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多名储户被赋红码#，郑州12345：未接外地来郑赋红码通知】#郑州12345回应多名储户被赋红码#6月13日，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取款难”的储户被赋“红码”。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储户称，在扫码填报个人信息后，其场所码或豫康码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等；但同行赴郑州的非储户人员健康码则未受影响。此外，还有多位未前往郑州的储户在填报信息后被赋为“红码”。#郑州回应多名储户被赋红码#
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郑州市12345热线13日晚回应南都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通知，如果被赋“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了解赋码原因。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对于健康码的应用场景，业界早已多有讨论。有学者指出，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
储户到访郑州登记后被赋“红码”
还有几小时就到郑州了。张生找出其他储户此前拍照发到群里的“郑州车站西南出口到访登记”二维码，按照防疫要求报备个人和行程信息。6月12日下午，他从山东烟台乘火车前往郑州，此行是为了向河南有关部门沟通当地多家村镇银行无法取款的情况。
刚填报完信息点击提交，张生的手机重复响起“红码人员，请配合隔离管控”的声音。页面下方的“赋码原因”显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突然而来的“红码”让张生感到担忧，烟台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本土病例了，他也有半个多月没有离开烟台了。
张生所在的几个储户微信群里，陆续也有人发现自己变成了“红码”。储户们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此前他们曾约定：6月13日到郑州找有关部门沟通取款难问题。突然的变故令人措手不及，有人担心，储户们被针对性赋为“红码”。
郑州市12345热线在6月13日晚回应南都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通知，如果被赋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了解赋码原因。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不过，多位赴郑州储户均向南都记者出示相关截屏和视频称，自己曾经在扫码登记后变为“红码”。
一位浙江的储户表示，自己在郑州站出站口处扫码登记后，手机随即显示“红码”。一位12日下午从成都乘飞机抵达郑州新郑机场的储户表示，他在机场扫码后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与张生相同，即他为“入境人员”。此后他被转运至安置场所，其“场所码”仍为红色，但豫康码为绿色。
6月13日清晨五六点抵达郑州站的储户小琴回忆，起初她的豫康码一直保持“绿码”状态。不过到了上午10点左右，小琴接到了一通来自郑州派出所的电话确认她抵达当地后，她的豫康码由绿转红，因此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或入住酒店民宿。为解除“红码”状态，小琴一路步行至当地医院要求核酸检测，医院方面则将小琴的上情况上报至当地防疫办。根据当地防疫办反馈，小琴可以选择在医院隔离14天或购买车票点对点返回家乡。最终，小琴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离开。由于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或进入公共场所，在街头游荡了几个小时的小琴拨打了派出所电话，请求将自己送至储户安置地。
尚未前往郑州的储户被“远程赋红码”
另有多位没有前往郑州的储户，也表示自己的豫康码或场所码变为“红码”。
一位家住北京的储户说，几日前有人将郑州站摆放的到访登记二维码拍照发到了微信群里，他在出发去郑州前扫码登记了防疫信息，随后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也为“入境人员”。
6月12日晚间，人在广州的储户老鹏发现自己的粤康码突然变红，原因为“外省健康码红码人员”。随后，老鹏追溯到河南省给自己推送了“高风险”的健康状态，因而自己的粤康码和豫康码都是“红码”。为此，他拨打了两地防疫办电话获悉，若要解除健康码“红码”，需向河南方面申报转码。根据豫康码的转码要求，老鹏需要提交相关个人身份信息、72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证明、个人承诺书以及社区的转码证明。目前，老鹏已经完成了一次核酸检测，还需等待间隔24小时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在此之前他在广州“寸步难行”。
家住北京的小危健康码也出现了与上文相似的异常状态。小危和妻子同为储户，两人的豫康码和河北健康码自6月12日被赋红码。豫康码页面上的赋码原因为“入境人员”，而河北健康码的状态与豫康码相关联，不过二人的北京健康宝均显示正常。6月13日下午，小危妻子的健康码已经转绿，但他的豫康码一直保持“红码”状态。
