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匹马】
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今年大年初一早上，窗外雪片飞舞。在我们赤峰这个地方，好几个冬天没下雪了。大街上，人们拜过年还补充一句：下雪了，彼此咧嘴笑。小雪花不止于降落，它们在风中像小蜜蜂一样左右乱钻，最喜欢钻进人的脖子里暖和一下。
这一天是我妈乌云高娃的生日。新中国成立前她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她十四岁，如今八十四岁。我妈戴上纸王冠，吹灭生日蜡烛，双手捂着脸，流下眼泪。
雪越下越大，我爸那顺德力格尔看着窗外，说：“这时候我们到塔湾了。”他的话很奥妙，像电影独白——“这时候”说的是1948年2月，即七十一年前。这个时间概念包括辽沈战役。“这时候”他是内蒙古骑兵二师的战士。在沈阳西北角的塔湾，他们连接到进攻命令，士兵们扔掉多余的东西，这是要拼命了。我爸脚伤不能行走，连长罗宝把他扶到马车上，给他一百发步枪子弹。说到这，我爸瞪大眼睛，“一百发子弹，从来没发过这么多子弹，这仗不知道多残酷呢。”他眼看着连队全体上马，举刀，隐没在炮火里。作为孤独的伤员，他准备打光所有子弹，死在这里。
我军胜利了。在战场上，士兵用耳朵判断胜负——枪炮声渐弱，周遭宁静，硝烟在雪地上渐渐变淡。我爸今年九十一岁，头发茂密高耸，鼻管挺直。他透过玻璃窗往东看，东边是我姐塔娜住的小区以及他想象中更远处的沈阳塔湾。
这里是阳光小区，我和父母住在这里，我媳妇在沈阳照顾她母亲。我们仨聊天，我说四五十年前的事，他们在说六七十年前的事。而竟日开着的电视机，在播报当下的新闻，比如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这场景像话剧，我们轮流上场，讲述时光的往事。时光在某一瞬间重新组合时，平淡的生活会变得庄重起来，你成了历史的讲述人。
父母老了，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故乡。我不敢带他们外出旅行，我的任务是访问他们的故乡，带回照片和见闻跟他们分享。去年春天，我拜访我妈的出生地——巴林右旗白音他拉乡宝木图村，这里也是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故里。村书记孟克白音带我看过我母亲出生的院落，面积二十亩许，当年是她祖父平乐爷爷的宅院。孟克白音说，有人想租这个地方办企业，村里没同意，建成了养老院，叫平乐养老院。我妈听到后十分高兴。她说平乐爷爷一定赞成。她有五十多年没听过这个院子的消息了。今年1月，我到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探望病中的堂兄朝克巴特尔。这里是我爸的出生地。回来，我跟我爸说“经过胡四台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把你老家给建设没了。”我告诉他“你经常回忆的白茫茫的沙坨子没了，现在除了玉米地就是林地，没空地。狼和狐狸也没了，胡四台村五里外就是高速路。现在，你们村跟朝鲁吐镇连上了。”
“咋回事？”他问。
“房子和房子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镇了。”
他表情变化有如云影从草地上滑过，那是几十年的光阴倏尔而逝。
我去过一些地方并在那里跑过步，算一下，大概有国内的一百八十八个市县区。我喜欢顺着江水流淌的方向在江边跑步，水快则快跑，水慢就慢点跑。按规律办事。汉江流域的汉中、安康、襄阳和武汉的江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在汉中的江边，两只朱鹮一前一后从我头顶飞过，它们通体橘红兼带粉色，翅膀和尾羽舞动流苏。朱鹮知道我们这些名为人类的人轻易见不到它们，故不高飞，并慢飞。我想如果我是古代人此刻一定纳头便拜，但那会少看好几眼啊。我看朱鹮融入天际，而它在天空俯瞰到什么呢？明代修造的梯田里长满金黄的稻子，稻子们此刻正隐藏在柔纱一般的白雾当中。在安康的江边，往左手看，莽莽苍苍的大山是秦岭；往右手看，莽莽苍苍的群峰是巴山。巴山秦岭终日对视竟千万年，由此雄浑。我在广州的珠江边上夜跑，被搅碎的灯光在江流里神秘眨眼。江边有卖水果的摊子，情侣们倚着栏杆相互对视。
我把这些见闻讲给父母听，我爸说“嗨，咱们国家大啊。”我妈说“咱们国家好。国家不好，大有啥用？”在谈吐上，我妈每每显出比我爸水平高一些。我爸想半天，说“嗨，就是。”他们说的好是安宁，虽不能囊括当今中国全部的强大，但身为百姓，生于斯土，所求者不过斯民安宁。
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我坐车穿越大兴安岭，从车窗看到在森林里摘蘑菇的人，脚穿令人羡慕的高腰红雨靴，左胳膊挎衬蓝布里子的柳条筐。我想下车变成他，从此生活在大兴安岭。有一位诗人说他喜欢抱树，我也是，虽然不会写诗。我见到那些粗壮带红色鳞片的松树，见到长着大眼睛的杨树，就想上前拥抱并跟它们贴一贴脸。
我退休后，母校赤峰学院请我去当特聘教授。当年我是赤峰学院前身的前身赤峰师范学校1977年入学的中专生。那时候学校只有两百多个学生。现在它成为有二十三个学院、一万多学生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学院与我商议为学生们开什么课，我说讲什么都不过是一个切入口，我们需要给孩子们阐述美。美不软弱，更不虚无，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6月上旬，查娜花（芍药花）在牧区开放。雪白的、茶碗大的查娜花像天上的星星收拢翅膀留在草原过夜，忘记回家。七十三岁的牧民班波若指着窗外的山坡对我说，“这么好的花开了，我们的孩子却看不到。城里多了一个大学生，牧区就少一个年轻人。这么辽阔的草原，以后留给谁呢？”说着，他用掌根抹脸上的眼泪。我什么都说不出，屋子里静得像能听到泪水流淌的声音。我听到我的眼泪落在采访本上。牧民们多爱自己的家园啊！他们爱小满时分从南方飞回的小黄鸟，爱芒种时分飞回的小蓝鸟，证明他们的家园美好，小鸟都抢着飞回来。他们忌讳往河水和火里扔脏东西，他们转移蒙古包、拔掉系绳索的木桩时，把留在地上的洞填土踩实，以期明年长出青草。
我在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采访。镇政府食堂的女厨师给我端来一盘馅饼，说这是她哥哥用野芹菜汁泡软羊肉干和的馅，她烙的饼。“你哥哥怎么来的？”“骑马，三十多里路呢。”
我到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采访。几位牧民为我一个人举办赛马，七匹骏马在细雨中哒哒跑远变成小黑点，又从小黑点哒哒跑来变成骏马，好几圈。我心想快结束吧，感觉愧对马。有一个镇的干部们带家属在美丽的罕山脚下为我举办蒙古语的诗歌朗诵会。有一个村为我办过篝火晚会。从四面八方骑马骑摩托车来到的牧民们，大人孩子，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借篝火的光亮看我长什么样。我实在忍不住，躲到远处的老榆树的阴影里痛哭不已。是的，我在接过馅饼、听他们朗诵、看到细雨里的奔马时都流下了眼泪。这时候，所谓深入生活，实为生活深入到你心里。像山坡吹来的风、像瓢泼大雨那样抱住你，冲刷你身心的污垢。你会像蒙古黄榆一样坚韧，脸上有牧民那样纯朴的笑。
几天前，我给我爸放了一段《骑兵进行曲》。
我爸说，“嗨，我们这些骑兵，其实只有一匹马，一杆枪，一把哈尔滨生产的战刀。我们呐，1948年冬天围困长春，身上就穿一件单衣服，白土布用黄炸药染的。我们那时候，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
我爸总结得多好——“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我爸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家胡四台村和他的战马——“夏日拉咩饶”——带一点杂色的白马。1949年10月1日，我爸是开国大典受阅部队之一——内蒙古骑兵白马团方阵的受阅士兵，那年他二十一岁。
近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东西嗡嗡响，它叫《诺恩吉雅》。这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名字，也是一位蒙古族女人的名字。这首流传百年的民歌与《嘎达梅林》堪称双璧，俱为瑰宝。赤峰市正在筹划创作交响曲《诺恩吉雅》，由赤峰交响乐团演出，我来准备文学脚本。我查阅一些资料，把这首曲子听了上百遍。越听越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姑娘出嫁的故事，是思乡，是依恋父母，是河流与大地。歌者可以在歌声中放入所有美好的怀念。我发现，诺恩吉雅其实也是我，我或我们，同样爱着家乡，爱父母，爱草原上的万物。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的马。我有一匹马，这匹鬃发飞扬的蒙古马此刻正在贡格尔草原上吃草或奔跑。去年8月，我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赤峰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现场直播的表彰会，对我褒奖。面对直播镜头，我一时慌乱，不知从何说起，只想大哭。我在答谢词中说：“我是西拉沐沦河岸边的一株小草，是旭日的光线把小草的影子拉得很长，使它像一棵树。”会上，赤峰市委、市政府授予我“赤峰市百柳文学特别奖”并奖励我一匹克什克腾旗的铁蹄马。后来我看直播的视频，发现我长相开始像马了，窄长脸，眼神机警而有野性。对我来说，马是更好的归宿。作为马，我已没有追风的神勇，我是草原上温驯的老马，低着头，驮着我爸我妈和我的文化使命，慢慢往前走。可庆幸者，这里有让马喜欢的草，风和流水，这里是我可爱的、飞速发展的故乡。这里是我的祖国。（作者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鲍尔吉·原野
转自 《人民日报》
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今年大年初一早上，窗外雪片飞舞。在我们赤峰这个地方，好几个冬天没下雪了。大街上，人们拜过年还补充一句：下雪了，彼此咧嘴笑。小雪花不止于降落，它们在风中像小蜜蜂一样左右乱钻，最喜欢钻进人的脖子里暖和一下。
这一天是我妈乌云高娃的生日。新中国成立前她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她十四岁，如今八十四岁。我妈戴上纸王冠，吹灭生日蜡烛，双手捂着脸，流下眼泪。
雪越下越大，我爸那顺德力格尔看着窗外，说：“这时候我们到塔湾了。”他的话很奥妙，像电影独白——“这时候”说的是1948年2月，即七十一年前。这个时间概念包括辽沈战役。“这时候”他是内蒙古骑兵二师的战士。在沈阳西北角的塔湾，他们连接到进攻命令，士兵们扔掉多余的东西，这是要拼命了。我爸脚伤不能行走，连长罗宝把他扶到马车上，给他一百发步枪子弹。说到这，我爸瞪大眼睛，“一百发子弹，从来没发过这么多子弹，这仗不知道多残酷呢。”他眼看着连队全体上马，举刀，隐没在炮火里。作为孤独的伤员，他准备打光所有子弹，死在这里。
我军胜利了。在战场上，士兵用耳朵判断胜负——枪炮声渐弱，周遭宁静，硝烟在雪地上渐渐变淡。我爸今年九十一岁，头发茂密高耸，鼻管挺直。他透过玻璃窗往东看，东边是我姐塔娜住的小区以及他想象中更远处的沈阳塔湾。
这里是阳光小区，我和父母住在这里，我媳妇在沈阳照顾她母亲。我们仨聊天，我说四五十年前的事，他们在说六七十年前的事。而竟日开着的电视机，在播报当下的新闻，比如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这场景像话剧，我们轮流上场，讲述时光的往事。时光在某一瞬间重新组合时，平淡的生活会变得庄重起来，你成了历史的讲述人。
