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文笔双塔”，蘸一池晋阳湖水，描绘“锦绣太原城”古风今韵】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太原的各大公园的主题活动和不同风格的美景，如雨后春笋般井喷，这些公园在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休闲场所的同时，也让大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其中主题最鲜明的，当属人气和内涵并存的双塔公园和晋阳湖公园。
历史文化
双塔寺又名永祚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创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太原市郝庄村南，由于双塔耸立，被人们称为“文笔双塔”，成为太原的标志。
永祚寺双塔，犹如一对孪生姊妹，相映成趣，一个是先建的“文峰塔”，一个是后建的“舍利塔”，双塔巍峨俊秀，是我国双塔之最。
之所以被称为“文笔双塔”，据说是这擎天的双塔是两支文笔，而那浩渺的晋阳湖就是个大砚池。应了这“风水”，太原历史上才出现了许多文章圣手。
此外，永祚寺内的大雄殿前有明代丁香树、明代牡丹树，可谓闻名太原。如今尚有明代中叶种植的牡丹花盛开于世，历经三百五、六十个春秋而不衰，被世人称作“明代牡丹”。
可以说，在这里，每一个景观，都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
晋阳湖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端金胜镇内，东靠晋祠复线路，西临山西省最大的太原第一热电厂，南接历史悠久的古晋阳城和驰名中外的晋祠旅游胜地。
曾经作为建国初期人工开挖的一电厂蓄水池，晋阳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如今已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虽然晋阳湖诞生至今仅60多年，但是“晋阳湖”之名由来已久。相传远古时期的太原地区是一大片汪洋水泽，唤作晋阳湖。大禹治水想把这里开发出来，让人们在这块沃土上生存，只是不知如何才能将水退掉，为此苦思冥想，食不下咽。一天晚上雨暴风狂，晋阳湖上波涛汹涌，却有一只小船在风浪中随波起伏，禹将大船靠近，原来是一老妇人在打("捉"之意)鱼。禹请妇人上大船躲避风浪，并且非常恭敬地递上一杯酒。老妇人一语不发，伸出手指将酒杯弹了个豁口，酒流了个净光，老妇人也不见了。禹很是惊疑，随即恍然醒悟。他经过勘察，在今灵石县一带开山凿口，让水归河槽，才形成今天的太原盆地。于是就留下了"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这么一句古语。
公园规模
双塔公园（一期）工程建设总面积89.6公顷，相当于迎泽公园的1.5倍。围绕永祚寺、革命历史纪念片区、综合性公园三大功能区，以“读历史、强信念、受教育、赏美景”为主题，打造可学、可望、可行、可游的双塔盛景。
在设计当中，综合考虑了周边环境的改造、设计、施工，以一条2000多米长的水带环绕双塔，因此就有了以双塔为笔，以湖水为墨的双塔新景，极为灵动，极具韵致。而在公园内，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清新雅致的小桥流水，无不彰显太原深厚的文化底蕴。
此外，双塔公园的建成，结束了我市东部地区无综合类公园，双塔寺周边环境多年没有提升及保护的历史，也是太原市委、市政府践行“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生动实践。
晋阳湖公园位于晋阳湖水域周边，环湖北路以南，蒙山大街以北，环湖西路以东，环湖东路以西，设置环湖步道，多段主题景观自行车道，设置游船码头，项目用地面积310.69公顷，总投资41.7亿元。
公园的核心，当然是晋阳湖，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晋阳湖湖面浩瀚，堪与杭州西湖媲美，被称为“中国北湖”。晋阳湖公园的景色也很美丽，西面群山叠嶂，清晰可见；东面沃野平畴，稻浪轻翻，蔬菜清鲜，瓜果飘香。晋阳湖水体的大量蒸发和渗漏，保证了空气中的含湿量，净化了太原市的空气。
商业规划
双塔公园景区商圈。随着双塔景区的升级和改造规划的形成，也将迎来现代化大型商业的入驻，从而推动城市商业繁华向东延伸。双塔寺景区在南内环街两侧规划了大规模的商业用地，在景区用地东侧还规划有爱琴海商业倾力打造的购物中心品牌——爱琴海购物公园，它将和太古里相互辉映,双塔景区以成为太原“三里屯”为远景而打造。未来来自世界的潮流和时尚将在这里汇聚，带动迎泽主城繁华向东延伸，推动迎泽核心东扩区的城市地位的提升。
坐落于太原市晋阳湖东南岸的晋阳里商业街建筑群滨水而建，主体建筑已基本成型。据了解，晋阳里商业街占地18万平方米，是省城首个滨水商业街项目，集餐饮、文化、购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正式开放后将成为一处高品质人文旅游、创意生活的游憩场所。
