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y老师随笔#】来啦[送花花]
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今晨清理浮窗时翻到了一篇之前一直没来得及读的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风笑天老师，也是《社会研究方法》的作者。文章对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解释很清晰。之前也有同学问过我质性研究是什么，其实质化、质性、定性只是译名不同，本质上是一回事。同理，量化和定量也是一回事。但很有趣的是，自加里·金等人在《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系统论述两个概念及方法体系之后，这本书也引发了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长达近20年的争论。

加里·金等人的贡献之一在于，他们强化了定性研究设计的科学性，跳出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二元对立框架，试图寻求一种共存的融合之法，这也符合他们在书中阐明的基本主张。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例如，唐世平（2015）指出，作者过于强调定量研究的效应，将它的科学逻辑应用到定性研究之上，忽略了定量研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比如统计技巧难以甄别稳定的因果关系、忽略了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小样本问题、混淆了给出“因果解释”和“因果推断”等。他强调，定量分析不是唯一可行可靠的因果分析方法，研究者应该基于问题和数据来选择方法。

对此，盛智明（2015）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定性研究是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目的在于揭示其因果机制，而定量研究则擅长对总体的一般情况和发展趋势作出推论，得到一个较为普适性的结论，理想的研究状态应该是将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很难做到两者兼顾，往往都是以一种方法为主，另一种为辅，只有适合于研究议题和研究目的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除了“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法”这种观点外，朱天飚（2015）提出了“认识决定论”，具体来说，那些认为社会世界可以用物质世界的科学方法进行定义、测量和观察的学者，通常会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而那些认为社会世界是主观建构的学者，通常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由此可见，研究者的认识论立场、研究主题、研究问题，其实都会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美〕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2]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47-49页。
[3]盛智明：《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之争———KKV对定性研究设计的启发》，《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6-10页。
[4]朱天飚：《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与定性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6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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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5年，中山国一位名叫公乘得的人，因罪被罚去守陵，他心怀不满却又无处喊冤，愤怒之下，找了块石头，在上面刻了两行字，两千年后，考古人员果然借助这块石头，找到了中山国王的陵墓，把里面的数万件陪葬物品全部发掘出来，总算是为他出了一口恶气。
在河北省平山县中七汲村西边的高地上，有两座土丘，当地人称其为“陵台”，据传说是唐代有位太子在此处失踪，两位丞相奉命前来寻找太子，结果发现他出家当了和尚，二人自觉无颜面见皇上，索性以死谢罪，这两座陵台就是他们的坟墓。1973年的时候，平山县三汲乡为了平沟垫地建设农场，曾派人到这两座土丘处挖了不少土，挖得到处是坑也没发现什么。
到了1974年2月，隔壁刘杨村修建水利工程，村民们挖到一些青铜器和玛瑙制品，送到省文物管理处，管理处立刻派遣考古人员赶赴现场，发掘出一个小型残存墓葬，同时，对附近也进行了勘探调查，发现三汲乡附近地下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墓葬。
1974年11月，三汲乡村民又到陵台挖土，结果这次挖出来不少规格较大的瓦片，经过考古人员研究，这些瓦片造型精良，体型硕大，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宫殿用瓦，考虑到三汲乡这两年正在大规模兴修水利，出于保护文物目的，文物管理处决定，对附近进行考古性挖掘。
调查过程中，考古队长陈应淇和当地副村支书聊天时，询问对方村里可有啥老物件，支书想了下，一拍大腿说：还真有，就在村里一个老汉院子里。
原来，在三十多年前，村民刘西梅在自家地里挖上来一块大石头，上面还刻着神秘的文字，他看这块石头又大又光滑十分喜欢，就搬到自家院子里，石头上的文字模糊不清，就连村里最有学问的人都读不出来。
陈应淇怀着好奇的心情，急忙赶到刘西梅家，那块石头如今已经被当成了石凳，上面果然刻有文字，不过，陈应淇也认不出来到底是何文字，他把文字拓印下来，寄给了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
一周后，李学勤回信，信里他问了陈应淇三个问题：附近有没有高大的土丘，有没有山林，山林里面有没有水。陈应淇一一做了答复，随后，李学勤将这些文字解读了出来：
“监罟尤臣 公乘得，守丘臼将曼，敢谒后贤者。”
其大意为：监管捕鱼的罪臣公乘得，旧将曼，在此看守陵墓，敬告后世贤人。
这就是 公乘得 刻下文字的那块石头，如今，它成了一个定位器，提示后人这里有规模宏大的王陵。
李学勤先生据此推断，附近一定有国王级别的陵墓，建议陈应淇就在石头发现处和高大土丘处展开发掘工作。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建议，陈应淇立刻安排人员进场，从三汲乡穆家庄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两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以及三十余座墓葬被成功发掘出来。其中，位于三汲乡东南部的古城遗址，后被证实为战国中期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而在古城内外，分别发现了大量的王陵，事后被证明为中山国王墓。
其中，穆家庄陵墓刚被打开时，是一个呈“中”字型的墓室，不过可惜的是，陵墓已经被盗，陪葬品被搜刮一空，仅留下三根垫木，就在大家失望的时候，一个工人在墓室东南角不小心踩空，竟然在地上踩出来一个大空洞，里面竟然有不少陪葬品，而这个隐秘的洞和墓室没有任何连通，考古人员精神大振，继续在附近展开发掘，果然又在墓室西侧发现另一个洞库窟，里面保留着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库与主墓室毫不相连，这种墓葬形式，以后被证明为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陵墓所独有的，也正是由于库的存在，才使大量的珍贵文物躲过盗劫。
中山国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错金”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项工艺，把金丝或金片镶嵌在青铜器表面，再用厝石加以磨错，使之光滑平整，错金工艺打造的图案与铭文，具有流光溢彩、华美典雅的特点，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喜爱。
【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本为一小桌，桌面早已腐朽，只留下底座方案，其造型借鉴了建筑斗拱的设计，下圆上方，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方是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底座上是四条神龙，盘绕成半球形，龙首昂然而立，作斗拱状伸向四方，每只龙头上各顶一柱以支撑方案的四角。
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四龙四凤互相盘结，翼尾相接，构成一个内收而外敞的支架，稳定而舒展，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静态美。
此文物刚出土时，桌面腐朽，底座也被压垮变形，考古人员将它放在文物研究所的修复室里，负责文物修复的刘增坤先生经验丰富，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每天端着一个小茶壶，坐在它面前仔细观察研究，连续观察了三天，弄清楚方案每一寸的结构后，他才开始动手，先是用钢锯把文物解开，然后又重新焊上，经过他的一番修复，焊缝几乎看不出来，这件国宝也恢复了它原有的神采。
文物局对这件东西非常重视，不准用翻模方法复制，生怕对其造成损坏，有人尝试过用其他方法试制，结果因工艺太复杂而不得不放弃。
如今，此文物已经成为河北博物馆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