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起泄露疫情信息的案例被通报：他们到底泄露了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权威部门发布的防控措施和医疗救治情况，从而全面了解疫情进展，知晓周围环境是否存在感染风险，掌握确诊或疑似人群行动轨迹，做到心中有数，不慌不乱。
目前疫情形势已出现向好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不得不说，在这场硬仗中，信息的及时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近期网上有一些关于泄露疫情信息的案例通报。其中，有些当事人被免职，或被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还有一些被立案调查。
案例通报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既然疫情信息要公开透明，那么这些人为何会遭到处分呢，他们到底泄露了哪些不能公开的信息呢？
泄露个人隐私
典型案例
2月3日，某医院5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自用手机偷拍并通过微信转发传播该院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病程信息，其中包括患者姓名、详细住址、工作单位、诊疗信息等基本情况，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被当地公安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下列行为”共包含六项，第六项为：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上述案例中4人受到了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另1人被罚款五百元。考虑到疫情原因，4人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
之前还出现了集中登记的返乡人员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在朋友圈、微信群里被疯狂转发的情况。
疫情当前，大众迫切需要掌握高危人群的具体信息，这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个人信息比如联系方式的泄露，导致了通过电话骚扰、辱骂甚至威胁他人的不理性行为出现，给这些人群及家庭带来了干扰和伤害。
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大数据资源是我们防疫抗“疫”的一大法宝。比如，病例接触史等信息资源的公布共享，使得社区、医院等各方面能够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但是也要看到，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违规收集、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对他人造成二次伤害。
泄露工作秘密、内部信息
典型案例
某市政府拟恢复部分受到疫情影响的公交线路。在参与方案讨论过程中，2月2日上午，该市公交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范某在方案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关于恢复部分公交线路的通告（讨论稿）》发布至公司微信群。在没有证实信息准确性的情况下，公司5名中层干部在朋友圈进行了转发，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该市公交公司党委决定对范某给予免职处理，其他5人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案例中被泄露的文件内容涉及疫情期间公共出行等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且该方案处于讨论阶段，其中的公交线路信息和恢复时间都未最终确定。泄露后，一是会误导民众，造成人心不稳，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会给民众本就因疫情造成的精神压力雪上加霜，从而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二是给日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三是给疫情期间的政府工作开展带来困难，给决策政令的施行造成被动。
身处疫情防控的非常时刻，要掌握好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平衡，拿捏好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分寸。
意识要跟上
“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保密工作尤其要发挥出保平安、保稳定的作用。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保护好秘密信息和个人隐私，与及时准确公开疫情信息一样，都是保护人民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工作，也是抗“疫”胜利的重要保障。既不能打着保密的幌子拒绝公开，也不能借着公开的理由抵触保密。
宣传要跟上
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在宣传信息公开的同时，要加大依法保护秘密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推动机关、单位依法履责，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观念，理解、支持和配合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
公务员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措施要跟上
机关、单位特别是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部门，要严肃保密纪律、落实保密要求，规范工作流程。在信息统计、文件起草等各工作环节，避免出现信息泄露、滥用、丢失等情况。要强化信息发布前的保密审查，按照法定主体、内容、程序、方式、时限等严格开展审查工作，确保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对于已经泄露的信息，网信部门等应及时制止或阻断，避免对社会产生更多不良影响。对于泄露秘密信息特别是个人隐私的行为，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中央网信办《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
该保密的严保死守，该公开的公开透明。现在正值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公开+保密才能稳住民心、稳定大局，才能让没有疫情的春天更快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权威部门发布的防控措施和医疗救治情况，从而全面了解疫情进展，知晓周围环境是否存在感染风险，掌握确诊或疑似人群行动轨迹，做到心中有数，不慌不乱。