父母老了，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故乡。我不敢带他们外出旅行，我的任务是访问他们的故乡，带回照片和见闻跟他们分享。去年春天，我拜访我妈的出生地——巴林右旗白音他拉乡宝木图村，这里也是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故里。村书记孟克白音带我看过我母亲出生的院落，面积二十亩许，当年是她祖父平乐爷爷的宅院。孟克白音说，有人想租这个地方办企业，村里没同意，建成了养老院，叫平乐养老院。我妈听到后十分高兴。她说平乐爷爷一定赞成。她有五十多年没听过这个院子的消息了。今年1月，我到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探望病中的堂兄朝克巴特尔。这里是我爸的出生地。回来，我跟我爸说“经过胡四台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把你老家给建设没了。”我告诉他“你经常回忆的白茫茫的沙坨子没了，现在除了玉米地就是林地，没空地。狼和狐狸也没了，胡四台村五里外就是高速路。现在，你们村跟朝鲁吐镇连上了。”
“咋回事？”他问。
“房子和房子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镇了。”
他表情变化有如云影从草地上滑过，那是几十年的光阴倏尔而逝。
我去过一些地方并在那里跑过步，算一下，大概有国内的一百八十八个市县区。我喜欢顺着江水流淌的方向在江边跑步，水快则快跑，水慢就慢点跑。按规律办事。汉江流域的汉中、安康、襄阳和武汉的江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在汉中的江边，两只朱鹮一前一后从我头顶飞过，它们通体橘红兼带粉色，翅膀和尾羽舞动流苏。朱鹮知道我们这些名为人类的人轻易见不到它们，故不高飞，并慢飞。我想如果我是古代人此刻一定纳头便拜，但那会少看好几眼啊。我看朱鹮融入天际，而它在天空俯瞰到什么呢？明代修造的梯田里长满金黄的稻子，稻子们此刻正隐藏在柔纱一般的白雾当中。在安康的江边，往左手看，莽莽苍苍的大山是秦岭；往右手看，莽莽苍苍的群峰是巴山。巴山秦岭终日对视竟千万年，由此雄浑。我在广州的珠江边上夜跑，被搅碎的灯光在江流里神秘眨眼。江边有卖水果的摊子，情侣们倚着栏杆相互对视。
我把这些见闻讲给父母听，我爸说“嗨，咱们国家大啊。”我妈说“咱们国家好。国家不好，大有啥用？”在谈吐上，我妈每每显出比我爸水平高一些。我爸想半天，说“嗨，就是。”他们说的好是安宁，虽不能囊括当今中国全部的强大，但身为百姓，生于斯土，所求者不过斯民安宁。
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我坐车穿越大兴安岭，从车窗看到在森林里摘蘑菇的人，脚穿令人羡慕的高腰红雨靴，左胳膊挎衬蓝布里子的柳条筐。我想下车变成他，从此生活在大兴安岭。有一位诗人说他喜欢抱树，我也是，虽然不会写诗。我见到那些粗壮带红色鳞片的松树，见到长着大眼睛的杨树，就想上前拥抱并跟它们贴一贴脸。
我退休后，母校赤峰学院请我去当特聘教授。当年我是赤峰学院前身的前身赤峰师范学校1977年入学的中专生。那时候学校只有两百多个学生。现在它成为有二十三个学院、一万多学生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学院与我商议为学生们开什么课，我说讲什么都不过是一个切入口，我们需要给孩子们阐述美。美不软弱，更不虚无，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6月上旬，查娜花（芍药花）在牧区开放。雪白的、茶碗大的查娜花像天上的星星收拢翅膀留在草原过夜，忘记回家。七十三岁的牧民班波若指着窗外的山坡对我说，“这么好的花开了，我们的孩子却看不到。城里多了一个大学生，牧区就少一个年轻人。这么辽阔的草原，以后留给谁呢？”说着，他用掌根抹脸上的眼泪。我什么都说不出，屋子里静得像能听到泪水流淌的声音。我听到我的眼泪落在采访本上。牧民们多爱自己的家园啊！他们爱小满时分从南方飞回的小黄鸟，爱芒种时分飞回的小蓝鸟，证明他们的家园美好，小鸟都抢着飞回来。他们忌讳往河水和火里扔脏东西，他们转移蒙古包、拔掉系绳索的木桩时，把留在地上的洞填土踩实，以期明年长出青草。
我在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采访。镇政府食堂的女厨师给我端来一盘馅饼，说这是她哥哥用野芹菜汁泡软羊肉干和的馅，她烙的饼。“你哥哥怎么来的？”“骑马，三十多里路呢。”
我到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采访。几位牧民为我一个人举办赛马，七匹骏马在细雨中哒哒跑远变成小黑点，又从小黑点哒哒跑来变成骏马，好几圈。我心想快结束吧，感觉愧对马。有一个镇的干部们带家属在美丽的罕山脚下为我举办蒙古语的诗歌朗诵会。有一个村为我办过篝火晚会。从四面八方骑马骑摩托车来到的牧民们，大人孩子，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借篝火的光亮看我长什么样。我实在忍不住，躲到远处的老榆树的阴影里痛哭不已。是的，我在接过馅饼、听他们朗诵、看到细雨里的奔马时都流下了眼泪。这时候，所谓深入生活，实为生活深入到你心里。像山坡吹来的风、像瓢泼大雨那样抱住你，冲刷你身心的污垢。你会像蒙古黄榆一样坚韧，脸上有牧民那样纯朴的笑。
几天前，我给我爸放了一段《骑兵进行曲》。
我爸说，“嗨，我们这些骑兵，其实只有一匹马，一杆枪，一把哈尔滨生产的战刀。我们呐，1948年冬天围困长春，身上就穿一件单衣服，白土布用黄炸药染的。我们那时候，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
我爸总结得多好——“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我爸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家胡四台村和他的战马——“夏日拉咩饶”——带一点杂色的白马。1949年10月1日，我爸是开国大典受阅部队之一——内蒙古骑兵白马团方阵的受阅士兵，那年他二十一岁。
近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东西嗡嗡响，它叫《诺恩吉雅》。这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名字，也是一位蒙古族女人的名字。这首流传百年的民歌与《嘎达梅林》堪称双璧，俱为瑰宝。赤峰市正在筹划创作交响曲《诺恩吉雅》，由赤峰交响乐团演出，我来准备文学脚本。我查阅一些资料，把这首曲子听了上百遍。越听越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姑娘出嫁的故事，是思乡，是依恋父母，是河流与大地。歌者可以在歌声中放入所有美好的怀念。我发现，诺恩吉雅其实也是我，我或我们，同样爱着家乡，爱父母，爱草原上的万物。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的马。我有一匹马，这匹鬃发飞扬的蒙古马此刻正在贡格尔草原上吃草或奔跑。去年8月，我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赤峰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现场直播的表彰会，对我褒奖。面对直播镜头，我一时慌乱，不知从何说起，只想大哭。我在答谢词中说：“我是西拉沐沦河岸边的一株小草，是旭日的光线把小草的影子拉得很长，使它像一棵树。”会上，赤峰市委、市政府授予我“赤峰市百柳文学特别奖”并奖励我一匹克什克腾旗的铁蹄马。后来我看直播的视频，发现我长相开始像马了，窄长脸，眼神机警而有野性。对我来说，马是更好的归宿。作为马，我已没有追风的神勇，我是草原上温驯的老马，低着头，驮着我爸我妈和我的文化使命，慢慢往前走。可庆幸者，这里有让马喜欢的草，风和流水，这里是我可爱的、飞速发展的故乡。这里是我的祖国。（作者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鲍尔吉·原野
转自 《人民日报》
郁亮在万科最新讲话：找不到一个和房产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一）
2月25日中午，万科的自媒体平台《万科周刊》刊登了董事会主席郁亮在集团2019年目标与行动沟通会上的发言，主题是“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
“活下去”，是万科2018年的关键词，曾引发市场热议。此次发言最后，郁亮说，2019年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保证万科活下去、活得好、活得久。
此次发言依然充分体现了郁亮的危机意识，他分析了万科所面临的两大宏观趋势。“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比宏观调控政策对我们行业的影响更大、更长远。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差不多是2~3年，但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问题将是10~20年。”郁亮说，“因此，‘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是基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所做的必然选择。”
郁亮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形势。一是“房住不炒”，住房的金融投资属性会被长期抑制住，这对万科有重大影响；二是行业集中度上升，头部企业间竞争激烈，TOP3房企获得13%市场份额，TOP10房企占28%，TOP20为39%，TOP30为54%，TOP50为64%，重量级选手之间的相互竞争越来越激烈；行业的转型绝非易事，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和房地产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但这不代表未来还能靠吃这口饭活下去，必须要做新业务。然而，让赚大钱的人去赚小钱难度太大，至今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转型案例。
郁亮认为行业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房地产仍然会维持较大规模。他说，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已经开始，那就是都市圈化，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中心城市都市圈等。人民美好生活还需要更多的内容供应和空间服务，有些还没被满足。
郁亮多次强调“基本盘”。他说，从万科自身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10年，开发业务都将是万科的基本盘，它支持着未来10年万科主要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在过去3年，万科正是因为收敛聚焦，才赢得今天的战略主动。收敛聚焦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在过去3年里，我们不再是行业销售老大，不是所谓的行业规模之王。如果当初没有收敛聚焦，进入的是200~300个城市， 而非现在70~80个主要城市的话，我们不一定会丢掉销售老大的位置，但今天面对的困难和压力就会大很多。
