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人戒邪淫，功德无量,福报丰厚
宣传戒色能让你达到梦寐以求的戒色状态!《论语》中有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是一种胸怀，一种智慧。
“我要马上戒邪淫，立刻转运”，这种迫切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花开有时”，凡事皆有因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实现。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想获得什么，最好先给别人什么。
所以，想快速戒邪淫吗?那么请做个戒邪淫的倡导者、劝化者、鼓动者、传播者、宣传者，让更多的人，因你的努力，而最终戒除了邪淫。而这时，你会惊喜地发现，虽然没有很刻意地闭关独自戒邪淫，但是心中的欲念，在劝人戒邪淫的善行中，逐渐淡薄。
究其缘由，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论之：
1、劝人戒邪淫，正是对症下药
经言，想腰财万贯，就得先财布施，即上报四恩，下济三苦;想长命百岁，就得先无畏布施，即戒除杀生，放生物命，让濒临死亡的有情众生离开死亡的怖畏;想聪明伶俐，就得先法布施，助印经典，传播正法。
古人亦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些道理，看似教条，其实大有深意，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会越发觉得这些教言的真实不虚。戒邪淫也是如此。想要医好自己的邪淫病，不能把自己隔绝起来，独自戒邪淫，你会戒得很辛苦，很痛苦，很无助。戒邪淫，不应是一个人的战争。天底下，所有立志戒邪淫者，都是你的战友;所有受淫欲摆布之人，都是你拯救的对象。你要知道，在当今邪淫炽盛的时代，只要你活着，自己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你必须站出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劝更多的人戒邪淫。请相信，你传播出去的正能量，最终会以几何倍数反弹到你身上，将你的邪淫业障冲垮无余!
2、劝人戒邪淫，自己最先受益
有人说，自己都思绪纷飞，丑态毕露，哪有什么能耐劝人戒色?
答：大可不必有此顾虑。现在网络发达，网上也有不少戒邪淫的文章，有大德开示的，有戒友心得的，有前辈经验的，有经典案例的等等，内容很丰富。即使我们写不了这样的文章，至少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微信等平台去转载、分享、传播，以便让更多戒友受益，这不就是劝人戒邪淫吗?实际上，在传播戒色文章的过程中，最先受益的是你自己。因为，你会比以前更加精进地去看戒色文章，当然找到好文后，最先受到启发的是你。所以，当你一心想着如何劝人戒邪淫时，你自己是最先被自己劝化的那一个啊!
还有人说，自己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其实也挺忙的，所以没有精力去劝人戒邪淫。
答：这种说法也不成立。试想，既然这么忙，为何您在邪淫放纵的时候，就有时间，独独在劝人戒邪淫的时候，又没空了?正如索达吉堪布上师在一些开示里提到的，末法时代的人们，行持善法方面，心力不足，昏昏欲睡，作恶造业方面，则是精力充沛，通宵达旦。比如，转载一篇戒邪淫文章，只要网络稍微不给力一点，就扫兴不做了;但是提起玩游戏、追偶像剧、看娱乐节目，就可以做到废寝忘食、海枯石烂、天荒地老。要清楚，这是业障深重的表现，是心魔在作祟，不让你行善，而最终受害的，还是你自己。
3、劝人戒邪淫，功德无量
劝人戒邪淫的功德有多大?比如，你无意中转载了一篇戒色文章，而有一个邪淫者，机缘巧合，看到了你转载的这篇文章，刚好对他胃口，深深触动了他，给他当头棒喝，令他幡然悔悟，从此踏上了永断邪淫、开启崭新人生的新旅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回头的浪子，从戒邪淫之后所产生的一切今生、来世的安乐福报，都缘于你那天刚好花了几分钟，转了那篇决定他命运的文章!若非如此，该邪淫者，可能还会造很多恶业，感受无量苦果，两者一对比，就知道你的功德有多大，更何况你积累的是无人知晓的阴德，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再比如，你转载的戒色文章，被人看到，他也觉得好，也转载了，就此而言，他转载所产生的一切功德，都与你有关。特别是当今网络具备的跨地域、即时性、受众广等特点，使得通过网络来行善造恶，都有极强的放大效应。所以，如此滚雪球一样的善行会让您原本微小的功德得以成倍地增长，这是不可想象的!