置身其中，你能充分体验别具一格的商业韵味，低密街区晋阳里与晋阳湖、西山完美相融，在这里有亲水街区，也有诗和远方，历史和现实的融合，繁华与宁静融合，让风景独具魅力。
现状
2020年5月，双塔公园正式开工建设。经过380多天的紧张建设，双塔公园于2021年7月正式开园。
除巍峨高耸的“凌霄双塔”和双塔倒影新景以外，开园之后的双塔公园还呈现出了更多的亮点。在景观建设方面，公园通过18处古建筑群、23种样式的亭台水榭、以及樱花、月季、紫薇、牡丹、海棠等园林造景，体现出浓郁的太原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北方园林风格。
在美景以外，双塔公园还通过高君宇雕像、七烈士墓、解放太原纪念区等红色教育场所的设置，广大游客在双塔公园里还可以读历史、强信念、受教育。这也让双塔公园在展示传统文化、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增添了红色教育的重要功能。
湖缘城而得名，城因湖而得魂。一片晋阳湖，为古老朴素的太原增添了几分妩媚。
晋阳湖公园已建设水面、树木草坪等绿化景观、硬化广场、水幕投影景区、沙滩浴场、儿童乐园、健身休闲设施、便利亭等，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绝佳去处。
尤其是近日，第三届晋阳湖公园郁金香花展启幕，1.2万余平方米、70余万株郁金香，让晋阳湖公园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胜地。
碧绿的湖水，翻卷着深春的气息；层叠的花海，倾泻着幸福的花语……暮春时节，晋阳湖公园的郁金香，携着激情，带着勃然的生机，奏出了太原生态建设的缤纷交响曲。
交通与周边
双塔公园位于太原市东中环路以西、双塔北路以东、南内环东街以北、南沙河快速路以南，路网极其完善，游客从景区出来以后的可选择性很多，距离柳巷商圈、长风亲贤商圈、火车站等地较近，时间基本可以保持在30分钟以内。
双塔公园分为东、南、西、北四处大门。自驾的朋友可自行根据位置调整线路：北门位于南沙河沿岸，配备有大巴停车场，北停车场（地下）；南门位于南内环东街，此处为游客服务中心；西门位于双塔北路，配备有西停车场（地上地下）；东门位于东中环路，配备有东停车场（地上地下）市民可自行乘坐23路、812路、820路至双塔北街永祚西街口进行观园。
去过晋阳湖公园的朋友都知道，这里的交通十分便利，可见政府对整个片区建设所投入的心血。环湖东路、滨河西路、龙城大街、南中环街……人们可以轻松抵达城市任何一个角落。
其南侧便是古晋阳遗址、太原古县城、太原植物园、晋祠；西侧西山万亩生态园、蒙山景区、太山景区......各类景点数不胜数。
有人说晋阳湖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遗产，而双塔则是千年文化积淀的馈赠。
的确，双塔公园和晋阳湖公园两者各具特色，一个是古色古香的历史遗迹，一个是现代化建设的产物，两者对于城市来说都具有非常的意义，到底它们谁才是你心中的最美公园？（来源：太原创森微信公众号）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太原的各大公园的主题活动和不同风格的美景，如雨后春笋般井喷，这些公园在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休闲场所的同时，也让大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其中主题最鲜明的，当属人气和内涵并存的双塔公园和晋阳湖公园。
历史文化
双塔寺又名永祚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创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太原市郝庄村南，由于双塔耸立，被人们称为“文笔双塔”，成为太原的标志。
永祚寺双塔，犹如一对孪生姊妹，相映成趣，一个是先建的“文峰塔”，一个是后建的“舍利塔”，双塔巍峨俊秀，是我国双塔之最。
之所以被称为“文笔双塔”，据说是这擎天的双塔是两支文笔，而那浩渺的晋阳湖就是个大砚池。应了这“风水”，太原历史上才出现了许多文章圣手。
此外，永祚寺内的大雄殿前有明代丁香树、明代牡丹树，可谓闻名太原。如今尚有明代中叶种植的牡丹花盛开于世，历经三百五、六十个春秋而不衰，被世人称作“明代牡丹”。
可以说，在这里，每一个景观，都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
晋阳湖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端金胜镇内，东靠晋祠复线路，西临山西省最大的太原第一热电厂，南接历史悠久的古晋阳城和驰名中外的晋祠旅游胜地。