根据小危和老鹏回忆，曾有人在储户群里发过一张郑州车站的健康申报码，出于试一试的心态，他们都扫过这张二维码。多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储户都有类似的经历。另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市12345热线回应南都记者称，“入境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但多位储户都表示自己未曾出国。
赴郑州同行的非储户为“绿码”
值得的一提的是，多位与储户同行的非储户人员并未被赋红码。
前述乘飞机抵达郑州的储户表示，自己虽变为“红码”，但与其同行的一位非储户人士则一直为“绿码”，该储户已被转运到了安置点，同行人士尚可自由活动。储户老于一行5人在6月12日下午抵达郑州，他们早上从家乡驱车出发，下午5点准备入住酒店之际，老于发现自己的场所码变红了，此次出行5人中只有小成不是储户，也只有他的场所码颜色没有转红，其他4位储户纷纷“中招”。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本地人群中。家住开封的储户陆女士称，其在6月10日和同事前往郑州出差，抵达郑州时曾扫场所码登记，11日下午，她发现自己的场所码和豫康码均变为“红码”，但几位同事仍为“绿码”。场所码页面显示，赋码原因为“其他本地区防疫信息重点红码人员”，她联系防控办了解到，该“红码”为郑州所赋，目前她正在申诉改码中。
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
郑州方面或已了解到多人被意外赋“红码”的情况。南都记者获取的一份录音显示，一位储户反复询问工作人员自己为“红码”次日能否离开郑州，工作人员称，“应该没啥问题，你们不用管。”储户接着询问，上车以后能否变为绿码？“应该是没啥问题，我接到的通知应该是没啥问题。”工作人员说，“你看今天走了这么多都没啥问题。”
此外，郑州市12320卫生健康热线在6月14日上午回应一位储户的转码请求时称，“像您这个村镇银行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接到了很多市民的电话，我们这边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到国务院平台投诉。”
据了解，目前，前往郑州沟通的储户被分别安置在多处居住。有人尚为“红码”，也有人在未做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已变为“绿码”。被安置在某处的小叶告诉南都记者，他所在之处有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离开返乡，豫康码就能恢复正常。截至发稿时，有离开郑州的储户已变为“绿码”，但也有人返乡后仍为“红码”。
使用健康码数据应“合乎伦理、合乎法律”，避免扩权
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南都记者在13日下午四点半至七点多次致电河南省疫情防控办及信息排查转班电话，均未有接听。
对于健康码的正当应用场景，业界早已多有讨论。#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早在2020年4月，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就曾公开谈到：疫情发生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电信企业以及科技企业充分利用数据资源，紧急建立了疫情大数据的分析模型，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间节点来分析预测确诊、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流动情况。监管部门，在数据分析使用的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措施，切实加强监管，防范数据的泄露、数据的滥用等违规行为。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教授也曾指出，在执行知情同意和保护隐私方面，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侵犯隐私。疫情结束后，应建立数据删除机制；确需继续使用有关数据的（例如有利于今后的疫情预防和控制），应当明确数据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户的知情同意，并将数据匿名化。
在一篇2020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和互联网实验室高级分析师严峰曾指出，虽然政府作为背书方推动健康码落地，但作为运营方，企业的责任和权力边界在哪里，用户并不知晓。因此，亟需制定健康码数据全体系的专业标准，把过度扩展的权力及时关进笼子里。“我们需要确保正在浮现的智能传播能够拥有自己的‘健康码’，确保其未来的健康顺利发展，不能让健康码的滥用威胁整个社会的健康，尤其威胁未来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有关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据此前新华社5月18日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4家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目前4家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郑州市12345热线13日晚回应南都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通知，如果被赋“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了解赋码原因。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对于健康码的应用场景，业界早已多有讨论。有学者指出，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
