法胜之，则可移精变气，祛其邪矣。病有药石所不及，非此不可者，惟先巫知之，故可祝而已也。然则先巫用祝之妙，正不在祝，其机在胜之而已。”】（见《类经"卷十五"疾病类"三十三、贼风鬼神》） 可见这位中医家的看法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 《古今医案按"卷三"疟》“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重者不效，三疟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张氏医通"卷三"寒热门"疟》：“历观用劫剂及祝由之法者，十无一验。” 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中的祝由术很早就已经被中医家自己所否定而证伪！
然而根据古人的说法【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是怎么回事呢？ 正统的中医家的观点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其实祝由术的唯一功能是:【解惑安神，近于心理作用。】而不是鬼神在起作用。
《对山医话"卷三》对此进行揭示: “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祝由术小有疗效的原因和患者的心理疾病有关，祝由术将其委之于鬼神，其实是有意故弄玄虚，诱导心理的意图。
所谓鬼神致病，其实是一种心理因素所致的疾病，鬼神是不存在的。古人云：“吾心无鬼，鬼何以侵之，吾心无邪，邪何以扰之，吾心无魔，魔何以袭之。”故鬼神致病皆由心生。祝由治疗疾病的病因大多是心理不健全，故七情、六淫相乘而袭之。有很多种病，是间接由心理因素所致，所以其源在于心。 就是说，祝由术的作用如现代的心理暗示，对患者的作用仅限心理安抚作用，而不是真有什么神通。
所以《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九》揭示：【治邪祟病，虽禁咒以释其疑，服药必详虚实痰火轻重，调治则内外合一，其病速愈。若只务巫而不用药，其病不能去，必无可愈之理。若只服药而不用巫以释其疑，虽愈效迟。是故内外兼治，斯速效矣，此祝由之所由设也。】 就是说，祝由术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用药，辅之以心理安抚。如果不用药，病断不会好。
而心理安抚的主要手段则是诓以鬼神治病，使患者对痊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祝由术能够医治的病症大多数全是心理状态造成的病症。 敏感的人言行举止一旦出错，其生理必然发生异常，即心理障碍必然导致生理和情感障碍，即民间称为癔病的神经官能症。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黄帝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人们要心态平和,才能健康无病。心态不平和，必然会出现心理障碍，导致心理疾病，行为出现异常。
因为癔病受一些暗示性影响很大，所以祝由术应运而生，它是借符咒禁禳来调整患者心态和同时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现代的“暗示疗法”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暗示，利用心理作用的影响，治疗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它属于心理疗法的范畴。 暗示疗法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情志暗示、环境暗示、声音暗示、器具和药物暗示、治疗经验暗示、气功暗示、语言暗示等。对于各种心因性病证，巧妙地运用暗示疗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认为:“暗示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不能断论心理暗示能够战胜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是要从生理角度靠吃药打针治疗。而且，暗示既然是潜意识的，就不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夸大的说法就很易流行。”
因为祝由术是中医里面的旁门左道，与中医正统的理论格格不入，所以后世医书对祝由术进行了证伪和摈弃:
据《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所载：“或问：古老医家有禁咒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咒科者，即《素问》祝由科也，立教于龙树居士，为移精变气之术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庙惊惑成病，或山林溪谷冲斥恶气，其证如醉如痴，如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龙树咒法之书行于世，今流而为师巫，为降童，为师婆，而为扇惑人民、哄吓取财之术。噫！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所以正统的中医家勇于证伪他人强加进中医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可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见证伪做为一种促进科学理论完善和发展的工具还是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由此，“祝由术”，早在清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医学和医家们所摒弃，变成了纯粹的不入流“法术”！而其单纯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被现代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和心理诊疗所取代。
中医正统理论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引，而祝由术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 因为辨证唯物主义是不信鬼神的！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是说，意识只能依附于活体，所以鬼神不存在。 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鬼神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敌对的基本派别之一，是两个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医正统理论是不会容忍祝由术存在的。
