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主战网络攻击武器曝光#：世界各地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成美国“情报站”】#CIA对全球高价值目标实施无差别攻击控制# 近日，美国通过网络对全球进行监控窃密的又一主战装备曝光，这一主战装备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专用的“蜂巢”恶意代码攻击控制武器平台（以下简称“蜂巢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全球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美国情治部门的“情报站”，从技术细节分析，现有国际互联网的骨干网设备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中，只要包含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治机构的攻击窃密目标，全球互联网上的全部活动、存储的全部数据或都“如实”展现在美国情治机构面前。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连续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电幕行动”“APT-C-40”“NOPEN”“量子”网络攻击武器的真面目。相较而言，此次曝光的“蜂巢”平台有哪些新的特点？对全球网络用户有哪些新提示？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研究人员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做出进一步解释。
根据介绍，“蜂巢”平台由CIA下属部门和美国著名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NOC）旗下公司联合研发，系CIA专用的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该装备具有五大特点。
首先，“蜂巢”平台智能化程度高。该武器是典型的美国军工产品，模块化、标准化程度高，扩展性好，表明美国已实现网络武器的“产学研一体化”。这些武器可根据目标网络的硬件、软件配置和存在后门、漏洞情况自主确定攻击方式并发起网络攻击，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提高权限、自动窃密、自动隐藏痕迹、自动回传数据，实现对攻击目标的全自动控制。其强大的系统功能、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超前的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CIA在网络攻击领域的能力。其网络武器涵盖远程扫描、漏洞利用、隐蔽植入、嗅探窃密、文件提取、内网渗透、系统破坏等网络攻击活动的全链条，具备统一指挥操控能力，已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化。这同时也可以证明，CIA对他国发动网络黑客攻击的武器系统已经实现体系化、规模化、无痕化和人工智能化。
其次，“蜂巢”平台隐蔽性强。该平台采用C/S架构，主要由主控端、远程控制平台、生成器、受控端程序等4部分组成。CIA攻击人员利用生成器生成定制化的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服务器端恶意代码程序被植入目标系统并正常运行后，会处于静默潜伏状态，实时监听受控信息系统网络通讯流量中具有触发器特征的数据包，等待被 “唤醒”。CIA攻击人员可以使用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暗语”，以“唤醒”潜伏的恶意代码程序并执行相关指令，之后CIA攻击人员利用名为“割喉”的控制台程序对客户端进行操控（如图1所示）。为躲避入侵检测，发送“暗语”唤醒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后，会根据目标环境情况临时建立加密通信信道，以迷惑网络监测人员、规避技术监测手段。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网络间谍行动的隐蔽性，CIA在全球范围内精心部署了蜂巢平台相关网络基础设施。从已经监测到的数据分析，CIA在主控端和被控端之间设置了多层动态跳板服务器和VPN通道，这些服务器广泛分布于加拿大、法国、德国、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有效隐藏自身行踪，受害者即使发现遭受“蜂巢”平台的网络攻击，也极难进行技术分析和追踪溯源。
第三，“蜂巢”平台攻击涉及面广。CIA为了满足针对多平台目标的攻击需求，针对不同CPU架构和操作系统分别开发了功能相近的“蜂巢”平台适配版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蜂巢”平台可支持现有主流的CPU架构，覆盖Windows、Unix、Linux、Solaris等通用操作系统，以及网络设备专用操作系统等。
第四，“蜂巢”平台设定有重点攻击对象。 从攻击目标类型上看，CIA特别关注MikroTik系列网络设备。MikroTik公司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流行度，特别是其自研的RouterOS操作系统，被很多第三方路由器厂商所采用，因此CIA对这种操作系统的攻击能力带来的潜在风险难以估量。CIA特别开发了一个名为“Chimay-Red”的MikroTik路由器漏洞利用工具，并编制了详细的使用说明。该漏洞利用工具利用存在于MikroTik RouterOS 6.38.4及以下版本操作系统中的栈冲突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实现对目标系统的远程控制。
第五，“蜂巢”平台突防能力强，应引起全球互联网用户警惕。“蜂巢”平台属于“轻量化”网络武器，其战术目的是在目标网络中建立隐蔽立足点，秘密定向投放恶意代码程序，利用该平台对多种恶意代码程序进行集中控制，为后续持续投送“重型”网络攻击武器创造条件。“蜂巢”平台作为CIA攻击武器中的“先锋官”和“突击队”，承担了突破目标防线的重要职能，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突防能力向全球互联网用户发出了重大警告。
这位研究人员指出，与此前NSA被曝光的美国网络攻击武器一样，CIA对全球范围的高价值目标实施无差别的攻击控制和间谍窃密。CIA的黑客攻击和网络间谍活动目标涉及世界各国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重要军事目标，各国政要、公众人物、社会名人和技术专家，教育、科研、通讯、医疗机构，大量窃取受害国的秘密信息，大量获取受害国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大量掌握世界各国的公民个人隐私，服务于美国维持霸权地位。而且，全球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美国情治部门的“情报站”。“从技术细节分析，现有国际互联网的骨干网设备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中（服务器、交换设备、传输设备和上网终端），只要包含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极有可能包含零日（0day）或各类后门程序（Backdoor），就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治机构的攻击窃密目标，全球互联网上的全部活动、存储的全部数据或都‘如实’展现在美国情治机构面前，成为其对全球目标实施攻击破坏的 ‘把柄’和 ‘素材’。”