储户到访郑州登记后被赋“红码”
还有几小时就到郑州了。张生找出其他储户此前拍照发到群里的“郑州车站西南出口到访登记”二维码，按照防疫要求报备个人和行程信息。6月12日下午，他从山东烟台乘火车前往郑州，此行是为了向河南有关部门沟通当地多家村镇银行无法取款的情况。
刚填报完信息点击提交，张生的手机重复响起“红码人员，请配合隔离管控”的声音。页面下方的“赋码原因”显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突然而来的“红码”让张生感到担忧，烟台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本土病例了，他也有半个多月没有离开烟台了。
张生所在的几个储户微信群里，陆续也有人发现自己变成了“红码”。储户们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此前他们曾约定：6月13日到郑州找有关部门沟通取款难问题。突然的变故令人措手不及，有人担心，储户们被针对性赋为“红码”。
郑州市12345热线在6月13日晚回应南都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通知，如果被赋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了解赋码原因。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不过，多位赴郑州储户均向南都记者出示相关截屏和视频称，自己曾经在扫码登记后变为“红码”。
一位浙江的储户表示，自己在郑州站出站口处扫码登记后，手机随即显示“红码”。一位12日下午从成都乘飞机抵达郑州新郑机场的储户表示，他在机场扫码后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与张生相同，即他为“入境人员”。此后他被转运至安置场所，其“场所码”仍为红色，但豫康码为绿色。
6月13日清晨五六点抵达郑州站的储户小琴回忆，起初她的豫康码一直保持“绿码”状态。不过到了上午10点左右，小琴接到了一通来自郑州派出所的电话确认她抵达当地后，她的豫康码由绿转红，因此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或入住酒店民宿。为解除“红码”状态，小琴一路步行至当地医院要求核酸检测，医院方面则将小琴的上情况上报至当地防疫办。根据当地防疫办反馈，小琴可以选择在医院隔离14天或购买车票点对点返回家乡。最终，小琴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离开。由于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或进入公共场所，在街头游荡了几个小时的小琴拨打了派出所电话，请求将自己送至储户安置地。
尚未前往郑州的储户被“远程赋红码”
另有多位没有前往郑州的储户，也表示自己的豫康码或场所码变为“红码”。
一位家住北京的储户说，几日前有人将郑州站摆放的到访登记二维码拍照发到了微信群里，他在出发去郑州前扫码登记了防疫信息，随后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也为“入境人员”。
6月12日晚间，人在广州的储户老鹏发现自己的粤康码突然变红，原因为“外省健康码红码人员”。随后，老鹏追溯到河南省给自己推送了“高风险”的健康状态，因而自己的粤康码和豫康码都是“红码”。为此，他拨打了两地防疫办电话获悉，若要解除健康码“红码”，需向河南方面申报转码。根据豫康码的转码要求，老鹏需要提交相关个人身份信息、72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证明、个人承诺书以及社区的转码证明。目前，老鹏已经完成了一次核酸检测，还需等待间隔24小时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在此之前他在广州“寸步难行”。
家住北京的小危健康码也出现了与上文相似的异常状态。小危和妻子同为储户，两人的豫康码和河北健康码自6月12日被赋红码。豫康码页面上的赋码原因为“入境人员”，而河北健康码的状态与豫康码相关联，不过二人的北京健康宝均显示正常。6月13日下午，小危妻子的健康码已经转绿，但他的豫康码一直保持“红码”状态。
根据小危和老鹏回忆，曾有人在储户群里发过一张郑州车站的健康申报码，出于试一试的心态，他们都扫过这张二维码。多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储户都有类似的经历。另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市12345热线回应南都记者称，“入境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但多位储户都表示自己未曾出国。
赴郑州同行的非储户为“绿码”
值得的一提的是，多位与储户同行的非储户人员并未被赋红码。
前述乘飞机抵达郑州的储户表示，自己虽变为“红码”，但与其同行的一位非储户人士则一直为“绿码”，该储户已被转运到了安置点，同行人士尚可自由活动。储户老于一行5人在6月12日下午抵达郑州，他们早上从家乡驱车出发，下午5点准备入住酒店之际，老于发现自己的场所码变红了，此次出行5人中只有小成不是储户，也只有他的场所码颜色没有转红，其他4位储户纷纷“中招”。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本地人群中。家住开封的储户陆女士称，其在6月10日和同事前往郑州出差，抵达郑州时曾扫场所码登记，11日下午，她发现自己的场所码和豫康码均变为“红码”，但几位同事仍为“绿码”。场所码页面显示，赋码原因为“其他本地区防疫信息重点红码人员”，她联系防控办了解到，该“红码”为郑州所赋，目前她正在申诉改码中。
