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退后作

钱宰
朔风号枯枝，长夜何漫漫。
微月出复没，零露凄以漙。
露漙不足悲，严霜为之寒。
饥乌下丛薄，猛虎鸣其间。
鬼灯照虚馆，落叶何珊珊。
萧萧远征人，载歌《行路难》。
我心增惨戚，岂不思东还。
欲济川无梁，中道多阻艰。
弱子病且死，老妻方忧患。
明将登前途，念我衣裳单。
斧冰汲涧水，采薪事朝餐。
慨彼《下泉》诗，悠然起长叹。

《呼兰的玩笑：诗人=无业游民》
  最近一期的吐槽大会里，呼兰把诗人说的好像是社会蛀虫一般的家伙，这令我非常愤怒。

  首先要说的是，诗歌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尚书•尧典》记帝舜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见在上古帝君时期，诗便已经开始成为承载思想、抒发志向且饱含优美声韵的重要艺术形式了。《诗经》所创建的“风雅”精神对数千年华夏文明产生了“如母哺子”般的影响。唐朝诗歌的鼎盛更是为后世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中华民族的诗学精神何时就等同于“没工作”和“无病呻吟”了呢？这确实值得深思。

  当然，呼兰或许只是抓住了生活中的一个典型形象来夸张了一下，造成笑点。但喜剧的背后是悲剧，诗沦为了代表社会蛀虫之物而受人嘲讽，这确实是文明衰落的迹象。

  肯于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静下心来寻找生活中的美，抒发真切的哀愁，坚持志向，反思道路上的晦暗不明，提出问题并以深挚的情感借诗言之，这难道应当被嘲笑吗？我想并不当如此。呼兰之后说道：“对于我来讲，意义有多大完全取决于事能做多大”。我的想法是，未必事做大了意义才大吧？纵观历史，那些先贤所留下的优美词句往往反映的正是志向很大，但由于命运作弄而无法做事，或因持守节操而不愿做事之悲叹。譬如曹植的名篇《赠白马王彪》中对途穷的悲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又如谢灵运《登池上楼》中对独守节操而感到凄凉寂寞的慨叹“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这些人这些诗句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么？其实思考做事意义正是历代文人创作的动因啊！倘使陶渊明并不思考他做事的意义，而完全秉承着“把事做大”的原则，那么他一介家道中落的清寒之士应当把官一步步做大才对啊。如果你说“当官”并非他想做之事，不可与呼兰的“做事”同日而语，那么归隐田园总可以了吧？既然归隐了，凭着把归隐“做大”的原则，他又为何会在个人极其矛盾痛苦的状态下写出《感士不遇赋》和《三良》《二疏》呢？当时他已经辞官十年了啊！

  可见，诗人的痛苦以及其所激起的感天动地的情感原本生发于矛盾，而之所以有矛盾，恰恰源自于对自己所走道路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于当下，各种狼性法则和奋斗哲学的夹缝中，饶有许多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使命，更因信仰的缺失和利益的驱使而感到悲哀、困惑、无助甚至绝望。这些人便是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在圆桌派上所说“有些人并没有要生出来的啊！”此句所指代的那些蜷居之人。这些人并不该成为社会弃儿，应该有一种艺术形式来作为他们的精神依托，好让他们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来。余以为最好的艺术形式便是诗歌，理解了诗歌，你可以与大千世界的万种物像交朋友，可以抛却贵贱的束缚去感受精神漫游所带来的极乐，更可以把所见所闻中的黑暗罪恶用悲叹，呐喊的方式诉诸天地，这是多么崇高而又唯美的事情啊！

  所以，我实在认为诗人是崇高的职业，它甚至不须作为一种职业存在，而当作为华夏儿女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精神————理想主义者气质与风雅精神，被百世传承下去。起承转合四声八韵之作中所包含的对人生意义、宇宙自然之理、修身做事之道的探求、揭示、表达是崇高的、不容嘲讽的。诗是精炼又精炼的，是寻常的流水，却又是璀璨的火树银花。它绝不该是庸碌无为的指代，也永不是蜷居者的象征。

  最后，我想以对鸟鸟为许知远先生所写稿子当中的一句话地的编赠与呼兰，“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认知偏狭是一种智力的障碍。”请不要误解诗人。也想对喜爱诗歌的朋友赠一首半改半编的拙句：

“为天地立言，述造化之神秀。

 为艺术立心，弃豪华之糟朽。

 为往圣继绝学，斥百恶之禽兽。

 为万世赋经典，长风雅之赳赳。” 

赠白马王彪（并序）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

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du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pou，与王辞焉，愤

而成篇。
谒帝承明庐，逝

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