针对“蜂巢”平台高度智能化、高度隐蔽性的特点，互联网使用者该如何发现和应对“蜂巢”平台的威胁。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互联网用户，美国情治部门的网络攻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针对带有美国“基因”的计算机软硬设备的攻击窃密如影随形。现阶段避免遭受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权宜之计是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化设备。此外，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建议互联网使用者及时更新网络设备、上网终端的操作系统，并及时打好补丁，同时关闭不必要的网络服务和端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特约记者袁宏。图1为“割喉”（cutthroat）主要命令行参数说明；如图2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如图3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 环球时报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连续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电幕行动”“APT-C-40”“NOPEN”“量子”网络攻击武器的真面目。相较而言，此次曝光的“蜂巢”平台有哪些新的特点？对全球网络用户有哪些新提示？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研究人员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做出进一步解释。
根据介绍，“蜂巢”平台由CIA下属部门和美国著名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NOC）旗下公司联合研发，系CIA专用的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该装备具有五大特点。
首先，“蜂巢”平台智能化程度高。该武器是典型的美国军工产品，模块化、标准化程度高，扩展性好，表明美国已实现网络武器的“产学研一体化”。这些武器可根据目标网络的硬件、软件配置和存在后门、漏洞情况自主确定攻击方式并发起网络攻击，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提高权限、自动窃密、自动隐藏痕迹、自动回传数据，实现对攻击目标的全自动控制。其强大的系统功能、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超前的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CIA在网络攻击领域的能力。其网络武器涵盖远程扫描、漏洞利用、隐蔽植入、嗅探窃密、文件提取、内网渗透、系统破坏等网络攻击活动的全链条，具备统一指挥操控能力，已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化。这同时也可以证明，CIA对他国发动网络黑客攻击的武器系统已经实现体系化、规模化、无痕化和人工智能化。
其次，“蜂巢”平台隐蔽性强。该平台采用C/S架构，主要由主控端、远程控制平台、生成器、受控端程序等4部分组成。CIA攻击人员利用生成器生成定制化的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服务器端恶意代码程序被植入目标系统并正常运行后，会处于静默潜伏状态，实时监听受控信息系统网络通讯流量中具有触发器特征的数据包，等待被 “唤醒”。CIA攻击人员可以使用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暗语”，以“唤醒”潜伏的恶意代码程序并执行相关指令，之后CIA攻击人员利用名为“割喉”的控制台程序对客户端进行操控（如图1所示）。为躲避入侵检测，发送“暗语”唤醒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后，会根据目标环境情况临时建立加密通信信道，以迷惑网络监测人员、规避技术监测手段。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网络间谍行动的隐蔽性，CIA在全球范围内精心部署了蜂巢平台相关网络基础设施。从已经监测到的数据分析，CIA在主控端和被控端之间设置了多层动态跳板服务器和VPN通道，这些服务器广泛分布于加拿大、法国、德国、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有效隐藏自身行踪，受害者即使发现遭受“蜂巢”平台的网络攻击，也极难进行技术分析和追踪溯源。
第三，“蜂巢”平台攻击涉及面广。CIA为了满足针对多平台目标的攻击需求，针对不同CPU架构和操作系统分别开发了功能相近的“蜂巢”平台适配版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蜂巢”平台可支持现有主流的CPU架构，覆盖Windows、Unix、Linux、Solaris等通用操作系统，以及网络设备专用操作系统等。
第四，“蜂巢”平台设定有重点攻击对象。 从攻击目标类型上看，CIA特别关注MikroTik系列网络设备。MikroTik公司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流行度，特别是其自研的RouterOS操作系统，被很多第三方路由器厂商所采用，因此CIA对这种操作系统的攻击能力带来的潜在风险难以估量。CIA特别开发了一个名为“Chimay-Red”的MikroTik路由器漏洞利用工具，并编制了详细的使用说明。该漏洞利用工具利用存在于MikroTik RouterOS 6.38.4及以下版本操作系统中的栈冲突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实现对目标系统的远程控制。
第五，“蜂巢”平台突防能力强，应引起全球互联网用户警惕。“蜂巢”平台属于“轻量化”网络武器，其战术目的是在目标网络中建立隐蔽立足点，秘密定向投放恶意代码程序，利用该平台对多种恶意代码程序进行集中控制，为后续持续投送“重型”网络攻击武器创造条件。“蜂巢”平台作为CIA攻击武器中的“先锋官”和“突击队”，承担了突破目标防线的重要职能，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突防能力向全球互联网用户发出了重大警告。
这位研究人员指出，与此前NSA被曝光的美国网络攻击武器一样，CIA对全球范围的高价值目标实施无差别的攻击控制和间谍窃密。CIA的黑客攻击和网络间谍活动目标涉及世界各国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重要军事目标，各国政要、公众人物、社会名人和技术专家，教育、科研、通讯、医疗机构，大量窃取受害国的秘密信息，大量获取受害国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大量掌握世界各国的公民个人隐私，服务于美国维持霸权地位。而且，全球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美国情治部门的“情报站”。“从技术细节分析，现有国际互联网的骨干网设备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中（服务器、交换设备、传输设备和上网终端），只要包含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极有可能包含零日（0day）或各类后门程序（Backdoor），就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治机构的攻击窃密目标，全球互联网上的全部活动、存储的全部数据或都‘如实’展现在美国情治机构面前，成为其对全球目标实施攻击破坏的 ‘把柄’和 ‘素材’。”
