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造访松记老店，仔细观察了一下人家的处理，确实颇有讲究：
1、清水锅底先下猪肉丸和墨鱼丸，留下鲜味和油水。
2、猪肉丸结构松散而弹牙（不是潮汕肉丸那种乒乓球），除了摔打上劲充分，疑似加入了脸颊肉之类的部位，而不是纯粹普通瘦肉。
3、肉丸大火煮熟，牛肉一飞水即好，鲫鱼和猪肝用微火保持不沸腾浸熟，保持嫩度。
4、猪肝猪俐等部位和韭菜一起下，更好去除异味，增加香气。
没什么奇珍异品，就是足够新鲜的食材，加上得当的处理方法，真的好。 https://t.cn/RJP0eus
1、清水锅底先下猪肉丸和墨鱼丸，留下鲜味和油水。
2、猪肉丸结构松散而弹牙（不是潮汕肉丸那种乒乓球），除了摔打上劲充分，疑似加入了脸颊肉之类的部位，而不是纯粹普通瘦肉。
3、肉丸大火煮熟，牛肉一飞水即好，鲫鱼和猪肝用微火保持不沸腾浸熟，保持嫩度。
4、猪肝猪俐等部位和韭菜一起下，更好去除异味，增加香气。
没什么奇珍异品，就是足够新鲜的食材，加上得当的处理方法，真的好。 https://t.cn/RJP0eus
以案说法｜外卖骑手与负责管理网络平台地区业务公司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案情简介
某贸易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及蔬菜配送服务等，其受某外卖平台委托负责管理某外卖平台在其所在辖区的业务。李某原从事某平台外卖配送工作，其与某贸易公司双方签订承揽协议，李某在协议上签字捺印。
后李某在驾驶普通摩托车从事配送工作过程中与他人驾驶的机动车相撞，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以要求确认其与某贸易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裁决确认李某与某贸易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某贸易公司向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起诉，诉请：一、确认某贸易公司与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诉讼费由李某承担。
法院判决
山东省某人民法院判决：一、确认原告某贸易公司与被告李某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贸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某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贸易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否系劳动关系。某贸易公司提供承揽协议书一份，据以证明双方为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该协议书中有李某的签名及按印，应当视为李某对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是认可的。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某贸易公司与李某确认双方不是劳动关系，李某无权要求某贸易公司为其交纳劳动保险，双方合作期间李某没有底薪，按完成的单数结算，李某发生交通事故给自己或第三人造成损害，应自行承担经济责任。故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对用工模式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现李某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与约定不符。同时，协议中也约定李某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开工时间，其在工作时间及工作量上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该种用工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法定的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构成要件。
据此，二审改判确认某贸易公司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评析
外卖骑手是新业态下衍生的一种新型就业模式，因缺少相应规范，这种新型的就业模式产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于骑手与负责管理外卖平台地区业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在认定外卖骑手与网络平台业务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时，首先应确定双方对其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无明确约定，若存在明确约定（如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承揽协议书），则可以据此确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对于没有明确约定的，则需要根据这种新型就业方式的运作模式，从主体关系的从属性、薪酬体系、绩效考核模式和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归纳其共有特征，予以综合认定。
（一）主体关系的从属性相对较弱
目前，我国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是以“从属性”为核心的，强调的是用人方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地点以及劳动方式等方面的高度管理，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在工厂与工人之间的传统就业模式中。与之相比，外卖骑手与网络平台业务公司之间用工关系的从属性相对较弱。具体表现在：