郁亮说，万科有些业务没有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短期内不是不能赔钱，但是一定要知道未来不可以长期赔钱，否则就难以持续开展业务，所以要不断摸索商业模式。如果摸索3年尚未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业务就应该暂停，因为不知道怎么持续下去。
郁亮认为，基本盘是指保证万科“活下去”的关键，脱离基本盘将失去“活下去”的根基。郁亮说，2019年，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应该摒弃一切投机、侥幸心理，跳出路径依赖和牛市思维，围绕“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战略定位，依托事业合伙人机制，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现金流为基础，合伙奋斗，持续创造更多真实价值，实现有质量发展”的长期经营指导方针，稳住基本盘。这是万科2019年总的指导思想。
郁亮还在发言中要求万科守住安全、质量与价值观底线。2018年底，万科发生多起工程事故，郁亮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严重影响了万科的声誉，质量问题会造成安全问题。郁亮表示，除质量安全外，万科在资金、业务等方面同样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总部会加大查处力度。
以下为全文：
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今天首先由我就“2019年集团目标与行动沟通会”主题“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作报告。
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总部现在做事情前特别讲究为什么做，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思考清楚这个问题，或者答案经不起推敲。所以，我们要求总部做每一件事，必须讲清楚为什么才可以做，否则不能给各业务单位提要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在2019年实现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后，祝总会在“2019年度集团重点工作“中谈如何做。
为什么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有两个问题对我们影响特别大。第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L”型走势尚未探底。昨天公布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8.1%。这是历史最低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判断。2016年《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指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并未消除。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性，及时采取对策”。
过去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触底反弹“，我们的经历也是“触底反弹”。但权威人士告诉我们，现在L型的竖线还没有到底，一般预计到2020年左右才有可能见底。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L型的那一横不知道会持续多少年，日本已经持续20年还未完全走出来。这突破了我们过去的认知，与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房地产行业从来不能脱离经济大势，所以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宏观形势并不乐观。今年四季度BG、BU在做事业发展计划的时候，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宏观形势判断都过于乐观，期待不久后的“触底反弹”，但如今的宏观形势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过了今年、明年就会好转，我们需要做好长期准备。
第二个宏观方面的问题，人口形势面临“少子化”挑战。我们的房子是卖给人使用的，如果人口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需求客户就会下降。90后比80后人口少4,100万，00后又比90后少3,100万，也就是说20年间，从8岁到28岁的未来购房主力人群减少了7,200万，而且10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少子化”倾向影响着各行各业，中国所谓人口众多的优势，也将不再存在。我们常说，人丁兴旺才能家族兴旺。国家、民族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跟人口密切相关。关键的问题是，过去20年“少子化”的倾向是不可弥补的。其实，我国的人口结构除了“少子化”倾向，还遇到老龄化问题、社会阶层板结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都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
这是万科面临的两项大的宏观趋势，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比宏观调控政策对我们行业的影响更大、更长远。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差不多2-3年，但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问题将10-20年。因此，“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是我们基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所做的必然选择。
从行业层面看，第一，住宅全面短缺时代结束，政策层面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今天，中国人平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套户比率1.13，经过行业过去20年高速发展，住房全面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另外过去房子有财富效应，买了房子可以涨价，但今天这个局面也发生了改变，因为“房住不炒”，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住房的金融投资属性会被长期抑制住，这对我们有重大影响。
第二，行业集中度上升，头部企业间竞争激烈。今天中国TOP3包括万科在内的发展商共获得13%的市场份额，超过1/8；TOP10的发展商是28%的市场份额，超过1/4；TOP20的市场份额为39%，TOP30为54%，TOP50为64%。这说明头部的企业越来越重要，50家开发商获得2/3的市场份额，这说明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而且是重量级选手之间的相互竞争。如何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考验的是方方面面的能力。
第三，行业的转型绝非易事。若干年前，包括万科在内，很多同行都尝试转型，但是行业转型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我们都觉得需要找到一个和房地产行业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但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行业。当我们做物业、物流的时候，发现每平米赚的钱都是以了几毛、几分为单位时，大家便觉得无从下手。这时候觉得开发业务有很多水分可以挤，要不省省吧，创造出的利润可能比物业、物流多很多，但是这样我们能有未来吗？尽管房地产行业还不错，但是不代表我们未来还能靠吃这口饭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新业务。做新业务的时候，让赚大钱的人去赚小钱，难度太大。到今天为止，坦率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转型案例。
我们的行业还是有机会的，机会在哪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房地产仍然会维持较大规模。我们还有大概20个点城镇化率的空间，过去城镇化水平还有一些水分，比如部分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还未真正转为市民，所以城市化还有机会。如果说第一阶段城市化以农民进城打工为标志的话，现在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已经开始，那就是都市圈化。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中心城市都市圈等。这其中依然有很多机会，比如粤港澳大湾区中有香港、广州、深圳三个核心城市，各具不同的特色和能力，这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多见，所以有机会。
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业态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非常明显，比如住宅消费并不是整体过剩，而是有些过剩，有些还没被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限”的原因。关于租购并举，购的部分已表达很充分，但租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人民美好生活还需要更多的内容供应和空间服务。比如很多房子越做越漂亮，环境也越来越美，但是从空间、内容到服务，还远远跟不上。所以，以都市圈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还在进行，行业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很明显，我们的机会、潜力仍然是存在的。正因为行业发生这么大变化，万科更需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
从万科自身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10年，开发业务都将是万科的基本盘，它支持着未来10年万科主要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在过去3年，万科正是因为收敛聚焦，才赢得今天的战略主动。收敛聚焦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在过去3年里，我们不再是行业销售老大，不是所谓的行业规模之王。过去3年，我们放弃了规模第一，换回今天的战略布局主动。如果当初没有收敛聚焦，进入的是200-300个城市， 而非现在70-80个主要城市的话，我们不一定会丢掉销售老大的位置，但今天面对的困难和压力就会大很多。所以，正是过去3年在地域上的收敛聚焦，才使万科赢得今天的战略主动。
