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披山岛，面积仅2.38平方公里。摊开地图，纵横交织的经纬之间，这个东海深处的小岛毫不起眼。
岛上驻守着一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英雄雷达站，曾被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奖旗。60多年来，守在这里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官兵初心依旧，眼睛清澈依然。
人在心在坚守在，远方的岛并不遥远。
离开？离不开那座岛
二级军士长杜从志心里，守了几十年的披山岛，是他离不开、离开了也放不下的地方。
他是旅里最老的兵。今年已经43岁的杜从志，1997年入伍来到岛上，是旅里的技术大拿。
25年间，旅领导多次征求意见将他调到旅机关工作，这样他可以把家搬来部队驻地，定期与家人团聚。但两次调离小岛都不到半年，杜从志就主动找到领导要求把他调回岛上。领导不解，他却只有这么一句话：“离不开那座岛。”
“离不开”的潜台词，是“不想离开”。素来沉默寡言的杜从志，每次面对人生进退选择时却从不含糊。也许是孤寂的守岛生活雕琢了老兵坚韧的性格，他紧接着又说出另一句简短有力的话：“留下来是我的心愿。”
心愿是要被珍藏的，杜从志始终这么认为。
那天，看到“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这句话，他就把这句话设置成了自己的微信签名。“从离不开，到留下来”，时光如水逝去，老兵的心愿沉淀在岁月的河床，逐渐被冲刷打磨出宝石般晶莹的光泽。
披山岛位于东海深处，杜从志说这里令他印象最深的季节有两个——春季和冬季。
新兵来队时，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杜从志就像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老兵离队也是岛上最冷的时节，那接连半个月的雾气，一如他心头的阴霾。
守岛几十年，杜从志的许多战友陆续离开了海岛。他说自己就像这座披山岛，反复经历着潮起与潮落——年轻时候每年老兵离队，他都要站在山头，看着接老兵的船消失在山海相接的地方。他的眼泪滚烫，又被风吹干。后来，自己也成了老兵。每次送别战友，他更是难舍难分，抱住战友的肩膀，一任自己泪涕横流。
再后来，老兵离队的日子，成了杜从志主动申请值班的日子。他开始懂得，最伤心的时候，眼泪都是流淌在心里的。他告诉自己，面对离别，要把悲伤留给自己……
也正是从那时起，杜从志做出决定——留下来。“岛要有人守，我也离不开岛。”这也成为他和青春的约定。如今，这个约定属于更多守岛官兵。
去年，中士赵鑫带的“徒弟”、下士陈楷洋即将退伍。临行前，赵鑫笑着跟他开玩笑：“你啊，离岛时可不许哭鼻子。”
“怎么可能！我肯定不哭，我要笑着挥手。”
“吹牛，我不信。不过，我是真的不会哭。”
老兵退伍前一天的傍晚，两人坐在山顶的礁石上，微笑着四目望向山海相接的地方。这是战友离别前的“贴心一刻”，也是兄弟间的“默契约定”。
在披山岛，老兵退伍时，航船会搭载老兵绕岛三圈并鸣汽笛。这个特殊的送别仪式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翌日清早，赵鑫悄悄换班、跟着老班长杜从志到山上值班，他害怕自己看到战友离去的背影会“失约”。
锣鼓声响，陈楷洋的目光在人群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眼神难掩失落。他笑着和战友拥抱告别，心里反复想着“师傅”赵鑫的话，提醒自己“要笑着离开”。
汽笛声鸣，在踏上航船的一刻，陈楷洋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披山岛，这个承载他青春的地方，有着太多回忆。
山顶，赵鑫抻着脖子看着远处的海面，期待能看一眼绕岛的船。这一刻，他们彼此都落泪了。
苦吗？其实有点甜
在披山岛，战士守岛时间最长纪录是24个月。
中士赵鑫说，过去上岛之前，教导员会特意叮嘱带队的排长，带几个准备上岛的新战士在镇上好好转一转——“上岛容易出岛难”。
如今出岛便捷多了，赵鑫特别知足。用他的话就是：“日子有点甜。”相对于过去的“苦”，官兵口中的一个“甜”字见证着时代发展给守岛带来的巨大变化。
披山岛孤悬远海，每周只有两班船补给。2018年，岛上探出一口深水井、建起了蓄水窖，但官兵吃水用水仍然紧张。
