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shè）公：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楚国大夫，楚僭称王，故臣称公。颇具治绩。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或说是“叶公子高”。
▲语：yù,告诉。
▲直躬：正直的人。躬，犹身也；直，言无所邪曲也。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或说其人名躬，高诱云：“直躬，楚叶县人也。”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
▲攘：偷窃，盗。周生烈：“有因而盗曰攘。”高诱：“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皇侃：“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
▲证：《说文》：“证，告也。”
▲异于是：和这个不一样。是，此。蔡节：“证父攘羊则有反于天理，而非所谓直矣。”
▲隐：隐藏，说文：“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不称扬其过失。”《正义》：“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
■现代翻译：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却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盗曰攘。”
●皇侃《论语义疏》：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道父之盗也。欲自矜夸于孔子也。孔子拒于叶葉公，云：吾党中有直行者，则异于证父之盗为直者。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为慈，家风由父，故先称父。”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 江熙云：“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zǐ，诋毁）儒教，抗衡中guó。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为直之礼也。叶公言吾乡党中有直身而行者，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叶公以此子为直行，而夸于孔子也。孔子言此，以拒叶公也。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
●陈祥道《论语全解》：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朱熹《论语集注》：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wèi）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舜之父）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张栻《癸巳论语解》：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fú，违背）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明直道以示人也。直者人之生理所谓本心之自然，如子或有过也，父但尽义方之训（教人以为人之道的训言），以冀其改图，外则隐之而不使于人；父或有过也，子但尽几谏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以望其迁善，外则隐之而不使彰于众。盖父自当爱子，子自当爱父，互相容隐，乃顺其本心之自然。而发之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不求为直而直即在相隐中也。奚必证父攘羊而后为直哉？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凡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者，皆圣人之所不取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韩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宋氏翔凤《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案：宋说是也。《白虎通.谏诤篇》：“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明父子天属，得相隐，与君臣异也。程氏瑶田《论学小记》：“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
●钱穆《论语新解》：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此章记孔子辩“直”之道也。以父子之道，引发“直者道也”。循理为直，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李炳南曰：“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https://t.cn/RxRVHIh
▲叶（shè）公：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楚国大夫，楚僭称王，故臣称公。颇具治绩。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或说是“叶公子高”。
▲语：yù,告诉。
▲直躬：正直的人。躬，犹身也；直，言无所邪曲也。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或说其人名躬，高诱云：“直躬，楚叶县人也。”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
▲攘：偷窃，盗。周生烈：“有因而盗曰攘。”高诱：“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皇侃：“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
▲证：《说文》：“证，告也。”
▲异于是：和这个不一样。是，此。蔡节：“证父攘羊则有反于天理，而非所谓直矣。”
▲隐：隐藏，说文：“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不称扬其过失。”《正义》：“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
■现代翻译：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却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盗曰攘。”
●皇侃《论语义疏》：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道父之盗也。欲自矜夸于孔子也。孔子拒于叶葉公，云：吾党中有直行者，则异于证父之盗为直者。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为慈，家风由父，故先称父。”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 江熙云：“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zǐ，诋毁）儒教，抗衡中guó。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为直之礼也。叶公言吾乡党中有直身而行者，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叶公以此子为直行，而夸于孔子也。孔子言此，以拒叶公也。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
●陈祥道《论语全解》：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朱熹《论语集注》：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wèi）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舜之父）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张栻《癸巳论语解》：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fú，违背）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明直道以示人也。直者人之生理所谓本心之自然，如子或有过也，父但尽义方之训（教人以为人之道的训言），以冀其改图，外则隐之而不使于人；父或有过也，子但尽几谏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以望其迁善，外则隐之而不使彰于众。盖父自当爱子，子自当爱父，互相容隐，乃顺其本心之自然。而发之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不求为直而直即在相隐中也。奚必证父攘羊而后为直哉？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凡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者，皆圣人之所不取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韩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宋氏翔凤《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案：宋说是也。《白虎通.谏诤篇》：“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明父子天属，得相隐，与君臣异也。程氏瑶田《论学小记》：“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
●钱穆《论语新解》：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此章记孔子辩“直”之道也。以父子之道，引发“直者道也”。循理为直，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李炳南曰：“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https://t.cn/RxRVHIh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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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俄乌战争：从热战到粮食战（下）
原创 梁云风 秦朔朋友圈 2022-04-06 00:00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自然得乖乖听美国人的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的手里，美国不仅控制了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还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和补助，逼迫各国打开农业市场，从而让美国的农产品趁虚而入，将其他国家的农业逼入绝境。
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自给率为何从100%降到了目前的18%，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挥起了关税的大棒，导致中国大部分大豆企业破产，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则趁机收购，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中国大豆自此失去了自主权，大豆市场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高。
在阿根廷，1996年起，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凭借转基因技术，通过先免费后收专利费的方式，不到十年时间，控制了全国90%的种子市场，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失控”的教训仍在眼前，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仍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不起粮食的波动，粮食必须绝对安全，少一点也不行。”
世人皆知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无论是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抑或者是能源战，背后支撑的基础都是粮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粮食战”。《粮食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认为，粮食战的本质是粮食的政治化，是市场、权利和粮食体系的隐形战争。