目前，现代中医正统理论对不符合普素辨证唯物主义的糟粕进行了扬弃， 祝由术从此彻底被现代中医逐出中医理论的范筹。由于民间仍然有很大的人群笃信迷信，所以祝由术只能在地下流行，因属旁门左道，所以正规中医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
根据波普尔证伪学说的理论:
【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周围世界的不断观察总结就来的大自然规律，然后对这种规律不断地加以验证完善，这也注定了科学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如今我们知道的所有科学理论都随时等着“被证伪”，甚至可以说都是“伪”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就是对科学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如今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最终会被“证伪”，“被证伪”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或者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找到他能成立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波普尔可证伪学说的初衷不是区分一个理论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志！而是完善一个科学理论的助推器。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科学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
从中医理论的特征来看，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所以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同样具有可证伪性！ 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一样，都有谬误成份包含在里面，如:祝由术。
祝由之术存在已久，几可远溯上古。
如《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所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说明祝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治病方法，它治病的形式是向神灵祝说患病的原因并祈祷神灵加持的巫术，所以和正统的中医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医药在有了人类之后就产生了，而巫的产生却远远落后于中医医药，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一些植物和动物，由此认识到了哪种植物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用，原始的中医药就因此产生。
有人之所以认为“医源于巫”，其实是本末倒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巫为了获取公信力，往往会借鉴中药的效力给人消除病灾，因此真相是，巫给医药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中药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因此并不是医源于巫，而是巫利用了医。
《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苗父》：“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圣济总录"卷第四"治法"祝由》：“周官疡医，掌众疡祝药劀杀之齐，必先之以祝，盖医之用祝尚矣。”
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例如明代太医院设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 但据张介宾所说，“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传，惟民间尚有之”；
而上溯直至《黄帝内经》，通篇不言鬼神邪祟，认为“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是祝由取效的原因。唐代的王冰的注文也仅“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几个字，说明祝由一直处于中医体系的边缘。
唐代的王冰编注《黄帝内经》时，有意把不属于原《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放了进去，特别是运气七篇，至今流毒无穷。也正是这时候开始，中医又有了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直接导致祝由术之类的死灰复燃，改变面貌混进来。
特别是到明朝，官方设置的医科就有祝由科，更是大涨祝由的势头，这是中医和祝由之间的关联。 历代医家或有信者，或有疑者，或有两存者，以之为临床权变之术。 即便著有四卷《祝由录验》的赵学敏，对待祝由的态度也是“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兹录其小者，绝扰屏嚣，均无妨于大雅。其有近于巫、觋所为者，概在所摈。”（见《串雅内外编"串雅内编"凡例》）
《幼科折衷"记录十四科》认为祝由就是道教中存有的“符祝禳祷”，而从“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可知，在祝由的时候，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说话作法。这种理解更接近于祝由之真面目。
其实，做为真正有作为的中医家不会相信旁门左道，都对祝由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名医扁鹊提出过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早在黄帝时代，中医家对祝由术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灵枢·贼风鬼神》篇里讲到过，黄帝问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接触，既没有饮食上的不对，也没有外感邪气，突然就得病了，难道是因为鬼神的缘故吗，岐伯回答说，是因为之前得病的时候，病气没有全部的祛除干净，所以天气和情感的一些变化就会导致发病，看起来貌似跟鬼神一样。
