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阅读《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九）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诗学开始进入全面总结阶段，王夫之将继承性与创造性完美结合。
王夫之构建起了独特的诗学体系，包括＂诗道性情＂论、＂情景相生＂论、＂诗乐一理＂论、＂兴观群怨＂论、＂取势＂论、＂声情＂说、＂取影＂说、＂宾主＂说、＂兴会＂说等。王夫之论诗，极为强调诗意的纯净与简约。他曾说：＂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其定位体验也。＂王夫之指出＂韵意不合一＂＂韵意不双转＂，强调以＂意＂之独立脉络为基础的诗歌结构的浑成性。王夫之从《诗经》中得到启发，提出＂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的观点。诗歌中的韵当意不能互相抵牾，应形成一种＂交错成章，相为连缀＂的融洽关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其实内含着一种诗歌艺术的审美功能，但最终旨归于＂事父＂、＂事君＂，将＂兴观群怨＂限止在具体的社会意义层面。王夫之＂可以者，无不可焉，随所以而皆可焉。古之力诗者，原立于博通四达之途，以一性一情周人伦理之变而得其妙。＂王夫之主张＂乐为体，诗为用”，在其诗论中，＂音乐性＂成为一种具有本体意味的审美核心。
李贽：＂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岀于童心焉者也….…诗何必古诗，文何必先秦。＂童心的＂自我＂性，使它与一切依傍相对立，它只需面对现实。庄子认为＂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造化无工，其谁能得之?文章之事，寸心千古＂＂童心说＂的核心思想是肯定人的趋真、趋情、趋今、趋自然造化的本性。人的自然本性是贯穿童心说全部美学内涵的红线。李贽肯定人和人性的重要：＂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在罗杰斯看来，许多人常常找不到自己，因为真实的自己被一个又一个虚假的面具遮蔽住了，＂他发现，他在许多时候是按照自认为应该的那样去生活，而不是根据他本身的要求。他常常感到自己只是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他似乎根本没有自我。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他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罢了＂。罗杰斯认为，人只有从面具后走出来，才能真正变成自己。不被先入为主所左右，不落俗套。李贽的学说融会了老庄哲学，罗杰斯的学说也有老庄哲学背景。他们都面临相似的社会问题。具体历史语境不同，却有相通之处。李贽的＂童心学＂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从成熟走到不成熟，再从不成熟走到新的成熟，是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创造动力，是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循环往复的不断的创造过程。
王国维的文艺理论体系有＂独立＂说、＂慰藉＂说、＂天才＂说、＂古雅＂说和＂意境＂说五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要点构我的一个整体。王国维提：＂天下有最神圣，最尊敬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间真理也。＂哲学发现真理，文艺表现真理，却于当前的政治＂无用＂。他认为文艺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文艺作品常常独立于当时的主流政治，但由于它寓含了某种普遍真理，成传世之作，为万世所用。
王国维认为宗教的慰籍是＂理想＂的终极的关怀，文艺是无关功利的情感的体验，使人得到感情的慰藉，这种慰藉是现实的关怀。
＂古雅＂说是王国维的独特的审美范畴论。他认为审美的范畴有＂优美＂＂壮美＂＂眩惑＂和＂古雅＂四种。古雅之美是人为艺术，是人工的、经验的。优美形式可使人心平气和，古雅的形式，使人心休息。古雅说掲示了文艺中新的美的形态，强调后天修养创造，并为审美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对中国古文论相关理论的总结，又融入了他所推崇的西方的生命哲学。
正是中华古代文论所蕴含的普遍规律，把中国文学及其文论与世界的文学与文论紧紧地联系起来。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开始转型，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也开始转型。从梁启超和王国维那里开始，文论的发展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从＂功利＂论到＂超功利＂论。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我们今天面对的参照系，已经是20世纪西方所产生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我们自身在100多年中形成的中国文论现代形态。现在，有不少学人正在从事中华古文论经过现代化，走进中国当下的文论，融化到现代文论中的＂转化＂工作。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诗学开始进入全面总结阶段，王夫之将继承性与创造性完美结合。
