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高管集体怒怼老板任正非，并揪出十大问题，毫不留情面】03
三、工资、补贴、奖金、长期激励机制等价值分配机制需要系统梳理和思考
这几年，公司经营好，在价值向奋斗者倾斜的指导思想下，员工们普遍得到很好的经济回报，这是华为奋斗者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华为核心竞争力所在。任总一直强力推动公司分配向奋斗者倾斜，但是，这几年，非理性、运动式、一刀切的福利上涨（其中的不少是任总强力推动的），以及过于机械的执行机制，也造成了不少问题。
当前，泛网络的市场一线比产品线、比消费者BG、比专家们具有显著的职级和薪酬待遇优势，职级普遍偏高，甚至导致人才循环出现问题，是很多领导集中反馈的问题。海思一个高等级的资深专家，待遇比不上一个一般的系统部主管。什么都比不上，职级、工资、补贴奖金、配股，差的还比较远。对于一个高科技公司，是不是合理？
这么多短期激励资源，但现在来看，我们13-15级员工的工资还是缺乏市场吸引力；比如我们的破格提拔，被各级管理团队做成了每级均衡的晋升比例，重点放在管理者了，专家的提拔和激励始终短缺。现在公司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传统业务的一些管理者职级虚高、薪酬福利虚高，出去后找不到薪酬相当于现在每年交税额度的岗位；而新业务的核心骨干大量被人家挖角，人家只挖最佳时期做出最佳贡献的年轻人，我们很被动。我们HR政策上，不深入实际，不了解业务，不重视专家，不重视新人所照成的大水漫灌，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我们管理者和HR体系都需要反思。
我们薪酬的基本原则是基于贡献来定薪酬。这个原则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什么是贡献？怎么根据贡献来定？传统业务收入多，贡献大，那么传统业务的薪酬还会上涨。而且传统业务的贡献，比如无线产品线、中国区经营好，并不完全是当期团队的贡献，前面一批批干部做了大量贡献。很多贡献其实是基于惯性的，这又怎么算？而新业务，还没有做出来，贡献是什么？怎么定薪酬？现在人工智能博士毕业后，市场价就是100万美金，就是这么多，做好了还有奖金。如果按照岗位，那要定多少级别？ 面向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我们不能把基于贡献来定薪酬的原则，简单数字化、公式化执行。
工资、补贴、奖金、长期激励机制（包括ESOP和TUP）是员工薪酬福利的四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有其逻辑。因为业务不同，也应该有不同的设计。在公司早期的时候，研发人员工资相对高一点，奖金少，配股高一些，而市场人员工资低一点，奖金高，补贴高，配股少一些。这体现了知识资本化，研发人员创造的价值不能立刻回报，而是长期的，所以长期激励给的多，而市场强调短期贡献，短期激励就高。一定层级的管理者有长期激励，是因为构筑了管理体系，不断创造价值。在消费者领域，销售人员卖完手机获取奖金就结束了，不应该有长期激励或者少配。这些是有逻辑的合理性的。现在工资、补贴、奖金、长期激励都水涨船高，大水漫灌，但其中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背后的商业逻辑，理论支撑是什么，就没有人系统去看一看了。
长期激励分配规则需要更全面、更理性思考。目前长期激励的个人额度是基于职级，导致各部门为了抢包，拼命的比着涨职级，而且股票一旦配上去了就不能减下来，成本也大大地刚性化了。去年的配股规则问题确实很大，用电脑直接算到个人，两三年的落后分子去年通过电脑一算，结果反到配得不少。有些马上要退休的员工，因为安慰性质的升级导致突然有大量的配股额度，也是很难理解。大家普遍认为，政策出发点很好，但良好的愿望没有达到。TUP可以转换为ESOP，对很多人是很大的打击。TUP前面5年已经享受了收益，现在又可以转换为ESOP，太随性。
现在的长期激励承载了太多东西，承载了长期价值分配，又承载了激励、福利、现金流等综合问题，还承载了退休保障，是不是要承载这么东西，能不能长期承载这么多东西，我们没有想清楚。由于从理论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造成长期激励配股政策每年变来变去，老板是实用主义者，内外变化老板首先想到要改的是股权政策。
长期激励既是过去成功的要素，也是面向未来存在的关键问题。关于长期激励，首先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要搞长期激励、有限的激励资源如何激励到真正想激励的人。不是所有岗位都需要用股权激励。不能变成社会主义大锅饭，反而让该激励的人没激励好。
有效的价值分配是激励价值创造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在人力资源2.0纲要中，建议我们要系统审视和讨论优化这个问题。
三、工资、补贴、奖金、长期激励机制等价值分配机制需要系统梳理和思考
这几年，公司经营好，在价值向奋斗者倾斜的指导思想下，员工们普遍得到很好的经济回报，这是华为奋斗者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华为核心竞争力所在。任总一直强力推动公司分配向奋斗者倾斜，但是，这几年，非理性、运动式、一刀切的福利上涨（其中的不少是任总强力推动的），以及过于机械的执行机制，也造成了不少问题。
