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小故事#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展讯】共鸣：致敬罗伯特·弗兰克
主办：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开幕：2021年3月6日
展期：2021年3月6日 – 2021年5月2日（周一闭馆）
地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155A）
支持：希帕画廊，影上书房
策展人：今木
艺术家：罗伯特·弗兰克、陈荣辉、韩磊、黄庆军、卢恒、骆丹、莫毅、鸟头小组、王轶庶、魏来、姚瑶、曾翰、周强、朱浩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荣幸呈现展览“共鸣：致敬罗伯特·弗兰克”。本次展览是继其2020年度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亮相后的首次巡展，为纪念于2019年逝世的现代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而策划。罗伯特·弗兰克被誉为曾经改变西方摄影史发展方向的人，他最为著名的由83张照片构成的摄影集《美国人》（The Americans）被奉为颠覆传统的摄影经典。西方摄影的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拐点，此后的几代摄影人朝多个方向开疆拓土，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摄影多元化发展的主要形态。
本次展览为大家呈现了希帕画廊和艺术家黄庆军、荣荣所收藏的弗兰克摄影原作。伴随着这些珍贵作品，我们还集结了十三位（组）中国摄影师的作品一同展示。莫毅和韩磊分别于198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开始进行摄影创作，当时中国人对弗兰克知之甚少，但他们的作品却在精神和气质上体现出了某种共鸣。魏来、卢恒、王轶庶、黄庆军都曾拜访过弗兰克在纽约的工作室，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弗兰克的认可和鼓励；曾翰和骆丹都进行了“在路上”的游走式拍摄，他们从弗兰克和“垮掉派”那里获得了精神层面的感召；陈荣辉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弗兰克基金会·常玉奖学金基金”赞助，旅美求学的他也和弗兰克一样，保持了异乡人的观察视角；朱浩、鸟头小组、姚瑶和周强的摄影创作，分别在各自影像的时间感、秩序感、隐喻性和动态影像等多重方面体现出了与弗兰克的呼应。
这些艺术家形成了一组自1980年代以来近40年的中国摄影人的个体实验样本，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体现出了将摄影作为艺术语言的自觉性。他们在看向西方的同时，寻求着自身本土经验在世界艺术史中的价值对位。在这些可贵的探索过程中，中国的艺术创作者跨越了时空的局限，在不同时代和不同面向上，与罗伯特·弗兰克形成了复杂且细腻的震颤与共鸣。我们以此展览向罗伯特·弗兰克——这位具有开创精神摄影先驱致敬。
主办：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开幕：2021年3月6日
展期：2021年3月6日 – 2021年5月2日（周一闭馆）
地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155A）
支持：希帕画廊，影上书房
策展人：今木
艺术家：罗伯特·弗兰克、陈荣辉、韩磊、黄庆军、卢恒、骆丹、莫毅、鸟头小组、王轶庶、魏来、姚瑶、曾翰、周强、朱浩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荣幸呈现展览“共鸣：致敬罗伯特·弗兰克”。本次展览是继其2020年度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亮相后的首次巡展，为纪念于2019年逝世的现代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而策划。罗伯特·弗兰克被誉为曾经改变西方摄影史发展方向的人，他最为著名的由83张照片构成的摄影集《美国人》（The Americans）被奉为颠覆传统的摄影经典。西方摄影的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拐点，此后的几代摄影人朝多个方向开疆拓土，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摄影多元化发展的主要形态。
本次展览为大家呈现了希帕画廊和艺术家黄庆军、荣荣所收藏的弗兰克摄影原作。伴随着这些珍贵作品，我们还集结了十三位（组）中国摄影师的作品一同展示。莫毅和韩磊分别于198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开始进行摄影创作，当时中国人对弗兰克知之甚少，但他们的作品却在精神和气质上体现出了某种共鸣。魏来、卢恒、王轶庶、黄庆军都曾拜访过弗兰克在纽约的工作室，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弗兰克的认可和鼓励；曾翰和骆丹都进行了“在路上”的游走式拍摄，他们从弗兰克和“垮掉派”那里获得了精神层面的感召；陈荣辉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弗兰克基金会·常玉奖学金基金”赞助，旅美求学的他也和弗兰克一样，保持了异乡人的观察视角；朱浩、鸟头小组、姚瑶和周强的摄影创作，分别在各自影像的时间感、秩序感、隐喻性和动态影像等多重方面体现出了与弗兰克的呼应。
这些艺术家形成了一组自1980年代以来近40年的中国摄影人的个体实验样本，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体现出了将摄影作为艺术语言的自觉性。他们在看向西方的同时，寻求着自身本土经验在世界艺术史中的价值对位。在这些可贵的探索过程中，中国的艺术创作者跨越了时空的局限，在不同时代和不同面向上，与罗伯特·弗兰克形成了复杂且细腻的震颤与共鸣。我们以此展览向罗伯特·弗兰克——这位具有开创精神摄影先驱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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