王夫之构建起了独特的诗学体系，包括＂诗道性情＂论、＂情景相生＂论、＂诗乐一理＂论、＂兴观群怨＂论、＂取势＂论、＂声情＂说、＂取影＂说、＂宾主＂说、＂兴会＂说等。王夫之论诗，极为强调诗意的纯净与简约。他曾说：＂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其定位体验也。＂王夫之指出＂韵意不合一＂＂韵意不双转＂，强调以＂意＂之独立脉络为基础的诗歌结构的浑成性。王夫之从《诗经》中得到启发，提出＂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的观点。诗歌中的韵当意不能互相抵牾，应形成一种＂交错成章，相为连缀＂的融洽关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其实内含着一种诗歌艺术的审美功能，但最终旨归于＂事父＂、＂事君＂，将＂兴观群怨＂限止在具体的社会意义层面。王夫之＂可以者，无不可焉，随所以而皆可焉。古之力诗者，原立于博通四达之途，以一性一情周人伦理之变而得其妙。＂王夫之主张＂乐为体，诗为用”，在其诗论中，＂音乐性＂成为一种具有本体意味的审美核心。
李贽：＂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岀于童心焉者也….…诗何必古诗，文何必先秦。＂童心的＂自我＂性，使它与一切依傍相对立，它只需面对现实。庄子认为＂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造化无工，其谁能得之?文章之事，寸心千古＂＂童心说＂的核心思想是肯定人的趋真、趋情、趋今、趋自然造化的本性。人的自然本性是贯穿童心说全部美学内涵的红线。李贽肯定人和人性的重要：＂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在罗杰斯看来，许多人常常找不到自己，因为真实的自己被一个又一个虚假的面具遮蔽住了，＂他发现，他在许多时候是按照自认为应该的那样去生活，而不是根据他本身的要求。他常常感到自己只是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他似乎根本没有自我。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他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罢了＂。罗杰斯认为，人只有从面具后走出来，才能真正变成自己。不被先入为主所左右，不落俗套。李贽的学说融会了老庄哲学，罗杰斯的学说也有老庄哲学背景。他们都面临相似的社会问题。具体历史语境不同，却有相通之处。李贽的＂童心学＂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从成熟走到不成熟，再从不成熟走到新的成熟，是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创造动力，是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循环往复的不断的创造过程。
王国维的文艺理论体系有＂独立＂说、＂慰藉＂说、＂天才＂说、＂古雅＂说和＂意境＂说五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要点构我的一个整体。王国维提：＂天下有最神圣，最尊敬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间真理也。＂哲学发现真理，文艺表现真理，却于当前的政治＂无用＂。他认为文艺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文艺作品常常独立于当时的主流政治，但由于它寓含了某种普遍真理，成传世之作，为万世所用。
王国维认为宗教的慰籍是＂理想＂的终极的关怀，文艺是无关功利的情感的体验，使人得到感情的慰藉，这种慰藉是现实的关怀。
＂古雅＂说是王国维的独特的审美范畴论。他认为审美的范畴有＂优美＂＂壮美＂＂眩惑＂和＂古雅＂四种。古雅之美是人为艺术，是人工的、经验的。优美形式可使人心平气和，古雅的形式，使人心休息。古雅说掲示了文艺中新的美的形态，强调后天修养创造，并为审美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对中国古文论相关理论的总结，又融入了他所推崇的西方的生命哲学。
正是中华古代文论所蕴含的普遍规律，把中国文学及其文论与世界的文学与文论紧紧地联系起来。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开始转型，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也开始转型。从梁启超和王国维那里开始，文论的发展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从＂功利＂论到＂超功利＂论。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我们今天面对的参照系，已经是20世纪西方所产生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我们自身在100多年中形成的中国文论现代形态。现在，有不少学人正在从事中华古文论经过现代化，走进中国当下的文论，融化到现代文论中的＂转化＂工作。
税务纵横
在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社会里，历代皇室和历代朝廷均遵循：
（1）“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国安民原理
（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权保障机制
（3）“藏富于民，还富于民”的以民为主的民主原则
因此，中国2000年的皇权史是一个“官少，兵少，税轻”的轻税史。任何皇室和历代朝廷不敢对国民横征暴敛，大家也很难找到证据能够确凿证明皇室朝廷对国民有过横征暴敛!
