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头疼总是我的日常，古代文学太难了[苦涩]书中只有两三句带过的为什么考研会考啊[苦涩][苦涩][苦涩]那我背了还有用吗？
所以这道题的重点是论述“庄老”在这个语境里“庄老”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时期的“庄老”的道家思想，其指的是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玄言文学，特别指的是玄言诗。所以在这里讨论“庄老”同“山水”的关系主要讨论的应该是玄言文学和山水文学的关系，涉及到诗歌领域应该主要讨论的是“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而非“庄老道家思想同山水的关系”。可是课本上的论述就只有“借山水体玄”“寓玄理于山水之中”“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诗”这一个概念。我要是答题的话应该会简单说一下关系然后直接答大小谢的山水诗特色吧？？？
“孤清”“闲适”“哲理典故言情述志”“崇尚声色”“有句无篇呆滞单调”“客观描摹”
“情景交融”“摆脱玄言成分”“清新流丽”“追求声韵音韵和谐”“意锐才弱”
所以思路应该是先论述“庄老”指的是什么？庄老”和“山水”的关系是怎样的？“告退”和“方滋”又该如何理解？
一、《老子》《庄子》中提到“自然”的文字，大多指的是“天然”之意，可以当做顺其自然来解释，指向的是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的状态，表达的是他们的“道”的思想，和文学中的自然，尤其是和自然山水有着根本的区别。钱穆先生认为“自然”二字，在先秦道家观念中，尚未成熟确立，因亦不占重要之地位可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老庄的哲学思想并不能直接导出山水文学，所以可以这样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庄老”并不是直接指的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那么此处的“庄老”指的是什么呢？ 魏晋朝时期和“庄老”联系最紧密的当然是玄学。魏晋玄学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试图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东汉以来有很多人反对两汉经学，不同程度地宣扬老庄思想。自正始起，玄学托于《老》《庄》《易》，再到向秀、郭象时期，玄学成为了当时思想的主潮流。玄学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当时名士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受到玄风的影响，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和开阔，其飘逸自然的特殊作用，使得魏晋时期的文学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自乐逍遥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的爱好与崇尚。
在玄学思潮影响下，诗歌领域形成了以表现玄理为旨归的诗歌——玄言诗。《文心雕龙·时序篇》指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在此论述了玄言文学的发展历程，随着玄学的盛行，谈玄的风气渐盛，玄学的内容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流成了文体，这就是玄言文学，其旨归是玄学思想，而不是直接指向的老庄的思想。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这一说法中，“庄老”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时期的“庄老”的道家思想，其指的是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玄言文学，特别指的是玄言诗。所以在这里讨论“庄老”同“山水”的关系我们主要讨论的应该是玄言文学和山水文学的关系，涉及到诗歌领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而非庄老道家思想同山水的关系。
二、“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一个论断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玄言诗告退了，山水诗产生了，玄言诗对山水诗的产生起着阻碍的作用。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作用，往往是有着双重的作用，玄言诗对山水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也是双重的作用。
玄言诗首先对山水诗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玄言诗中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诗歌借助自然山水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玄学感悟，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为抒发玄学的感悟而服务的。这种采用以玄对山水的审美态度，观照大千世界，在体悟自然中抒发自己的玄学体悟。玄言诗并不是一味的谈玄论道，诗中有相当的笔墨用于写自然之景色，但这种自然之景又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玄理的抒发，服务于大道的阐释。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在玄言诗中山水描绘的意义，这样的山水描绘无疑增加了玄言诗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山水文学的写作方法，为山水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山水文学脱胎于玄言文学，可能论者就是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吧。玄言文学中的山水成分对山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美学的借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是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无疑起着另一方面的相反的作用。