目前疫情形势已出现向好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不得不说，在这场硬仗中，信息的及时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近期网上有一些关于泄露疫情信息的案例通报。其中，有些当事人被免职，或被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还有一些被立案调查。
案例通报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既然疫情信息要公开透明，那么这些人为何会遭到处分呢，他们到底泄露了哪些不能公开的信息呢？
泄露个人隐私
典型案例
2月3日，某医院5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自用手机偷拍并通过微信转发传播该院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病程信息，其中包括患者姓名、详细住址、工作单位、诊疗信息等基本情况，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被当地公安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下列行为”共包含六项，第六项为：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上述案例中4人受到了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另1人被罚款五百元。考虑到疫情原因，4人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
之前还出现了集中登记的返乡人员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在朋友圈、微信群里被疯狂转发的情况。
疫情当前，大众迫切需要掌握高危人群的具体信息，这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个人信息比如联系方式的泄露，导致了通过电话骚扰、辱骂甚至威胁他人的不理性行为出现，给这些人群及家庭带来了干扰和伤害。
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大数据资源是我们防疫抗“疫”的一大法宝。比如，病例接触史等信息资源的公布共享，使得社区、医院等各方面能够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但是也要看到，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违规收集、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对他人造成二次伤害。
泄露工作秘密、内部信息
典型案例
某市政府拟恢复部分受到疫情影响的公交线路。在参与方案讨论过程中，2月2日上午，该市公交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范某在方案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关于恢复部分公交线路的通告（讨论稿）》发布至公司微信群。在没有证实信息准确性的情况下，公司5名中层干部在朋友圈进行了转发，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该市公交公司党委决定对范某给予免职处理，其他5人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案例中被泄露的文件内容涉及疫情期间公共出行等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且该方案处于讨论阶段，其中的公交线路信息和恢复时间都未最终确定。泄露后，一是会误导民众，造成人心不稳，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会给民众本就因疫情造成的精神压力雪上加霜，从而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二是给日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三是给疫情期间的政府工作开展带来困难，给决策政令的施行造成被动。
身处疫情防控的非常时刻，要掌握好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平衡，拿捏好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分寸。
意识要跟上
“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保密工作尤其要发挥出保平安、保稳定的作用。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保护好秘密信息和个人隐私，与及时准确公开疫情信息一样，都是保护人民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工作，也是抗“疫”胜利的重要保障。既不能打着保密的幌子拒绝公开，也不能借着公开的理由抵触保密。
宣传要跟上
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在宣传信息公开的同时，要加大依法保护秘密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推动机关、单位依法履责，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观念，理解、支持和配合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
公务员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措施要跟上
机关、单位特别是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部门，要严肃保密纪律、落实保密要求，规范工作流程。在信息统计、文件起草等各工作环节，避免出现信息泄露、滥用、丢失等情况。要强化信息发布前的保密审查，按照法定主体、内容、程序、方式、时限等严格开展审查工作，确保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对于已经泄露的信息，网信部门等应及时制止或阻断，避免对社会产生更多不良影响。对于泄露秘密信息特别是个人隐私的行为，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中央网信办《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
该保密的严保死守，该公开的公开透明。现在正值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公开+保密才能稳住民心、稳定大局，才能让没有疫情的春天更快到来。
“形而上学是纯粹的、理性的、关于存在物“一般”和关于存在物的主要领域中各自整体的认知。在这一形而上学中，发生着某种“逾越”，这一“逾越”是对总是能够呈现出特殊和部分经验的东西的超出。通过对感性事物的逾越，这一认知力图把捉超感性的存在物。可是，“它的进程”“至今依然处在某种纯粹的四下摸索之中，而且最为糟糕的是，它仅仅是在纯粹的概念中四下摸索”。
