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马嘉祺隔着拥挤的人潮猝不及防地对视，看清他熟悉的眉眼。
薄薄的眼皮，狭长上挑的眼尾，凉的，静的，藏着秋的寂寥萧瑟，轻轻地看向你。
原来已经和他分开那么久了啊。
久到他刺猬似的凌乱短发变成精心打理的精致造型，久到他身侧的朋友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些，久到他成为遥远而璀璨的当红乐队主唱，久到你无法开口说一句：好久不见。
你站在原地看他被人群簇拥着走远，喧嚣的走廊渐渐变得空荡，有携着寒意的干冽的风涌入，你想起分手那天似乎也刮着风。
那时他看着你的眼睛，说，风只起这一回。
-
你们大学时在一起。
他唱摇滚、搞乐队、叼着烟窝在宿舍写歌，留及肩的长发，又在某个夜晚对着老旧模糊的镜子自己剃成寸头，报废了那只你送他的电动剃须刀。
第二天见面，你惊得说不出话，他笑着凑过来亲你，拉着你的手放在他的头顶蹭，“摸一摸，是不是还有点扎手啊？”
他是太浪漫的恋人。
写藏着你名字的情歌，表演结束对着人海讲“This song is for my lover.”，把玫瑰藏在大衣口袋等你，非要你亲手为他戴耳钉，你那时才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耳后纹上了你的小名。
但他似乎不是合适的爱人。
毕业后你们租了一家小小的公寓，他依旧写歌、做乐队，但脱离象牙塔后的浪漫主义被现实狠狠踩碎，你们几乎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你和他观点之间的矛盾不断暴露，于是你们陷入争吵、冷战、和好、再争吵的死循环，一天天消磨着彼此的爱意。
太无力了，罗曼蒂克消亡在茶米油盐里，爱情以最可悲的方式死亡，葬于庸碌的满地鸡毛。
你在某个夜晚向他提了分手。
前一刻钟你们仍纠'缠在一处拥吻，呼吸交错，温度相融，心脏贴着胸口，湿漉漉地摩挲出滚烫的欲'望。
那时他正坐在床边抽烟，身上只披着一件揉皱的白衬衣，凸起的肩胛骨随着他弹烟灰的动作轻轻颤动，抖落一地狼藉。
“马嘉祺，太累了。”你声音低低的，却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我没有力气和你走下去了，我们分开吧。”
他不说话，指尖夹着的香烟明明灭灭，淌出缠绵的白雾，绕住你的心脏，直到最后的光灭掉。
他起身靠近你，携着淡淡的烟味，吻了下你的唇，很轻，很凉，像一阵风。
“好。”
马嘉祺连夜整理了行李，他没什么东西，除了那把吉他更没什么值钱的。
你躺在床上，听到他轻手轻脚依旧发出的响动，一动不动，只有眼泪无知觉地向下淌，落进枕头，湿而咸地发酵，你闻到苦味。
他似乎很快收拾好，你听到敲门的声音，逼着自己稳下声线，嗓音却依旧哑得厉害，“进来吧。”
马嘉祺一手拎着行李箱，一手端着你的水杯，他俯身把水放在床头，目光只落在你干燥的唇，轻轻开口，“那我走了，如果这周六有时间，再来看一次乐队演出吧。”
你闭着眼，听到他的脚步声，听到行李箱骨碌的声音，听到关门落锁的声音。
睁开眼，他只留下一杯水。
温热的，添了蜂蜜，放在你的床头。
-
周六时你去看了那场演出。
台下依旧没什么人，马嘉祺站在舞台偏右的地方，戴了发带，长长不久的头发被箍起来，涂着劣质发胶，眉眼间落了亮晶晶的闪片，身体薄薄的一片，立在舞台上。
他弹着琴唱，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嗓音一如既往地清亮漂亮，似乎有些哑，像微微磨损的八音盒，叮叮咚咚，依旧欢快地歌唱。
/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亲爱的别走
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 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
那天演出结束后你去后台找了他。
他正和乐队里的朋友们交代着下一次演出的事，神色淡淡的，似乎很疲惫，听到声音看向你的方向，一瞬怔住。
你似乎看到他眼尾有些泛红，却不敢确定是妆容抑或他的情绪外露，只好装作不知道，安静地等他处理完事情。
他走向你，你隔得很远便嗅到了股烟味，累积起来的沉闷的气味，有些难闻。
你下意识想对他说少抽些烟，却很快意识到再无资格，于是只好咽回心底，发酵出酸涩的苦，眼眶又泛起热来。
怕控制不住掉眼泪，你直奔主题地开口，“那首歌什么意思？”
马嘉祺沉默地看向你，目光却并不聚焦，只散空地笼罩着你，小幅度颤动的睫毛在眼尾投下浅浅的阴影，似乎在思考什么。
他很久才回答，“你当做分手礼物吧。”
你不甘心似的，又问，“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他说，“风只起这一回。”
你盯着他的眼睛，薄薄的眼皮，狭长上挑的眼尾，亮晶晶的妆容，和那抹若有若无意味不明的红。