玄言诗中山水处于从属地位，山水并不具有真正独立的美学意义，虽然有少数的玄言诗中山水描绘优美，和玄理的结合也很自然，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玄言诗中的山水是为了玄理而山水，山水同玄理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这样的诗歌对山水诗的正常发展无疑会起着阻碍的作用，不利于真正发现山水之美，抒发山水之情。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现在我们把“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来探讨山水文学的发展演变史。从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此处的“庄老”不是指先秦时期“庄老”的道家思想，而是指的是以“庄老”为内容兴起的玄学之风所引发的玄言文学，主要指的是玄言诗。而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又起到了双重的作用，而不是一个单向的发展过程。“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为玄学的产生起到了一个思想基础的作用，而玄学的勃兴直接促成了玄言诗的兴起，在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和山水诗又发生了双向度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山水文学也得以发展。
三、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刘勰的原意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用当时的语言解释当时的话语。“告退”“方滋”在现代汉语里的基本意思是消失和产生的。如果用现代汉语的意思理解刘勰的意思很明显这条论断显得很武断。“退”在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义“却也。一曰行迟”。“迟”于《说文》中释义曰“徐行也”，于此有“减除”“删节”“渐少”之意。由此我们得知“庄老告退”的“退”字并不是消失的意思，而是逐渐减少的意思。“滋”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益也，从水兹声”，段玉裁注释曰“凡经传增益之义多用此字，亦有用‘兹’者”。因此“山水方滋”之“滋”在此含义为“逐渐增加”之义，而绝非“产生兴起”之意。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了“退”和“滋”的本意，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翻译刘勰的这句话：“玄言诗逐渐减少，而山水诗逐渐增多。”把刘勰的语言放回当时的语言环境中考虑就大体理解了他的本意，然后把他的论断放回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我们就更能清楚刘勰的论断的文学史意义。刘勰的这条论断不仅看到了玄言诗的来源，它来源于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也看到了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双重作用，在这种双重作用中玄言诗逐渐减少而山水诗逐渐增多，这种变化是文学内部发展的必然。所以说，如果从整个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刘勰的论断基本概括了从老庄到玄学，从玄学到玄言诗，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发展变化历程，刘勰的论断无疑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回过头来看，从“山水方滋”的时间来讨论刘勰的论断，或者从“山水方滋，庄老未退”的角度来讨论刘勰的论断，这两种研究无疑都是缺少文学史的眼光的，甚至是对刘勰的误解。
所以只有二完全是课本里的，一对课本足够熟悉可以推出来，三就完全靠天命了吧？
还是理解，理解最重要，千万不要死记硬背。比如这里，如果理解了这道题考察的是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论述起来就会容易很多。
然后注意定评，课本里面一个重要人物评价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话有时间了最好自己去搜论文做一做拓展。不求记住但求理解。 https://t.cn/R2WxdDX
所以这道题的重点是论述“庄老”在这个语境里“庄老”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时期的“庄老”的道家思想，其指的是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玄言文学，特别指的是玄言诗。所以在这里讨论“庄老”同“山水”的关系主要讨论的应该是玄言文学和山水文学的关系，涉及到诗歌领域应该主要讨论的是“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而非“庄老道家思想同山水的关系”。可是课本上的论述就只有“借山水体玄”“寓玄理于山水之中”“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诗”这一个概念。我要是答题的话应该会简单说一下关系然后直接答大小谢的山水诗特色吧？？？
“孤清”“闲适”“哲理典故言情述志”“崇尚声色”“有句无篇呆滞单调”“客观描摹”
“情景交融”“摆脱玄言成分”“清新流丽”“追求声韵音韵和谐”“意锐才弱”
所以思路应该是先论述“庄老”指的是什么？庄老”和“山水”的关系是怎样的？“告退”和“方滋”又该如何理解？
一、《老子》《庄子》中提到“自然”的文字，大多指的是“天然”之意，可以当做顺其自然来解释，指向的是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的状态，表达的是他们的“道”的思想，和文学中的自然，尤其是和自然山水有着根本的区别。钱穆先生认为“自然”二字，在先秦道家观念中，尚未成熟确立，因亦不占重要之地位可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老庄的哲学思想并不能直接导出山水文学，所以可以这样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庄老”并不是直接指的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那么此处的“庄老”指的是什么呢？ 魏晋朝时期和“庄老”联系最紧密的当然是玄学。魏晋玄学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试图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东汉以来有很多人反对两汉经学，不同程度地宣扬老庄思想。自正始起，玄学托于《老》《庄》《易》，再到向秀、郭象时期，玄学成为了当时思想的主潮流。玄学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当时名士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受到玄风的影响，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和开阔，其飘逸自然的特殊作用，使得魏晋时期的文学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自乐逍遥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的爱好与崇尚。