但我们在客户愿意买单的好产品好服务方面，需要改善与提高。过去宏观调控对行业最大的影响，是把开发商的“武功”给废掉了，因为限购限价，开发商在产品上花的功夫减少很多。我们一直以为房子卖出去就代表能力提高，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虽然通过收敛聚焦，赢得了战略主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好好打造客户愿意买单的好产品好服务。为什么把“客户愿意买单”放在“好产品、好服务”前？因为我们在黄金时代花钱让客户满意，但客户并不一定买单，这种做法已经跟时代相违背，不能再这么做，我们要通过“客户愿意买单”来检验我们的好产品、好服务。
另一方面，新动能业务发展不平衡，虽然物业事业部表现优秀，引领行业发展，各方面布局也比较完整，但是其它新业务或多或少存在着前景不明、模式不清、目标模糊、管理粗放、队伍庞大、组织复杂、结构混乱等问题。关于前景不明，有些业务的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政策，而政策变化又比较多。比如说幼儿园教育问题，政策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使得前景非常不明朗。关于模式不清，有些业务没有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我们短期内不是不能赔钱，但是一定要知道未来不可以长期赔钱，否则就难以持续开展业务，所以要不断摸索商业模式。如果摸索三年尚未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业务就应该暂停，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持续下去。我们也存在着目标模糊的问题，不仅总部，每个BG、BU乃至每位同事做事情前，都要思考清楚“为什么做”，而不是为做而做。部分单位队伍很庞大，管理却很粗放，不是有人就能做好工作，我们需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关于组织复杂、结构混乱，很多BG、BU内设二级、三级乃至四级子单位，结构复杂，容易失控。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要收敛聚敛，巩固提升基本盘。
什么是“基本盘”？基本盘是指保证万科“活下去”的关键，脱离基本盘将失去“活下去”的根基。对万科集团而言，基本盘就是开发业务。对于物业而言，基本盘就是住区物业服务，虽然住区服务可能不是最赚钱的，但它仍然是物业的基本盘，因为万科客户的口碑以此为基础。所以，每个BG、BU以及总部三大中心都要找到自己的基本盘。因此，从宏观、行业和自身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都到了需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的时候。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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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中午，万科的自媒体平台《万科周刊》刊登了董事会主席郁亮在集团2019年目标与行动沟通会上的发言，主题是“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
“活下去”，是万科2018年的关键词，曾引发市场热议。此次发言最后，郁亮说，2019年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保证万科活下去、活得好、活得久。
此次发言依然充分体现了郁亮的危机意识，他分析了万科所面临的两大宏观趋势。“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比宏观调控政策对我们行业的影响更大、更长远。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差不多是2~3年，但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问题将是10~20年。”郁亮说，“因此，‘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是基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所做的必然选择。”
郁亮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形势。一是“房住不炒”，住房的金融投资属性会被长期抑制住，这对万科有重大影响；二是行业集中度上升，头部企业间竞争激烈，TOP3房企获得13%市场份额，TOP10房企占28%，TOP20为39%，TOP30为54%，TOP50为64%，重量级选手之间的相互竞争越来越激烈；行业的转型绝非易事，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和房地产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但这不代表未来还能靠吃这口饭活下去，必须要做新业务。然而，让赚大钱的人去赚小钱难度太大，至今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转型案例。
郁亮认为行业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房地产仍然会维持较大规模。他说，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已经开始，那就是都市圈化，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中心城市都市圈等。人民美好生活还需要更多的内容供应和空间服务，有些还没被满足。
郁亮多次强调“基本盘”。他说，从万科自身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10年，开发业务都将是万科的基本盘，它支持着未来10年万科主要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在过去3年，万科正是因为收敛聚焦，才赢得今天的战略主动。收敛聚焦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在过去3年里，我们不再是行业销售老大，不是所谓的行业规模之王。如果当初没有收敛聚焦，进入的是200~300个城市， 而非现在70~80个主要城市的话，我们不一定会丢掉销售老大的位置，但今天面对的困难和压力就会大很多。
郁亮说，万科有些业务没有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短期内不是不能赔钱，但是一定要知道未来不可以长期赔钱，否则就难以持续开展业务，所以要不断摸索商业模式。如果摸索3年尚未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业务就应该暂停，因为不知道怎么持续下去。
郁亮认为，基本盘是指保证万科“活下去”的关键，脱离基本盘将失去“活下去”的根基。郁亮说，2019年，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应该摒弃一切投机、侥幸心理，跳出路径依赖和牛市思维，围绕“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战略定位，依托事业合伙人机制，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现金流为基础，合伙奋斗，持续创造更多真实价值，实现有质量发展”的长期经营指导方针，稳住基本盘。这是万科2019年总的指导思想。
郁亮还在发言中要求万科守住安全、质量与价值观底线。2018年底，万科发生多起工程事故，郁亮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严重影响了万科的声誉，质量问题会造成安全问题。郁亮表示，除质量安全外，万科在资金、业务等方面同样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总部会加大查处力度。
以下为全文：
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今天首先由我就“2019年集团目标与行动沟通会”主题“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作报告。
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总部现在做事情前特别讲究为什么做，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思考清楚这个问题，或者答案经不起推敲。所以，我们要求总部做每一件事，必须讲清楚为什么才可以做，否则不能给各业务单位提要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在2019年实现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后，祝总会在“2019年度集团重点工作“中谈如何做。
为什么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有两个问题对我们影响特别大。第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L”型走势尚未探底。昨天公布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8.1%。这是历史最低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判断。2016年《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指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并未消除。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性，及时采取对策”。
过去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触底反弹“，我们的经历也是“触底反弹”。但权威人士告诉我们，现在L型的竖线还没有到底，一般预计到2020年左右才有可能见底。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L型的那一横不知道会持续多少年，日本已经持续20年还未完全走出来。这突破了我们过去的认知，与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房地产行业从来不能脱离经济大势，所以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宏观形势并不乐观。今年四季度BG、BU在做事业发展计划的时候，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宏观形势判断都过于乐观，期待不久后的“触底反弹”，但如今的宏观形势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过了今年、明年就会好转，我们需要做好长期准备。