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仍然较大。这既包括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容易受制于人，也包括粮食运输高度依赖海运，容易受限乃至中断；此外，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比如王宏广教授认为，要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建立起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等，从不同角度有的放矢。
但笔者认为，根本的粮食安全，还得从自身出发。
对照中美农业方面，我们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
一是育种技术。前面我们提到孟山都用转基因技术占领阿根廷大豆市场，这就是他们育种技术的领先之处。种业发展十分重要，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上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又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了后来先到的局面。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被“断种”。
关于种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我国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但是这些生猪中，约90%是“洋猪”后代，有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种猪国产化”成了摆在产业界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农业效益。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田，愿意保护耕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年都提要稳增长，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农民种田有没有赚到钱的问题。农民种田赚到钱了，就会保护耕地，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否则，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农田抛荒，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弱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因此，如何稳定实施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提高粮食价格，让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也应该放在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三是支持大型粮食企业发展。全球四大粮商中（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前三家都是美国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两市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如何培育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发挥他们在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方面的配置，在粮食种植、交易、存储、运输方面的功能，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甚至抵御“粮食战”，都应该是应有之义。
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俄乌战争双方都是粮食大国，所以这场战争放大了粮食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未间断过，美苏之间的“黄金换粮食”，建国后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中美大豆战，都告诉我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外交工具，更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中国不寻求对外开展反人道的粮食战，但我们不得不防，不得不早做准备。
参考资料：
【1】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2】原子智库：《朱启臻：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粮价，中国如何确保自身粮食安全？》
【3】参考消息：《美媒：俄乌战争重创全球粮食供应》
【4】浙江贸促：《出口大国禁令频出，关键原料面临断供！这场全球性危机会到来吗？》
【5】经济参考报：《多国限制出口 全球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原创 梁云风 秦朔朋友圈 2022-04-06 00:00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自然得乖乖听美国人的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的手里，美国不仅控制了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还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和补助，逼迫各国打开农业市场，从而让美国的农产品趁虚而入，将其他国家的农业逼入绝境。
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自给率为何从100%降到了目前的18%，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挥起了关税的大棒，导致中国大部分大豆企业破产，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则趁机收购，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中国大豆自此失去了自主权，大豆市场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高。
在阿根廷，1996年起，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凭借转基因技术，通过先免费后收专利费的方式，不到十年时间，控制了全国90%的种子市场，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失控”的教训仍在眼前，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仍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不起粮食的波动，粮食必须绝对安全，少一点也不行。”
世人皆知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无论是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抑或者是能源战，背后支撑的基础都是粮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粮食战”。《粮食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认为，粮食战的本质是粮食的政治化，是市场、权利和粮食体系的隐形战争。
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仍然较大。这既包括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容易受制于人，也包括粮食运输高度依赖海运，容易受限乃至中断；此外，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比如王宏广教授认为，要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建立起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等，从不同角度有的放矢。
但笔者认为，根本的粮食安全，还得从自身出发。
对照中美农业方面，我们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
一是育种技术。前面我们提到孟山都用转基因技术占领阿根廷大豆市场，这就是他们育种技术的领先之处。种业发展十分重要，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上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又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了后来先到的局面。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被“断种”。
关于种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我国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但是这些生猪中，约90%是“洋猪”后代，有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种猪国产化”成了摆在产业界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农业效益。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田，愿意保护耕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年都提要稳增长，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农民种田有没有赚到钱的问题。农民种田赚到钱了，就会保护耕地，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否则，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农田抛荒，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弱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因此，如何稳定实施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提高粮食价格，让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也应该放在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三是支持大型粮食企业发展。全球四大粮商中（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前三家都是美国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两市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如何培育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发挥他们在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方面的配置，在粮食种植、交易、存储、运输方面的功能，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甚至抵御“粮食战”，都应该是应有之义。
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俄乌战争双方都是粮食大国，所以这场战争放大了粮食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未间断过，美苏之间的“黄金换粮食”，建国后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中美大豆战，都告诉我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外交工具，更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中国不寻求对外开展反人道的粮食战，但我们不得不防，不得不早做准备。
参考资料：
【1】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2】原子智库：《朱启臻：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粮价，中国如何确保自身粮食安全？》
【3】参考消息：《美媒：俄乌战争重创全球粮食供应》
【4】浙江贸促：《出口大国禁令频出，关键原料面临断供！这场全球性危机会到来吗？》
【5】经济参考报：《多国限制出口 全球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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