曾经作为建国初期人工开挖的一电厂蓄水池，晋阳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如今已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虽然晋阳湖诞生至今仅60多年，但是“晋阳湖”之名由来已久。相传远古时期的太原地区是一大片汪洋水泽，唤作晋阳湖。大禹治水想把这里开发出来，让人们在这块沃土上生存，只是不知如何才能将水退掉，为此苦思冥想，食不下咽。一天晚上雨暴风狂，晋阳湖上波涛汹涌，却有一只小船在风浪中随波起伏，禹将大船靠近，原来是一老妇人在打("捉"之意)鱼。禹请妇人上大船躲避风浪，并且非常恭敬地递上一杯酒。老妇人一语不发，伸出手指将酒杯弹了个豁口，酒流了个净光，老妇人也不见了。禹很是惊疑，随即恍然醒悟。他经过勘察，在今灵石县一带开山凿口，让水归河槽，才形成今天的太原盆地。于是就留下了"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这么一句古语。
公园规模
双塔公园（一期）工程建设总面积89.6公顷，相当于迎泽公园的1.5倍。围绕永祚寺、革命历史纪念片区、综合性公园三大功能区，以“读历史、强信念、受教育、赏美景”为主题，打造可学、可望、可行、可游的双塔盛景。
在设计当中，综合考虑了周边环境的改造、设计、施工，以一条2000多米长的水带环绕双塔，因此就有了以双塔为笔，以湖水为墨的双塔新景，极为灵动，极具韵致。而在公园内，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清新雅致的小桥流水，无不彰显太原深厚的文化底蕴。
此外，双塔公园的建成，结束了我市东部地区无综合类公园，双塔寺周边环境多年没有提升及保护的历史，也是太原市委、市政府践行“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生动实践。
晋阳湖公园位于晋阳湖水域周边，环湖北路以南，蒙山大街以北，环湖西路以东，环湖东路以西，设置环湖步道，多段主题景观自行车道，设置游船码头，项目用地面积310.69公顷，总投资41.7亿元。
公园的核心，当然是晋阳湖，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晋阳湖湖面浩瀚，堪与杭州西湖媲美，被称为“中国北湖”。晋阳湖公园的景色也很美丽，西面群山叠嶂，清晰可见；东面沃野平畴，稻浪轻翻，蔬菜清鲜，瓜果飘香。晋阳湖水体的大量蒸发和渗漏，保证了空气中的含湿量，净化了太原市的空气。
商业规划
双塔公园景区商圈。随着双塔景区的升级和改造规划的形成，也将迎来现代化大型商业的入驻，从而推动城市商业繁华向东延伸。双塔寺景区在南内环街两侧规划了大规模的商业用地，在景区用地东侧还规划有爱琴海商业倾力打造的购物中心品牌——爱琴海购物公园，它将和太古里相互辉映,双塔景区以成为太原“三里屯”为远景而打造。未来来自世界的潮流和时尚将在这里汇聚，带动迎泽主城繁华向东延伸，推动迎泽核心东扩区的城市地位的提升。
坐落于太原市晋阳湖东南岸的晋阳里商业街建筑群滨水而建，主体建筑已基本成型。据了解，晋阳里商业街占地18万平方米，是省城首个滨水商业街项目，集餐饮、文化、购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正式开放后将成为一处高品质人文旅游、创意生活的游憩场所。
置身其中，你能充分体验别具一格的商业韵味，低密街区晋阳里与晋阳湖、西山完美相融，在这里有亲水街区，也有诗和远方，历史和现实的融合，繁华与宁静融合，让风景独具魅力。
现状
2020年5月，双塔公园正式开工建设。经过380多天的紧张建设，双塔公园于2021年7月正式开园。
除巍峨高耸的“凌霄双塔”和双塔倒影新景以外，开园之后的双塔公园还呈现出了更多的亮点。在景观建设方面，公园通过18处古建筑群、23种样式的亭台水榭、以及樱花、月季、紫薇、牡丹、海棠等园林造景，体现出浓郁的太原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北方园林风格。
在美景以外，双塔公园还通过高君宇雕像、七烈士墓、解放太原纪念区等红色教育场所的设置，广大游客在双塔公园里还可以读历史、强信念、受教育。这也让双塔公园在展示传统文化、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增添了红色教育的重要功能。
湖缘城而得名，城因湖而得魂。一片晋阳湖，为古老朴素的太原增添了几分妩媚。
晋阳湖公园已建设水面、树木草坪等绿化景观、硬化广场、水幕投影景区、沙滩浴场、儿童乐园、健身休闲设施、便利亭等，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绝佳去处。
尤其是近日，第三届晋阳湖公园郁金香花展启幕，1.2万余平方米、70余万株郁金香，让晋阳湖公园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胜地。
碧绿的湖水，翻卷着深春的气息；层叠的花海，倾泻着幸福的花语……暮春时节，晋阳湖公园的郁金香，携着激情，带着勃然的生机，奏出了太原生态建设的缤纷交响曲。
交通与周边
双塔公园位于太原市东中环路以西、双塔北路以东、南内环东街以北、南沙河快速路以南，路网极其完善，游客从景区出来以后的可选择性很多，距离柳巷商圈、长风亲贤商圈、火车站等地较近，时间基本可以保持在30分钟以内。