1、工作时间更加弹性化。在传统就业模式中，用人单位往往要求劳动者严格遵循8小时工作制，并通过考勤制度对劳动者的在岗状态进行确认。但是针对外卖骑手，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考勤管理，骑手的送餐时间相对自由，一般是由骑手自行决定。即骑手选择一日三餐送餐或者只送一餐都可以，而且具体的工作时长也是由骑手自由选择的，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限制。
2、工作地点不再固定。与传统就业模式不同，外卖骑手的工作地点不再固定，往往平台系统会设置骑手的负责区域，而且这个区域是可以浮动的，骑手的工作就是在自己负责的区域中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外卖配送。
3、工作方式更加灵活。因为外卖骑手根据其手机中安装的网络平台APP进行接单，可以灵活选择在线、忙碌、下线等状态，所以在不想进行配送工作时可以自主选择相应的状态，即便是在线状态，系统派单时也可以进行转让操作，骑手对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状态完全可以自行支配。
（二）薪酬体系及绩效考核模式具有独特性
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外卖骑手的薪酬计算方式、发放方式以及绩效考核模式均具有其独特性。
1、薪酬计算方式、发放方式的独特性。传统就业模式中，劳动者付出相应的劳动，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由基本工资与其他工资组成，其他工资包括奖金、津贴补贴等。基本工资即底薪，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都对基本工资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计算方式分为计时和计件两种。然而外卖骑手的劳动报酬由网络平台予以按单定价，往往是按件计酬，即每配送一单外卖业务会有一单的报酬，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中计件工资，外卖骑手每一单得到的报酬不是完全相同的，会受到客户的反馈评分、是否准时送达等因素的影响，而且网络平台还会根据每单的情况从中进行抽成，这些都导致了外卖骑手薪酬的不稳定性。加之每个骑手每天接单的数量以及送单速度的不同，导致行业内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骑手并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保护。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型就业模式，其薪酬的发放方式也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这与网络平台的运行模式有关，也可以说是其薪酬计算方式上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其薪酬发放方式的独特性。在网络平台购买外卖的客户在下单的同时需要将相应的费用直接支付到平台，平台将订单进行下派，接单的骑手完成本单配送后，由平台利用移动支付技术，将客户支付的订单费用扣除一定费用后形成单笔订单的薪酬支付给骑手。这种情况显然也与传统的工资发放方式存在明显区别。
2、绩效考核模式的独特性。在传统的用工关系中，绩效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的质量、工作的态度以及工作的成绩等内容，网络平台新型就业模式在此方面与传统就业模式区别不大，骑手的绩效考核模式的独特性源自于这种新型就业模式的独特性。对于骑手而言，因其工作的内容为配送外卖，考核亦主要围绕配送进行，一般包括配送外卖单的数量、客户的评价即差评率或者投诉率等，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超时率。很多外卖平台系统也为骑手设置了积分等级体系：即跑的单越多，准时率越高，顾客评价越好，骑手获得的积分便会越高，而积分越高意味着等级就越高，奖励收入也会更多。
（三）日常管理相对松散
这一特点是与前述的“主体关系的从属性相对较弱”有直接关系。因为从属性较弱，所以网络平台业务公司无法同传统就业模式中的用人单位一样，对管理劳动者的规章制度进行明确规定，比如上下班的考勤制度、请假审批制度、奖惩制度等等，这就直接导致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对外卖骑手的日常管理是相对松散的。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往往利用线上的方式对骑手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只能通过大数据的提取或者定位系统来进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超时率、差评率等等，故可以认为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将对骑手的管理权限的一部分让渡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对骑手的工作进行最直接的监督，从而进一步进行管理。
本案中，原告某贸易公司受某网络平台委托管理其在某县辖区内的业务，被告李某系骑手，双方签订承揽协议书，约定被告在骑手软件自助注册认证后承揽外卖配送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揽费根据承揽量按单计算，被告如三天不产生业绩则视为其单方终止合作协议，并确认双方系完成一定工作的承揽合作关系，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其他法律关系。
后被告在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原、被告因此对双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争议。原告提交双方于2018年10月9日签订的承揽协议书，被告辩称该协议书原告没有盖章，不符合相关合同的组成要件，承揽协议的性质应该根据被告实际情况判定，但被告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且该协议书中有被告的签名及捺印，应当视为被告对该份协议书内容的认可。