第二个宏观方面的问题，人口形势面临“少子化”挑战。我们的房子是卖给人使用的，如果人口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需求客户就会下降。90后比80后人口少4,100万，00后又比90后少3,100万，也就是说20年间，从8岁到28岁的未来购房主力人群减少了7,200万，而且10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少子化”倾向影响着各行各业，中国所谓人口众多的优势，也将不再存在。我们常说，人丁兴旺才能家族兴旺。国家、民族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跟人口密切相关。关键的问题是，过去20年“少子化”的倾向是不可弥补的。其实，我国的人口结构除了“少子化”倾向，还遇到老龄化问题、社会阶层板结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都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
这是万科面临的两项大的宏观趋势，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比宏观调控政策对我们行业的影响更大、更长远。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差不多2-3年，但经济大势和人口结构问题将10-20年。因此，“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是我们基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所做的必然选择。
从行业层面看，第一，住宅全面短缺时代结束，政策层面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今天，中国人平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套户比率1.13，经过行业过去20年高速发展，住房全面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另外过去房子有财富效应，买了房子可以涨价，但今天这个局面也发生了改变，因为“房住不炒”，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住房的金融投资属性会被长期抑制住，这对我们有重大影响。
第二，行业集中度上升，头部企业间竞争激烈。今天中国TOP3包括万科在内的发展商共获得13%的市场份额，超过1/8；TOP10的发展商是28%的市场份额，超过1/4；TOP20的市场份额为39%，TOP30为54%，TOP50为64%。这说明头部的企业越来越重要，50家开发商获得2/3的市场份额，这说明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而且是重量级选手之间的相互竞争。如何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考验的是方方面面的能力。
第三，行业的转型绝非易事。若干年前，包括万科在内，很多同行都尝试转型，但是行业转型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我们都觉得需要找到一个和房地产行业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但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行业。当我们做物业、物流的时候，发现每平米赚的钱都是以了几毛、几分为单位时，大家便觉得无从下手。这时候觉得开发业务有很多水分可以挤，要不省省吧，创造出的利润可能比物业、物流多很多，但是这样我们能有未来吗？尽管房地产行业还不错，但是不代表我们未来还能靠吃这口饭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新业务。做新业务的时候，让赚大钱的人去赚小钱，难度太大。到今天为止，坦率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转型案例。
我们的行业还是有机会的，机会在哪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房地产仍然会维持较大规模。我们还有大概20个点城镇化率的空间，过去城镇化水平还有一些水分，比如部分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还未真正转为市民，所以城市化还有机会。如果说第一阶段城市化以农民进城打工为标志的话，现在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已经开始，那就是都市圈化。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中心城市都市圈等。这其中依然有很多机会，比如粤港澳大湾区中有香港、广州、深圳三个核心城市，各具不同的特色和能力，这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多见，所以有机会。
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业态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非常明显，比如住宅消费并不是整体过剩，而是有些过剩，有些还没被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限”的原因。关于租购并举，购的部分已表达很充分，但租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人民美好生活还需要更多的内容供应和空间服务。比如很多房子越做越漂亮，环境也越来越美，但是从空间、内容到服务，还远远跟不上。所以，以都市圈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还在进行，行业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很明显，我们的机会、潜力仍然是存在的。正因为行业发生这么大变化，万科更需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
从万科自身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10年，开发业务都将是万科的基本盘，它支持着未来10年万科主要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在过去3年，万科正是因为收敛聚焦，才赢得今天的战略主动。收敛聚焦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在过去3年里，我们不再是行业销售老大，不是所谓的行业规模之王。过去3年，我们放弃了规模第一，换回今天的战略布局主动。如果当初没有收敛聚焦，进入的是200-300个城市， 而非现在70-80个主要城市的话，我们不一定会丢掉销售老大的位置，但今天面对的困难和压力就会大很多。所以，正是过去3年在地域上的收敛聚焦，才使万科赢得今天的战略主动。
但我们在客户愿意买单的好产品好服务方面，需要改善与提高。过去宏观调控对行业最大的影响，是把开发商的“武功”给废掉了，因为限购限价，开发商在产品上花的功夫减少很多。我们一直以为房子卖出去就代表能力提高，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虽然通过收敛聚焦，赢得了战略主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好好打造客户愿意买单的好产品好服务。为什么把“客户愿意买单”放在“好产品、好服务”前？因为我们在黄金时代花钱让客户满意，但客户并不一定买单，这种做法已经跟时代相违背，不能再这么做，我们要通过“客户愿意买单”来检验我们的好产品、好服务。
另一方面，新动能业务发展不平衡，虽然物业事业部表现优秀，引领行业发展，各方面布局也比较完整，但是其它新业务或多或少存在着前景不明、模式不清、目标模糊、管理粗放、队伍庞大、组织复杂、结构混乱等问题。关于前景不明，有些业务的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政策，而政策变化又比较多。比如说幼儿园教育问题，政策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使得前景非常不明朗。关于模式不清，有些业务没有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我们短期内不是不能赔钱，但是一定要知道未来不可以长期赔钱，否则就难以持续开展业务，所以要不断摸索商业模式。如果摸索三年尚未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业务就应该暂停，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持续下去。我们也存在着目标模糊的问题，不仅总部，每个BG、BU乃至每位同事做事情前，都要思考清楚“为什么做”，而不是为做而做。部分单位队伍很庞大，管理却很粗放，不是有人就能做好工作，我们需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关于组织复杂、结构混乱，很多BG、BU内设二级、三级乃至四级子单位，结构复杂，容易失控。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要收敛聚敛，巩固提升基本盘。
什么是“基本盘”？基本盘是指保证万科“活下去”的关键，脱离基本盘将失去“活下去”的根基。对万科集团而言，基本盘就是开发业务。对于物业而言，基本盘就是住区物业服务，虽然住区服务可能不是最赚钱的，但它仍然是物业的基本盘，因为万科客户的口碑以此为基础。所以，每个BG、BU以及总部三大中心都要找到自己的基本盘。因此，从宏观、行业和自身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都到了需要“收敛聚焦，巩固提升基本盘”的时候。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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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新闻# #爱艺起# 文化与自然融合：世界遗产管理与研究的新方向 — — 对话#苏珊·麦金太尔#教授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分离是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颁布以来一直被众多学者诟病的问题。2016年，为了促使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和申报过程中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问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实施合作项目——“文化-自然融合”。本文访谈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非物质遗产科学委员会前主席苏珊·麦金太尔（Susan McIntyre-Tamwoy）教授，并联名整理了访谈实录。