那年春节前夕，旅队领导让守岁的雷达站官兵每人录制一段“心语”给远方的家人。当时还是列兵的赵鑫腼腆地说，“就想喝一口家乡的汽水……”这个打小在西安长大的战士，说起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坐在城墙下乘凉喝过的橘子汽水，连笑容都是甜的。
官兵朴素的心愿，击中了旅领导的心房。从那以后每次补给船上岛，运输物资中除了一箱箱的纯净水，还会额外增加几箱橘子汽水。去年，岛上安装了海水淡化系统，海岛的吃水难题得到彻底解决。但定期补给汽水上岛，成了旅队沿袭至今的传统。
“在这个小岛上，橘子汽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让人甜到心里的是来自远方的牵挂。”雷达站站长吕光阳一语道破兵心。
那年国庆节前夕，老兵石文恒的妻子打算上岛探亲。乘坐飞机、高铁、汽车辗转到了码头，即将乘船进岛的前一天，台风不期而至。船停航了，原本计划的温暖相拥，无奈变成了隔海相望。
一天、二天、三天，狂风漫卷，海潮汹涌。眼看假期即将结束，这位军嫂也要返回了。就这样，石文恒在岛上精心布置的家属房，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妻子离开那天，她把一箱糖果留给经常往来披山岛送物资的渔民老邓。放下电话，得知妻子要离开，石文恒站在阵地附近岩石旁百感交集。海风呼啸，他默默凝望着海的那一边……
一周后，老邓开着渔船上岛送物资，他把那箱糖果交到石文恒手上。打开箱子的塑封，一颗颗巧克力糖果就像星星，闪耀着他的眼眸。战友们聚拢上来，每个人都从班长手里分到了糖果，他们笑得特别开心。
从橘子汽水到“迟到的糖果”，“甜”成了雷达站官兵对幸福生活的定义。
去年，下士赵勇登记结婚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两人原本计划好的婚期推迟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上级批准官兵可以休假，大家你让我、我让你，好像商量好似的把休假机会让给了赵勇。
半个月后，老邓开着渔船上岛，战士们从船上卸下几大箱子喜糖。赵勇的视频电话打得也很是时候：“不要争不要抢，今天的喜糖管够……”
一起吃过苦的战友，更懂得分享人生的甜。去年冬天，雷达技师李付山即将离队。他让老邓从镇上订了一个大蛋糕，要和战友们一起庆祝在岛上的最后一个生日。
得知消息，吕光阳瞒着李付山，让他带过的每一名雷达操作员给“师傅”录了一段祝福视频。生日会上，伴着优美的旋律，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大屏幕上——左一句“班长，祝你生日快乐”，右一句“班长，祝你永远健康”，老兵红了眼眶。
和战友们相伴度过军营最后一个生日，李付山由衷说道：“这是我一生吃过最甜的蛋糕！”
跨越？路始于脚下
137个台阶，数百米的山路，是官兵们奔赴战位的距离。
上等兵赵强在心里将这个数字数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他新兵下连后最急迫的心愿——早点背上挎包，踏着这137个台阶到阵地值班。
独立值班，是每一名雷达官兵攀登的第一个“山头”。为了背着挎包、奔向战位的时刻，每个人都会拼尽全力。
独立值班考核很快来了。赵强信心满怀地参加，结果铩羽而归。由于紧张，他在标图时漏掉一组数据，操作动作出现差错。
心愿落空，换了是谁心里都不好受。赵强像是霜打了的茄子，没了精神。这137个台阶，仿佛成了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
赵强的班长、老兵田经山在岛上守了十几年，他熟悉这座岛，也熟悉每名年轻战士的“心路历程”。
一个周末，田经山叫着赵强到岛的另一边去看看。“这地方慢慢积水变成了一片湿地，白鹭都在这儿饮水；这棵树是桑树，初冬会结果，可甜了；这是野香葱，可以吃；那边还有一片格桑花，是一位老班长栽下的……”老兵一路走，一路讲解；新兵跟在后面，一路听，一路记。
山顶的悬崖边，一棵树被经年不息的风吹成“莫西干发型”。田经山对这棵树情有独钟，常常自诩是“岛上最懂这棵树的人”。
刚上岛，田经山就听岛上的渔民说，这棵树挺立在悬崖的风口处好多年。岛上经历了几次超强台风，很多树几乎被连根拔起，它却始终没有倒下。在田经山心里，这棵树成了名副其实的“坚强树”。
田经山告诉赵强，山下大路旁还有一棵“唯一柳”。直到赵强看到了那棵树，他才懂了“唯一”的含义——这是一棵被大风刮倒的大树，树干已经干枯，但向阳一侧的枝干又重新长出绿芽。生命之顽强，让它成为官兵心中的“唯一”。
下山时，路过“虎林”长廊，看着刻有“训练标兵”名字的一排排鹅卵石，赵强开始期盼着：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鹅卵石。