在玄学思潮影响下，诗歌领域形成了以表现玄理为旨归的诗歌——玄言诗。《文心雕龙·时序篇》指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在此论述了玄言文学的发展历程，随着玄学的盛行，谈玄的风气渐盛，玄学的内容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流成了文体，这就是玄言文学，其旨归是玄学思想，而不是直接指向的老庄的思想。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这一说法中，“庄老”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时期的“庄老”的道家思想，其指的是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玄言文学，特别指的是玄言诗。所以在这里讨论“庄老”同“山水”的关系我们主要讨论的应该是玄言文学和山水文学的关系，涉及到诗歌领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而非庄老道家思想同山水的关系。
二、“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一个论断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玄言诗告退了，山水诗产生了，玄言诗对山水诗的产生起着阻碍的作用。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作用，往往是有着双重的作用，玄言诗对山水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也是双重的作用。
玄言诗首先对山水诗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玄言诗中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诗歌借助自然山水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玄学感悟，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为抒发玄学的感悟而服务的。这种采用以玄对山水的审美态度，观照大千世界，在体悟自然中抒发自己的玄学体悟。玄言诗并不是一味的谈玄论道，诗中有相当的笔墨用于写自然之景色，但这种自然之景又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玄理的抒发，服务于大道的阐释。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在玄言诗中山水描绘的意义，这样的山水描绘无疑增加了玄言诗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山水文学的写作方法，为山水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山水文学脱胎于玄言文学，可能论者就是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吧。玄言文学中的山水成分对山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美学的借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是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无疑起着另一方面的相反的作用。玄言诗中山水处于从属地位，山水并不具有真正独立的美学意义，虽然有少数的玄言诗中山水描绘优美，和玄理的结合也很自然，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玄言诗中的山水是为了玄理而山水，山水同玄理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这样的诗歌对山水诗的正常发展无疑会起着阻碍的作用，不利于真正发现山水之美，抒发山水之情。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现在我们把“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来探讨山水文学的发展演变史。从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此处的“庄老”不是指先秦时期“庄老”的道家思想，而是指的是以“庄老”为内容兴起的玄学之风所引发的玄言文学，主要指的是玄言诗。而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发展又起到了双重的作用，而不是一个单向的发展过程。“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为玄学的产生起到了一个思想基础的作用，而玄学的勃兴直接促成了玄言诗的兴起，在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和山水诗又发生了双向度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山水文学也得以发展。