“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背景
张柔然（以下简称张）：首先请您谈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麦金太尔教授（以下简称麦）：“文化-自然融合”是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重点合作项目，旨在探索能更好地考察遗产的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内在联系的方法。长期以来世界遗产的评定都是被割裂的过程，即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二元区分，分别由ICOMOS和IUCN评定（遗产的文化属性通常由ICOMOS评定，而自然属性则由IUCN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产学者和实践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的两大咨询机构在遗产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评估上没有任何互动和交集。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整合各种资源试图探索打破文化和自然隔阂进而寻找新的方法。这就是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契机。实施该项目的第一步是在夏威夷的世界保护大会上迈出的，这得益于IUCN与美国ICOMOS的合作。在这次大会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邀请行业内的专家探讨如何制定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标准。这次会议成功地将IUCN成员和ICOMOS成员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未来发展的机会。大会上通过了行动文件——《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第二步是2017年12月于印度德里召开的ICOMOS大会，会上由我代表ICOMOS，蒂姆·巴德曼（Tim Badman）教授（IUCN世界遗产项目的主任）代表IUCN，我们组织了17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团队共同编制了第二份行动文件——《声明》。我们提出《声明》的意义在于，从宏观上奠定一个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基调，鼓励继承传统技术，积极利用新技术，促进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融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探索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对于文化与自然融合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并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出台阶段性的决议。
“文化景观”类别和“文化-自然融合”之间的联系
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您认为“文化景观”类别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ICOMOS在“文化景观”的遗产评估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
麦：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考虑到很多遗产地自然和文化价值是很难分离的。但在二十多年的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文化景观”类别一直存在争议，在很多遗产地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自然与文化融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动力之一就是遗产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现状的不满。例如，“文化景观”的评定是由ICOMOS负责，大多数ICOMOS专家的专业知识在于评估文化价值，但对于遗产地的自然价值挖掘深度不够，甚至直接忽视。当然，《公约》中也有“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概念，但这类遗产是由ICOMOS和IUCN根据其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分别评估，两个咨询机构之间的评估过程和结果可以没有任何交集。因此，很多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以及混合遗产地的文化和自然价值还是分隔开的。近年来，ICOMOS和IUCN的专家们都意识到，《公约》的两大评估机构需要加强合作，以便更好地对具有文化和自然融合价值的世界遗产进行评估和管理。
关于“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这就好比一个罐子，虽然它的容量是固定的，但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往里面装东西，最后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或许我们需要更综合的工具，抑或我们需要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处理文化与自然融合的问题。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本质上就是更多地强调探索不同的方式来真正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成果能够完善“文化景观”类别，或者找到比“文化景观”类别更好地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方式吗？
麦：是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IUCN和ICOMOS在合作中打破现有的标准和既定规则，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社区中探寻那些错综复杂的文化和自然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最终，或许能够得出新的创意和理念以充实《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自然融合”项目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够促进项目的开展？
麦：虽然1972年的《公约》和2003的《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是两个分离的公约，但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学者研究人们的文化观点时，发现他们通常不会把文化等非物质元素和物质载体清楚地割裂开，在他们的意识中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每年在各地区召开的国际会议都会有一项热门议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的联系也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重要目标。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文化-自然融合”，还是“文化景观”都必须由文化来定义。文化涉及的不仅是建筑、遗址或自然景观，还包括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等非物质元素，而这些元素使得物质遗产变得有意义。因此，“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调研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怎样通过各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来表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张：您怎样看待《公约》与《非遗公约》分离的问题？
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公约都谈到了和谐与和平。对于所有世界遗产，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目标。而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有时却会不自觉地把和谐发展变成一种竞争。因此，我对于2003年《非遗公约》的看法是，公约有意设定了区别于《公约》的游戏规则。参与起草2003年《非遗公约》的专家们常在回顾那次会议的时候说：“《非遗公约》是由我们草根组织发起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公约》是自上而下颁布的。” 实际上，这些专家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公约之间可以起到协同的作用。如果在制定《公约》与《非遗公约》的时候，专家们相互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促进两个公约的合作发展，那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澳大利亚开展遗产保护的经验为例，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文化景观由当地土著居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比如波奴鲁鲁国家公园。《非遗公约》旨在保护对社区、群体和个人具有重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怎样保护实际上需要与物质遗产地相结合，具体可以在遗产地通过鼓励土著居民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小规模商业行为，帮助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的价值，从而积极地去保护文化，使其保持活力。在2003年的《非遗公约》会议上，大家还热烈地讨论了很多关于遗产在代际间传承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来说，他们的年轻一代常常会选择放弃传统，搬到城市去工作，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了很久，因为除了少数从事艺术事业，比如从事表演，跳舞，绘画工作等的土著居民外，大多数人不了解保护和继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认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的关键还是在于怎样将《公约》与《非遗公约》融合或是协调发展。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非遗公约》和《公约》之间的联系？