双塔公园分为东、南、西、北四处大门。自驾的朋友可自行根据位置调整线路：北门位于南沙河沿岸，配备有大巴停车场，北停车场（地下）；南门位于南内环东街，此处为游客服务中心；西门位于双塔北路，配备有西停车场（地上地下）；东门位于东中环路，配备有东停车场（地上地下）市民可自行乘坐23路、812路、820路至双塔北街永祚西街口进行观园。
去过晋阳湖公园的朋友都知道，这里的交通十分便利，可见政府对整个片区建设所投入的心血。环湖东路、滨河西路、龙城大街、南中环街……人们可以轻松抵达城市任何一个角落。
其南侧便是古晋阳遗址、太原古县城、太原植物园、晋祠；西侧西山万亩生态园、蒙山景区、太山景区......各类景点数不胜数。
有人说晋阳湖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遗产，而双塔则是千年文化积淀的馈赠。
的确，双塔公园和晋阳湖公园两者各具特色，一个是古色古香的历史遗迹，一个是现代化建设的产物，两者对于城市来说都具有非常的意义，到底它们谁才是你心中的最美公园？（来源：太原创森微信公众号）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原来宋朝这么有趣#
【宋朝以后，婚书文风大变】
元朝人的婚书，开始摒弃文绉绉的修辞。《元典章》要求，“凡婚书不能用彝语虚文，须要明写聘财、礼物，婚主并媒人各各画字。女家回书亦写受到聘数目，嫁主并媒人亦合画字。仍将两下礼书背面大书合同字样，分付各家收执。如有词语朦胧，别无各各画字并合同字样，争告到官，即同假伪。”大概元人认为，婚书不需要虚文，关键是要写明聘财数目，结亲双方、元刻本《事林广记》收录的宋代婚书格式保亲、媒人分别签字，以免日后发生悔婚及财产分割的纠纷。
我们看元人的婚书，也确实写得很实在。来看《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收录的元代纳聘书式：“某州某县某处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长男名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第几令爱名某姐，见年几岁，缔亲，备到纳聘财礼若干。自聘定后，择日成亲，所愿夫妻偕老，琴瑟和谐，今立婚书为用者。”
女方的回聘书式则是：“具乡贯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第几女名某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长男名某，见年几岁，结亲，领讫财礼若干。自受聘后，一任择日成亲，所愿夫妻保守□续繁昌，今立婚书为用者。”
从某个角度来说，元人的婚书更具“现代性”，体现了将婚书当成民事合同的趋势。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粗鄙化的表现？
说回“放妻书”。如果我们将敦煌出土的唐宋“放妻书”与后世的“休书”放在一起做对比，也会真切感受到：时代不同了，文明失落了，离婚文书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嬗变。
台湾学者编辑的《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有多份清代台湾社会的离婚协议书，我选摘了其中一份“离缘字”；辽宁省档案馆也收藏有一件民国时期的休书，我也抄录下来，大家可以跟唐宋“放妻书”略做比较：
辽宁省档案馆藏休书：
立永绝休书。李海山，有妻姜氏，年二十五岁。因不孝翁姑，不睦宗族，败坏门风。夫妻反目，惩戒不悛。屡经劝导，毫无度日之心。故夫妻情乖。同亲族议定，决意休黜，永远离决。自休之后，任嫁张李，与李海山毫不相干。自此离婚后，永断葛藤。 倘有悔心或亲族狡辗，有离婚书为凭。
叔父：李风歧（手指印：左手食指斗）
舅父：赵延禄
遇字人：东 山
壬子年三月初六日 立休书李海山（手指印：左全手萁）
《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的“离缘字”：
立离缘宇人陈九五，前年曾娶过李四之女为妻，名唤阿叶，今年二十三岁。当日凭媒面议，聘金贰百大元正，交收足讫。兹因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不能安贫，常出怨尤之念，律以妇人四德，实有可出之条，虽欲忍以安之，奈生成若性，留亦无益。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去，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此系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缘绝，即日收回聘金，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嫁，一出千休，情根永断。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壹纸，付执为照。
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壹百大元正足讫，照。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 日 代书人 张金生