针对“蜂巢”平台高度智能化、高度隐蔽性的特点，互联网使用者该如何发现和应对“蜂巢”平台的威胁。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互联网用户，美国情治部门的网络攻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针对带有美国“基因”的计算机软硬设备的攻击窃密如影随形。现阶段避免遭受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权宜之计是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化设备。此外，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建议互联网使用者及时更新网络设备、上网终端的操作系统，并及时打好补丁，同时关闭不必要的网络服务和端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特约记者袁宏。图1为“割喉”（cutthroat）主要命令行参数说明；如图2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如图3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 环球时报
【#美国中情局主战网络攻击武器曝光#：世界各地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成美国“情报站”】#CIA对全球高价值目标实施无差别攻击控制# 近日，美国通过网络对全球进行监控窃密的又一主战装备曝光，这一主战装备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专用的“蜂巢”恶意代码攻击控制武器平台（以下简称“蜂巢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全球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美国情治部门的“情报站”，从技术细节分析，现有国际互联网的骨干网设备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中，只要包含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治机构的攻击窃密目标，全球互联网上的全部活动、存储的全部数据或都“如实”展现在美国情治机构面前。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连续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电幕行动”“APT-C-40”“NOPEN”“量子”网络攻击武器的真面目。相较而言，此次曝光的“蜂巢”平台有哪些新的特点？对全球网络用户有哪些新提示？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研究人员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做出进一步解释。
根据介绍，“蜂巢”平台由CIA下属部门和美国著名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NOC）旗下公司联合研发，系CIA专用的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该装备具有五大特点。
首先，“蜂巢”平台智能化程度高。该武器是典型的美国军工产品，模块化、标准化程度高，扩展性好，表明美国已实现网络武器的“产学研一体化”。这些武器可根据目标网络的硬件、软件配置和存在后门、漏洞情况自主确定攻击方式并发起网络攻击，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提高权限、自动窃密、自动隐藏痕迹、自动回传数据，实现对攻击目标的全自动控制。其强大的系统功能、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超前的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CIA在网络攻击领域的能力。其网络武器涵盖远程扫描、漏洞利用、隐蔽植入、嗅探窃密、文件提取、内网渗透、系统破坏等网络攻击活动的全链条，具备统一指挥操控能力，已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化。这同时也可以证明，CIA对他国发动网络黑客攻击的武器系统已经实现体系化、规模化、无痕化和人工智能化。
其次，“蜂巢”平台隐蔽性强。该平台采用C/S架构，主要由主控端、远程控制平台、生成器、受控端程序等4部分组成。CIA攻击人员利用生成器生成定制化的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服务器端恶意代码程序被植入目标系统并正常运行后，会处于静默潜伏状态，实时监听受控信息系统网络通讯流量中具有触发器特征的数据包，等待被 “唤醒”。CIA攻击人员可以使用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暗语”，以“唤醒”潜伏的恶意代码程序并执行相关指令，之后CIA攻击人员利用名为“割喉”的控制台程序对客户端进行操控（如图1所示）。为躲避入侵检测，发送“暗语”唤醒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后，会根据目标环境情况临时建立加密通信信道，以迷惑网络监测人员、规避技术监测手段。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网络间谍行动的隐蔽性，CIA在全球范围内精心部署了蜂巢平台相关网络基础设施。从已经监测到的数据分析，CIA在主控端和被控端之间设置了多层动态跳板服务器和VPN通道，这些服务器广泛分布于加拿大、法国、德国、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有效隐藏自身行踪，受害者即使发现遭受“蜂巢”平台的网络攻击，也极难进行技术分析和追踪溯源。
第三，“蜂巢”平台攻击涉及面广。CIA为了满足针对多平台目标的攻击需求，针对不同CPU架构和操作系统分别开发了功能相近的“蜂巢”平台适配版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蜂巢”平台可支持现有主流的CPU架构，覆盖Windows、Unix、Linux、Solaris等通用操作系统，以及网络设备专用操作系统等。
第四，“蜂巢”平台设定有重点攻击对象。 从攻击目标类型上看，CIA特别关注MikroTik系列网络设备。MikroTik公司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流行度，特别是其自研的RouterOS操作系统，被很多第三方路由器厂商所采用，因此CIA对这种操作系统的攻击能力带来的潜在风险难以估量。CIA特别开发了一个名为“Chimay-Red”的MikroTik路由器漏洞利用工具，并编制了详细的使用说明。该漏洞利用工具利用存在于MikroTik RouterOS 6.38.4及以下版本操作系统中的栈冲突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实现对目标系统的远程控制。
第五，“蜂巢”平台突防能力强，应引起全球互联网用户警惕。“蜂巢”平台属于“轻量化”网络武器，其战术目的是在目标网络中建立隐蔽立足点，秘密定向投放恶意代码程序，利用该平台对多种恶意代码程序进行集中控制，为后续持续投送“重型”网络攻击武器创造条件。“蜂巢”平台作为CIA攻击武器中的“先锋官”和“突击队”，承担了突破目标防线的重要职能，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突防能力向全球互联网用户发出了重大警告。