夏（约10%）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夏后氏五十而贡”。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
西周（约10%）
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
春秋战国（约20%）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 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
《春秋》载：“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覆其余亩，复十收其一”，也就是十分之二，是井田制的两倍。
秦（66% 够狠！）
《汉书·食货志上》：“收泰半之赋。”颜师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三分之二啊，太狠了！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
两汉（不超过8%）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唐宋（不足7%）
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麻，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称作庸（服役发展为可纳绢代役）。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以上按人丁为主，以下以田亩为主）
均田制后遭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合并为户税和地税。（征税时间逐渐固定）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两税税率以每亩1斗为基准，约为十五税一。
元（不足7%）
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明（不足4%）
明代的税赋是历史上最低的，大约四十税一~三十税一。
明代初行两税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没能彻底实行。（实物地租为主逐渐趋向于以货币地租为主）
清（不足7%）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
PS. 税法有其发展趋势，但也不断反复。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渐渐政府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在周志纯著《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264页，有一组有关晚清人均产值及税负比重的数据。
当朝（51.6% ？）
当朝的税赋是多少，我们用郎咸平教授的一段话来说明：
各位企业家，你知道你去年交了多少税吗？我们拿到的实际数据显示，去年，你们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你们各人交多少税，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全部加在一起，我们政府去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这两个数字都是政府发布出去的。这两个数字，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最高。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么高的税，中华五千年历史也没有一个朝代敢收这么高的税，结果我们这个朝代有。
在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社会里，历代皇室和历代朝廷均遵循：
（1）“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国安民原理
（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权保障机制
（3）“藏富于民，还富于民”的以民为主的民主原则
因此，中国2000年的皇权史是一个“官少，兵少，税轻”的轻税史。任何皇室和历代朝廷不敢对国民横征暴敛，大家也很难找到证据能够确凿证明皇室朝廷对国民有过横征暴敛!
夏（约10%）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夏后氏五十而贡”。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
西周（约10%）
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
春秋战国（约20%）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 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
《春秋》载：“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覆其余亩，复十收其一”，也就是十分之二，是井田制的两倍。
秦（66% 够狠！）
《汉书·食货志上》：“收泰半之赋。”颜师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三分之二啊，太狠了！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
两汉（不超过8%）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唐宋（不足7%）
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麻，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称作庸（服役发展为可纳绢代役）。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以上按人丁为主，以下以田亩为主）
均田制后遭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合并为户税和地税。（征税时间逐渐固定）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两税税率以每亩1斗为基准，约为十五税一。