该协议书中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其中第七款明确约定甲乙双方是完成一定工作的承揽合作关系，双方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等其他任何法律关系。甲方除了对乙方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不对乙方的其他行为进行管理。工作指导时召集的临时会议，不视为甲方对乙方的管理行为。第八款第三项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双方不是劳动用工关系，乙方无权要求甲方为乙方交纳劳动保险。双方合作期间乙方在发生交通事故给自己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应自行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上述约定内容明确具体，即原、被告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对双方系何种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所确定的自愿原则，应据此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来源｜山东高法
案情简介
某贸易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及蔬菜配送服务等，其受某外卖平台委托负责管理某外卖平台在其所在辖区的业务。李某原从事某平台外卖配送工作，其与某贸易公司双方签订承揽协议，李某在协议上签字捺印。
后李某在驾驶普通摩托车从事配送工作过程中与他人驾驶的机动车相撞，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以要求确认其与某贸易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裁决确认李某与某贸易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某贸易公司向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起诉，诉请：一、确认某贸易公司与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诉讼费由李某承担。
法院判决
山东省某人民法院判决：一、确认原告某贸易公司与被告李某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贸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某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贸易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否系劳动关系。某贸易公司提供承揽协议书一份，据以证明双方为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该协议书中有李某的签名及按印，应当视为李某对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是认可的。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某贸易公司与李某确认双方不是劳动关系，李某无权要求某贸易公司为其交纳劳动保险，双方合作期间李某没有底薪，按完成的单数结算，李某发生交通事故给自己或第三人造成损害，应自行承担经济责任。故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对用工模式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现李某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与约定不符。同时，协议中也约定李某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开工时间，其在工作时间及工作量上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该种用工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法定的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构成要件。
据此，二审改判确认某贸易公司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评析
外卖骑手是新业态下衍生的一种新型就业模式，因缺少相应规范，这种新型的就业模式产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于骑手与负责管理外卖平台地区业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在认定外卖骑手与网络平台业务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时，首先应确定双方对其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无明确约定，若存在明确约定（如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承揽协议书），则可以据此确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对于没有明确约定的，则需要根据这种新型就业方式的运作模式，从主体关系的从属性、薪酬体系、绩效考核模式和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归纳其共有特征，予以综合认定。
（一）主体关系的从属性相对较弱
目前，我国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是以“从属性”为核心的，强调的是用人方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地点以及劳动方式等方面的高度管理，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在工厂与工人之间的传统就业模式中。与之相比，外卖骑手与网络平台业务公司之间用工关系的从属性相对较弱。具体表现在：