这位研究人员指出，与此前NSA被曝光的美国网络攻击武器一样，CIA对全球范围的高价值目标实施无差别的攻击控制和间谍窃密。CIA的黑客攻击和网络间谍活动目标涉及世界各国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重要军事目标，各国政要、公众人物、社会名人和技术专家，教育、科研、通讯、医疗机构，大量窃取受害国的秘密信息，大量获取受害国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大量掌握世界各国的公民个人隐私，服务于美国维持霸权地位。而且，全球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美国情治部门的“情报站”。“从技术细节分析，现有国际互联网的骨干网设备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中（服务器、交换设备、传输设备和上网终端），只要包含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极有可能包含零日（0day）或各类后门程序（Backdoor），就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治机构的攻击窃密目标，全球互联网上的全部活动、存储的全部数据或都‘如实’展现在美国情治机构面前，成为其对全球目标实施攻击破坏的 ‘把柄’和 ‘素材’。”
针对“蜂巢”平台高度智能化、高度隐蔽性的特点，互联网使用者该如何发现和应对“蜂巢”平台的威胁。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互联网用户，美国情治部门的网络攻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针对带有美国“基因”的计算机软硬设备的攻击窃密如影随形。现阶段避免遭受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权宜之计是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化设备。此外，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建议互联网使用者及时更新网络设备、上网终端的操作系统，并及时打好补丁，同时关闭不必要的网络服务和端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特约记者袁宏。图1为“割喉”（cutthroat）主要命令行参数说明；如图2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如图3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环球时报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连续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电幕行动”“APT-C-40”“NOPEN”“量子”网络攻击武器的真面目。相较而言，此次曝光的“蜂巢”平台有哪些新的特点？对全球网络用户有哪些新提示？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研究人员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做出进一步解释。
根据介绍，“蜂巢”平台由CIA下属部门和美国著名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NOC）旗下公司联合研发，系CIA专用的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该装备具有五大特点。
首先，“蜂巢”平台智能化程度高。该武器是典型的美国军工产品，模块化、标准化程度高，扩展性好，表明美国已实现网络武器的“产学研一体化”。这些武器可根据目标网络的硬件、软件配置和存在后门、漏洞情况自主确定攻击方式并发起网络攻击，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提高权限、自动窃密、自动隐藏痕迹、自动回传数据，实现对攻击目标的全自动控制。其强大的系统功能、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超前的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CIA在网络攻击领域的能力。其网络武器涵盖远程扫描、漏洞利用、隐蔽植入、嗅探窃密、文件提取、内网渗透、系统破坏等网络攻击活动的全链条，具备统一指挥操控能力，已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化。这同时也可以证明，CIA对他国发动网络黑客攻击的武器系统已经实现体系化、规模化、无痕化和人工智能化。
其次，“蜂巢”平台隐蔽性强。该平台采用C/S架构，主要由主控端、远程控制平台、生成器、受控端程序等4部分组成。CIA攻击人员利用生成器生成定制化的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服务器端恶意代码程序被植入目标系统并正常运行后，会处于静默潜伏状态，实时监听受控信息系统网络通讯流量中具有触发器特征的数据包，等待被 “唤醒”。CIA攻击人员可以使用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暗语”，以“唤醒”潜伏的恶意代码程序并执行相关指令，之后CIA攻击人员利用名为“割喉”的控制台程序对客户端进行操控（如图1所示）。为躲避入侵检测，发送“暗语”唤醒受控端恶意代码程序后，会根据目标环境情况临时建立加密通信信道，以迷惑网络监测人员、规避技术监测手段。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网络间谍行动的隐蔽性，CIA在全球范围内精心部署了蜂巢平台相关网络基础设施。从已经监测到的数据分析，CIA在主控端和被控端之间设置了多层动态跳板服务器和VPN通道，这些服务器广泛分布于加拿大、法国、德国、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有效隐藏自身行踪，受害者即使发现遭受“蜂巢”平台的网络攻击，也极难进行技术分析和追踪溯源。
第三，“蜂巢”平台攻击涉及面广。CIA为了满足针对多平台目标的攻击需求，针对不同CPU架构和操作系统分别开发了功能相近的“蜂巢”平台适配版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蜂巢”平台可支持现有主流的CPU架构，覆盖Windows、Unix、Linux、Solaris等通用操作系统，以及网络设备专用操作系统等。
第四，“蜂巢”平台设定有重点攻击对象。 从攻击目标类型上看，CIA特别关注MikroTik系列网络设备。MikroTik公司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流行度，特别是其自研的RouterOS操作系统，被很多第三方路由器厂商所采用，因此CIA对这种操作系统的攻击能力带来的潜在风险难以估量。CIA特别开发了一个名为“Chimay-Red”的MikroTik路由器漏洞利用工具，并编制了详细的使用说明。该漏洞利用工具利用存在于MikroTik RouterOS 6.38.4及以下版本操作系统中的栈冲突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实现对目标系统的远程控制。
第五，“蜂巢”平台突防能力强，应引起全球互联网用户警惕。“蜂巢”平台属于“轻量化”网络武器，其战术目的是在目标网络中建立隐蔽立足点，秘密定向投放恶意代码程序，利用该平台对多种恶意代码程序进行集中控制，为后续持续投送“重型”网络攻击武器创造条件。“蜂巢”平台作为CIA攻击武器中的“先锋官”和“突击队”，承担了突破目标防线的重要职能，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突防能力向全球互联网用户发出了重大警告。