当前，泛网络的市场一线比产品线、比消费者BG、比专家们具有显著的职级和薪酬待遇优势，职级普遍偏高，甚至导致人才循环出现问题，是很多领导集中反馈的问题。海思一个高等级的资深专家，待遇比不上一个一般的系统部主管。什么都比不上，职级、工资、补贴奖金、配股，差的还比较远。对于一个高科技公司，是不是合理？
这么多短期激励资源，但现在来看，我们13-15级员工的工资还是缺乏市场吸引力；比如我们的破格提拔，被各级管理团队做成了每级均衡的晋升比例，重点放在管理者了，专家的提拔和激励始终短缺。现在公司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传统业务的一些管理者职级虚高、薪酬福利虚高，出去后找不到薪酬相当于现在每年交税额度的岗位；而新业务的核心骨干大量被人家挖角，人家只挖最佳时期做出最佳贡献的年轻人，我们很被动。我们HR政策上，不深入实际，不了解业务，不重视专家，不重视新人所照成的大水漫灌，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我们管理者和HR体系都需要反思。
我们薪酬的基本原则是基于贡献来定薪酬。这个原则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什么是贡献？怎么根据贡献来定？传统业务收入多，贡献大，那么传统业务的薪酬还会上涨。而且传统业务的贡献，比如无线产品线、中国区经营好，并不完全是当期团队的贡献，前面一批批干部做了大量贡献。很多贡献其实是基于惯性的，这又怎么算？而新业务，还没有做出来，贡献是什么？怎么定薪酬？现在人工智能博士毕业后，市场价就是100万美金，就是这么多，做好了还有奖金。如果按照岗位，那要定多少级别？ 面向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我们不能把基于贡献来定薪酬的原则，简单数字化、公式化执行。
工资、补贴、奖金、长期激励机制（包括ESOP和TUP）是员工薪酬福利的四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有其逻辑。因为业务不同，也应该有不同的设计。在公司早期的时候，研发人员工资相对高一点，奖金少，配股高一些，而市场人员工资低一点，奖金高，补贴高，配股少一些。这体现了知识资本化，研发人员创造的价值不能立刻回报，而是长期的，所以长期激励给的多，而市场强调短期贡献，短期激励就高。一定层级的管理者有长期激励，是因为构筑了管理体系，不断创造价值。在消费者领域，销售人员卖完手机获取奖金就结束了，不应该有长期激励或者少配。这些是有逻辑的合理性的。现在工资、补贴、奖金、长期激励都水涨船高，大水漫灌，但其中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背后的商业逻辑，理论支撑是什么，就没有人系统去看一看了。
长期激励分配规则需要更全面、更理性思考。目前长期激励的个人额度是基于职级，导致各部门为了抢包，拼命的比着涨职级，而且股票一旦配上去了就不能减下来，成本也大大地刚性化了。去年的配股规则问题确实很大，用电脑直接算到个人，两三年的落后分子去年通过电脑一算，结果反到配得不少。有些马上要退休的员工，因为安慰性质的升级导致突然有大量的配股额度，也是很难理解。大家普遍认为，政策出发点很好，但良好的愿望没有达到。TUP可以转换为ESOP，对很多人是很大的打击。TUP前面5年已经享受了收益，现在又可以转换为ESOP，太随性。
现在的长期激励承载了太多东西，承载了长期价值分配，又承载了激励、福利、现金流等综合问题，还承载了退休保障，是不是要承载这么东西，能不能长期承载这么多东西，我们没有想清楚。由于从理论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造成长期激励配股政策每年变来变去，老板是实用主义者，内外变化老板首先想到要改的是股权政策。
长期激励既是过去成功的要素，也是面向未来存在的关键问题。关于长期激励，首先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要搞长期激励、有限的激励资源如何激励到真正想激励的人。不是所有岗位都需要用股权激励。不能变成社会主义大锅饭，反而让该激励的人没激励好。
有效的价值分配是激励价值创造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在人力资源2.0纲要中，建议我们要系统审视和讨论优化这个问题。
哲学之初，心胸宽广的希腊人愿意并敢于讨论任何能够提得出来的问题，对自然世界和实际世界的一切问题都乐此不疲，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的各种问题在希腊哲学中几乎同样重要，难分高下。如果从当时的思想焦点去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调的“德性之知”似乎最为夺目（它是伦理学和知识学的混合问题），可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认为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
这很可能与他的逻辑研究有关。在人人自以为都能说出至理之论的希腊时代，为了使思想争论变得清楚可判，亚里士多德寄希望于逻辑，他为概念建立了金字塔式的种属体系，形成了大概念统辖小概念的家族系统（这一体系至今沿用），这个逻辑方法论可能形成了一种思想暗示，即在规模上或尺度上“最大的”问题就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