你猜不透那句话的意思，却隐约明白，你和他大概真的结束了。
“那再见。”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太体面的分开，没有争吵，没有歇斯底里，甚至没有挽留，马嘉祺平静地接受了你的要求，就像曾经无数次包容你的小脾气一样。
这场爱里，他从始至终都体面，像一缕干净透亮的风，轻轻地吹过，你连痕迹都抓不住。
那首歌里唱 / 曾为你冷风中颤抖 曾为你泪水狂流 曾为你万事都低头 / ，歌不是唱给你的，歌里的人也从都不是他。
风掠过树梢吹落秋叶，毫无留恋，再也没有人牵着你的手一起回家了。
-
你终于回神，挣扎着逃出冗长又凌乱的回忆，甜的玫瑰、咸湿的泪、温热的吻与毛茸茸的发顶，一切都消失了。
于是模糊的双眼清晰起来，一双黑色皮鞋一步步走进视野间，你错愕地抬头，入目是薄眼皮，长眼尾。
他淡淡笑起来，对你说，“好久不见。”
薄薄的眼皮，狭长上挑的眼尾，凉的，静的，藏着秋的寂寥萧瑟，轻轻地看向你。
原来已经和他分开那么久了啊。
久到他刺猬似的凌乱短发变成精心打理的精致造型，久到他身侧的朋友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些，久到他成为遥远而璀璨的当红乐队主唱，久到你无法开口说一句：好久不见。
你站在原地看他被人群簇拥着走远，喧嚣的走廊渐渐变得空荡，有携着寒意的干冽的风涌入，你想起分手那天似乎也刮着风。
那时他看着你的眼睛，说，风只起这一回。
-
你们大学时在一起。
他唱摇滚、搞乐队、叼着烟窝在宿舍写歌，留及肩的长发，又在某个夜晚对着老旧模糊的镜子自己剃成寸头，报废了那只你送他的电动剃须刀。
第二天见面，你惊得说不出话，他笑着凑过来亲你，拉着你的手放在他的头顶蹭，“摸一摸，是不是还有点扎手啊？”
他是太浪漫的恋人。
写藏着你名字的情歌，表演结束对着人海讲“This song is for my lover.”，把玫瑰藏在大衣口袋等你，非要你亲手为他戴耳钉，你那时才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耳后纹上了你的小名。
但他似乎不是合适的爱人。
毕业后你们租了一家小小的公寓，他依旧写歌、做乐队，但脱离象牙塔后的浪漫主义被现实狠狠踩碎，你们几乎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你和他观点之间的矛盾不断暴露，于是你们陷入争吵、冷战、和好、再争吵的死循环，一天天消磨着彼此的爱意。
太无力了，罗曼蒂克消亡在茶米油盐里，爱情以最可悲的方式死亡，葬于庸碌的满地鸡毛。
你在某个夜晚向他提了分手。
前一刻钟你们仍纠'缠在一处拥吻，呼吸交错，温度相融，心脏贴着胸口，湿漉漉地摩挲出滚烫的欲'望。
那时他正坐在床边抽烟，身上只披着一件揉皱的白衬衣，凸起的肩胛骨随着他弹烟灰的动作轻轻颤动，抖落一地狼藉。
“马嘉祺，太累了。”你声音低低的，却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我没有力气和你走下去了，我们分开吧。”
他不说话，指尖夹着的香烟明明灭灭，淌出缠绵的白雾，绕住你的心脏，直到最后的光灭掉。
他起身靠近你，携着淡淡的烟味，吻了下你的唇，很轻，很凉，像一阵风。
“好。”
马嘉祺连夜整理了行李，他没什么东西，除了那把吉他更没什么值钱的。
你躺在床上，听到他轻手轻脚依旧发出的响动，一动不动，只有眼泪无知觉地向下淌，落进枕头，湿而咸地发酵，你闻到苦味。
他似乎很快收拾好，你听到敲门的声音，逼着自己稳下声线，嗓音却依旧哑得厉害，“进来吧。”
马嘉祺一手拎着行李箱，一手端着你的水杯，他俯身把水放在床头，目光只落在你干燥的唇，轻轻开口，“那我走了，如果这周六有时间，再来看一次乐队演出吧。”
你闭着眼，听到他的脚步声，听到行李箱骨碌的声音，听到关门落锁的声音。
睁开眼，他只留下一杯水。
温热的，添了蜂蜜，放在你的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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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时你去看了那场演出。
台下依旧没什么人，马嘉祺站在舞台偏右的地方，戴了发带，长长不久的头发被箍起来，涂着劣质发胶，眉眼间落了亮晶晶的闪片，身体薄薄的一片，立在舞台上。
他弹着琴唱，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嗓音一如既往地清亮漂亮，似乎有些哑，像微微磨损的八音盒，叮叮咚咚，依旧欢快地歌唱。
/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亲爱的别走
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 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