形而上学对其主张的观点缺乏某种有说服力的证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赋予了形而上学所想要成为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呢？对形而上学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划界，在这一意义上为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奠基。这一奠基现在首先必须对准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这也就是说，指向特殊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这就是关于超感性存在物的认知。然而，对这样的认知之内在可能性的发问，发现自己又退回到了更普遍的发问，即对存在物本身的一般公开状态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发问。现在，奠基就是要弄清某种与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本质，在此之中，这一存在物自己显现自身，而所有关于它的陈述都由此从而成为可说明的。
不过，这样的一种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可能性中包含有什么呢？有某种“指引”来指明使得如此的关联活动成为可能的东西吗？事实上这就是自然研究者们的操作程序。在他们面前，“升起了...…一束亮光。他们理解到，理性仅只看到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筹划而产生出来的东西，理性必须带着它的依据恒常法则而来的判断原理走在前面，并必须强迫自然回答它的发问，但理性一定不要让自身似乎仅仅听任自然牵着鼻子走”。
这个为某种一般自然“预先筹划的计划”，首先将存在物的存在法理预先给了出来，而所有正在探究的问题都应当能够和存在物的存在法理关联起来。这一先行的、有关存在物的存在计划被包括在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中。因此，使得与存在物的关系（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对存在之法理的先行领会，就是存在论的认知。
对于这一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经验与存在论认知之间的根本性条件关联，数学自然科学提供出了一些启示。但它为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所起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因为有关这一条件关联的启示还远非问题的解决，它仅只是一个方向上的指引，而在这一方向上，首先必须去寻找在其根本的普遍性上被领会的问题。我们是否就能够在那里找到它以及到底能不能找到，换句话说，特殊形而上学的理念在根本上是否只可以依照实证的（科学）认知的概念来裁度，这恰恰是应当首先要决定的事情。
对特殊的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的筹划，越过了对存在物之可能性的发问，回溯到了去询问使得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问题。但这是对在先的存在领悟之本质的疑问，亦即疑问最广泛意义上的存在论认知的本质。然而，对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疑难就蕴含着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发问。为特殊形而上学的奠基的企图就在自身中迫使自己回到了询问一般形而上学之本质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开始为形而上学奠基之际，康德就使自己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展开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存在论第一次从根本上成了疑难,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第一次、也是最内 在的震荡。一般形而上学迄今在处理ens commune（一般存在物）的“普遍性”时的那种不可规定性和自明性都消失不见了。奠基的发问第一次要求澄清普遍化的方式，并由此澄清包含在对存在之法理的认知中的逾越特性。至于康德自己是否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澄清，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首先将它提了出来，就已经足够了。但因此也就变得清楚了，存在论原本完全不是要为实证的科学奠基。它的必要性和作用植基于某种“更高的旨趣”，即伴随着人类理性自身而来的旨趣。不过，既然一般的形而上学现在为特殊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在为前者奠基的过程中后者的本质规定性也就必须自身发生改变。
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而它之所以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以形而上学为其唯一主题）。“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认知都必须以对象为准，可是，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对象的某物，并由此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所有尝试，都在这一假定下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倘若假设对象必须以我们的判定为准，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否可获得更好的进展呢？这样的假设已经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关于对象的先天性认知的可能性一致。这一认知应当在对象被给与我们之前，就已确立了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
康德这里要说的是：并非“所有的认知”都是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而且，举凡有存在物的认知的地方，存在物的认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某种存在论认知存在。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旧有的”在认知与存在物之间“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小，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假设了这一真理观，甚至，它首先就是这一真理观的基础。 只有当某个存在物作为存在物率先已经开放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其存在之法理中被呈现，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才有可能和存在物(对象)机符合。
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后一种认知相符合。存在物的开放性（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围绕着存在物的存在之法理的开显性（存在论的真理）。但是，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无可能自为地去符合“于”对象，因为倘若没有存在论的认知，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不会有某种可能的它向之去符合的东西。