1、工作时间更加弹性化。在传统就业模式中，用人单位往往要求劳动者严格遵循8小时工作制，并通过考勤制度对劳动者的在岗状态进行确认。但是针对外卖骑手，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考勤管理，骑手的送餐时间相对自由，一般是由骑手自行决定。即骑手选择一日三餐送餐或者只送一餐都可以，而且具体的工作时长也是由骑手自由选择的，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限制。
2、工作地点不再固定。与传统就业模式不同，外卖骑手的工作地点不再固定，往往平台系统会设置骑手的负责区域，而且这个区域是可以浮动的，骑手的工作就是在自己负责的区域中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外卖配送。
3、工作方式更加灵活。因为外卖骑手根据其手机中安装的网络平台APP进行接单，可以灵活选择在线、忙碌、下线等状态，所以在不想进行配送工作时可以自主选择相应的状态，即便是在线状态，系统派单时也可以进行转让操作，骑手对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状态完全可以自行支配。
（二）薪酬体系及绩效考核模式具有独特性
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外卖骑手的薪酬计算方式、发放方式以及绩效考核模式均具有其独特性。
1、薪酬计算方式、发放方式的独特性。传统就业模式中，劳动者付出相应的劳动，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由基本工资与其他工资组成，其他工资包括奖金、津贴补贴等。基本工资即底薪，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都对基本工资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计算方式分为计时和计件两种。然而外卖骑手的劳动报酬由网络平台予以按单定价，往往是按件计酬，即每配送一单外卖业务会有一单的报酬，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中计件工资，外卖骑手每一单得到的报酬不是完全相同的，会受到客户的反馈评分、是否准时送达等因素的影响，而且网络平台还会根据每单的情况从中进行抽成，这些都导致了外卖骑手薪酬的不稳定性。加之每个骑手每天接单的数量以及送单速度的不同，导致行业内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骑手并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保护。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型就业模式，其薪酬的发放方式也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这与网络平台的运行模式有关，也可以说是其薪酬计算方式上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其薪酬发放方式的独特性。在网络平台购买外卖的客户在下单的同时需要将相应的费用直接支付到平台，平台将订单进行下派，接单的骑手完成本单配送后，由平台利用移动支付技术，将客户支付的订单费用扣除一定费用后形成单笔订单的薪酬支付给骑手。这种情况显然也与传统的工资发放方式存在明显区别。
2、绩效考核模式的独特性。在传统的用工关系中，绩效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的质量、工作的态度以及工作的成绩等内容，网络平台新型就业模式在此方面与传统就业模式区别不大，骑手的绩效考核模式的独特性源自于这种新型就业模式的独特性。对于骑手而言，因其工作的内容为配送外卖，考核亦主要围绕配送进行，一般包括配送外卖单的数量、客户的评价即差评率或者投诉率等，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超时率。很多外卖平台系统也为骑手设置了积分等级体系：即跑的单越多，准时率越高，顾客评价越好，骑手获得的积分便会越高，而积分越高意味着等级就越高，奖励收入也会更多。
（三）日常管理相对松散
这一特点是与前述的“主体关系的从属性相对较弱”有直接关系。因为从属性较弱，所以网络平台业务公司无法同传统就业模式中的用人单位一样，对管理劳动者的规章制度进行明确规定，比如上下班的考勤制度、请假审批制度、奖惩制度等等，这就直接导致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对外卖骑手的日常管理是相对松散的。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往往利用线上的方式对骑手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只能通过大数据的提取或者定位系统来进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超时率、差评率等等，故可以认为网络平台业务公司将对骑手的管理权限的一部分让渡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对骑手的工作进行最直接的监督，从而进一步进行管理。
本案中，原告某贸易公司受某网络平台委托管理其在某县辖区内的业务，被告李某系骑手，双方签订承揽协议书，约定被告在骑手软件自助注册认证后承揽外卖配送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揽费根据承揽量按单计算，被告如三天不产生业绩则视为其单方终止合作协议，并确认双方系完成一定工作的承揽合作关系，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其他法律关系。
后被告在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原、被告因此对双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争议。原告提交双方于2018年10月9日签订的承揽协议书，被告辩称该协议书原告没有盖章，不符合相关合同的组成要件，承揽协议的性质应该根据被告实际情况判定，但被告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且该协议书中有被告的签名及捺印，应当视为被告对该份协议书内容的认可。