张介宾对歧伯所言的解释是“【凡百病五行之道，必有所以胜之者；然必先知其病所从生之由，而后以胜法胜之，则可移精变气，祛其邪矣。病有药石所不及，非此不可者，惟先巫知之，故可祝而已也。然则先巫用祝之妙，正不在祝，其机在胜之而已。”】（见《类经"卷十五"疾病类"三十三、贼风鬼神》） 可见这位中医家的看法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 《古今医案按"卷三"疟》“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重者不效，三疟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张氏医通"卷三"寒热门"疟》：“历观用劫剂及祝由之法者，十无一验。” 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中的祝由术很早就已经被中医家自己所否定而证伪！
然而根据古人的说法【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是怎么回事呢？ 正统的中医家的观点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其实祝由术的唯一功能是:【解惑安神，近于心理作用。】而不是鬼神在起作用。
《对山医话"卷三》对此进行揭示: “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祝由术小有疗效的原因和患者的心理疾病有关，祝由术将其委之于鬼神，其实是有意故弄玄虚，诱导心理的意图。
所谓鬼神致病，其实是一种心理因素所致的疾病，鬼神是不存在的。古人云：“吾心无鬼，鬼何以侵之，吾心无邪，邪何以扰之，吾心无魔，魔何以袭之。”故鬼神致病皆由心生。祝由治疗疾病的病因大多是心理不健全，故七情、六淫相乘而袭之。有很多种病，是间接由心理因素所致，所以其源在于心。 就是说，祝由术的作用如现代的心理暗示，对患者的作用仅限心理安抚作用，而不是真有什么神通。
所以《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九》揭示：【治邪祟病，虽禁咒以释其疑，服药必详虚实痰火轻重，调治则内外合一，其病速愈。若只务巫而不用药，其病不能去，必无可愈之理。若只服药而不用巫以释其疑，虽愈效迟。是故内外兼治，斯速效矣，此祝由之所由设也。】 就是说，祝由术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用药，辅之以心理安抚。如果不用药，病断不会好。
而心理安抚的主要手段则是诓以鬼神治病，使患者对痊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祝由术能够医治的病症大多数全是心理状态造成的病症。 敏感的人言行举止一旦出错，其生理必然发生异常，即心理障碍必然导致生理和情感障碍，即民间称为癔病的神经官能症。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黄帝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人们要心态平和,才能健康无病。心态不平和，必然会出现心理障碍，导致心理疾病，行为出现异常。
因为癔病受一些暗示性影响很大，所以祝由术应运而生，它是借符咒禁禳来调整患者心态和同时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现代的“暗示疗法”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暗示，利用心理作用的影响，治疗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它属于心理疗法的范畴。 暗示疗法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情志暗示、环境暗示、声音暗示、器具和药物暗示、治疗经验暗示、气功暗示、语言暗示等。对于各种心因性病证，巧妙地运用暗示疗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认为:“暗示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不能断论心理暗示能够战胜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是要从生理角度靠吃药打针治疗。而且，暗示既然是潜意识的，就不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夸大的说法就很易流行。”
因为祝由术是中医里面的旁门左道，与中医正统的理论格格不入，所以后世医书对祝由术进行了证伪和摈弃:
据《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所载：“或问：古老医家有禁咒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咒科者，即《素问》祝由科也，立教于龙树居士，为移精变气之术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庙惊惑成病，或山林溪谷冲斥恶气，其证如醉如痴，如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龙树咒法之书行于世，今流而为师巫，为降童，为师婆，而为扇惑人民、哄吓取财之术。噫！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所以正统的中医家勇于证伪他人强加进中医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可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见证伪做为一种促进科学理论完善和发展的工具还是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由此，“祝由术”，早在清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医学和医家们所摒弃，变成了纯粹的不入流“法术”！而其单纯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被现代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和心理诊疗所取代。