元（不足7%）
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明（不足4%）
明代的税赋是历史上最低的，大约四十税一~三十税一。
明代初行两税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没能彻底实行。（实物地租为主逐渐趋向于以货币地租为主）
清（不足7%）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
PS. 税法有其发展趋势，但也不断反复。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渐渐政府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在周志纯著《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264页，有一组有关晚清人均产值及税负比重的数据。
当朝（51.6% ？）
当朝的税赋是多少，我们用郎咸平教授的一段话来说明：
各位企业家，你知道你去年交了多少税吗？我们拿到的实际数据显示，去年，你们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你们各人交多少税，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全部加在一起，我们政府去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这两个数字都是政府发布出去的。这两个数字，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最高。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么高的税，中华五千年历史也没有一个朝代敢收这么高的税，结果我们这个朝代有。
【【千问千寻大运河】津门老城岁月中 那些不曾逝去的市民文化】 提到天津的市民文化，您能想起什么？
是想起带着一丝调侃的“哏儿都”称号，还是想起那下到十几岁小女孩、上到五六十岁大妈都能喊一声的“姐姐”称呼？
是相声茶楼里抖出个“包袱”后的满堂喝彩，还是市井间接地气又好吃的煎饼果子、嘎巴菜？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津的市民文化，与“九河下梢”的海河水系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密不可分，也与天津筑城设卫六百余年积淀下的老城底蕴脉脉相通。
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座老城博物馆与老城小梨园相声茶楼表里相依，共同诉说着津门风韵，讲述着城市文化。
老城博物馆：
还原老天津人生活细节 唤起乡土之情
南开区，清末有人称此地为天津旧城“南边的开洼地”，南开区之名的由来，与此大有渊源。所谓天津旧城，即指鼓楼及其周边地区，素有“老城厢”之称。天津自明永乐年间筑城设卫后，不少富豪商贾陆续在老城厢定居。因此，这里不仅是天津历史最悠久的城区之一，也是天津特色传统民居发轫之处。
天津老城博物馆
如今坐落在南开区鼓楼东街的天津老城博物馆，就是一处具备天津特色的传统民居，也是天津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传统民居三进四合套院落。老城博物馆原为英商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的家宅，兴建于清末民初，有“徐家大院”之称。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天津市城市改造工作的进行，老城区许多老宅院面临拆迁改建。为了在老城厢保留一处较完整民居，反映天津老城文化和民居风俗，徐朴庵旧居被选定，并于2000年正式筹建为老城博物馆，2004年正式开放。
“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之际，多名专家、学者数次深入老城厢，进行实地的文物考察，最终选择保留了徐朴庵旧居。这座三进四合套院落具备鲜明的天津民居特色。虽然并非当时规模最大的宅院，但保存较为完整，又距离古文化街、鼓楼等不远，很适合向天津乃至全国人民展示天津建筑风貌。”王利文说道。
旧民居保留了下来，但既有博物馆之名，就还需要藏品。筹备展品的过程催生了老城博物馆的又一身份——中国第一家捐赠博物馆。
忆及当年，王利文还记得天津专家学者和市民为老城博物馆捐赠器物的热情，“不少天津专家学者给老城博物馆捐赠了砖雕、石狮子、字画、传统服饰、民俗器具、老家具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普通市民捐赠了炙炉这样的老天津人家中常见的生活物件，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们甚至都没听过‘炙炉’的名称，更遑论知其用途了。”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右）和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
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回忆道，老城博物馆建成后，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曾居住在老城厢的居民。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些年来，很多市民参观时的兴奋神情，“老城博物馆内曾有一个显示老城厢风貌的沙盘，天津市民来参观时，不少人指着它向孩子说，自己当年就住在某处，而如今的某处曾是何种设施或建筑，还有老人一边游览、一边讲起自己住在老城厢时的故事。”
王利文表示，人文景观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乡土教育，老城博物馆的民居和展品还原了老天津人的生活细节，人们缅怀故物，自然而然地激发出热爱乡土之情，“天津市民文化蕴藏于代代百姓的生活方式中，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通过一器一物、一砖一瓦表现出来，能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真是弥足珍贵。”
相声茶馆：
“能拥有天津的相声观众，是相声演员的荣幸”
说起最能代表天津市民文化的艺术形式，恐怕不少天津人都会脱口而出“相声”。其实，非止相声，评书、快板、时调、单弦、大鼓等艺术形式都广受天津市民欢迎，也造就了天津“曲艺之乡”的美名。