该协议书中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其中第七款明确约定甲乙双方是完成一定工作的承揽合作关系，双方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等其他任何法律关系。甲方除了对乙方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不对乙方的其他行为进行管理。工作指导时召集的临时会议，不视为甲方对乙方的管理行为。第八款第三项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双方不是劳动用工关系，乙方无权要求甲方为乙方交纳劳动保险。双方合作期间乙方在发生交通事故给自己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应自行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上述约定内容明确具体，即原、被告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对双方系何种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所确定的自愿原则，应据此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来源｜山东高法
#网络诈骗赃款追回有多难# “一些人觉得警察就像特工，查下IP就能把诈骗犯抓回国”
近日，警察陈国平通过短视频平台和主播随机连麦PK的方式，宣传反诈知识，瞬间火遍全网。相关话题有上亿人参与，而“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成为了大热的网络用语。
9月4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下载量突破 2 亿次。越来越多的警民参与宣传反诈宣传，正如陈警官直播时所说：“不分职业，不分警种，全民反诈，天下无诈。”
在B站看《青蛇劫起》，弹幕飘过“下载国家反诈app”。
“我，秦始皇，打钱”
2020年10月，平顶山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骗子冒充皇族后裔，以保护流落民间的“巨额遗产”为名，以“高额投资、高额回报”为饵骗取钱财。
此类诈骗案件的手法已不新鲜，因其荒谬性甚至催生了“我，秦始皇，打钱”等诸多网络段子。但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群众上当受骗。
2019年2月至8月，公安部曾开展为期半年的整治“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专项行动，半年时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相关诈骗犯罪团伙2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589人，冻结扣押涉案资金6.23亿元。
此类诈骗案，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多自称为国家秘密项目。看似荒谬且手法单一，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数千至上百万人次，是集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混合形态犯罪。
“民族资产解冻”案话术
除了打“历史牌”，电子时代的高科技诈骗也屡见不鲜。
今年8月底，某在读研究生小余接到“民警”电话，电话中“民警”声称她手机号上一个用户涉及洗钱，希望她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并电话配合调查。
“这不是典型的诈骗电话吗？”
“我最开始也认为是骗子直接挂了。可是我手机真的怎么打电话都打不出去了。我立马打开百度搜索最近的派出所，没想到网络信号也断断续续，查询不了。”小余说，“在我开始着急的时候，那个‘警察’又打进来了，把我父母及我弟弟信息准确的报出来了，甚至连我弟弟9月马上要升哪个大学和专业的细节都知道。”
对方称小余涉嫌洗钱，对父母工作及弟弟升学会造成影响，希望她尽快配合。小余按照对方的要求，在拨号界面中输入“井**21*110井”和“*43井”并拨号激活。当小余看到输入代码中有“110”时彻底相信了对方，幸运的是，当她被诱导汇出几千元后猛然醒悟，及时止损并前往警局报警。
实际上，“井**21*110井”和“*43井”是手机设置“无条件呼叫转移”和“呼叫等待”的代码，任何大于3位的号码都能立即激活。骗子会根据需要，让对付输入“110”、“120”、“999”，又或是已经停机的空号。当这段代码被激活后，即使反诈中心监测到受害人正在同犯罪分子通话，民警拨打受害人手机号也无法打入，又或是直接转接到骗子那里。
当我询问为什么最初手机无法呼出、网络信号也被拦截时，她回答不便透露。
起底电信网络诈骗，追赃挽损有多难？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只依靠公安机关的“穷追猛打”和“围追堵截”。追赃不易，挽损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部分群众防诈反诈意识需加强。一位经验丰富的反诈民警表示：“全国各地的反诈中心及派出所，每天都能接到多个辖区内电话预警信息。面对我们的电话劝阻，一些群众笃信自己没有被骗。特别是伪装成‘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受害者往往认为自己独具慧眼、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商机——‘你个小警察懂什么？我会理财，平时都是我给别人上课的，我怎么可能会上当？’中老年人也常常认为自己没有被骗，你劝说多了，他甚至将民警拉入黑名单。哎，真是上赶着给骗子送钱。”
诈骗集团落网、受害者接受采访时，仍然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其次，电信网络诈骗很难锁定犯罪份子。一位办案警察告诉我：“今年，我辖区一市民因‘领导借钱’被骗了几十万。在接警后，我们与银行联动，在30分钟内顺藤摸瓜锁定了骗子账户所关联的16个分散账户，挽回了大部分损失。但大多数时候，受害人意识到被诈骗来报案时，赃款已经转移了。”
民警表示，通常情况下，受害者打入骗子指定账户的汇款，会迅速从一张卡分散到几张卡，再分散到几十张甚至几百张。呈金字塔状层层转账，最后化整为零，满足每张卡最多能取2万现金的条件，在境外被提现瓜分或倒金字塔再层层转入骗子账户，布局十分精密。