又比如，你传播的戒色文章，劝化了一个戒邪淫者，这个戒邪淫者很感恩，也投身到劝人戒邪淫的事业中。由此，此人也劝化一些邪淫者，而被劝化的邪淫者又去劝其他人，这样辗转教化，互相勉励，不断扩展。然后，当我们回溯这一切善行源头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是基于你那次传播了一篇戒色文章，结果产生了这种连锁效应，真不可思议!还比如，你劝了一个人不邪淫，这个人从此安分守己，改恶向善，他的父母很欣慰，夫妻和谐，子女有依靠，得良朋益友，同事关系融洽，社会少一个色狼，多一块栋梁等等，产生的正面效应确实是大。
还记得中学政治课上提到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样的论点吗?还记得《蝴蝶效应》这部电影吗?的确，劝人戒邪淫的功德有多大呢?如果以无私的心去做的话，恐怕只有全知的佛陀才能完全明了!
4、劝人戒邪淫，回报丰厚
先看一个公案：明朝冒起宗，从小就诚心诚意地诵读《太上感应篇》。戊午年进了考场参加乡试，感觉昏昏的就像做梦一样，觉得有神人帮助作文。得领乡荐名额，但会试没有考中。回家后，发愿为感应篇添注解。考虑到贪淫好色，很损阴德，所以在“见他色美”一条，列举了很多报应事例。当时协助抄写的是南昌罗宪岳。
辛酉年，罗宪岳考入县学生。戊辰年正月，罗宪岳梦见三位神仙，当中是白发黄衣老翁，左右各站一位紫衣少年。老翁拿出一本册子对左边少年说：“你读一下。”左边少年朗诵了好一会儿。罗宪岳听出所读的是冒起宗“见他色美”的全部注解。读完了，老翁说：“该中。”随后叫右边少年咏一首诗，少年咏道：“贪将折桂广寒宫，须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间迷眼相，榜花一到满城红。”罗宪岳醒后详细记下梦中事，寄给冒起宗的儿子，并对他说：“你父亲就要考中了，但‘榜花’二字不知指什么?”等到发榜时，冒起宗果然考中。后来冒起宗在陈宗九书房的藏书中，发现《类书》中有“榜花”二字的注解：“唐朝科举，礼部发榜时，姓氏生僻的称榜花。”冒姓就属于这种生僻之姓，故诗中暗示为“榜花”。(摘自《寿康宝鉴(白话)》)
劝人戒邪淫，功德无量，福报丰厚，此类案例，从古至今，都有不少，只是有些没有公布。末学就是一个受益者，只要你努力劝人戒邪淫，这种缘起力最终会反弹到你的身上，让你快速成功戒邪淫!愿与大家共勉!
消灾免难：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一功德
学佛为成佛，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乘佛大愿力决定往生净土
在此忏悔我所犯的一切恶念恶口恶行，忏悔我所犯一切邪淫重罪;愿分享此文的一切功德，皆悉回向给文章原作者、学佛网、转载者、各位读者;此文若有错谬，我皆忏悔，若有功德，普皆回向，愿断恶修善、广积阴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持戒念佛、求生净土!
宣传戒色能让你达到梦寐以求的戒色状态!《论语》中有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是一种胸怀，一种智慧。
“我要马上戒邪淫，立刻转运”，这种迫切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花开有时”，凡事皆有因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实现。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想获得什么，最好先给别人什么。
所以，想快速戒邪淫吗?那么请做个戒邪淫的倡导者、劝化者、鼓动者、传播者、宣传者，让更多的人，因你的努力，而最终戒除了邪淫。而这时，你会惊喜地发现，虽然没有很刻意地闭关独自戒邪淫，但是心中的欲念，在劝人戒邪淫的善行中，逐渐淡薄。
究其缘由，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论之：
1、劝人戒邪淫，正是对症下药
经言，想腰财万贯，就得先财布施，即上报四恩，下济三苦;想长命百岁，就得先无畏布施，即戒除杀生，放生物命，让濒临死亡的有情众生离开死亡的怖畏;想聪明伶俐，就得先法布施，助印经典，传播正法。
古人亦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些道理，看似教条，其实大有深意，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会越发觉得这些教言的真实不虚。戒邪淫也是如此。想要医好自己的邪淫病，不能把自己隔绝起来，独自戒邪淫，你会戒得很辛苦，很痛苦，很无助。戒邪淫，不应是一个人的战争。天底下，所有立志戒邪淫者，都是你的战友;所有受淫欲摆布之人，都是你拯救的对象。你要知道，在当今邪淫炽盛的时代，只要你活着，自己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你必须站出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劝更多的人戒邪淫。请相信，你传播出去的正能量，最终会以几何倍数反弹到你身上，将你的邪淫业障冲垮无余!