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
郑州方面或已了解到多人被意外赋“红码”的情况。南都记者获取的一份录音显示，一位储户反复询问工作人员自己为“红码”次日能否离开郑州，工作人员称，“应该没啥问题，你们不用管。”储户接着询问，上车以后能否变为绿码？“应该是没啥问题，我接到的通知应该是没啥问题。”工作人员说，“你看今天走了这么多都没啥问题。”
此外，郑州市12320卫生健康热线在6月14日上午回应一位储户的转码请求时称，“像您这个村镇银行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接到了很多市民的电话，我们这边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到国务院平台投诉。”
据了解，目前，前往郑州沟通的储户被分别安置在多处居住。有人尚为“红码”，也有人在未做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已变为“绿码”。被安置在某处的小叶告诉南都记者，他所在之处有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离开返乡，豫康码就能恢复正常。截至发稿时，有离开郑州的储户已变为“绿码”，但也有人返乡后仍为“红码”。
使用健康码数据应“合乎伦理、合乎法律”，避免扩权
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南都记者在13日下午四点半至七点多次致电河南省疫情防控办及信息排查转班电话，均未有接听。
对于健康码的正当应用场景，业界早已多有讨论。#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早在2020年4月，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就曾公开谈到：疫情发生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电信企业以及科技企业充分利用数据资源，紧急建立了疫情大数据的分析模型，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间节点来分析预测确诊、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流动情况。监管部门，在数据分析使用的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措施，切实加强监管，防范数据的泄露、数据的滥用等违规行为。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教授也曾指出，在执行知情同意和保护隐私方面，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侵犯隐私。疫情结束后，应建立数据删除机制；确需继续使用有关数据的（例如有利于今后的疫情预防和控制），应当明确数据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户的知情同意，并将数据匿名化。
在一篇2020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和互联网实验室高级分析师严峰曾指出，虽然政府作为背书方推动健康码落地，但作为运营方，企业的责任和权力边界在哪里，用户并不知晓。因此，亟需制定健康码数据全体系的专业标准，把过度扩展的权力及时关进笼子里。“我们需要确保正在浮现的智能传播能够拥有自己的‘健康码’，确保其未来的健康顺利发展，不能让健康码的滥用威胁整个社会的健康，尤其威胁未来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有关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据此前新华社5月18日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4家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目前4家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要做好工作，谁都不容易。。
【半月谈：有人不想晋升，有人逃离基层：县乡干部都不愿当“中层”了？】作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县乡中层干部是基层业务尖子、工作骨干，但近年来部分县乡中层干部岗位吸引力减弱，干部中坚力量青黄不接的情况显现。
有人不想晋升，有人逃离基层
今年年初，一名基层干部在某网络平台上匿名提问：“怎么做可以不当乡镇党政办主任？”有人支招说：“可以说身体不好，不能适应高强度工作，怕辜负组织的信任。”这名干部最后表示，这个岗位工作压力太大，自己准备再找乡镇一把手聊聊。
这样的情况在基层并非个案。据西南某县通报材料显示，两名党员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而被严肃处理。据了解，该县组织干部考察工作，一位乡镇科员和一位县财政局股长表现突出，在被考察干部中分列第一、二名，县委拟将二人提拔为乡科级副职领导干部。让人意外的是，在组织谈话过程中，两人竟先后因个人原因拒绝接受组织工作安排。
半月谈记者发现，当前部分县乡中层干部岗位吸引力减弱，有的基层干部不想晋升至此类岗位，有的已任县乡中层干部选择通过遴选、借调等方式逃离。