在抓捕过程中，警方花费大力气找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是身份被冒用的无辜人士（如在校大学生、偏远地区农民、旅行签证人员），这类人群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太多的征信问题，不易被银行重点监管。甚至有时候，追查到的并非“无辜人士”，而是申请了大量储蓄卡及信用卡再转卖给诈骗集团的“伥鬼”。
再次，即使追查到境外诈骗集团，赃款也很难追回。“有很多人报警时会说‘你联网一查不就知道罪魁祸首吗？’认为警察就像电影里特工一样，查一下IP或银行账户，就能在境外把骗子和赃款带回国。说实话，境外追赃很漫长，这两年遇到疫情更是难上加难。有些受骗群众便自认为警察不作为，‘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反诈警察哭笑不得。
实际上，一方面，不法分子大多会将赃款挥霍一空，即便落网也无力偿还；另一方面，境外追捕需要尊重他国的司法审判权。“东南亚的签证很容易办理。加上一带一路的发展，每天都有海量资金流入和流出，不易监管。他国政府、警方松散式的管理甚至腐败，更是给了诈骗分子更多可趁之机。有一些国家，对内是披着合法外壳的公司，对外则是专挑中国人行骗的诈骗窝点。案件追查到这阶段，就已经上升到外交、政治的问题了。”
即使我方已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但他国如拒绝引渡，则意味着前期所有侦破工作都将化为泡影。在实际操作中，因赃款往往已被犯罪分子在境外买房置业，一些国家会出于经济利益拒绝引渡罪犯。甚至，因为近年比特币、小狗币等数字货币的流行，国际洗钱机构也为诈骗集团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反诈联席部门制度仍需改进。电信诈骗通常涉案人数多，调查取证工作量巨大，需要多地警方多部门协调配合。
一位公安系统反诈专员告诉我：“2015年成立了反诈骗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包括工信部门、金融机构等23个部门。但很多反诈职能部门比如‘平安办’和‘联席办’，大众估计听都没听说过。有时候，联席内部也会认为反诈是公安机关的事，没有切实行动起来。如果明确奖惩，公安强打击、联席抓防范，反诈人民战争的战果一定会更突出。”
为保群众“钱袋子”，国家做了哪些努力？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杜绝网络电信诈骗，更应防范于未然。因此，国家反诈中心在2020年组建工作专班，将“反诈宣传”和“普法教育”列为重中之重，以此强化全民反诈意识，从源头减少诈骗案件。
今年2月1日，国家反诈中心正式入驻人民日报客户端、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五家新媒体平台，开通官方政务号。
3月，反诈工作的重磅炸弹“国家反诈中心官方APP”正式上线。APP集报案助手、线索举报、诈骗预警、身份核实、反诈宣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以帮助群众预警诈骗信息、快速举报诈骗内容、高效提取电子证据、了解防骗技巧，切实提升识骗防骗能力。
其中，最为强大的功能是对诈骗行为进行提前预警。当您收到诈骗分子的可疑来电、可疑短信或安装可疑APP时，它可以智能识别并提前报警，大大降低了受骗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分子的山寨版“国家反诈中心”app已经出现，多为迷惑性极强的钓鱼软件。如要下载，请在正规平台。
电信网络诈骗危害广泛，涉案链条长。为此，公安部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逐步实现商业银行和公安大数据信息互通。
此外，银行办事窗口及ATM处，均设有严密监控及警示提醒。银行作为巡查和监控重点，巡防员或银行员工对疑似遭遇诈骗的转款客户“一发现、二询问、三劝阻”。
线上金融机构也需严防死守。2月，在国家反诈中心指导下，支付宝安全中心设立的公益反诈防骗平台“安全学院”，为7亿用户提供反欺诈宣传，严防近年频发的冒充淘宝客服“备用金退款”诈骗。
实名制认证、阻断改号软件等手段，使诈骗份子越发无处遁形。某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工信部门的“断卡行动”，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断卡指的是电话卡和银行卡，在诈骗团伙实施骗局及赃款转移境外的过程中，离不开电话拨号及层层转账。2020年开始，到2021年9月是第6轮断卡行动了。两卡管好了，等于是砍了电信诈骗的‘左臂右膀’。”
反诈宣传有多“卷”？
“本楼栋有一美男子网上裸聊被敲诈四万元”、“男子和‘美女’网恋被骗100万，‘女友’竟是亲外甥！”，这并非案情通报，而是防诈反诈劝诫性横幅。
近年来，“裸聊”“网恋”诈骗案件频发，多地民警在小区内、大街旁拉起反映受害者真实案例的“硬核”横幅，很多宣传内容走红网络。
乍一看，此类宣传文案疑似花边新闻，使人“浮想联翩”。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过去“网恋有风险，求职需谨慎”等传统标语相比，接地气的真实案例显然更能起到警示及宣传作用。
近些年，各地警方为了反诈宣传，可谓妙招频出。深圳警方在菜市场各个区域，根据菜品编写顺口溜；凉州警方将反诈标语印在鸡蛋上，“反炸蛋”走近千家万户；南通警方联合奶茶店推出“反诈奶茶”，深受当地青年喜爱；各地警犬基地推出“扫码下载反诈APP撸警犬”活动，被网友们戏称“为了守住我的钱包，警察同志都得出卖色相了”……
“反诈蛋”备受好评
4月27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启动“全社会反诈总动员”宣传活动。活动中指出，要利用各种媒介及形式、探索尝试新方法，持续掀起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某派出所民警表示：“今年很多城市也开展了这个活动，以后也会继续加强对学生和家长的宣传。随着国家手游防沉迷系统落实，现在很多骗子又盯上了中小学生。骗子称能解除防沉迷系统的时间限制，骗取学生家长的身份证照片、银行卡等信息。”
今年，大量群众集中接种疫苗。多地民警们充分利用群众排队或留观时间，进行反诈宣传，手把手为老年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为人民群众接种“防诈骗疫苗”。因为“疗效”强大，甚至闹出一些“大义亲”的乌龙。