那天演出结束后你去后台找了他。
他正和乐队里的朋友们交代着下一次演出的事，神色淡淡的，似乎很疲惫，听到声音看向你的方向，一瞬怔住。
你似乎看到他眼尾有些泛红，却不敢确定是妆容抑或他的情绪外露，只好装作不知道，安静地等他处理完事情。
他走向你，你隔得很远便嗅到了股烟味，累积起来的沉闷的气味，有些难闻。
你下意识想对他说少抽些烟，却很快意识到再无资格，于是只好咽回心底，发酵出酸涩的苦，眼眶又泛起热来。
怕控制不住掉眼泪，你直奔主题地开口，“那首歌什么意思？”
马嘉祺沉默地看向你，目光却并不聚焦，只散空地笼罩着你，小幅度颤动的睫毛在眼尾投下浅浅的阴影，似乎在思考什么。
他很久才回答，“你当做分手礼物吧。”
你不甘心似的，又问，“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他说，“风只起这一回。”
你盯着他的眼睛，薄薄的眼皮，狭长上挑的眼尾，亮晶晶的妆容，和那抹若有若无意味不明的红。
你猜不透那句话的意思，却隐约明白，你和他大概真的结束了。
“那再见。”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太体面的分开，没有争吵，没有歇斯底里，甚至没有挽留，马嘉祺平静地接受了你的要求，就像曾经无数次包容你的小脾气一样。
这场爱里，他从始至终都体面，像一缕干净透亮的风，轻轻地吹过，你连痕迹都抓不住。
那首歌里唱 / 曾为你冷风中颤抖 曾为你泪水狂流 曾为你万事都低头 / ，歌不是唱给你的，歌里的人也从都不是他。
风掠过树梢吹落秋叶，毫无留恋，再也没有人牵着你的手一起回家了。
-
你终于回神，挣扎着逃出冗长又凌乱的回忆，甜的玫瑰、咸湿的泪、温热的吻与毛茸茸的发顶，一切都消失了。
于是模糊的双眼清晰起来，一双黑色皮鞋一步步走进视野间，你错愕地抬头，入目是薄眼皮，长眼尾。
他淡淡笑起来，对你说，“好久不见。”
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两年，看到世界的野蛮，也看到世界的生机。即便疫情把人们划在一个个圈里，我也不敢懈怠地，迅速为自己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轨迹。
最近两个月有承担，忍受，碰撞，也收获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平静，变得没有物欲。物欲有时是人对外展示资源整合的佐证，而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被折磨，也在成长，像海绵吸纳水源，逐渐变得饱满，不断地被注入颜色混杂的信息，在漩涡里翻转，已经没有精力去发酵自己的杂念了。
累到只睡了三个小时的某天早晨，我突然在想，人会和同类成为伴侣吗？在这种无谓的猜想里，不敢肯定是否会爱上自己这件事，还是有一点点让我丧气的。
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也是一个渴望暴露又裹紧的人，如果沉浸在戏剧性的状态里，不稳定性长此以往会把我摧毁，所以我想，只要有偶尔的，偶尔的意外闯进我的生活就好了。
今天母亲生日，父亲载着她看了夕阳，带着提前定好的郁金香和蛋糕两个人溜达着去吃了晚餐，
秋天依旧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季节。
最近两个月有承担，忍受，碰撞，也收获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平静，变得没有物欲。物欲有时是人对外展示资源整合的佐证，而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被折磨，也在成长，像海绵吸纳水源，逐渐变得饱满，不断地被注入颜色混杂的信息，在漩涡里翻转，已经没有精力去发酵自己的杂念了。
累到只睡了三个小时的某天早晨，我突然在想，人会和同类成为伴侣吗？在这种无谓的猜想里，不敢肯定是否会爱上自己这件事，还是有一点点让我丧气的。
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也是一个渴望暴露又裹紧的人，如果沉浸在戏剧性的状态里，不稳定性长此以往会把我摧毁，所以我想，只要有偶尔的，偶尔的意外闯进我的生活就好了。
今天母亲生日，父亲载着她看了夕阳，带着提前定好的郁金香和蛋糕两个人溜达着去吃了晚餐，
秋天依旧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季节。
骂了杨振宁这么多年，今年怎么骂声变小了？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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