三、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刘勰的原意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用当时的语言解释当时的话语。“告退”“方滋”在现代汉语里的基本意思是消失和产生的。如果用现代汉语的意思理解刘勰的意思很明显这条论断显得很武断。“退”在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义“却也。一曰行迟”。“迟”于《说文》中释义曰“徐行也”，于此有“减除”“删节”“渐少”之意。由此我们得知“庄老告退”的“退”字并不是消失的意思，而是逐渐减少的意思。“滋”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益也，从水兹声”，段玉裁注释曰“凡经传增益之义多用此字，亦有用‘兹’者”。因此“山水方滋”之“滋”在此含义为“逐渐增加”之义，而绝非“产生兴起”之意。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了“退”和“滋”的本意，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翻译刘勰的这句话：“玄言诗逐渐减少，而山水诗逐渐增多。”把刘勰的语言放回当时的语言环境中考虑就大体理解了他的本意，然后把他的论断放回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我们就更能清楚刘勰的论断的文学史意义。刘勰的这条论断不仅看到了玄言诗的来源，它来源于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也看到了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双重作用，在这种双重作用中玄言诗逐渐减少而山水诗逐渐增多，这种变化是文学内部发展的必然。所以说，如果从整个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刘勰的论断基本概括了从老庄到玄学，从玄学到玄言诗，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发展变化历程，刘勰的论断无疑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回过头来看，从“山水方滋”的时间来讨论刘勰的论断，或者从“山水方滋，庄老未退”的角度来讨论刘勰的论断，这两种研究无疑都是缺少文学史的眼光的，甚至是对刘勰的误解。
所以只有二完全是课本里的，一对课本足够熟悉可以推出来，三就完全靠天命了吧？
还是理解，理解最重要，千万不要死记硬背。比如这里，如果理解了这道题考察的是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论述起来就会容易很多。
然后注意定评，课本里面一个重要人物评价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话有时间了最好自己去搜论文做一做拓展。不求记住但求理解。 https://t.cn/R2WxdDX
【资治通鉴：想要成事，就得憋着一口气，气散了人也废了！】
《资治通鉴》第39卷，汉纪三十一
淮阳王二年（甲申，公元24年）
【原文】
赤眉樊崇等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逢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赤眉虽数战胜，而疲弊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
【译文】
赤眉首领樊崇等率军进入颍川，把他的部众分为两部分：樊崇、逢安率领一部分，徐宣、谢禄、杨音率领另一部分。赤眉军虽然不断打胜仗，但已精疲力尽，对战争感到厌倦，都日夜哭泣，想要回到东方。樊崇等商议，担心部众回到东方必然一哄而散，不如向西攻击长安。于是，樊崇、逢安从武关，徐宣等从陆浑关，分两路一同向长安进军。
【解析】
老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讲的是财富与人为处事之间的关系。
但背后的东西，可不光体现在财富与修身，更体现在各个方面。
如材料中提到：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
原本更始帝刘玄登基，玄汉建立，赤眉军樊崇见有刘姓皇帝继位，天下重归汉统，于顺应刘玄的诏书。
奈何刘玄没有搞定赤眉，反而让樊崇的人反叛更始朝廷，并向更始朝廷管控的地区发动攻击。
更始朝廷被打得大败，赤眉虽然场面极好，但也存在问题。
一方面赤眉军本身是底层百姓，求的是有口饭吃的稳定生活，赤眉军虽然连战连胜，和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
另一方面，赤眉军的底子是山东地区百姓，现在打到河南，属于是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加上求稳求存的心思，不可避免思乡心切。
再一方面，打仗必然要死人，看着身边的战友同袍，在身边一个个倒下，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如此，心理压力会极大，出现厌战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材料会这样写“赤眉虽数战胜，而疲弊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
赤眉军内部的情况，作为老大的樊崇也知道，面对想回山东的思潮，他却表示向东必散。
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如果向东回老家，之前憋着造反的一口气就会散掉。
说散掉并不是向东的话赤眉就会分散导致赤眉消失，而是一旦确定向东回家，再想聚合起来打仗就不好办咯。
赤眉当时为什么会起来，很大程度是王莽瞎搞，导致民不聊生。
赤眉以灭王莽为共同意识，聚拢人心，大家朝一个目标奋斗，指望着灭掉王莽后能够有好生活。
王莽被消灭后，原有聚拢人心的共同意识已经没有，可以这么说赤眉此刻其实已经失去了目标，认为接下来就应该过日子。
如果下令东归绝对是符合众人心思，但这人心变动却一发不可收拾。
一方面，赤眉席卷各地的时候，也少不了劫掠，底下士兵多多少少也捞了不少。
下令回家自然是归心似箭，赶紧把手中钱财换成土地房子才是正事，自然是没心思干别的事，成天想着就是回家。
再一方面，要是赤眉再想把人聚拢起来向西，用什么理由？
最后，一旦下令东归，东归之心即当下主流，想要做其他调整，势必会造成分裂甚至反噬。
因为已经满足了士兵的期望，结果又让他们失望，自然是要闹事的。
所以为什么才会有”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
就是因为对于赤眉而言，当下的主要矛盾转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个时候没继续打下去，将来等更始朝廷缓过劲了那就要对付赤眉。
与其那个时候引颈待戮，不如这个时候趁着连战连胜的心气劲还在，咬牙坚持下去。
【闲扯】
看到这段材料，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到苏联解体之后的美国。
那十几年当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力极大，天下没有一个对手，可谓是天下唯吾独尊。
可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到如今却拉胯如此。
究其核心，那篇文章在讲政治因素的同时，还顺口提到，美国和苏联较劲时候憋着的那口气散掉了，慢慢的到现在开始垮了。
人的身体，也存在这种现象，人憋着一口气能抗，但这口气一吐，人的气力就没了。