这位研究人员指出，与此前NSA被曝光的美国网络攻击武器一样，CIA对全球范围的高价值目标实施无差别的攻击控制和间谍窃密。CIA的黑客攻击和网络间谍活动目标涉及世界各国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重要军事目标，各国政要、公众人物、社会名人和技术专家，教育、科研、通讯、医疗机构，大量窃取受害国的秘密信息，大量获取受害国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大量掌握世界各国的公民个人隐私，服务于美国维持霸权地位。而且，全球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美国情治部门的“情报站”。“从技术细节分析，现有国际互联网的骨干网设备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中（服务器、交换设备、传输设备和上网终端），只要包含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极有可能包含零日（0day）或各类后门程序（Backdoor），就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治机构的攻击窃密目标，全球互联网上的全部活动、存储的全部数据或都‘如实’展现在美国情治机构面前，成为其对全球目标实施攻击破坏的 ‘把柄’和 ‘素材’。”
针对“蜂巢”平台高度智能化、高度隐蔽性的特点，互联网使用者该如何发现和应对“蜂巢”平台的威胁。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互联网用户，美国情治部门的网络攻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针对带有美国“基因”的计算机软硬设备的攻击窃密如影随形。现阶段避免遭受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权宜之计是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化设备。此外，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建议互联网使用者及时更新网络设备、上网终端的操作系统，并及时打好补丁，同时关闭不必要的网络服务和端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特约记者袁宏。图1为“割喉”（cutthroat）主要命令行参数说明；如图2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如图3所示，主控端与被控端建立连接后可执行相应控制命令。）@环球时报
【新冠病毒两大分支揭示重要疫源地和重症化信息】研究人员一直想知道哪些人类因素或病毒因素会让COVID-19感染者向重症发展。如今，关于两个病毒谱系的临床证据，为解开这一谜题带来了关键信息。
2019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突如其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引发的疾病——COVID-19的某些方面依然让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费解。据估计，SARS-CoV-2已经在全球感染了900多万人，夺去了45万多人的宝贵生命，持续扩散的疫情也让世界经济受到重挫。张小楠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报道了SARS-CoV-2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演化数据，并通过分析上海326名SARS-CoV-2感染者，明确了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人类宿主因素。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SARS-CoV-2起初被认为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宿主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武汉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时，最初的大部分病例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市场。人们据此推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从海鲜市场在售的某种受感染的活体动物传给了人类。一时间，之前默默无闻的马来亚穿山甲被指为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其实当时尚不清楚海鲜市场是否交易过这种受保护的动物（点击阅读：《是穿山甲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了人吗？》《也可能不是穿山甲？新冠病毒动物来源扑朔迷离》）。此外，2019年12月初出现的一些武汉病例与该海鲜市场并无明显关联[2]。
张小楠等人收集了2020年1月至2月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上海人群样本，并对其中94例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再将这些数据与另外221 例新冠病毒序列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支持之前的观察结果[3]，即中国在病毒暴发早期存在两个SARS-CoV-2的主要系统发育谱系（phylogenetic lineage）。这两个分支（clade）在两个核苷酸上存在不同，说明导致传播到上海的人类感染源有多个（上海距离武汉约800公里）。
两个谱系被称为分支I和分支II（图1）。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分支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并不明确，因为两个分支只在两个基因组位点有差异。一个差异涉及编码病毒蛋白ORF8第84位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中的一个特定核苷酸。如果这个核苷酸有一个胸腺嘧啶碱基（分支I），序列就编码亮氨酸；如果有一个胞嘧啶碱基（分支II），序列就编码丝氨酸。另一个差异涉及ORF1ab基因的一个核苷酸，或含有胞嘧啶（分支I）或含有胸腺嘧啶（分支II）；这两种核苷酸序列最后都编码丝氨酸。
图1|评估新冠病毒谱系与COVID-19严重程度的关系。张小楠等人[1]研究了2020年初上海的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者。a，与此前研究[3]相符，张小楠等人鉴定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属于两个谱系：分支I和分支II。这两个分支在两个核苷酸上有差异，很有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分支I与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有关，该市场最初曾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源头；但作者发现分支II的有些病例无海鲜市场接触史。两个谱系可能是同时独立扩散的。b，张小楠等人将所有个体依据疾病轻重分为四组，从无症状组到重症组（需要人工通气辅助呼吸）。两个分支导致不同疾病症状的能力相同。病情加重伴有免疫细胞CD3+T细胞耗竭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蛋白IL-6和IL-8增加。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称细胞因子风暴。