麦：我想是的，在遗产实践中我希望“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能促进两大公约的联系，并且鼓励遗产实践者将两大公约结合，从事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由于两个公约的话语体系不同，如何能使两大公约的利用相辅相成，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多的对话探讨。事实上，《非遗公约》的话语体系是基于全球具有普世价值的语境下谈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在实践应用中，比如在本土文化的语境下，这很有可能就不符合当地情况了。因此，虽然《非遗公约》颁布了15年，但在很多地区适用程度还不高。我认为在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进程中，大家开始着眼于地区的差异，这对探索《非遗公约》如何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旨在探索不同地区文化与自然融合的共性和差异性。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将两大公约结合起来，相互支持，那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世界遗产管理中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遗产管理会产生哪些挑战？
麦：我认为会有很多挑战。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其次是项目的实施在很多地区都是由多个政府机构多头管理的，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这两项都是项目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当然比较好的管理体系，例如澳大利亚遗产管理机构没有将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分管理，而是统一由联邦政府的环境与能源部管理。但即便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很多时候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还是分割开的。因此，管理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特别对于亚洲国家，文化和自然在很多遗产地都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情况下，良好的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不同国家对自然与文化融合有哪些比较好的案例，其价值评估和管理方法是否能向其他地区推广。
张：您认为未来我们将如何打破文化与自然的分界，在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麦：对于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来说，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都充满了热情。每个项目组成员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你现在采访这些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就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我们项目组每一次的会议、小组讨论，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文化和自然融合的问题，这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基本工作方式。“文化-自然融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我们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阐述我们阶段性的成果。我们会向大家呈现不同文化背景的自然文化融合理念和保护管理案例。我相信只要保持这种势头，怀着坚定的信心就一定能够在将来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分离是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颁布以来一直被众多学者诟病的问题。2016年，为了促使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和申报过程中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问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实施合作项目——“文化-自然融合”。本文访谈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非物质遗产科学委员会前主席苏珊·麦金太尔（Susan McIntyre-Tamwoy）教授，并联名整理了访谈实录。
“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背景
张柔然（以下简称张）：首先请您谈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麦金太尔教授（以下简称麦）：“文化-自然融合”是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重点合作项目，旨在探索能更好地考察遗产的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内在联系的方法。长期以来世界遗产的评定都是被割裂的过程，即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二元区分，分别由ICOMOS和IUCN评定（遗产的文化属性通常由ICOMOS评定，而自然属性则由IUCN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产学者和实践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的两大咨询机构在遗产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评估上没有任何互动和交集。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整合各种资源试图探索打破文化和自然隔阂进而寻找新的方法。这就是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契机。实施该项目的第一步是在夏威夷的世界保护大会上迈出的，这得益于IUCN与美国ICOMOS的合作。在这次大会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邀请行业内的专家探讨如何制定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标准。这次会议成功地将IUCN成员和ICOMOS成员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未来发展的机会。大会上通过了行动文件——《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第二步是2017年12月于印度德里召开的ICOMOS大会，会上由我代表ICOMOS，蒂姆·巴德曼（Tim Badman）教授（IUCN世界遗产项目的主任）代表IUCN，我们组织了17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团队共同编制了第二份行动文件——《声明》。我们提出《声明》的意义在于，从宏观上奠定一个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基调，鼓励继承传统技术，积极利用新技术，促进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融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探索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对于文化与自然融合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并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出台阶段性的决议。
“文化景观”类别和“文化-自然融合”之间的联系
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您认为“文化景观”类别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ICOMOS在“文化景观”的遗产评估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
麦：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考虑到很多遗产地自然和文化价值是很难分离的。但在二十多年的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文化景观”类别一直存在争议，在很多遗产地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自然与文化融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动力之一就是遗产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现状的不满。例如，“文化景观”的评定是由ICOMOS负责，大多数ICOMOS专家的专业知识在于评估文化价值，但对于遗产地的自然价值挖掘深度不够，甚至直接忽视。当然，《公约》中也有“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概念，但这类遗产是由ICOMOS和IUCN根据其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分别评估，两个咨询机构之间的评估过程和结果可以没有任何交集。因此，很多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以及混合遗产地的文化和自然价值还是分隔开的。近年来，ICOMOS和IUCN的专家们都意识到，《公约》的两大评估机构需要加强合作，以便更好地对具有文化和自然融合价值的世界遗产进行评估和管理。