梦想的种子，就这样在战士心中扎根。“再大的梦想，也是从小火苗燃起。”在海岛上守了多年，田经山对梦想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这么多年，他带过的兵，有的成为兄弟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被选调到了辽宁舰上。而他，依旧坚守在岛上。
老兵有老兵的梦想。大到雷达信号调试，小到馈线接口除尘，田经山都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日积月累达几十万字的技术笔记中。“我是技师，雷达需要我。”老兵说，一个人如果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就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一个人如果把追逐梦想当成一种生活，那么每完成一次任务就是实现一个梦想。
“不漏掉任何一批空情。”谈及工作，一级上士王雪根的言语中透着淳朴。这位老兵眼中，雷达技师值班都是24小时连轴转，有时候上了阵地就是十天半个月，情况不解除，他们不下阵地。
在坚守的战位上，工作，总是与责任形影不离。
新装备列装后不久，王雪根突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兄弟部队率先发现某空情目标。用上了新装备，他们却“落后了”，他不甘心。
“搜索目标！”王雪根面色凝重。从那以后，王雪根丝毫不敢懈怠，每次值班都要额外“加码”，给自己增加参与处置训练的机会。
终于，王雪根带领战友又一次在全旅考核中夺冠。体会着胜利的喜悦，老兵脸上写满自信，“超越自我，快乐在于过程。”
跨越，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再远的路，也要从脚下迈出的第一步开始。
披山岛，面积仅2.38平方公里。摊开地图，纵横交织的经纬之间，这个东海深处的小岛毫不起眼。
岛上驻守着一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英雄雷达站，曾被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奖旗。60多年来，守在这里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官兵初心依旧，眼睛清澈依然。
人在心在坚守在，远方的岛并不遥远。
离开？离不开那座岛
二级军士长杜从志心里，守了几十年的披山岛，是他离不开、离开了也放不下的地方。
他是旅里最老的兵。今年已经43岁的杜从志，1997年入伍来到岛上，是旅里的技术大拿。
25年间，旅领导多次征求意见将他调到旅机关工作，这样他可以把家搬来部队驻地，定期与家人团聚。但两次调离小岛都不到半年，杜从志就主动找到领导要求把他调回岛上。领导不解，他却只有这么一句话：“离不开那座岛。”
“离不开”的潜台词，是“不想离开”。素来沉默寡言的杜从志，每次面对人生进退选择时却从不含糊。也许是孤寂的守岛生活雕琢了老兵坚韧的性格，他紧接着又说出另一句简短有力的话：“留下来是我的心愿。”
心愿是要被珍藏的，杜从志始终这么认为。
那天，看到“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这句话，他就把这句话设置成了自己的微信签名。“从离不开，到留下来”，时光如水逝去，老兵的心愿沉淀在岁月的河床，逐渐被冲刷打磨出宝石般晶莹的光泽。
披山岛位于东海深处，杜从志说这里令他印象最深的季节有两个——春季和冬季。
新兵来队时，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杜从志就像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老兵离队也是岛上最冷的时节，那接连半个月的雾气，一如他心头的阴霾。
守岛几十年，杜从志的许多战友陆续离开了海岛。他说自己就像这座披山岛，反复经历着潮起与潮落——年轻时候每年老兵离队，他都要站在山头，看着接老兵的船消失在山海相接的地方。他的眼泪滚烫，又被风吹干。后来，自己也成了老兵。每次送别战友，他更是难舍难分，抱住战友的肩膀，一任自己泪涕横流。
再后来，老兵离队的日子，成了杜从志主动申请值班的日子。他开始懂得，最伤心的时候，眼泪都是流淌在心里的。他告诉自己，面对离别，要把悲伤留给自己……
也正是从那时起，杜从志做出决定——留下来。“岛要有人守，我也离不开岛。”这也成为他和青春的约定。如今，这个约定属于更多守岛官兵。
去年，中士赵鑫带的“徒弟”、下士陈楷洋即将退伍。临行前，赵鑫笑着跟他开玩笑：“你啊，离岛时可不许哭鼻子。”