与老城博物馆紧邻的是天津老城小梨园，这是一座2009年开业的相声茶馆，如今维持每日3场相声演出，节假日还有加场。表演团队中，不少年轻相声演员广受市民好评。现年54岁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浸润相声艺术数十年，谈及相声艺术与天津市民文化、与运河文化的渊源，他娓娓道来。
老城小梨园
“旧时天津靠着发达的水系，漕运很是兴旺，天津老城区正是五方杂处的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大伙儿来自各地，口口相传中有趣故事很多。海河两岸的力工、跑船伙计、养船工人们上船下船间，常到岸上歇歇脚，进茶馆坐坐，面前放点茶水瓜子，悠闲地听段相声或评书，内容也多以老城故事为主，天津老话唤作‘看看玩意儿’。”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道，“清末天津卫‘四大茶园’都在老城，老百姓或进来听相声、评书，或品一段鼓曲，看段杂技，天津市民文化中的诙谐淡然和市井气息，就来自这种接地气的文化氛围。”
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闲适的文化气氛，多样的艺术形式，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曲艺、有较高欣赏能力的天津曲艺观众，“就拿我们老城小梨园所在的徐朴庵旧居主人徐朴庵来说，他就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能力，生平热爱曲艺，甚至曾经为有‘女鼓王’之称的著名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改过鼓词。从他的身上，天津人民对曲艺的热爱便可见一斑。”
老城小梨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一聊及天津的众多曲艺爱好者，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言谈间就满是自豪。他表示，全国唯有天津有着如此众多且欣赏水平高超的曲艺观众，这实在是天津相声演员们的幸福。
“只有在天津的舞台上表演相声，才能真正感受到天津观众的‘专业’。一个包袱抖得好，懂行的天津观众能立马来个满堂喝彩；相声演员‘现挂’（即兴发挥），台下真有观众能立刻反应过来，跟台上互动；反过来说，一段相声表演里包袱陈旧、演员没精气神儿时，台下观众也马上就能看出来，甚至来两句‘倒好儿’。我们演员有时开玩笑地说，咱天津的相声观众可‘不好伺候’，这个‘不好伺候’绝对是褒义的，是说咱天津观众真的懂相声、爱相声。有高水平的观众，才能不断逼着表演者推陈出新、反复琢磨自己台上的‘玩意儿’，水平才能越来越高。咱天津出过那么多曲艺‘大腕儿’，和这些可爱的观众密不可分。”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说道。
老城小梨园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有这样的市民文化氛围，表演者自然也更有动力投桃报李，打磨技艺。有幸看过众多前辈相声演员演出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聊起这一行人才的成长，感慨万千，“新人来茶馆，一是熏，即让他多听人家名角儿怎么说的；二是练，既是练基本功，也是练上台的心境；三是说，也就是试着上台说相声，前辈给批评指导。到这一步，才只是刚破题开了扇门，再往上，那就是进门上楼梯，永无止境。能练出来的相声演员，都是经过经年累月的捶打，很不容易。演员们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不让观众失望。”
作为“九河下梢”和临海港口的天津，随着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其市民文化既呈现出多种内涵兼容并蓄的特征，又像老城博物馆的民居一样，有着鲜明的特色。这种文化中闲适、幽默、乐观开朗的那一部分，也与这座城市的曲艺文化紧密相连。
滔滔运河水，宛如一条丝带，联结着古今异趣，也串起一方人民的精神世界，缓缓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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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起带着一丝调侃的“哏儿都”称号，还是想起那下到十几岁小女孩、上到五六十岁大妈都能喊一声的“姐姐”称呼？
是相声茶楼里抖出个“包袱”后的满堂喝彩，还是市井间接地气又好吃的煎饼果子、嘎巴菜？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津的市民文化，与“九河下梢”的海河水系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密不可分，也与天津筑城设卫六百余年积淀下的老城底蕴脉脉相通。
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座老城博物馆与老城小梨园相声茶楼表里相依，共同诉说着津门风韵，讲述着城市文化。
老城博物馆：
还原老天津人生活细节 唤起乡土之情
南开区，清末有人称此地为天津旧城“南边的开洼地”，南开区之名的由来，与此大有渊源。所谓天津旧城，即指鼓楼及其周边地区，素有“老城厢”之称。天津自明永乐年间筑城设卫后，不少富豪商贾陆续在老城厢定居。因此，这里不仅是天津历史最悠久的城区之一，也是天津特色传统民居发轫之处。
天津老城博物馆
如今坐落在南开区鼓楼东街的天津老城博物馆，就是一处具备天津特色的传统民居，也是天津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传统民居三进四合套院落。老城博物馆原为英商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的家宅，兴建于清末民初，有“徐家大院”之称。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天津市城市改造工作的进行，老城区许多老宅院面临拆迁改建。为了在老城厢保留一处较完整民居，反映天津老城文化和民居风俗，徐朴庵旧居被选定，并于2000年正式筹建为老城博物馆，2004年正式开放。
“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之际，多名专家、学者数次深入老城厢，进行实地的文物考察，最终选择保留了徐朴庵旧居。这座三进四合套院落具备鲜明的天津民居特色。虽然并非当时规模最大的宅院，但保存较为完整，又距离古文化街、鼓楼等不远，很适合向天津乃至全国人民展示天津建筑风貌。”王利文说道。