全民反诈不会“自然形成”，也不能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的“围追堵截”，它需要党政机关、社会及民众同心协力。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坚守法律底线、警惕“大饼”诱惑，提高自身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做个反诈明白人。
说了这么多，“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了吗”？
近日，警察陈国平通过短视频平台和主播随机连麦PK的方式，宣传反诈知识，瞬间火遍全网。相关话题有上亿人参与，而“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成为了大热的网络用语。
9月4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下载量突破 2 亿次。越来越多的警民参与宣传反诈宣传，正如陈警官直播时所说：“不分职业，不分警种，全民反诈，天下无诈。”
在B站看《青蛇劫起》，弹幕飘过“下载国家反诈app”。
“我，秦始皇，打钱”
2020年10月，平顶山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骗子冒充皇族后裔，以保护流落民间的“巨额遗产”为名，以“高额投资、高额回报”为饵骗取钱财。
此类诈骗案件的手法已不新鲜，因其荒谬性甚至催生了“我，秦始皇，打钱”等诸多网络段子。但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群众上当受骗。
2019年2月至8月，公安部曾开展为期半年的整治“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专项行动，半年时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相关诈骗犯罪团伙2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589人，冻结扣押涉案资金6.23亿元。
此类诈骗案，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多自称为国家秘密项目。看似荒谬且手法单一，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数千至上百万人次，是集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混合形态犯罪。
“民族资产解冻”案话术
除了打“历史牌”，电子时代的高科技诈骗也屡见不鲜。
今年8月底，某在读研究生小余接到“民警”电话，电话中“民警”声称她手机号上一个用户涉及洗钱，希望她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并电话配合调查。
“这不是典型的诈骗电话吗？”
“我最开始也认为是骗子直接挂了。可是我手机真的怎么打电话都打不出去了。我立马打开百度搜索最近的派出所，没想到网络信号也断断续续，查询不了。”小余说，“在我开始着急的时候，那个‘警察’又打进来了，把我父母及我弟弟信息准确的报出来了，甚至连我弟弟9月马上要升哪个大学和专业的细节都知道。”
对方称小余涉嫌洗钱，对父母工作及弟弟升学会造成影响，希望她尽快配合。小余按照对方的要求，在拨号界面中输入“井**21*110井”和“*43井”并拨号激活。当小余看到输入代码中有“110”时彻底相信了对方，幸运的是，当她被诱导汇出几千元后猛然醒悟，及时止损并前往警局报警。
实际上，“井**21*110井”和“*43井”是手机设置“无条件呼叫转移”和“呼叫等待”的代码，任何大于3位的号码都能立即激活。骗子会根据需要，让对付输入“110”、“120”、“999”，又或是已经停机的空号。当这段代码被激活后，即使反诈中心监测到受害人正在同犯罪分子通话，民警拨打受害人手机号也无法打入，又或是直接转接到骗子那里。
当我询问为什么最初手机无法呼出、网络信号也被拦截时，她回答不便透露。
起底电信网络诈骗，追赃挽损有多难？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只依靠公安机关的“穷追猛打”和“围追堵截”。追赃不易，挽损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部分群众防诈反诈意识需加强。一位经验丰富的反诈民警表示：“全国各地的反诈中心及派出所，每天都能接到多个辖区内电话预警信息。面对我们的电话劝阻，一些群众笃信自己没有被骗。特别是伪装成‘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受害者往往认为自己独具慧眼、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商机——‘你个小警察懂什么？我会理财，平时都是我给别人上课的，我怎么可能会上当？’中老年人也常常认为自己没有被骗，你劝说多了，他甚至将民警拉入黑名单。哎，真是上赶着给骗子送钱。”
诈骗集团落网、受害者接受采访时，仍然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其次，电信网络诈骗很难锁定犯罪份子。一位办案警察告诉我：“今年，我辖区一市民因‘领导借钱’被骗了几十万。在接警后，我们与银行联动，在30分钟内顺藤摸瓜锁定了骗子账户所关联的16个分散账户，挽回了大部分损失。但大多数时候，受害人意识到被诈骗来报案时，赃款已经转移了。”
民警表示，通常情况下，受害者打入骗子指定账户的汇款，会迅速从一张卡分散到几张卡，再分散到几十张甚至几百张。呈金字塔状层层转账，最后化整为零，满足每张卡最多能取2万现金的条件，在境外被提现瓜分或倒金字塔再层层转入骗子账户，布局十分精密。
在抓捕过程中，警方花费大力气找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是身份被冒用的无辜人士（如在校大学生、偏远地区农民、旅行签证人员），这类人群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太多的征信问题，不易被银行重点监管。甚至有时候，追查到的并非“无辜人士”，而是申请了大量储蓄卡及信用卡再转卖给诈骗集团的“伥鬼”。
再次，即使追查到境外诈骗集团，赃款也很难追回。“有很多人报警时会说‘你联网一查不就知道罪魁祸首吗？’认为警察就像电影里特工一样，查一下IP或银行账户，就能在境外把骗子和赃款带回国。说实话，境外追赃很漫长，这两年遇到疫情更是难上加难。有些受骗群众便自认为警察不作为，‘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反诈警察哭笑不得。