“怎么可能！我肯定不哭，我要笑着挥手。”
“吹牛，我不信。不过，我是真的不会哭。”
老兵退伍前一天的傍晚，两人坐在山顶的礁石上，微笑着四目望向山海相接的地方。这是战友离别前的“贴心一刻”，也是兄弟间的“默契约定”。
在披山岛，老兵退伍时，航船会搭载老兵绕岛三圈并鸣汽笛。这个特殊的送别仪式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翌日清早，赵鑫悄悄换班、跟着老班长杜从志到山上值班，他害怕自己看到战友离去的背影会“失约”。
锣鼓声响，陈楷洋的目光在人群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眼神难掩失落。他笑着和战友拥抱告别，心里反复想着“师傅”赵鑫的话，提醒自己“要笑着离开”。
汽笛声鸣，在踏上航船的一刻，陈楷洋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披山岛，这个承载他青春的地方，有着太多回忆。
山顶，赵鑫抻着脖子看着远处的海面，期待能看一眼绕岛的船。这一刻，他们彼此都落泪了。
苦吗？其实有点甜
在披山岛，战士守岛时间最长纪录是24个月。
中士赵鑫说，过去上岛之前，教导员会特意叮嘱带队的排长，带几个准备上岛的新战士在镇上好好转一转——“上岛容易出岛难”。
如今出岛便捷多了，赵鑫特别知足。用他的话就是：“日子有点甜。”相对于过去的“苦”，官兵口中的一个“甜”字见证着时代发展给守岛带来的巨大变化。
披山岛孤悬远海，每周只有两班船补给。2018年，岛上探出一口深水井、建起了蓄水窖，但官兵吃水用水仍然紧张。
那年春节前夕，旅队领导让守岁的雷达站官兵每人录制一段“心语”给远方的家人。当时还是列兵的赵鑫腼腆地说，“就想喝一口家乡的汽水……”这个打小在西安长大的战士，说起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坐在城墙下乘凉喝过的橘子汽水，连笑容都是甜的。
官兵朴素的心愿，击中了旅领导的心房。从那以后每次补给船上岛，运输物资中除了一箱箱的纯净水，还会额外增加几箱橘子汽水。去年，岛上安装了海水淡化系统，海岛的吃水难题得到彻底解决。但定期补给汽水上岛，成了旅队沿袭至今的传统。
“在这个小岛上，橘子汽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让人甜到心里的是来自远方的牵挂。”雷达站站长吕光阳一语道破兵心。
那年国庆节前夕，老兵石文恒的妻子打算上岛探亲。乘坐飞机、高铁、汽车辗转到了码头，即将乘船进岛的前一天，台风不期而至。船停航了，原本计划的温暖相拥，无奈变成了隔海相望。
一天、二天、三天，狂风漫卷，海潮汹涌。眼看假期即将结束，这位军嫂也要返回了。就这样，石文恒在岛上精心布置的家属房，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妻子离开那天，她把一箱糖果留给经常往来披山岛送物资的渔民老邓。放下电话，得知妻子要离开，石文恒站在阵地附近岩石旁百感交集。海风呼啸，他默默凝望着海的那一边……
一周后，老邓开着渔船上岛送物资，他把那箱糖果交到石文恒手上。打开箱子的塑封，一颗颗巧克力糖果就像星星，闪耀着他的眼眸。战友们聚拢上来，每个人都从班长手里分到了糖果，他们笑得特别开心。
从橘子汽水到“迟到的糖果”，“甜”成了雷达站官兵对幸福生活的定义。
去年，下士赵勇登记结婚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两人原本计划好的婚期推迟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上级批准官兵可以休假，大家你让我、我让你，好像商量好似的把休假机会让给了赵勇。
半个月后，老邓开着渔船上岛，战士们从船上卸下几大箱子喜糖。赵勇的视频电话打得也很是时候：“不要争不要抢，今天的喜糖管够……”
一起吃过苦的战友，更懂得分享人生的甜。去年冬天，雷达技师李付山即将离队。他让老邓从镇上订了一个大蛋糕，要和战友们一起庆祝在岛上的最后一个生日。
得知消息，吕光阳瞒着李付山，让他带过的每一名雷达操作员给“师傅”录了一段祝福视频。生日会上，伴着优美的旋律，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大屏幕上——左一句“班长，祝你生日快乐”，右一句“班长，祝你永远健康”，老兵红了眼眶。
和战友们相伴度过军营最后一个生日，李付山由衷说道：“这是我一生吃过最甜的蛋糕！”
跨越？路始于脚下
137个台阶，数百米的山路，是官兵们奔赴战位的距离。
上等兵赵强在心里将这个数字数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他新兵下连后最急迫的心愿——早点背上挎包，踏着这137个台阶到阵地值班。