张小楠等人将病毒基因组学与人群可能的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证据相结合，表明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SARS-CoV-2谱系树的分支I，而已知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3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分支II。这些数据支持了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发源地的观点。相反，数据显示分支I和II起源于一个共同病毒祖先，并同时发生了独立传播：分支I通过海鲜市场传播，而分支II在其他地方传播。可以说，病毒从动物到人的转移可能先在其他地方发生，形成了传播链后抵达了海鲜市场，市场内密集摆放的摊位和易感人群加速了病毒向不受控的方向扩散，并最终蔓延到海鲜市场之外。
认为当前流行的SARS-CoV-2可分为不同“类型”一直是个带有争议的话题，这来源于病毒研究中观察到的不同系统发生谱系。但是，病毒间出现遗传差异并非意料之外，特别是对“未免疫”（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宿主（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的人）来说。这可以用“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来解释，这种效应在病毒暴发中很常见，它假设一定数量的病毒变体随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且该地区存在易感人群，这种情况下，病毒之后在当地的传播会促进它们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患病率相比，这些变体在该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差异并不等同于它们在病毒复制和传播方面的适应性更强[4]。与这一观点一致，张小楠等人也未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分支中有任何一支或是亚支的任何突变，与他们用来给COVID-19严重性分类的临床评价指标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在SARS-CoV-2整个基因组约3万个核苷酸中，这两个分支只在2个核苷酸上有差异；但这也强调了一点，即存在不同的系统发生谱系并不表示不同毒株必定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症状。
在这两个SARS-CoV-2谱系的临床感染表现中未发现任何差异后，张小楠等人又分析了人类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指标，寻找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因素。
作者将疾病程度分为四类，对每一类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定义。受影响最小的病例无症状、不发热、没有呼吸问题、肺部X光片也无受损迹象。轻症病例有发热，肺部X光片有炎症迹象，有肺炎表现。重症病例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可见“毛玻璃阴影”损伤特征。危重症病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与之前研究[5]一致的是，张小楠等人也发现年龄偏大、有基础疾病（称为共病）、性别为男性，是与重症化概率高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根据血液样本分析，作者给出了COVID-19重症危重症病例特征出现变化的证据。这些病例的一个特征是淋巴细胞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参与免疫反应的一类白细胞）计数异常偏低。张小楠等人将这归因于CD3+T细胞的耗竭，可能反映出这些T细胞在从血液向感染位点的移动。
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另一个特征是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异常升高，IL-6和IL-8是两种能促进炎症反应的小蛋白。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肺部的巨噬细胞能产生IL-6和IL-8，这些免疫系统细胞通常也是其他呼吸系统感染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早期细胞介质。不过，导致部分COVID-19病例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持续不退的具体细胞群体依然不甚明确。
IL-6或IL-8水平升高与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之间的负相关暗示了可能与这些病例特征有关的潜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从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符合之前的观察结果——此前发现，COVID-19患者在接受能阻断IL-6介导的信号传导的托珠单抗药物治疗后，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6]。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和机制研究，才能确定这些细胞因子水平与淋巴细胞减少的联系背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一致——T细胞耗竭从发病第一周就开始了，而细胞因子风暴的出现时间较晚，一直到COVID-19发展为重症了才开始。
此外，淋巴细胞减少或细胞因子风暴都不是COVID-19的独有症状，许多严重呼吸系统感染都有这两大特征，比如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人类感染，以及SARS-CoV-2的近缘冠状病毒SARS导致的疾病。为了描绘 COVID-19的特异性免疫特征，还需开展更仔细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SARS-CoV-2演化的溯源工作是制定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厘清免疫反应受到干扰（比如CD3+T细胞耗竭和促炎症反应增强）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剖析COVID-19的关键的临床和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策略以及开发特效疫苗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张小楠等人的工作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人类若要遏制住当前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就要对他们研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解答。