为什么要憋着这口气、攥着这股子劲？
一方面是为了某个目标实现而必须集中精力，对别的诱惑加以抵制，另一方面是当下的局面极其艰难难，乐观虽然是一种态度，但更要咬牙坚持面对其带来的苦难。
憋着这股气非常消耗人的意志力，而及时享乐是人性必然。
一旦这股子气没了，必然会坠入到享乐的深渊，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在喊”尼玛，老子这么辛苦，现在放松一下不行吗？“
于是，越放松，越松，越拉胯的一发不可收拾。
待有某一天，你突然想再想坚持做某事的时候，你心里又会有一个声音喊”尼玛，以前怎么辛苦，哪有现在轻松啊，不搞了就这样，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所以，说衡量一个人的前景，曾国藩就说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个人认为，其中所提到的气概，就是这个人，一生之中能不能持续地憋着一口气冲下去。
说人要争气，或许争气就是争这一口憋着的气。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资治通鉴》第39卷，汉纪三十一
淮阳王二年（甲申，公元24年）
【原文】
赤眉樊崇等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逢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赤眉虽数战胜，而疲弊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
【译文】
赤眉首领樊崇等率军进入颍川，把他的部众分为两部分：樊崇、逢安率领一部分，徐宣、谢禄、杨音率领另一部分。赤眉军虽然不断打胜仗，但已精疲力尽，对战争感到厌倦，都日夜哭泣，想要回到东方。樊崇等商议，担心部众回到东方必然一哄而散，不如向西攻击长安。于是，樊崇、逢安从武关，徐宣等从陆浑关，分两路一同向长安进军。
【解析】
老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讲的是财富与人为处事之间的关系。
但背后的东西，可不光体现在财富与修身，更体现在各个方面。
如材料中提到：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
原本更始帝刘玄登基，玄汉建立，赤眉军樊崇见有刘姓皇帝继位，天下重归汉统，于顺应刘玄的诏书。
奈何刘玄没有搞定赤眉，反而让樊崇的人反叛更始朝廷，并向更始朝廷管控的地区发动攻击。
更始朝廷被打得大败，赤眉虽然场面极好，但也存在问题。
一方面赤眉军本身是底层百姓，求的是有口饭吃的稳定生活，赤眉军虽然连战连胜，和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
另一方面，赤眉军的底子是山东地区百姓，现在打到河南，属于是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加上求稳求存的心思，不可避免思乡心切。
再一方面，打仗必然要死人，看着身边的战友同袍，在身边一个个倒下，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如此，心理压力会极大，出现厌战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材料会这样写“赤眉虽数战胜，而疲弊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
赤眉军内部的情况，作为老大的樊崇也知道，面对想回山东的思潮，他却表示向东必散。
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如果向东回老家，之前憋着造反的一口气就会散掉。
说散掉并不是向东的话赤眉就会分散导致赤眉消失，而是一旦确定向东回家，再想聚合起来打仗就不好办咯。
赤眉当时为什么会起来，很大程度是王莽瞎搞，导致民不聊生。
赤眉以灭王莽为共同意识，聚拢人心，大家朝一个目标奋斗，指望着灭掉王莽后能够有好生活。
王莽被消灭后，原有聚拢人心的共同意识已经没有，可以这么说赤眉此刻其实已经失去了目标，认为接下来就应该过日子。
如果下令东归绝对是符合众人心思，但这人心变动却一发不可收拾。
一方面，赤眉席卷各地的时候，也少不了劫掠，底下士兵多多少少也捞了不少。
下令回家自然是归心似箭，赶紧把手中钱财换成土地房子才是正事，自然是没心思干别的事，成天想着就是回家。
再一方面，要是赤眉再想把人聚拢起来向西，用什么理由？
最后，一旦下令东归，东归之心即当下主流，想要做其他调整，势必会造成分裂甚至反噬。
因为已经满足了士兵的期望，结果又让他们失望，自然是要闹事的。
所以为什么才会有”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
就是因为对于赤眉而言，当下的主要矛盾转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个时候没继续打下去，将来等更始朝廷缓过劲了那就要对付赤眉。
与其那个时候引颈待戮，不如这个时候趁着连战连胜的心气劲还在，咬牙坚持下去。
【闲扯】
看到这段材料，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到苏联解体之后的美国。
那十几年当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力极大，天下没有一个对手，可谓是天下唯吾独尊。
可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到如今却拉胯如此。
究其核心，那篇文章在讲政治因素的同时，还顺口提到，美国和苏联较劲时候憋着的那口气散掉了，慢慢的到现在开始垮了。
人的身体，也存在这种现象，人憋着一口气能抗，但这口气一吐，人的气力就没了。
为什么要憋着这口气、攥着这股子劲？
一方面是为了某个目标实现而必须集中精力，对别的诱惑加以抵制，另一方面是当下的局面极其艰难难，乐观虽然是一种态度，但更要咬牙坚持面对其带来的苦难。
憋着这股气非常消耗人的意志力，而及时享乐是人性必然。
一旦这股子气没了，必然会坠入到享乐的深渊，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在喊”尼玛，老子这么辛苦，现在放松一下不行吗？“
于是，越放松，越松，越拉胯的一发不可收拾。
待有某一天，你突然想再想坚持做某事的时候，你心里又会有一个声音喊”尼玛，以前怎么辛苦，哪有现在轻松啊，不搞了就这样，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所以，说衡量一个人的前景，曾国藩就说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个人认为，其中所提到的气概，就是这个人，一生之中能不能持续地憋着一口气冲下去。
说人要争气，或许争气就是争这一口憋着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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