独立值班，是每一名雷达官兵攀登的第一个“山头”。为了背着挎包、奔向战位的时刻，每个人都会拼尽全力。
独立值班考核很快来了。赵强信心满怀地参加，结果铩羽而归。由于紧张，他在标图时漏掉一组数据，操作动作出现差错。
心愿落空，换了是谁心里都不好受。赵强像是霜打了的茄子，没了精神。这137个台阶，仿佛成了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
赵强的班长、老兵田经山在岛上守了十几年，他熟悉这座岛，也熟悉每名年轻战士的“心路历程”。
一个周末，田经山叫着赵强到岛的另一边去看看。“这地方慢慢积水变成了一片湿地，白鹭都在这儿饮水；这棵树是桑树，初冬会结果，可甜了；这是野香葱，可以吃；那边还有一片格桑花，是一位老班长栽下的……”老兵一路走，一路讲解；新兵跟在后面，一路听，一路记。
山顶的悬崖边，一棵树被经年不息的风吹成“莫西干发型”。田经山对这棵树情有独钟，常常自诩是“岛上最懂这棵树的人”。
刚上岛，田经山就听岛上的渔民说，这棵树挺立在悬崖的风口处好多年。岛上经历了几次超强台风，很多树几乎被连根拔起，它却始终没有倒下。在田经山心里，这棵树成了名副其实的“坚强树”。
田经山告诉赵强，山下大路旁还有一棵“唯一柳”。直到赵强看到了那棵树，他才懂了“唯一”的含义——这是一棵被大风刮倒的大树，树干已经干枯，但向阳一侧的枝干又重新长出绿芽。生命之顽强，让它成为官兵心中的“唯一”。
下山时，路过“虎林”长廊，看着刻有“训练标兵”名字的一排排鹅卵石，赵强开始期盼着：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鹅卵石。
梦想的种子，就这样在战士心中扎根。“再大的梦想，也是从小火苗燃起。”在海岛上守了多年，田经山对梦想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这么多年，他带过的兵，有的成为兄弟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被选调到了辽宁舰上。而他，依旧坚守在岛上。
老兵有老兵的梦想。大到雷达信号调试，小到馈线接口除尘，田经山都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日积月累达几十万字的技术笔记中。“我是技师，雷达需要我。”老兵说，一个人如果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就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一个人如果把追逐梦想当成一种生活，那么每完成一次任务就是实现一个梦想。
“不漏掉任何一批空情。”谈及工作，一级上士王雪根的言语中透着淳朴。这位老兵眼中，雷达技师值班都是24小时连轴转，有时候上了阵地就是十天半个月，情况不解除，他们不下阵地。
在坚守的战位上，工作，总是与责任形影不离。
新装备列装后不久，王雪根突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兄弟部队率先发现某空情目标。用上了新装备，他们却“落后了”，他不甘心。
“搜索目标！”王雪根面色凝重。从那以后，王雪根丝毫不敢懈怠，每次值班都要额外“加码”，给自己增加参与处置训练的机会。
终于，王雪根带领战友又一次在全旅考核中夺冠。体会着胜利的喜悦，老兵脸上写满自信，“超越自我，快乐在于过程。”
跨越，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再远的路，也要从脚下迈出的第一步开始。
【疫下新清明 ｜ “不好结婚”的90后入殓师，已是两岁宝宝的妈妈】临近清明，张雨雁和同事们却越发没有闲暇时间，受疫情影响，不少地区纷纷倡导市民们用居家追思、网络祭扫、书写寄语等新方式表达哀思，“心中有情，不分远近”。
为此，不少在外的游子选择通过“云祭祀”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怀念，张雨雁和同事们则要帮助他们完成祭扫仪式。
张雨雁是衡阳市殡仪馆业务部女子殡仪服务队(以下简称女子殡仪服务队)的一名成员，女子殡仪服务队成立于2016年，这是一支完全由女性殡仪服务人员组成的队伍，多年来，她们通过精心的服务和温馨的态度，服务逝者，安慰生者，得到了广大治丧群体的一致好评，被评为2021年度湖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而在这样一支队伍中，作为常年和逝者与生者打交道的“灵魂摆渡人”，她们面对死亡和生命有什么思考?