参考文献：
1. Zhang, X. et al. Nature https://t.cn/A6yhwBkw (2020).
2.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382,1199–1207 (2020).
3. Tang, X. et al. Natl Sci. Rev. 7, 1012–1023 (2020).
4. McLean, O. A. et al. Virus Evol. 6, veaa034 (2020).
5. Huang, C. et al. Lancet 395, 497–506 (2020).
6. Giamarellos-Bourboulis, E. J.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7, 992–1000.e3 (2020).
原文以A race to determine what drives COVID-19 severit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6月 29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2019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突如其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引发的疾病——COVID-19的某些方面依然让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费解。据估计，SARS-CoV-2已经在全球感染了900多万人，夺去了45万多人的宝贵生命，持续扩散的疫情也让世界经济受到重挫。张小楠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报道了SARS-CoV-2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演化数据，并通过分析上海326名SARS-CoV-2感染者，明确了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人类宿主因素。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SARS-CoV-2起初被认为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宿主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武汉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时，最初的大部分病例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市场。人们据此推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从海鲜市场在售的某种受感染的活体动物传给了人类。一时间，之前默默无闻的马来亚穿山甲被指为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其实当时尚不清楚海鲜市场是否交易过这种受保护的动物（点击阅读：《是穿山甲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了人吗？》《也可能不是穿山甲？新冠病毒动物来源扑朔迷离》）。此外，2019年12月初出现的一些武汉病例与该海鲜市场并无明显关联[2]。
张小楠等人收集了2020年1月至2月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上海人群样本，并对其中94例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再将这些数据与另外221 例新冠病毒序列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支持之前的观察结果[3]，即中国在病毒暴发早期存在两个SARS-CoV-2的主要系统发育谱系（phylogenetic lineage）。这两个分支（clade）在两个核苷酸上存在不同，说明导致传播到上海的人类感染源有多个（上海距离武汉约800公里）。
两个谱系被称为分支I和分支II（图1）。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分支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并不明确，因为两个分支只在两个基因组位点有差异。一个差异涉及编码病毒蛋白ORF8第84位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中的一个特定核苷酸。如果这个核苷酸有一个胸腺嘧啶碱基（分支I），序列就编码亮氨酸；如果有一个胞嘧啶碱基（分支II），序列就编码丝氨酸。另一个差异涉及ORF1ab基因的一个核苷酸，或含有胞嘧啶（分支I）或含有胸腺嘧啶（分支II）；这两种核苷酸序列最后都编码丝氨酸。
图1|评估新冠病毒谱系与COVID-19严重程度的关系。张小楠等人[1]研究了2020年初上海的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者。a，与此前研究[3]相符，张小楠等人鉴定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属于两个谱系：分支I和分支II。这两个分支在两个核苷酸上有差异，很有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分支I与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有关，该市场最初曾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源头；但作者发现分支II的有些病例无海鲜市场接触史。两个谱系可能是同时独立扩散的。b，张小楠等人将所有个体依据疾病轻重分为四组，从无症状组到重症组（需要人工通气辅助呼吸）。两个分支导致不同疾病症状的能力相同。病情加重伴有免疫细胞CD3+T细胞耗竭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蛋白IL-6和IL-8增加。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称细胞因子风暴。
张小楠等人将病毒基因组学与人群可能的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证据相结合，表明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SARS-CoV-2谱系树的分支I，而已知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3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分支II。这些数据支持了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发源地的观点。相反，数据显示分支I和II起源于一个共同病毒祖先，并同时发生了独立传播：分支I通过海鲜市场传播，而分支II在其他地方传播。可以说，病毒从动物到人的转移可能先在其他地方发生，形成了传播链后抵达了海鲜市场，市场内密集摆放的摊位和易感人群加速了病毒向不受控的方向扩散，并最终蔓延到海鲜市场之外。