万物都有存在。由此，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看作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显然，如果破解存在之谜，万物的秘密将一览无遗，思想也因此清澈见底。由此看来，第一哲学的最初定位与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有关，人们试图为世界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大问题去统率各种问题。这个想法颇具雄心。
古典形而上学所思考的问题具有极大的覆盖力，因此具有充分的基础性，却未经充分反思，因此往往形成独断体系，虽然貌似对世界做出了全面的解释，但却是基于未经证明假设的一厢情愿的演绎。现代以来的哲学，无论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承认那些可疑的形而上学。
胡塞尔就明确拒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原本所指的形而上学，而宁愿从直截了当的“字面意义”去理解第一哲学，他不喜欢“使人胡乱想起从前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传统理解。胡塞尔相信，就字面而言，第一哲学直接意味着“在价值和地位上位列第一”或者说“先行于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
胡塞尔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乐意想象第一哲学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奠基科学。按照胡塞尔式的理解，一方面，第一哲学是哲学的根基部分，是思想的奠基工作，它试图确定哲学问题、分析框架、展开问题的道路，尤其是一切哲学观念的“无法动摇的支点”，这是源于笛卡尔的梦想，就像阿基米得支点那样；另一方面，第一哲学涉及哲学自身性质和工作方式的反思，是一种自相关的反思工作，它试图检查并论证什么样的哲学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选择了什么样的第一哲学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第一哲学的第一性就在于寻求思想支点。思想的奠基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以什么为支点去思考一切哲学问题；二是何以证明能够以此点去思考一切这种问题。前者是基础性问题，后者是反思性问题。
思想研究事物的各种可能性，而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则研究思想的各种可能性。按其本性来说，哲学本身就是反思，是以思想为对象的思想。反思总要追求彻底的反思，不能总是留出下一个问题，这一点注定了哲学的彻底风格，反思必须进行到底，必须走到最后反思，即到此为止的最终反思，而如果思想能够成功奠基，思想就踏实了。这种高度理性其实是一种疯狂：反思虽然是理性的，彻底反思却是疯狂的诉求。
充满创造动态的思想如何能够在自身找到一个恒定的基础？思想又如何能够限定自身的创造性工作？通过反思而在思想中找到思想基础，这种理性的疯狂有几分类似于逻辑主义试图把全部数学还原为逻辑的努力，而且比逻辑主义要疯狂得多。逻辑主义的努力至少“几乎”成功，因为数学的创造毕竟是逻辑所允许的，可是思想却显然不可能还原为知识，而知识也不可能还原为某种“严格科学”，因此，试图化思想为科学的理性主义无法成功。通过反思去寻找思想支点并非错误，但思想不可能为自身奠基，思想的支点很可能在思想之外。
有一个问题不应该被忽略。终极思想的种种疑惑并非只有哲学反思一途。难道别无他途可以彻底解决思想疑惑？当然有，如果信仰也算作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在解决思想的困惑上，宗教甚至比哲学更有力量（但绝非更有效）。哲学试图彻底反思，而宗教声称不需要反思，只要相信了这种宗教，就直接解决了全部问题，因为没有问题需要追问了。宗教的这种彻底的独断性使宗教更有魅力。
也许宗教是非理性的，但非理性并非疯狂，至少不如彻底反思的理性那么疯狂。不过，信仰对思想困惑的解决并非在思想上解决，而是反思想的解决，宗教以第一信念取代了第一哲学。可是，信仰与思想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的确，本来是两件事情，但是当信仰成为对思想问题的解决，就变成了一个思想问题。准确地说，信仰不可能解决问题，不可能对思想问题给出普遍必然的思想答案，但是信仰对思想问题给出了精神答案。这个答非所问的解决揭示了存在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人的存在需要精神。
这很可能与他的逻辑研究有关。在人人自以为都能说出至理之论的希腊时代，为了使思想争论变得清楚可判，亚里士多德寄希望于逻辑，他为概念建立了金字塔式的种属体系，形成了大概念统辖小概念的家族系统（这一体系至今沿用），这个逻辑方法论可能形成了一种思想暗示，即在规模上或尺度上“最大的”问题就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