“不好结婚”的90后入殓师，已是两岁宝宝的妈妈
“我们的父母都曾反对我们进入殡仪行业。”3月20日，回忆起最刚开始进入殡仪行业的场景，张雨雁和刘玲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们觉得殡仪行业太苦了，对女孩子格外不友好。”
刘玲是70后，1996年，18岁的刘玲从学校毕业，因为母亲是衡阳市殡仪馆的一名老职工，刘玲也进入了殡仪馆工作。她告诉记者，虽然在此之前，很多在殡仪行业工作的前辈都是“一代传一代”，可刘玲的母亲并不希望女儿从事殡仪行业。
“以前，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是会被歧视的。”而身处这一行业的父母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也要承受这一份偏见和歧视。
十年后，从大学毕业的张雨雁主动选择了殡仪行业工作，但她的选择一开始同样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好在，随着国家的殡葬改革逐步推进和新闻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的民众改变了一直以来的误解，逐渐消除了对殡葬行业从业人员的歧视，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殡葬行业和其从业人员。“到了小左这一代，这种偏见已经很少了”。
张雨雁和刘玲口中的“小左”叫左赞美，是殡仪馆的一位90后入殓师，负责为逝者进行最后的美容、化妆。
左赞美记得，自己高三面临专业选择时，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殡葬专业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名气，成为了不少考生的选择，抱着尝试的心态，她成为了民政学院殡葬专业的一名学子。
2016年，左赞美从学校毕业后，进入了殡仪馆工作。但左赞美的父母依旧有些许担心，“他们认为这个职业的女孩子不好结婚”。
如今，左赞美已经是一个两岁宝宝的妈妈了。
专心整理遗容时，就感觉不到凉意了
工作多年，刘玲、张雨雁和左赞美已经成为了殡仪馆能够肩挑大梁的骨干员工，但在刚开始，面对着遗体，她们也会产生害怕和畏惧的情绪。
“我第一次实操的时候，手指触摸到逝者的遗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左赞美至今都记得，这股凉意顺着手指很快就蔓延到全身，“真正工作时，和课堂上老师讲过的还是有差距的”。但等到左赞美努力沉下心来，专心为逝者整理遗容的时候，“慢慢就感觉不到凉意了”。
和左赞美不一样，刘玲和张雨雁进入殡仪馆工作时，按照传统，她们要先从接运逝者开始，先后在礼仪服务员、业务洽谈员和殡葬礼仪师等诸多岗位轮岗。
刘玲回忆，第一次跟随着师父到现场搬运逝者的遗体时，即使只是打下手，刘玲还记得自己内心的恐惧。好在身边的师父给了自己底气，完成了进入殡仪馆的第一个任务。
随着时间的累积，刘玲逐渐接纳了自己的工作，而在和家属接触的过程中，她了解到逝者的故事，害怕和恐惧的情绪也逐渐消散。
除了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在工作中，张雨雁还经常百感交集。
一次，一位年轻的逝者被送到殡仪馆。当他的父母从家乡赶过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无法接受孩子自尽这一事实，父亲当场晕过去了，而母亲则在大庭广众下，用方言声嘶力竭地喊着、否认着，极力讲述着自己对这一结果的不认可。
“生命有时候不仅仅是自己的。”讲述这个回忆的时候，张雨雁的眼眶逐渐变红，“不知道这个孩子选择这一步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
从事殡仪行业的，都是热爱生命的人
衡阳市殡仪馆平均一天要接到十几起治丧家属的需求，遇到特殊意外时，这个数字则会增加。作为和死亡接触最多的人，张雨雁却认为：“在殡仪行业工作，我们面对的是逝者，但其实更多的是帮助生者点燃继续生活的希望。”
张雨雁曾经处理过一位跳楼轻生的逝者身后事。逝者的父母住的地方离张雨雁家不远，她记得，孩子去世前，老人的身体很好，到了冬天，这位父亲甚至会打着赤膊在锻炼。可当她在殡仪馆见到老人，陪着他选完墓地后，“感觉他万念俱灰”。
为了让老人重新振作起来，她一有时间就去看望老人，陪他聊天。一次，张雨雁因为工作原因，忘记了和老人约定的时间，让老人在寒冷的天气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到再次见面的时候，原以为，老人会责怪她，可是老人却只是递过来一袋装着剥好的核桃肉、两瓶牛奶和其他小零食的袋子，“他把对儿子的寄托和关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在张雨雁的开解下，老人逐渐走出来了。又是一年冬天，张雨雁再次在街上看到了老人运动的身影。