于是就很清楚借助于询问存在论本身的内在可能性，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才得以启端。但是，为什么这一奠基就变成为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呢？
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对这一提问方式的阐释力求说明，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要求对这一存在论认知有某种先行的特征描述。在这一提问方式中，康德和传统做法一样，将认识把握为判断。那么，在存在论领会中，现在有着怎样的认知方式呢？这正是存在物在其中得到知晓的认知方式。但是，那种在此被知晓的东西,不管它是如何一再被经验到和被规定，都属于存在物。
在存在论认知中，这一被知晓的存在物的“是什么”，在所有存在物的经验之前——虽然正是为了这些存在物的经验——就已被先天地提供了出来。康德将某种提供出存在物的“实质内容”的认知以及那显明存在物自身的认知，称为是“综合的”。这样，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就变成了去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
关于存在物之存在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判断之合法性，不能在经验中予以根本性的判定；因为有关存在物的经验本身，总已经由存在物的存在论领悟所引导，而这种存在物的存在领悟，又理应经由经验，从某个确定的方向来通达。因此，存在论的认知，是一种依据那非依照经验而来的根据（原理）所进行的判断。
但是，康德将我们的、从先天原理出发来认知的能力，称为“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这样的一种理性，它含有绝对先天地认知事物的诸原理”。因此，只要那些包含在理性中的原理构成了某种先天认知的可能性，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暴露就必然变成为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澄清。但是，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界定，同时也就是对其非本质的有所区别的限定，从而也就是对其本质的可能性的限制和节制（批判）。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形而上学对其主张的观点缺乏某种有说服力的证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赋予了形而上学所想要成为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呢？对形而上学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划界，在这一意义上为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奠基。这一奠基现在首先必须对准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这也就是说，指向特殊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这就是关于超感性存在物的认知。然而，对这样的认知之内在可能性的发问，发现自己又退回到了更普遍的发问，即对存在物本身的一般公开状态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发问。现在，奠基就是要弄清某种与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本质，在此之中，这一存在物自己显现自身，而所有关于它的陈述都由此从而成为可说明的。
不过，这样的一种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可能性中包含有什么呢？有某种“指引”来指明使得如此的关联活动成为可能的东西吗？事实上这就是自然研究者们的操作程序。在他们面前，“升起了...…一束亮光。他们理解到，理性仅只看到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筹划而产生出来的东西，理性必须带着它的依据恒常法则而来的判断原理走在前面，并必须强迫自然回答它的发问，但理性一定不要让自身似乎仅仅听任自然牵着鼻子走”。
这个为某种一般自然“预先筹划的计划”，首先将存在物的存在法理预先给了出来，而所有正在探究的问题都应当能够和存在物的存在法理关联起来。这一先行的、有关存在物的存在计划被包括在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中。因此，使得与存在物的关系（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对存在之法理的先行领会，就是存在论的认知。
对于这一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经验与存在论认知之间的根本性条件关联，数学自然科学提供出了一些启示。但它为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所起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因为有关这一条件关联的启示还远非问题的解决，它仅只是一个方向上的指引，而在这一方向上，首先必须去寻找在其根本的普遍性上被领会的问题。我们是否就能够在那里找到它以及到底能不能找到，换句话说，特殊形而上学的理念在根本上是否只可以依照实证的（科学）认知的概念来裁度，这恰恰是应当首先要决定的事情。
对特殊的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的筹划，越过了对存在物之可能性的发问，回溯到了去询问使得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问题。但这是对在先的存在领悟之本质的疑问，亦即疑问最广泛意义上的存在论认知的本质。然而，对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疑难就蕴含着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发问。为特殊形而上学的奠基的企图就在自身中迫使自己回到了询问一般形而上学之本质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开始为形而上学奠基之际，康德就使自己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展开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存在论第一次从根本上成了疑难,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第一次、也是最内 在的震荡。一般形而上学迄今在处理ens commune（一般存在物）的“普遍性”时的那种不可规定性和自明性都消失不见了。奠基的发问第一次要求澄清普遍化的方式，并由此澄清包含在对存在之法理的认知中的逾越特性。至于康德自己是否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澄清，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首先将它提了出来，就已经足够了。但因此也就变得清楚了，存在论原本完全不是要为实证的科学奠基。它的必要性和作用植基于某种“更高的旨趣”，即伴随着人类理性自身而来的旨趣。不过，既然一般的形而上学现在为特殊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在为前者奠基的过程中后者的本质规定性也就必须自身发生改变。