中医正统理论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引，而祝由术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 因为辨证唯物主义是不信鬼神的！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是说，意识只能依附于活体，所以鬼神不存在。 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鬼神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敌对的基本派别之一，是两个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医正统理论是不会容忍祝由术存在的。
目前，现代中医正统理论对不符合普素辨证唯物主义的糟粕进行了扬弃， 祝由术从此彻底被现代中医逐出中医理论的范筹。由于民间仍然有很大的人群笃信迷信，所以祝由术只能在地下流行，因属旁门左道，所以正规中医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
【2021中国AOPA娱乐飞行大会暨第十三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综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3000多年前的飞天梦想在今天的文字之都、飞翔之城安阳激情演绎。
10月29日至11月5日，2021中国AOPA娱乐飞行大会暨第十三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让世人再次感受古都安阳的强大飞翔基因、深厚文化底蕴、通用航空的独特魅力和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力。
乐享飞行的节日只在安阳
10月30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机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第十三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在这里隆重开幕。五彩热气球腾空而起，驾伞“仙女”踏云下凡，特技飞行令人眩目，动力伞、三角翼、直升机等50余架飞行器在古都安阳的蓝天自由翱翔、挥洒精彩。“飞行太酷、太美了，跳伞的阿姨真勇敢，我要把这些美丽瞬间全拍下来。”市摄影家协会的小会员、文博源小学5年级的范子涵小朋友和老会员姥姥、姥爷一起来现场捕捉精彩镜头，一拍就是一上午。用小会员的话说，航空节精彩不断、让他目不暇接。
太行山上，朵朵伞花腾空而起，飞向蓝天。第十三届林虑山滑翔伞公开赛激情上演，近20支参赛队伍山尖起舞、天空竞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竞赛，更是飞行蓝天下、寄情云海间的快乐享受。在安阳县（示范区），“空中看安阳，蓝色游古都”让普通百姓圆梦蓝天，轻型三角翼飞机带您领略空中安阳的不同风景。扬帆杯第二届全国乒乓球邀请赛上，来自全国的乒乓球好手对决安阳，为航空节增色添彩。整个安阳洋溢在节日的氛围中。
航空科普馆内，VR模拟飞行体验、神舟飞船体验让孩子们流连忘返，电动模型飞机被抢购一空，青少年在这里感受飞翔的快乐。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安阳市赛暨第四届安阳市青少年航模大赛是青少年飞翔梦想的竞技场，我市29所中小学、550名中小学生拥抱蓝天、放飞梦想。比赛的紧张、飞行的快乐，源于小朋友们对飞翔的兴趣、热爱和想象力，更蕴含着我们这个城市飞翔基因的赓续传承。
“今年的航空节首次冠以娱乐飞行大会的称号，大规模、群众化推广创新娱乐飞行模式，这在全国也是首次。”市航办副主任张存富说，安阳以此为契机，与AOPA协会合作，积极申报国家民航局“娱乐飞行试点城市”已在进行中。
深厚文化底蕴让你来了不想走
10月30日晚，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上空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在数千市民的欢呼声中，“中国文字博物馆”“凤凰展翅”等图形，“中国梦、飞行梦”、甲骨文“安阳欢迎你”等文字一一展现，成为当夜朋友圈里最热的风景。
10月31日，体验官“百度熊”走进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直播安阳寻宝之旅，带您领略司母戊大方鼎、亚长牛尊等国宝重器，认识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感受殷商灿烂文化。网友好评如潮，纷纷表示，“为家乡安阳的厚重文化骄傲”“殷墟博物馆牛牛牛”“殷商文化博大精深”……
电视连续剧《红旗渠》在央视热播，当前来参赛的运动员亲眼看到红旗渠时还是被震撼了。“林县人民真了不起，劈山建渠1500公里来引水。”“红旗渠是伟大工程，红旗渠精神更是伟大精神。”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
一系列航空、文旅活动，通过报纸、电视、网站、抖音、视频号、朋友圈、微博话题、达人攻略等转发推广，曝光量轻松突破5000万级，仍在持续发酵中，让全世界一起感受古都安阳独有的文化魅力。
近年，我市大力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殷墟遗址博物馆、曹操高陵本体保护、安阳古城保护整治复兴等一批体现安阳文化底蕴、彰显安阳文化特色的标志性重大项目。先后推出了“迎客入安”“入住古都安阳·免费游览景区”等一系列惠游政策，让古都游更加轻松惬意。本届航空节更是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切身感受到安阳的文旅底蕴和热情好客，文化影响力、旅游吸引力跃升，安阳已然成为一座“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魅力之都。
在安阳共绘通用航空的诗与远方
10月28日，中国安阳通用航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安阳迎宾馆召开，省内外专家纵论河南省航空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分享产业发展经验，形成抢抓机遇、做大通航产业、振兴低空经济的共识。翌日，首届中国通用航空新业态发展高峰论坛召开，通用航空业界高朋满座，大家深入研讨、共谋推动通用航空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之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航空节开幕当天，主会场和分会场的飞行器、通航特种设备静态展，固定翼、直升机、异装趣味飞行器一应俱全。无人机博览会惊艳亮相，涵盖工业级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系统装备等多个种类，重点展示5G环境下城市应用场景无人机产品，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创新成果展区，体现了无人机融合发展新趋势。央企中国船舶集团、大疆无人机等国内知名企业参展，我市全丰无人机也重装亮相、一展风采。中国船舶集团高级专家王建楹对我市低空经济发展赞赏有加：“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是国内高质量的航空展会，我看好安阳通用航空经济的未来，期待与安阳寻求航空产业合作，愿积极参与安阳机场的建设与发展。”