三年后，老人去世，尊重他的遗嘱，张雨雁为他在墓园中选择了一个可以看到儿子长眠之处的地方。
和张雨雁不同，左赞美的工作更多的是面对逝者的遗体，将逝者最安详、最体面的一面呈现在生者的面前，最大程度地化解家属的遗憾和悲痛。
倘若送来的遗体不是正常死亡后的状态，而是突遇车祸、凶杀等意外后残缺不全的样子，工作难度便会骤然提升。
一次，京港澳高速衡东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左赞美被委派到衡东殡仪馆协助完成18名逝者的遗体穿衣整容工作，其中，还有一位遗体遭到破坏的逝者。
接到任务后，左赞美立即对逝者的遗体进行复原修饰，细致、耐心、竭尽所能地恢复逝者体面的一面。几个小时下来，左赞美已经累得满身是汗、腿膝酸软，当她正准备坐下来喝口水时，逝者家属突然向她下跪致谢。
“我觉得这份职业很光荣，人生的最后一程应该被温柔而庄重地对待。”对左赞美来说，尽管每个人生前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每个人的灵魂都同样高贵。认真地为逝者上好妆容，送他们走完生命里的最后一程，是自己的使命所在。
为了能够给逝者的亲属留下最好的印象，面对遗体有缺损的逝者时，女子殡仪服务队创新使用“3D打印技术”，开创了湖南省在这一行业的技术先河，极力还原逝者生前容貌，极大慰藉了家属。
给逝者以尊严，给生者以慰藉。左赞美觉得，这便是殡葬人存在着的最大意义。“灵魂摆渡人，大抵如此”。
“在殡仪行业工作的，都是热爱生命的人。”张雨雁告诉记者，见多了死亡，往往会对生命更加敬畏，不仅是自己，也会带领着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努力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清明节# #疫下新清明#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欧阳婷）
为此，不少在外的游子选择通过“云祭祀”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怀念，张雨雁和同事们则要帮助他们完成祭扫仪式。
张雨雁是衡阳市殡仪馆业务部女子殡仪服务队(以下简称女子殡仪服务队)的一名成员，女子殡仪服务队成立于2016年，这是一支完全由女性殡仪服务人员组成的队伍，多年来，她们通过精心的服务和温馨的态度，服务逝者，安慰生者，得到了广大治丧群体的一致好评，被评为2021年度湖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而在这样一支队伍中，作为常年和逝者与生者打交道的“灵魂摆渡人”，她们面对死亡和生命有什么思考?
“不好结婚”的90后入殓师，已是两岁宝宝的妈妈
“我们的父母都曾反对我们进入殡仪行业。”3月20日，回忆起最刚开始进入殡仪行业的场景，张雨雁和刘玲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们觉得殡仪行业太苦了，对女孩子格外不友好。”
刘玲是70后，1996年，18岁的刘玲从学校毕业，因为母亲是衡阳市殡仪馆的一名老职工，刘玲也进入了殡仪馆工作。她告诉记者，虽然在此之前，很多在殡仪行业工作的前辈都是“一代传一代”，可刘玲的母亲并不希望女儿从事殡仪行业。
“以前，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是会被歧视的。”而身处这一行业的父母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也要承受这一份偏见和歧视。
十年后，从大学毕业的张雨雁主动选择了殡仪行业工作，但她的选择一开始同样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好在，随着国家的殡葬改革逐步推进和新闻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的民众改变了一直以来的误解，逐渐消除了对殡葬行业从业人员的歧视，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殡葬行业和其从业人员。“到了小左这一代，这种偏见已经很少了”。
张雨雁和刘玲口中的“小左”叫左赞美，是殡仪馆的一位90后入殓师，负责为逝者进行最后的美容、化妆。
左赞美记得，自己高三面临专业选择时，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殡葬专业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名气，成为了不少考生的选择，抱着尝试的心态，她成为了民政学院殡葬专业的一名学子。
2016年，左赞美从学校毕业后，进入了殡仪馆工作。但左赞美的父母依旧有些许担心，“他们认为这个职业的女孩子不好结婚”。
如今，左赞美已经是一个两岁宝宝的妈妈了。
专心整理遗容时，就感觉不到凉意了