关于“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这就好比一个罐子，虽然它的容量是固定的，但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往里面装东西，最后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或许我们需要更综合的工具，抑或我们需要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处理文化与自然融合的问题。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本质上就是更多地强调探索不同的方式来真正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成果能够完善“文化景观”类别，或者找到比“文化景观”类别更好地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方式吗？
麦：是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IUCN和ICOMOS在合作中打破现有的标准和既定规则，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社区中探寻那些错综复杂的文化和自然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最终，或许能够得出新的创意和理念以充实《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自然融合”项目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够促进项目的开展？
麦：虽然1972年的《公约》和2003的《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是两个分离的公约，但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学者研究人们的文化观点时，发现他们通常不会把文化等非物质元素和物质载体清楚地割裂开，在他们的意识中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每年在各地区召开的国际会议都会有一项热门议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的联系也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重要目标。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文化-自然融合”，还是“文化景观”都必须由文化来定义。文化涉及的不仅是建筑、遗址或自然景观，还包括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等非物质元素，而这些元素使得物质遗产变得有意义。因此，“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调研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怎样通过各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来表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张：您怎样看待《公约》与《非遗公约》分离的问题？
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公约都谈到了和谐与和平。对于所有世界遗产，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目标。而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有时却会不自觉地把和谐发展变成一种竞争。因此，我对于2003年《非遗公约》的看法是，公约有意设定了区别于《公约》的游戏规则。参与起草2003年《非遗公约》的专家们常在回顾那次会议的时候说：“《非遗公约》是由我们草根组织发起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公约》是自上而下颁布的。” 实际上，这些专家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公约之间可以起到协同的作用。如果在制定《公约》与《非遗公约》的时候，专家们相互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促进两个公约的合作发展，那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澳大利亚开展遗产保护的经验为例，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文化景观由当地土著居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比如波奴鲁鲁国家公园。《非遗公约》旨在保护对社区、群体和个人具有重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怎样保护实际上需要与物质遗产地相结合，具体可以在遗产地通过鼓励土著居民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小规模商业行为，帮助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的价值，从而积极地去保护文化，使其保持活力。在2003年的《非遗公约》会议上，大家还热烈地讨论了很多关于遗产在代际间传承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来说，他们的年轻一代常常会选择放弃传统，搬到城市去工作，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了很久，因为除了少数从事艺术事业，比如从事表演，跳舞，绘画工作等的土著居民外，大多数人不了解保护和继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认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的关键还是在于怎样将《公约》与《非遗公约》融合或是协调发展。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非遗公约》和《公约》之间的联系？
麦：我想是的，在遗产实践中我希望“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能促进两大公约的联系，并且鼓励遗产实践者将两大公约结合，从事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由于两个公约的话语体系不同，如何能使两大公约的利用相辅相成，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多的对话探讨。事实上，《非遗公约》的话语体系是基于全球具有普世价值的语境下谈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在实践应用中，比如在本土文化的语境下，这很有可能就不符合当地情况了。因此，虽然《非遗公约》颁布了15年，但在很多地区适用程度还不高。我认为在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进程中，大家开始着眼于地区的差异，这对探索《非遗公约》如何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旨在探索不同地区文化与自然融合的共性和差异性。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将两大公约结合起来，相互支持，那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世界遗产管理中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遗产管理会产生哪些挑战？
麦：我认为会有很多挑战。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其次是项目的实施在很多地区都是由多个政府机构多头管理的，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这两项都是项目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当然比较好的管理体系，例如澳大利亚遗产管理机构没有将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分管理，而是统一由联邦政府的环境与能源部管理。但即便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很多时候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还是分割开的。因此，管理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特别对于亚洲国家，文化和自然在很多遗产地都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情况下，良好的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不同国家对自然与文化融合有哪些比较好的案例，其价值评估和管理方法是否能向其他地区推广。
张：您认为未来我们将如何打破文化与自然的分界，在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麦：对于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来说，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都充满了热情。每个项目组成员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你现在采访这些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就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我们项目组每一次的会议、小组讨论，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文化和自然融合的问题，这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基本工作方式。“文化-自然融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我们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阐述我们阶段性的成果。我们会向大家呈现不同文化背景的自然文化融合理念和保护管理案例。我相信只要保持这种势头，怀着坚定的信心就一定能够在将来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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