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劝善，劝的是每一颗迷途知返的心！#传统文化#

道教修行，修心是第一要务。从庄子所曰心斋，到祖天师立教时设下静室以内省，再到科仪经韵盛行之后流传的各种“法忏”，其目的都在于使参与其中的人们能够及时自省。所以道教的心性之说，尤其特别强调一个“忏”字，唯有时时检讨自己的行为，才能为继续精进做好基础。道教修持把重点放在“忏”字上，便是要人们返归自我真性，以善心观世界，以善念对自身。

作为一个宗教，必然需要实现所肩负的社会意义。道教提倡性命双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功法、炼养以及医术等方面的内容，使人们实现强身健体、乃至在世长年的功效；另一个方面，则是循循善诱，劝导世人与人为善，从奉献与施舍中寻求到内心的平静。以一个宗教团体而论，道教自古以来便十分强调“劝善”的概念。

所谓“善”，不仅仅是要做好事，要惠及三界十方一切有情有性，尤其要在善行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性得以升华。经中云：“不嗔不怒、不怨不恨、不贪不淫、不杀不害、不馋不言、不嫉不妒、不憎不爱、无挂无碍。”若能勤而行之，就可以得到“诸神保举，吉曜照临”，从而超越人生情欲的困扰，终可成仙成圣。

道教的劝善，立足于善恶报应说。道教所秉持的善恶报应观，虽然字字句句都在强调人们唯有为善才能够益寿延年，但在文字背后的本意，却更加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做好的自我本分。只有不肆意妄为、不起妄行、不有恶念，最后达到“百姓皆谓为我自然”的高度，才是劝善的最终目的。

道教中的“善”，不同于其他宗教和世俗的理解，劝善并不是简单地告诫人们要行善事以求得最后的善因缘。从某种角度来看，刻意而为之的“善”本身就是欲求的一种表现。道教修行讲求的是去欲，是澄心见性，所以道教中的“善”立足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唯有每一个信众都能找到自我安分的本然所在，才能体悟到“天道无亲”的善是在讲述什么道理。道教之善，是在缮自我的本性，而不是单纯去求功德。

在道教心性学中，讲求的最基本一点即是要明白“道法自然”的“自然”究竟指什么。“自然”，乃自我之本然，万法内中求，修道的最终境界是要人们能够找到自己，复归于婴儿一般的纯真和一念，这才是每个人的自我本然。

想要达到道祖爷提出的高度，身处六尘遍染中的红尘客，仍须弃恶从善，忏悔身心。

其实，忏悔在道教修持中非常常见，其功德力也是不可称量的。上溯到天师道早期以忏悔为重要内容的“三官手书”，下至当代道教法坛上使用的各种章表文疏，还有劝善经典中用来自我检省的功过格，均不离人们对自己恶行、恶念的忏悔。

但道教追求的忏悔又与普通意义上的自我悔过有着不同的性质。陆修静在《道门科略》说：“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

在此一段对忏悔之所的描述中，惟独突出“清虚”二字，只有洁净的场所和洁净的身体才能感召到神明。所以道教提倡的忏悔不是单纯地心理治疗，而是希望通过忏悔的形式起到涤荡身心的作用，消除身心口三业障，以洁净之体恭迎接神明下降，从而才使拜神具有了灵验效用。

道教中特别推崇一句话叫“我命在我不在天”，一个人能否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命运的走向，重点在于其能不能够放下心中的欲求，这是脱离爱河尘沙的前提。道教谓之“修持”，一方面靠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神明的加持，另一方面需要依靠信众自我的行动力。当二者合一，便可以事半功倍。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虔诚信仰祖师的原因所在。

做到这一重境界的原始出发点，依旧是基于每个人的“心”。心中一念，才能生出万千法门。“爱河千尺狼，苦海万丈深。欲求无上道，一念便纯真。”祖师真言，讲的仍是“一念”，莫起诸多妄心。唯有“六欲不生”，才能够“三毒消灭”，常清常静才可以“渐入真道”。

道教祖师多是以功行成神。信仰道教、信仰神仙，不是简单地信奉某一位得道祖师可以凭借无穷法力来帮助自己解决各种难题。这样的信仰是功利的，是以香花灯水果的供奉来换取神仙的法力护佑，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权钱交易。真正发自于真心的信仰，是能够从祖师的行迹中寻找到激励自我前进的法门，寻找到自己的真道所在，这正是道法自然所强调的“自然”。