认为当前流行的SARS-CoV-2可分为不同“类型”一直是个带有争议的话题，这来源于病毒研究中观察到的不同系统发生谱系。但是，病毒间出现遗传差异并非意料之外，特别是对“未免疫”（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宿主（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的人）来说。这可以用“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来解释，这种效应在病毒暴发中很常见，它假设一定数量的病毒变体随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且该地区存在易感人群，这种情况下，病毒之后在当地的传播会促进它们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患病率相比，这些变体在该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差异并不等同于它们在病毒复制和传播方面的适应性更强[4]。与这一观点一致，张小楠等人也未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分支中有任何一支或是亚支的任何突变，与他们用来给COVID-19严重性分类的临床评价指标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在SARS-CoV-2整个基因组约3万个核苷酸中，这两个分支只在2个核苷酸上有差异；但这也强调了一点，即存在不同的系统发生谱系并不表示不同毒株必定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症状。
在这两个SARS-CoV-2谱系的临床感染表现中未发现任何差异后，张小楠等人又分析了人类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指标，寻找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因素。
作者将疾病程度分为四类，对每一类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定义。受影响最小的病例无症状、不发热、没有呼吸问题、肺部X光片也无受损迹象。轻症病例有发热，肺部X光片有炎症迹象，有肺炎表现。重症病例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可见“毛玻璃阴影”损伤特征。危重症病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与之前研究[5]一致的是，张小楠等人也发现年龄偏大、有基础疾病（称为共病）、性别为男性，是与重症化概率高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根据血液样本分析，作者给出了COVID-19重症危重症病例特征出现变化的证据。这些病例的一个特征是淋巴细胞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参与免疫反应的一类白细胞）计数异常偏低。张小楠等人将这归因于CD3+T细胞的耗竭，可能反映出这些T细胞在从血液向感染位点的移动。
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另一个特征是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异常升高，IL-6和IL-8是两种能促进炎症反应的小蛋白。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肺部的巨噬细胞能产生IL-6和IL-8，这些免疫系统细胞通常也是其他呼吸系统感染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早期细胞介质。不过，导致部分COVID-19病例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持续不退的具体细胞群体依然不甚明确。
IL-6或IL-8水平升高与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之间的负相关暗示了可能与这些病例特征有关的潜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从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符合之前的观察结果——此前发现，COVID-19患者在接受能阻断IL-6介导的信号传导的托珠单抗药物治疗后，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6]。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和机制研究，才能确定这些细胞因子水平与淋巴细胞减少的联系背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一致——T细胞耗竭从发病第一周就开始了，而细胞因子风暴的出现时间较晚，一直到COVID-19发展为重症了才开始。
此外，淋巴细胞减少或细胞因子风暴都不是COVID-19的独有症状，许多严重呼吸系统感染都有这两大特征，比如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人类感染，以及SARS-CoV-2的近缘冠状病毒SARS导致的疾病。为了描绘 COVID-19的特异性免疫特征，还需开展更仔细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SARS-CoV-2演化的溯源工作是制定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厘清免疫反应受到干扰（比如CD3+T细胞耗竭和促炎症反应增强）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剖析COVID-19的关键的临床和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策略以及开发特效疫苗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张小楠等人的工作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人类若要遏制住当前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就要对他们研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解答。
参考文献：
1. Zhang, X. et al. Nature https://t.cn/A6yhwBkw (2020).
2.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382,1199–1207 (2020).
3. Tang, X. et al. Natl Sci. Rev. 7, 1012–1023 (2020).
4. McLean, O. A. et al. Virus Evol. 6, veaa034 (2020).
5. Huang, C. et al. Lancet 395, 497–506 (2020).
6. Giamarellos-Bourboulis, E. J.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7, 992–1000.e3 (2020).
原文以A race to determine what drives COVID-19 severit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6月 29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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