3000米以下4420平方公里常年可以飞行的低空空域，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中国航空体育“黄埔军校”之称的安阳航校让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名副其实。安阳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试点市、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本届盛会，我市又获得低空飞行器精细化管理实验区和通用航空娱乐飞行示范市等殊荣，航空运动之都的品牌更加响亮。
安阳市将通用航空装备制造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重点发展领域，制定完善支持通航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全力打造集装备制造、科技研发、教育培训、会展赛事、通航运营和航空旅游于一体的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已吸引45家通航企业相继落户，我市低空经济正从有益探索走上更大舞台。
丰硕商贸成果让高质量盛会成色更足
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知名客商齐聚安阳，为盛会而来，更为安阳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而来。他们看好安阳，要重金投资安阳。
投资10亿元的启通科技锻造轮毂项目、投资13亿元的中粮粮谷食品加工项目、投资13亿元的豫鑫木糖醇项目、投资26亿元的大华文旅综合体项目、投资10亿元的安阳“零碳”科创城项目、投资21亿元的安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投资16亿元的天宇纺织转型升级项目、投资13亿元的奔腾激光切割机项目、投资20亿元的华润电力新能源发电项目等一批高质量项目花落安阳，将为安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建成新时代区域中心强市提供强力支撑。
投资来源涉及北京、上海、深圳等众多区域，显示我市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产业转移能力逐步提升。投资领域涵盖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钢铁精深加工、电子信息、康复医疗、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与我市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紧密契合，将为我市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客商层次高、项目投资领域广、产业发展前景好，我市在航空节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额242亿元，让本届高质量盛会成色更足、含金量杠杠的！也必将带动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飞”得更高更远！（安阳融媒记者 张俊军）
10月29日至11月5日，2021中国AOPA娱乐飞行大会暨第十三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让世人再次感受古都安阳的强大飞翔基因、深厚文化底蕴、通用航空的独特魅力和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力。
乐享飞行的节日只在安阳
10月30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机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第十三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在这里隆重开幕。五彩热气球腾空而起，驾伞“仙女”踏云下凡，特技飞行令人眩目，动力伞、三角翼、直升机等50余架飞行器在古都安阳的蓝天自由翱翔、挥洒精彩。“飞行太酷、太美了，跳伞的阿姨真勇敢，我要把这些美丽瞬间全拍下来。”市摄影家协会的小会员、文博源小学5年级的范子涵小朋友和老会员姥姥、姥爷一起来现场捕捉精彩镜头，一拍就是一上午。用小会员的话说，航空节精彩不断、让他目不暇接。
太行山上，朵朵伞花腾空而起，飞向蓝天。第十三届林虑山滑翔伞公开赛激情上演，近20支参赛队伍山尖起舞、天空竞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竞赛，更是飞行蓝天下、寄情云海间的快乐享受。在安阳县（示范区），“空中看安阳，蓝色游古都”让普通百姓圆梦蓝天，轻型三角翼飞机带您领略空中安阳的不同风景。扬帆杯第二届全国乒乓球邀请赛上，来自全国的乒乓球好手对决安阳，为航空节增色添彩。整个安阳洋溢在节日的氛围中。
航空科普馆内，VR模拟飞行体验、神舟飞船体验让孩子们流连忘返，电动模型飞机被抢购一空，青少年在这里感受飞翔的快乐。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安阳市赛暨第四届安阳市青少年航模大赛是青少年飞翔梦想的竞技场，我市29所中小学、550名中小学生拥抱蓝天、放飞梦想。比赛的紧张、飞行的快乐，源于小朋友们对飞翔的兴趣、热爱和想象力，更蕴含着我们这个城市飞翔基因的赓续传承。
“今年的航空节首次冠以娱乐飞行大会的称号，大规模、群众化推广创新娱乐飞行模式，这在全国也是首次。”市航办副主任张存富说，安阳以此为契机，与AOPA协会合作，积极申报国家民航局“娱乐飞行试点城市”已在进行中。
深厚文化底蕴让你来了不想走
10月30日晚，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上空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在数千市民的欢呼声中，“中国文字博物馆”“凤凰展翅”等图形，“中国梦、飞行梦”、甲骨文“安阳欢迎你”等文字一一展现，成为当夜朋友圈里最热的风景。