“同一批遴选进入单位的8人中，有4位曾是乡镇的实职副科。”姜冬（化名）是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而在一年多前，他还是该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乡镇党委副书记。“放弃乡镇的领导岗位，遴选到省会城市当个普通科员，压力减轻了许多。”姜冬说。
负责“上通下达”，却成“下挤上压”
在当前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县乡作为基层政府，承担大量治理任务，县乡中层干部因其中坚力量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上级的各项考核任务，他们甘当“大头兵”，面对基层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他们要做“多面手”。
多名县乡中层干部表示，想替基层群众办实事，但实际情况中往往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堵点难点。
紧绷运转，站在“风口浪尖”。“去年县里遭遇旱情，稻田灌溉和村民饮水出现问题。有村干部反映，找到一个山洞水源，想搭建抽水设施，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资金问题。”南方某乡一名中层干部说，自己明白这是民生需求，很想全力解决，但没有专项资金，向上面申报也来不及。“我们特事特办，乡镇补贴了一多半的资金。但如果每个村都找来，那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姜冬认为，基层必须紧紧围绕上级安排及时变化，自主发挥空间较小。以产业发展为例，近年来，他之前所在的乡镇竹笋产业发展已初见规模，但上级要求必须调整县域产业结构，“让群众放弃已有收益的产业，存在不小的阻力”。
下挤上压，易成“矛盾枢纽”。“有时候一个会议刚结束，上级就问‘领导小组成立了没有，方案形成了没有，下村检查了没有……’”西南某乡一名中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层层传导之下，村干部也感受到压力，一些人提出辞职，“我是不敢严厉批评村干部的，如果他们‘撂挑子’，很多工作就没法开展”。
“一些审批事项上级审批不及时，群众有意见，问责起来板子会打到自己的身上；下属执行不到位，出了差错也得自己担责。”一名中层干部说。
职位触顶，处于“凤尾鸡头”。西部一名县直机关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负责农林水事务的业务部门，事权大、财权小，资源少、责任多，时而会面临缺少能人挑起担子的尴尬局面。这名干部表示，部分岗位长时间缺少合适的干部，单位混编混岗的问题积存已久。自己所在的县直机关中，已有3个行政部门中层领导岗位由事业编制人员担任。
部分中层干部职务晋升后待遇变化小，责任压力明显增加，而且再想往上晋升比较困难，少数干部存在“提拔嫌老、退休还早、混混拉倒”的心态。从现实条件来看，县乡教育、医疗等综合资源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一些县乡领导也会主动鼓励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往外考、往上走。
既要下“笨功夫”，也要想“巧办法”
上级“达标式考核”转向“顶格式考核”、职业发展面临“天花板”、业务工作多中心化、临时性任务不断增多……面对基层治理的新要求、新压力，一些基层干部表现得“不适应”，针对县乡中层干部的激励机制也存在失效的风险。
激励县乡中层干部，上级要想“巧办法”。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罗玉亮认为，一些上级部门对中层干部强调纪律多、要求多、处罚多，在配班子、带队伍的问题上用心不足，忽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业内人士建议，重点关注针对干部的减压机制，为基层中层干部创设良好软环境。组织上可以设置相应的心理疏导机构，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跟进交流。
年轻干部是中层干部的源头。贵州一名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认为，要想解决中层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还必须追根溯源，从基层治理方式上破题，真正理顺基层治理机制，让年轻干部在基层干事能舒心顺心、游刃有余。唯有年轻干部认可基层、扎根基层，县乡中层干部储备问题才能抓好，基层工作才能继不乏人。#何天恩[超话]#
【半月谈：有人不想晋升，有人逃离基层：县乡干部都不愿当“中层”了？】作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县乡中层干部是基层业务尖子、工作骨干，但近年来部分县乡中层干部岗位吸引力减弱，干部中坚力量青黄不接的情况显现。
有人不想晋升，有人逃离基层
今年年初，一名基层干部在某网络平台上匿名提问：“怎么做可以不当乡镇党政办主任？”有人支招说：“可以说身体不好，不能适应高强度工作，怕辜负组织的信任。”这名干部最后表示，这个岗位工作压力太大，自己准备再找乡镇一把手聊聊。
这样的情况在基层并非个案。据西南某县通报材料显示，两名党员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而被严肃处理。据了解，该县组织干部考察工作，一位乡镇科员和一位县财政局股长表现突出，在被考察干部中分列第一、二名，县委拟将二人提拔为乡科级副职领导干部。让人意外的是，在组织谈话过程中，两人竟先后因个人原因拒绝接受组织工作安排。
半月谈记者发现，当前部分县乡中层干部岗位吸引力减弱，有的基层干部不想晋升至此类岗位，有的已任县乡中层干部选择通过遴选、借调等方式逃离。