工作多年，刘玲、张雨雁和左赞美已经成为了殡仪馆能够肩挑大梁的骨干员工，但在刚开始，面对着遗体，她们也会产生害怕和畏惧的情绪。
“我第一次实操的时候，手指触摸到逝者的遗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左赞美至今都记得，这股凉意顺着手指很快就蔓延到全身，“真正工作时，和课堂上老师讲过的还是有差距的”。但等到左赞美努力沉下心来，专心为逝者整理遗容的时候，“慢慢就感觉不到凉意了”。
和左赞美不一样，刘玲和张雨雁进入殡仪馆工作时，按照传统，她们要先从接运逝者开始，先后在礼仪服务员、业务洽谈员和殡葬礼仪师等诸多岗位轮岗。
刘玲回忆，第一次跟随着师父到现场搬运逝者的遗体时，即使只是打下手，刘玲还记得自己内心的恐惧。好在身边的师父给了自己底气，完成了进入殡仪馆的第一个任务。
随着时间的累积，刘玲逐渐接纳了自己的工作，而在和家属接触的过程中，她了解到逝者的故事，害怕和恐惧的情绪也逐渐消散。
除了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在工作中，张雨雁还经常百感交集。
一次，一位年轻的逝者被送到殡仪馆。当他的父母从家乡赶过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无法接受孩子自尽这一事实，父亲当场晕过去了，而母亲则在大庭广众下，用方言声嘶力竭地喊着、否认着，极力讲述着自己对这一结果的不认可。
“生命有时候不仅仅是自己的。”讲述这个回忆的时候，张雨雁的眼眶逐渐变红，“不知道这个孩子选择这一步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
从事殡仪行业的，都是热爱生命的人
衡阳市殡仪馆平均一天要接到十几起治丧家属的需求，遇到特殊意外时，这个数字则会增加。作为和死亡接触最多的人，张雨雁却认为：“在殡仪行业工作，我们面对的是逝者，但其实更多的是帮助生者点燃继续生活的希望。”
张雨雁曾经处理过一位跳楼轻生的逝者身后事。逝者的父母住的地方离张雨雁家不远，她记得，孩子去世前，老人的身体很好，到了冬天，这位父亲甚至会打着赤膊在锻炼。可当她在殡仪馆见到老人，陪着他选完墓地后，“感觉他万念俱灰”。
为了让老人重新振作起来，她一有时间就去看望老人，陪他聊天。一次，张雨雁因为工作原因，忘记了和老人约定的时间，让老人在寒冷的天气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到再次见面的时候，原以为，老人会责怪她，可是老人却只是递过来一袋装着剥好的核桃肉、两瓶牛奶和其他小零食的袋子，“他把对儿子的寄托和关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在张雨雁的开解下，老人逐渐走出来了。又是一年冬天，张雨雁再次在街上看到了老人运动的身影。
三年后，老人去世，尊重他的遗嘱，张雨雁为他在墓园中选择了一个可以看到儿子长眠之处的地方。
和张雨雁不同，左赞美的工作更多的是面对逝者的遗体，将逝者最安详、最体面的一面呈现在生者的面前，最大程度地化解家属的遗憾和悲痛。
倘若送来的遗体不是正常死亡后的状态，而是突遇车祸、凶杀等意外后残缺不全的样子，工作难度便会骤然提升。
一次，京港澳高速衡东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左赞美被委派到衡东殡仪馆协助完成18名逝者的遗体穿衣整容工作，其中，还有一位遗体遭到破坏的逝者。
接到任务后，左赞美立即对逝者的遗体进行复原修饰，细致、耐心、竭尽所能地恢复逝者体面的一面。几个小时下来，左赞美已经累得满身是汗、腿膝酸软，当她正准备坐下来喝口水时，逝者家属突然向她下跪致谢。
“我觉得这份职业很光荣，人生的最后一程应该被温柔而庄重地对待。”对左赞美来说，尽管每个人生前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每个人的灵魂都同样高贵。认真地为逝者上好妆容，送他们走完生命里的最后一程，是自己的使命所在。
为了能够给逝者的亲属留下最好的印象，面对遗体有缺损的逝者时，女子殡仪服务队创新使用“3D打印技术”，开创了湖南省在这一行业的技术先河，极力还原逝者生前容貌，极大慰藉了家属。
给逝者以尊严，给生者以慰藉。左赞美觉得，这便是殡葬人存在着的最大意义。“灵魂摆渡人，大抵如此”。
“在殡仪行业工作的，都是热爱生命的人。”张雨雁告诉记者，见多了死亡，往往会对生命更加敬畏，不仅是自己，也会带领着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努力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清明节# #疫下新清明#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欧阳婷）
【问发贵：我的青春祭坛】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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