为媒人 黄水池
知见人 陈火木
立离缘字人 陈九五
如果说唐宋时代的“放妻书”是一种“格式合同”，不代表离婚签字人的实际教养，那为什么唐宋时至少敦煌一带的民间能够普遍采用这一“格式合同”，而之后元、明、清时期的政府与社会，却放弃了这种温文尔雅的“放妻书”格式？我觉得还是社会粗鄙化、文明退化的原因。
传送门：https://t.cn/A6cM0iFt
【宋朝以后，婚书文风大变】
元朝人的婚书，开始摒弃文绉绉的修辞。《元典章》要求，“凡婚书不能用彝语虚文，须要明写聘财、礼物，婚主并媒人各各画字。女家回书亦写受到聘数目，嫁主并媒人亦合画字。仍将两下礼书背面大书合同字样，分付各家收执。如有词语朦胧，别无各各画字并合同字样，争告到官，即同假伪。”大概元人认为，婚书不需要虚文，关键是要写明聘财数目，结亲双方、元刻本《事林广记》收录的宋代婚书格式保亲、媒人分别签字，以免日后发生悔婚及财产分割的纠纷。
我们看元人的婚书，也确实写得很实在。来看《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收录的元代纳聘书式：“某州某县某处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长男名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第几令爱名某姐，见年几岁，缔亲，备到纳聘财礼若干。自聘定后，择日成亲，所愿夫妻偕老，琴瑟和谐，今立婚书为用者。”
女方的回聘书式则是：“具乡贯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第几女名某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长男名某，见年几岁，结亲，领讫财礼若干。自受聘后，一任择日成亲，所愿夫妻保守□续繁昌，今立婚书为用者。”
从某个角度来说，元人的婚书更具“现代性”，体现了将婚书当成民事合同的趋势。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粗鄙化的表现？
说回“放妻书”。如果我们将敦煌出土的唐宋“放妻书”与后世的“休书”放在一起做对比，也会真切感受到：时代不同了，文明失落了，离婚文书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嬗变。
台湾学者编辑的《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有多份清代台湾社会的离婚协议书，我选摘了其中一份“离缘字”；辽宁省档案馆也收藏有一件民国时期的休书，我也抄录下来，大家可以跟唐宋“放妻书”略做比较：
辽宁省档案馆藏休书：
立永绝休书。李海山，有妻姜氏，年二十五岁。因不孝翁姑，不睦宗族，败坏门风。夫妻反目，惩戒不悛。屡经劝导，毫无度日之心。故夫妻情乖。同亲族议定，决意休黜，永远离决。自休之后，任嫁张李，与李海山毫不相干。自此离婚后，永断葛藤。 倘有悔心或亲族狡辗，有离婚书为凭。
叔父：李风歧（手指印：左手食指斗）
舅父：赵延禄
遇字人：东 山
壬子年三月初六日 立休书李海山（手指印：左全手萁）
《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的“离缘字”：
立离缘宇人陈九五，前年曾娶过李四之女为妻，名唤阿叶，今年二十三岁。当日凭媒面议，聘金贰百大元正，交收足讫。兹因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不能安贫，常出怨尤之念，律以妇人四德，实有可出之条，虽欲忍以安之，奈生成若性，留亦无益。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去，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此系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缘绝，即日收回聘金，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嫁，一出千休，情根永断。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壹纸，付执为照。
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壹百大元正足讫，照。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 日 代书人 张金生
为媒人 黄水池
知见人 陈火木
立离缘字人 陈九五
如果说唐宋时代的“放妻书”是一种“格式合同”，不代表离婚签字人的实际教养，那为什么唐宋时至少敦煌一带的民间能够普遍采用这一“格式合同”，而之后元、明、清时期的政府与社会，却放弃了这种温文尔雅的“放妻书”格式？我觉得还是社会粗鄙化、文明退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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