万物都有存在。由此，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看作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显然，如果破解存在之谜，万物的秘密将一览无遗，思想也因此清澈见底。由此看来，第一哲学的最初定位与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有关，人们试图为世界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大问题去统率各种问题。这个想法颇具雄心。
古典形而上学所思考的问题具有极大的覆盖力，因此具有充分的基础性，却未经充分反思，因此往往形成独断体系，虽然貌似对世界做出了全面的解释，但却是基于未经证明假设的一厢情愿的演绎。现代以来的哲学，无论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承认那些可疑的形而上学。
胡塞尔就明确拒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原本所指的形而上学，而宁愿从直截了当的“字面意义”去理解第一哲学，他不喜欢“使人胡乱想起从前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传统理解。胡塞尔相信，就字面而言，第一哲学直接意味着“在价值和地位上位列第一”或者说“先行于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
胡塞尔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乐意想象第一哲学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奠基科学。按照胡塞尔式的理解，一方面，第一哲学是哲学的根基部分，是思想的奠基工作，它试图确定哲学问题、分析框架、展开问题的道路，尤其是一切哲学观念的“无法动摇的支点”，这是源于笛卡尔的梦想，就像阿基米得支点那样；另一方面，第一哲学涉及哲学自身性质和工作方式的反思，是一种自相关的反思工作，它试图检查并论证什么样的哲学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选择了什么样的第一哲学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第一哲学的第一性就在于寻求思想支点。思想的奠基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以什么为支点去思考一切哲学问题；二是何以证明能够以此点去思考一切这种问题。前者是基础性问题，后者是反思性问题。
思想研究事物的各种可能性，而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则研究思想的各种可能性。按其本性来说，哲学本身就是反思，是以思想为对象的思想。反思总要追求彻底的反思，不能总是留出下一个问题，这一点注定了哲学的彻底风格，反思必须进行到底，必须走到最后反思，即到此为止的最终反思，而如果思想能够成功奠基，思想就踏实了。这种高度理性其实是一种疯狂：反思虽然是理性的，彻底反思却是疯狂的诉求。
充满创造动态的思想如何能够在自身找到一个恒定的基础？思想又如何能够限定自身的创造性工作？通过反思而在思想中找到思想基础，这种理性的疯狂有几分类似于逻辑主义试图把全部数学还原为逻辑的努力，而且比逻辑主义要疯狂得多。逻辑主义的努力至少“几乎”成功，因为数学的创造毕竟是逻辑所允许的，可是思想却显然不可能还原为知识，而知识也不可能还原为某种“严格科学”，因此，试图化思想为科学的理性主义无法成功。通过反思去寻找思想支点并非错误，但思想不可能为自身奠基，思想的支点很可能在思想之外。
有一个问题不应该被忽略。终极思想的种种疑惑并非只有哲学反思一途。难道别无他途可以彻底解决思想疑惑？当然有，如果信仰也算作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在解决思想的困惑上，宗教甚至比哲学更有力量（但绝非更有效）。哲学试图彻底反思，而宗教声称不需要反思，只要相信了这种宗教，就直接解决了全部问题，因为没有问题需要追问了。宗教的这种彻底的独断性使宗教更有魅力。
也许宗教是非理性的，但非理性并非疯狂，至少不如彻底反思的理性那么疯狂。不过，信仰对思想困惑的解决并非在思想上解决，而是反思想的解决，宗教以第一信念取代了第一哲学。可是，信仰与思想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的确，本来是两件事情，但是当信仰成为对思想问题的解决，就变成了一个思想问题。准确地说，信仰不可能解决问题，不可能对思想问题给出普遍必然的思想答案，但是信仰对思想问题给出了精神答案。这个答非所问的解决揭示了存在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人的存在需要精神。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塞勒，主要成就是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他收集了大量所谓反映理性经济人（经济学家常讨论的一个虚构物种）与真实人类（我们这个物种）之间差异的真实例子：如丈夫在圣诞节收到了太太送的克什米尔昂贵羊毛衫。他当时曾经在店里看过，但是狠不下心购买。不过既然是礼物，他就很高兴地收下了。然而，这对夫妻的所有财产都是共有的，两人都没有可以自行支配的金钱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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