我们拜神仙、学神仙，归根结底是要用于自己的日常修行中，而不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道教劝善，劝的是每一颗迷途知返的心。若能使天下人醒悟不痴迷，也就不枉费道藏经典的卷帙浩繁了。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几点思考——宋俊华教授讲座实录】#非遗# 2021年11月11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主办的“民俗学与当代社会”系列学术沙龙第三季“民俗学经典理论与中国应用”系列讲座第九讲“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几点思考”在北师大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萧放教授主持，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季中扬教授与谈。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下课堂参与的同时，腾讯会议同步进行线上分享。

宋俊华教授首先阐明非遗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一项国际事业，它是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有着明确的国际理想。但非遗保护在实施过程中，却因为实施方案的标准化、程序化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困境，例如，非遗保护是保护一个项目还是一种生活？宋教授认为，与物我合一、主客平等、共生共存的东方整体观相契合的文化生态论能够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文化生态学”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首次提出的，所谓“文化生态”就是指文化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存状况，每一个文化体系都包括核心文化系统和外围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生物有机体、核心文化、外围文化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链条结构，共同构成文化系统。

那么，基于文化生态理论，我们可以将非遗看作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遗的保护也就不是保护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修复、维持整个非遗生态系统，是非遗与其载体的整体保护。进而我们可以从知识（节气医药）、技艺（工艺美术）、艺术（表演艺术）、民俗（民俗礼仪）、精神（崇天祭祖）五个层面来认识非遗，这五个层面是相互勾连、互为一体的，最深层的是精神，然后是民俗，接着是艺术、技艺、知识，其皆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随后宋俊华教授又讨论了原生态的“真”与“伪”问题。从词义上讲，“原生态”指事物与其环境共生共存的最初状态。该词广泛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与“原初的”、“自然的”、“手工的”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它反映了人们对某种记忆、某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式的眷恋和痴迷，但误把自己的愿望等同现实，用不变观点认识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如果深究，现实生活中是无法找到原生态的状态。在非遗保护中，宋教授主张弃用“原生态”的概念，而使用“本生态”与“衍生态”的概念。他认为，非遗是一条在时空中不断流淌着的富有生命力的河，其中存在一种让它成为自身且相对稳定的东西，这种东西与其周围环境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是决定“非遗”特质的生态，可称为“本生态”。还有一种让其不断变化的活跃的东西，这种东西与其周围环境的共生但不和谐状态，是导致非遗不断变化的生态，可称为“衍生态”。“本生态”和“衍生态”是非遗的两翼，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本生态是非遗传承的基础和依据，衍生态是非遗发展的对象和条件，它们为我们研究非遗生态保护提供了视角与工具。

紧接着宋俊华教授介绍了我国在非遗生态保护上的一项创新实践——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沉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基于非遗整体性，包括非遗自身及其与所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共生共存整体性而建设的。它既有学理依据，又有现实基础，其学理依据是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区域性；其现实基础是物质遗产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保护为非遗生态保护提供了经验。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环境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生态观，是文化生态理论在非遗保护中的活态呈现。

最后，宋教授总结道，生态保护是基于整体思维的非遗保护模式，本生态与衍生态的互动、转化是非遗传承的基本规律。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遗整体性保护的具体措施，是以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的文化形态为核心和标志的。

宋俊华教授有关非遗生态保护的深入思考引发了在场老师的热烈讨论，与谈人季中扬教授认为，宋教授将非遗视为一种活态的、流动的形式，认为非遗保护是保护一种整体性生活，并从“原生态”的概念展开讨论，提出“本生态”、“衍生态”的概念，这对非遗保护理论建设是十分有益的，从学理层面解决了非遗“变”与“不变”的难题，为我们深入思考提供了理论工具。季中扬教授还针对非遗语境下的现代社会，政府作为保护的主导方，可能会使得非遗持有者、实践者成为被凝视和被文化消费的对象，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态壁龛，恐难达到活态保护的目的与宋俊华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萧放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非遗存续状态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是源于与环境的互动，故而可以用生态学的观点理解非遗保护。非遗需要基于日常生活进行活态保护，活鱼要在水中看，国家提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为了保护非遗生长的土壤，有生活的传统，有传统的生活是我们非遗保护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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