实际上，一方面，不法分子大多会将赃款挥霍一空，即便落网也无力偿还；另一方面，境外追捕需要尊重他国的司法审判权。“东南亚的签证很容易办理。加上一带一路的发展，每天都有海量资金流入和流出，不易监管。他国政府、警方松散式的管理甚至腐败，更是给了诈骗分子更多可趁之机。有一些国家，对内是披着合法外壳的公司，对外则是专挑中国人行骗的诈骗窝点。案件追查到这阶段，就已经上升到外交、政治的问题了。”
即使我方已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但他国如拒绝引渡，则意味着前期所有侦破工作都将化为泡影。在实际操作中，因赃款往往已被犯罪分子在境外买房置业，一些国家会出于经济利益拒绝引渡罪犯。甚至，因为近年比特币、小狗币等数字货币的流行，国际洗钱机构也为诈骗集团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反诈联席部门制度仍需改进。电信诈骗通常涉案人数多，调查取证工作量巨大，需要多地警方多部门协调配合。
一位公安系统反诈专员告诉我：“2015年成立了反诈骗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包括工信部门、金融机构等23个部门。但很多反诈职能部门比如‘平安办’和‘联席办’，大众估计听都没听说过。有时候，联席内部也会认为反诈是公安机关的事，没有切实行动起来。如果明确奖惩，公安强打击、联席抓防范，反诈人民战争的战果一定会更突出。”
为保群众“钱袋子”，国家做了哪些努力？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杜绝网络电信诈骗，更应防范于未然。因此，国家反诈中心在2020年组建工作专班，将“反诈宣传”和“普法教育”列为重中之重，以此强化全民反诈意识，从源头减少诈骗案件。
今年2月1日，国家反诈中心正式入驻人民日报客户端、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五家新媒体平台，开通官方政务号。
3月，反诈工作的重磅炸弹“国家反诈中心官方APP”正式上线。APP集报案助手、线索举报、诈骗预警、身份核实、反诈宣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以帮助群众预警诈骗信息、快速举报诈骗内容、高效提取电子证据、了解防骗技巧，切实提升识骗防骗能力。
其中，最为强大的功能是对诈骗行为进行提前预警。当您收到诈骗分子的可疑来电、可疑短信或安装可疑APP时，它可以智能识别并提前报警，大大降低了受骗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分子的山寨版“国家反诈中心”app已经出现，多为迷惑性极强的钓鱼软件。如要下载，请在正规平台。
电信网络诈骗危害广泛，涉案链条长。为此，公安部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逐步实现商业银行和公安大数据信息互通。
此外，银行办事窗口及ATM处，均设有严密监控及警示提醒。银行作为巡查和监控重点，巡防员或银行员工对疑似遭遇诈骗的转款客户“一发现、二询问、三劝阻”。
线上金融机构也需严防死守。2月，在国家反诈中心指导下，支付宝安全中心设立的公益反诈防骗平台“安全学院”，为7亿用户提供反欺诈宣传，严防近年频发的冒充淘宝客服“备用金退款”诈骗。
实名制认证、阻断改号软件等手段，使诈骗份子越发无处遁形。某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工信部门的“断卡行动”，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断卡指的是电话卡和银行卡，在诈骗团伙实施骗局及赃款转移境外的过程中，离不开电话拨号及层层转账。2020年开始，到2021年9月是第6轮断卡行动了。两卡管好了，等于是砍了电信诈骗的‘左臂右膀’。”
反诈宣传有多“卷”？
“本楼栋有一美男子网上裸聊被敲诈四万元”、“男子和‘美女’网恋被骗100万，‘女友’竟是亲外甥！”，这并非案情通报，而是防诈反诈劝诫性横幅。
近年来，“裸聊”“网恋”诈骗案件频发，多地民警在小区内、大街旁拉起反映受害者真实案例的“硬核”横幅，很多宣传内容走红网络。
乍一看，此类宣传文案疑似花边新闻，使人“浮想联翩”。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过去“网恋有风险，求职需谨慎”等传统标语相比，接地气的真实案例显然更能起到警示及宣传作用。
近些年，各地警方为了反诈宣传，可谓妙招频出。深圳警方在菜市场各个区域，根据菜品编写顺口溜；凉州警方将反诈标语印在鸡蛋上，“反炸蛋”走近千家万户；南通警方联合奶茶店推出“反诈奶茶”，深受当地青年喜爱；各地警犬基地推出“扫码下载反诈APP撸警犬”活动，被网友们戏称“为了守住我的钱包，警察同志都得出卖色相了”……
“反诈蛋”备受好评
4月27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启动“全社会反诈总动员”宣传活动。活动中指出，要利用各种媒介及形式、探索尝试新方法，持续掀起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某派出所民警表示：“今年很多城市也开展了这个活动，以后也会继续加强对学生和家长的宣传。随着国家手游防沉迷系统落实，现在很多骗子又盯上了中小学生。骗子称能解除防沉迷系统的时间限制，骗取学生家长的身份证照片、银行卡等信息。”
今年，大量群众集中接种疫苗。多地民警们充分利用群众排队或留观时间，进行反诈宣传，手把手为老年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为人民群众接种“防诈骗疫苗”。因为“疗效”强大，甚至闹出一些“大义亲”的乌龙。
全民反诈不会“自然形成”，也不能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的“围追堵截”，它需要党政机关、社会及民众同心协力。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坚守法律底线、警惕“大饼”诱惑，提高自身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做个反诈明白人。
说了这么多，“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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