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而它之所以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以形而上学为其唯一主题）。“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认知都必须以对象为准，可是，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对象的某物，并由此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所有尝试，都在这一假定下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倘若假设对象必须以我们的判定为准，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否可获得更好的进展呢？这样的假设已经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关于对象的先天性认知的可能性一致。这一认知应当在对象被给与我们之前，就已确立了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
康德这里要说的是：并非“所有的认知”都是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而且，举凡有存在物的认知的地方，存在物的认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某种存在论认知存在。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旧有的”在认知与存在物之间“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小，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假设了这一真理观，甚至，它首先就是这一真理观的基础。 只有当某个存在物作为存在物率先已经开放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其存在之法理中被呈现，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才有可能和存在物(对象)机符合。
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后一种认知相符合。存在物的开放性（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围绕着存在物的存在之法理的开显性（存在论的真理）。但是，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无可能自为地去符合“于”对象，因为倘若没有存在论的认知，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不会有某种可能的它向之去符合的东西。
于是就很清楚借助于询问存在论本身的内在可能性，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才得以启端。但是，为什么这一奠基就变成为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呢？
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对这一提问方式的阐释力求说明，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要求对这一存在论认知有某种先行的特征描述。在这一提问方式中，康德和传统做法一样，将认识把握为判断。那么，在存在论领会中，现在有着怎样的认知方式呢？这正是存在物在其中得到知晓的认知方式。但是，那种在此被知晓的东西,不管它是如何一再被经验到和被规定，都属于存在物。
在存在论认知中，这一被知晓的存在物的“是什么”，在所有存在物的经验之前——虽然正是为了这些存在物的经验——就已被先天地提供了出来。康德将某种提供出存在物的“实质内容”的认知以及那显明存在物自身的认知，称为是“综合的”。这样，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就变成了去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
关于存在物之存在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判断之合法性，不能在经验中予以根本性的判定；因为有关存在物的经验本身，总已经由存在物的存在论领悟所引导，而这种存在物的存在领悟，又理应经由经验，从某个确定的方向来通达。因此，存在论的认知，是一种依据那非依照经验而来的根据（原理）所进行的判断。
但是，康德将我们的、从先天原理出发来认知的能力，称为“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这样的一种理性，它含有绝对先天地认知事物的诸原理”。因此，只要那些包含在理性中的原理构成了某种先天认知的可能性，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暴露就必然变成为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澄清。但是，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界定，同时也就是对其非本质的有所区别的限定，从而也就是对其本质的可能性的限制和节制（批判）。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工伤是比较普遍的事，尤其是一些特殊行业的特殊工种，工伤更是司空见惯。更何况，现在不仅工作中受伤算做工伤，上下班途中的非主责交通事故等情况也可认定工伤了。随便一问，周遭亲朋好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人发生或者知晓工伤，而且大多还评到伤残等级，且伤情还比较严重。那么发生工伤了，受伤职工或者伤者亲属或者单位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及时有效的保护各自的权益呢？下文就简述一二，一定让你看完就会。
简单来说，工伤的基本流程是：发生工伤→治疗/认定工伤→休息调养→鉴定等级→索赔工伤待遇。下文在做详细分解。
首先，既然事故已经发生，先不要去过多的追究责任、对错，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抓紧治疗，送医必须及时。如果因此原因而造成其他不可逆的伤害，不仅仅是对于员工，对于单位也会增加不必要的纠纷。
其次，认定工伤，因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认定工伤是有时效的。单位去认定的话是发生事故后30天内，而个人方认定的话，稍微长点，可延长至1年内。笔者建议，一旦发生工伤，单位应在第一时间内申报认定，否则因为晚申报而导致无法报销的医药费用，将由单位来承担；对于个人来说，虽然时间上有1年之久，但也不宜拖延，逍遥就遇到过几个工伤职工，因为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认定工伤超过1年时效，最后的伤残待遇更是无从谈起，即便诉讼也是回天无力。