“同一批遴选进入单位的8人中，有4位曾是乡镇的实职副科。”姜冬（化名）是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而在一年多前，他还是该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乡镇党委副书记。“放弃乡镇的领导岗位，遴选到省会城市当个普通科员，压力减轻了许多。”姜冬说。
负责“上通下达”，却成“下挤上压”
在当前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县乡作为基层政府，承担大量治理任务，县乡中层干部因其中坚力量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上级的各项考核任务，他们甘当“大头兵”，面对基层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他们要做“多面手”。
多名县乡中层干部表示，想替基层群众办实事，但实际情况中往往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堵点难点。
紧绷运转，站在“风口浪尖”。“去年县里遭遇旱情，稻田灌溉和村民饮水出现问题。有村干部反映，找到一个山洞水源，想搭建抽水设施，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资金问题。”南方某乡一名中层干部说，自己明白这是民生需求，很想全力解决，但没有专项资金，向上面申报也来不及。“我们特事特办，乡镇补贴了一多半的资金。但如果每个村都找来，那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姜冬认为，基层必须紧紧围绕上级安排及时变化，自主发挥空间较小。以产业发展为例，近年来，他之前所在的乡镇竹笋产业发展已初见规模，但上级要求必须调整县域产业结构，“让群众放弃已有收益的产业，存在不小的阻力”。
下挤上压，易成“矛盾枢纽”。“有时候一个会议刚结束，上级就问‘领导小组成立了没有，方案形成了没有，下村检查了没有……’”西南某乡一名中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层层传导之下，村干部也感受到压力，一些人提出辞职，“我是不敢严厉批评村干部的，如果他们‘撂挑子’，很多工作就没法开展”。
“一些审批事项上级审批不及时，群众有意见，问责起来板子会打到自己的身上；下属执行不到位，出了差错也得自己担责。”一名中层干部说。
职位触顶，处于“凤尾鸡头”。西部一名县直机关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负责农林水事务的业务部门，事权大、财权小，资源少、责任多，时而会面临缺少能人挑起担子的尴尬局面。这名干部表示，部分岗位长时间缺少合适的干部，单位混编混岗的问题积存已久。自己所在的县直机关中，已有3个行政部门中层领导岗位由事业编制人员担任。
部分中层干部职务晋升后待遇变化小，责任压力明显增加，而且再想往上晋升比较困难，少数干部存在“提拔嫌老、退休还早、混混拉倒”的心态。从现实条件来看，县乡教育、医疗等综合资源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一些县乡领导也会主动鼓励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往外考、往上走。
既要下“笨功夫”，也要想“巧办法”
上级“达标式考核”转向“顶格式考核”、职业发展面临“天花板”、业务工作多中心化、临时性任务不断增多……面对基层治理的新要求、新压力，一些基层干部表现得“不适应”，针对县乡中层干部的激励机制也存在失效的风险。
激励县乡中层干部，上级要想“巧办法”。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罗玉亮认为，一些上级部门对中层干部强调纪律多、要求多、处罚多，在配班子、带队伍的问题上用心不足，忽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业内人士建议，重点关注针对干部的减压机制，为基层中层干部创设良好软环境。组织上可以设置相应的心理疏导机构，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跟进交流。
年轻干部是中层干部的源头。贵州一名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认为，要想解决中层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还必须追根溯源，从基层治理方式上破题，真正理顺基层治理机制，让年轻干部在基层干事能舒心顺心、游刃有余。唯有年轻干部认可基层、扎根基层，县乡中层干部储备问题才能抓好，基层工作才能继不乏人。#何天恩[超话]#
自从上网浏览消息以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前网络匿名举报（部分属谣言），由于举报内容是否真实广发网友无法核实，往往引起的舆论关注不大！（除20年某事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吴某事件后，大家都开始了实名举报（当然是站在举报者的角度看，自己是受害者），不论事实怎样，要想毁掉一个人，一定要紧跟社会热点实名举报比如渣男（女）、涉黑、偷漏税、资本压迫等等，那么铁定会引起舆论关注的……被举报者将面临的是一面倒的指责、社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吴某事件后，大家都开始了实名举报（当然是站在举报者的角度看，自己是受害者），不论事实怎样，要想毁掉一个人，一定要紧跟社会热点实名举报比如渣男（女）、涉黑、偷漏税、资本压迫等等，那么铁定会引起舆论关注的……被举报者将面临的是一面倒的指责、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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