10月31日，体验官“百度熊”走进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直播安阳寻宝之旅，带您领略司母戊大方鼎、亚长牛尊等国宝重器，认识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感受殷商灿烂文化。网友好评如潮，纷纷表示，“为家乡安阳的厚重文化骄傲”“殷墟博物馆牛牛牛”“殷商文化博大精深”……
电视连续剧《红旗渠》在央视热播，当前来参赛的运动员亲眼看到红旗渠时还是被震撼了。“林县人民真了不起，劈山建渠1500公里来引水。”“红旗渠是伟大工程，红旗渠精神更是伟大精神。”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
一系列航空、文旅活动，通过报纸、电视、网站、抖音、视频号、朋友圈、微博话题、达人攻略等转发推广，曝光量轻松突破5000万级，仍在持续发酵中，让全世界一起感受古都安阳独有的文化魅力。
近年，我市大力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殷墟遗址博物馆、曹操高陵本体保护、安阳古城保护整治复兴等一批体现安阳文化底蕴、彰显安阳文化特色的标志性重大项目。先后推出了“迎客入安”“入住古都安阳·免费游览景区”等一系列惠游政策，让古都游更加轻松惬意。本届航空节更是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切身感受到安阳的文旅底蕴和热情好客，文化影响力、旅游吸引力跃升，安阳已然成为一座“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魅力之都。
在安阳共绘通用航空的诗与远方
10月28日，中国安阳通用航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安阳迎宾馆召开，省内外专家纵论河南省航空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分享产业发展经验，形成抢抓机遇、做大通航产业、振兴低空经济的共识。翌日，首届中国通用航空新业态发展高峰论坛召开，通用航空业界高朋满座，大家深入研讨、共谋推动通用航空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之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航空节开幕当天，主会场和分会场的飞行器、通航特种设备静态展，固定翼、直升机、异装趣味飞行器一应俱全。无人机博览会惊艳亮相，涵盖工业级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系统装备等多个种类，重点展示5G环境下城市应用场景无人机产品，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创新成果展区，体现了无人机融合发展新趋势。央企中国船舶集团、大疆无人机等国内知名企业参展，我市全丰无人机也重装亮相、一展风采。中国船舶集团高级专家王建楹对我市低空经济发展赞赏有加：“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是国内高质量的航空展会，我看好安阳通用航空经济的未来，期待与安阳寻求航空产业合作，愿积极参与安阳机场的建设与发展。”
3000米以下4420平方公里常年可以飞行的低空空域，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中国航空体育“黄埔军校”之称的安阳航校让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名副其实。安阳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试点市、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本届盛会，我市又获得低空飞行器精细化管理实验区和通用航空娱乐飞行示范市等殊荣，航空运动之都的品牌更加响亮。
安阳市将通用航空装备制造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重点发展领域，制定完善支持通航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全力打造集装备制造、科技研发、教育培训、会展赛事、通航运营和航空旅游于一体的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已吸引45家通航企业相继落户，我市低空经济正从有益探索走上更大舞台。
丰硕商贸成果让高质量盛会成色更足
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知名客商齐聚安阳，为盛会而来，更为安阳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而来。他们看好安阳，要重金投资安阳。
投资10亿元的启通科技锻造轮毂项目、投资13亿元的中粮粮谷食品加工项目、投资13亿元的豫鑫木糖醇项目、投资26亿元的大华文旅综合体项目、投资10亿元的安阳“零碳”科创城项目、投资21亿元的安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投资16亿元的天宇纺织转型升级项目、投资13亿元的奔腾激光切割机项目、投资20亿元的华润电力新能源发电项目等一批高质量项目花落安阳，将为安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建成新时代区域中心强市提供强力支撑。
投资来源涉及北京、上海、深圳等众多区域，显示我市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产业转移能力逐步提升。投资领域涵盖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钢铁精深加工、电子信息、康复医疗、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与我市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紧密契合，将为我市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客商层次高、项目投资领域广、产业发展前景好，我市在航空节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额242亿元，让本届高质量盛会成色更足、含金量杠杠的！也必将带动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飞”得更高更远！（安阳融媒记者 张俊军）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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