再次，工伤认定完毕后，如确实属于工伤，劳动部门会作出一个工伤认定结果，也就是工伤认定书（个别地方为工伤证，名字不同，功效一样）。这份工伤认定书是对于受伤事实结果的定性，最最起码是单位和工伤职工各有一份，对于工伤职工来说，这份认定书比较重要，所以认定完毕后，请务必手上留一份认定书。
认定工伤后，就需要养伤了，除去住院期间，其他时间需要休息的，请一定让医生出具病休单（或者建休单、疾病休息证明单，各医院叫法不一），拿到后也要第一时间交给单位，如果不放心的，可以自己留个复印件，或者复印件给单位，自己留原件，因为这个涉及到停工留薪期工资的结算等问题。交给单位有两个好处：一是劳动者尽到告知义务，明确需要休息，且是第三方出具的；二是单位会计要做账，如果没有病休单，可能就会按事假处理，注意，法律规定事假是没有工资的。
认定工伤且治疗完毕后后，就要去申请工伤鉴定了，工伤鉴定要查看原始的病例、报告等，所以这些材料千万要保存好，不能随意丢弃。鉴定工伤，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去申请，在填写工伤鉴定申请表后，劳动部门会指定日期和医院，工伤职工只需准时去医院做检查即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鉴定结果子收到鉴定之日起60内作出，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30日，实操中，多数地区一般1个月左右就会出具鉴定结果。鉴定结束后，会有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这个材料也是最少单位和职工各执一份，对于劳动者而言，重要道具，请务必留好。
最后，鉴定结果出来后，如果有伤残等级，就涉及到工伤待遇。有无伤残等级，工伤待遇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一般的工伤待遇包含停工留薪期工资（俗称误工费）、治疗工伤产生的费用（包含医药费、护理费、伙食费、交通费等）、鉴定工伤的鉴定费（包含检查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其中三个一次性待遇因地域不同、等级不同、工伤保险基数不同等因素，工伤待遇也会有出入。如果受伤比较严重，1-6级的员工还涉及到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的费用。
同时，依据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工伤待遇的赔付也不一样。如果双方劳动关系保留的，工伤职工继续在单位工作的，那么员工可以拿到除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外的所有工伤待遇；如果双方劳动关系在发生工伤后解除的，那么员工就能在鉴定出工伤等级后，要求全部的工伤待遇。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逍遥最后再重述一下基本流程：发生工伤→治疗/认定工伤→休息调养→鉴定等级→索赔工伤待遇。流程需要时间，不可能短时间内达成，而且这个过程依据个人体质、伤情深重、恢复好坏等情况，时间也会有长短，所以发生工伤了，没必要过于着急，一步步按程序走就行。
#工伤[超话]##工伤认定##劳动争议#
简单来说，工伤的基本流程是：发生工伤→治疗/认定工伤→休息调养→鉴定等级→索赔工伤待遇。下文在做详细分解。
首先，既然事故已经发生，先不要去过多的追究责任、对错，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抓紧治疗，送医必须及时。如果因此原因而造成其他不可逆的伤害，不仅仅是对于员工，对于单位也会增加不必要的纠纷。
其次，认定工伤，因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认定工伤是有时效的。单位去认定的话是发生事故后30天内，而个人方认定的话，稍微长点，可延长至1年内。笔者建议，一旦发生工伤，单位应在第一时间内申报认定，否则因为晚申报而导致无法报销的医药费用，将由单位来承担；对于个人来说，虽然时间上有1年之久，但也不宜拖延，逍遥就遇到过几个工伤职工，因为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认定工伤超过1年时效，最后的伤残待遇更是无从谈起，即便诉讼也是回天无力。
再次，工伤认定完毕后，如确实属于工伤，劳动部门会作出一个工伤认定结果，也就是工伤认定书（个别地方为工伤证，名字不同，功效一样）。这份工伤认定书是对于受伤事实结果的定性，最最起码是单位和工伤职工各有一份，对于工伤职工来说，这份认定书比较重要，所以认定完毕后，请务必手上留一份认定书。
认定工伤后，就需要养伤了，除去住院期间，其他时间需要休息的，请一定让医生出具病休单（或者建休单、疾病休息证明单，各医院叫法不一），拿到后也要第一时间交给单位，如果不放心的，可以自己留个复印件，或者复印件给单位，自己留原件，因为这个涉及到停工留薪期工资的结算等问题。交给单位有两个好处：一是劳动者尽到告知义务，明确需要休息，且是第三方出具的；二是单位会计要做账，如果没有病休单，可能就会按事假处理，注意，法律规定事假是没有工资的。
认定工伤且治疗完毕后后，就要去申请工伤鉴定了，工伤鉴定要查看原始的病例、报告等，所以这些材料千万要保存好，不能随意丢弃。鉴定工伤，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去申请，在填写工伤鉴定申请表后，劳动部门会指定日期和医院，工伤职工只需准时去医院做检查即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鉴定结果子收到鉴定之日起60内作出，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30日，实操中，多数地区一般1个月左右就会出具鉴定结果。鉴定结束后，会有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这个材料也是最少单位和职工各执一份，对于劳动者而言，重要道具，请务必留好。
最后，鉴定结果出来后，如果有伤残等级，就涉及到工伤待遇。有无伤残等级，工伤待遇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一般的工伤待遇包含停工留薪期工资（俗称误工费）、治疗工伤产生的费用（包含医药费、护理费、伙食费、交通费等）、鉴定工伤的鉴定费（包含检查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其中三个一次性待遇因地域不同、等级不同、工伤保险基数不同等因素，工伤待遇也会有出入。如果受伤比较严重，1-6级的员工还涉及到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的费用。
同时，依据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工伤待遇的赔付也不一样。如果双方劳动关系保留的，工伤职工继续在单位工作的，那么员工可以拿到除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外的所有工伤待遇；如果双方劳动关系在发生工伤后解除的，那么员工就能在鉴定出工伤等级后，要求全部的工伤待遇。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逍遥最后再重述一下基本流程：发生工伤→治疗/认定工伤→休息调养→鉴定等级→索赔工伤待遇。流程需要时间，不可能短时间内达成，而且这个过程依据个人体质、伤情深重、恢复好坏等情况，时间也会有长短，所以发生工伤了，没必要过于着急，一步步按程序走就行。
#工伤[超话]##工伤认定##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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