旧民居保留了下来，但既有博物馆之名，就还需要藏品。筹备展品的过程催生了老城博物馆的又一身份——中国第一家捐赠博物馆。
忆及当年，王利文还记得天津专家学者和市民为老城博物馆捐赠器物的热情，“不少天津专家学者给老城博物馆捐赠了砖雕、石狮子、字画、传统服饰、民俗器具、老家具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普通市民捐赠了炙炉这样的老天津人家中常见的生活物件，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们甚至都没听过‘炙炉’的名称，更遑论知其用途了。”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右）和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
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回忆道，老城博物馆建成后，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曾居住在老城厢的居民。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些年来，很多市民参观时的兴奋神情，“老城博物馆内曾有一个显示老城厢风貌的沙盘，天津市民来参观时，不少人指着它向孩子说，自己当年就住在某处，而如今的某处曾是何种设施或建筑，还有老人一边游览、一边讲起自己住在老城厢时的故事。”
王利文表示，人文景观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乡土教育，老城博物馆的民居和展品还原了老天津人的生活细节，人们缅怀故物，自然而然地激发出热爱乡土之情，“天津市民文化蕴藏于代代百姓的生活方式中，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通过一器一物、一砖一瓦表现出来，能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真是弥足珍贵。”
相声茶馆：
“能拥有天津的相声观众，是相声演员的荣幸”
说起最能代表天津市民文化的艺术形式，恐怕不少天津人都会脱口而出“相声”。其实，非止相声，评书、快板、时调、单弦、大鼓等艺术形式都广受天津市民欢迎，也造就了天津“曲艺之乡”的美名。
与老城博物馆紧邻的是天津老城小梨园，这是一座2009年开业的相声茶馆，如今维持每日3场相声演出，节假日还有加场。表演团队中，不少年轻相声演员广受市民好评。现年54岁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浸润相声艺术数十年，谈及相声艺术与天津市民文化、与运河文化的渊源，他娓娓道来。
老城小梨园
“旧时天津靠着发达的水系，漕运很是兴旺，天津老城区正是五方杂处的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大伙儿来自各地，口口相传中有趣故事很多。海河两岸的力工、跑船伙计、养船工人们上船下船间，常到岸上歇歇脚，进茶馆坐坐，面前放点茶水瓜子，悠闲地听段相声或评书，内容也多以老城故事为主，天津老话唤作‘看看玩意儿’。”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道，“清末天津卫‘四大茶园’都在老城，老百姓或进来听相声、评书，或品一段鼓曲，看段杂技，天津市民文化中的诙谐淡然和市井气息，就来自这种接地气的文化氛围。”
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闲适的文化气氛，多样的艺术形式，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曲艺、有较高欣赏能力的天津曲艺观众，“就拿我们老城小梨园所在的徐朴庵旧居主人徐朴庵来说，他就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能力，生平热爱曲艺，甚至曾经为有‘女鼓王’之称的著名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改过鼓词。从他的身上，天津人民对曲艺的热爱便可见一斑。”
老城小梨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一聊及天津的众多曲艺爱好者，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言谈间就满是自豪。他表示，全国唯有天津有着如此众多且欣赏水平高超的曲艺观众，这实在是天津相声演员们的幸福。
“只有在天津的舞台上表演相声，才能真正感受到天津观众的‘专业’。一个包袱抖得好，懂行的天津观众能立马来个满堂喝彩；相声演员‘现挂’（即兴发挥），台下真有观众能立刻反应过来，跟台上互动；反过来说，一段相声表演里包袱陈旧、演员没精气神儿时，台下观众也马上就能看出来，甚至来两句‘倒好儿’。我们演员有时开玩笑地说，咱天津的相声观众可‘不好伺候’，这个‘不好伺候’绝对是褒义的，是说咱天津观众真的懂相声、爱相声。有高水平的观众，才能不断逼着表演者推陈出新、反复琢磨自己台上的‘玩意儿’，水平才能越来越高。咱天津出过那么多曲艺‘大腕儿’，和这些可爱的观众密不可分。”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说道。
老城小梨园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有这样的市民文化氛围，表演者自然也更有动力投桃报李，打磨技艺。有幸看过众多前辈相声演员演出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聊起这一行人才的成长，感慨万千，“新人来茶馆，一是熏，即让他多听人家名角儿怎么说的；二是练，既是练基本功，也是练上台的心境；三是说，也就是试着上台说相声，前辈给批评指导。到这一步，才只是刚破题开了扇门，再往上，那就是进门上楼梯，永无止境。能练出来的相声演员，都是经过经年累月的捶打，很不容易。演员们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不让观众失望。”
作为“九河下梢”和临海港口的天津，随着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其市民文化既呈现出多种内涵兼容并蓄的特征，又像老城博物馆的民居一样，有着鲜明的特色。这种文化中闲适、幽默、乐观开朗的那一部分，也与这座城市的曲艺文化紧密相连。
滔滔运河水，宛如一条丝带，联结着古今异趣，也串起一方人民的精神世界，缓缓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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