2、劝人戒邪淫，自己最先受益
有人说，自己都思绪纷飞，丑态毕露，哪有什么能耐劝人戒色?
答：大可不必有此顾虑。现在网络发达，网上也有不少戒邪淫的文章，有大德开示的，有戒友心得的，有前辈经验的，有经典案例的等等，内容很丰富。即使我们写不了这样的文章，至少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微信等平台去转载、分享、传播，以便让更多戒友受益，这不就是劝人戒邪淫吗?实际上，在传播戒色文章的过程中，最先受益的是你自己。因为，你会比以前更加精进地去看戒色文章，当然找到好文后，最先受到启发的是你。所以，当你一心想着如何劝人戒邪淫时，你自己是最先被自己劝化的那一个啊!
还有人说，自己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其实也挺忙的，所以没有精力去劝人戒邪淫。
答：这种说法也不成立。试想，既然这么忙，为何您在邪淫放纵的时候，就有时间，独独在劝人戒邪淫的时候，又没空了?正如索达吉堪布上师在一些开示里提到的，末法时代的人们，行持善法方面，心力不足，昏昏欲睡，作恶造业方面，则是精力充沛，通宵达旦。比如，转载一篇戒邪淫文章，只要网络稍微不给力一点，就扫兴不做了;但是提起玩游戏、追偶像剧、看娱乐节目，就可以做到废寝忘食、海枯石烂、天荒地老。要清楚，这是业障深重的表现，是心魔在作祟，不让你行善，而最终受害的，还是你自己。
3、劝人戒邪淫，功德无量
劝人戒邪淫的功德有多大?比如，你无意中转载了一篇戒色文章，而有一个邪淫者，机缘巧合，看到了你转载的这篇文章，刚好对他胃口，深深触动了他，给他当头棒喝，令他幡然悔悟，从此踏上了永断邪淫、开启崭新人生的新旅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回头的浪子，从戒邪淫之后所产生的一切今生、来世的安乐福报，都缘于你那天刚好花了几分钟，转了那篇决定他命运的文章!若非如此，该邪淫者，可能还会造很多恶业，感受无量苦果，两者一对比，就知道你的功德有多大，更何况你积累的是无人知晓的阴德，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再比如，你转载的戒色文章，被人看到，他也觉得好，也转载了，就此而言，他转载所产生的一切功德，都与你有关。特别是当今网络具备的跨地域、即时性、受众广等特点，使得通过网络来行善造恶，都有极强的放大效应。所以，如此滚雪球一样的善行会让您原本微小的功德得以成倍地增长，这是不可想象的!
又比如，你传播的戒色文章，劝化了一个戒邪淫者，这个戒邪淫者很感恩，也投身到劝人戒邪淫的事业中。由此，此人也劝化一些邪淫者，而被劝化的邪淫者又去劝其他人，这样辗转教化，互相勉励，不断扩展。然后，当我们回溯这一切善行源头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是基于你那次传播了一篇戒色文章，结果产生了这种连锁效应，真不可思议!还比如，你劝了一个人不邪淫，这个人从此安分守己，改恶向善，他的父母很欣慰，夫妻和谐，子女有依靠，得良朋益友，同事关系融洽，社会少一个色狼，多一块栋梁等等，产生的正面效应确实是大。
还记得中学政治课上提到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样的论点吗?还记得《蝴蝶效应》这部电影吗?的确，劝人戒邪淫的功德有多大呢?如果以无私的心去做的话，恐怕只有全知的佛陀才能完全明了!
4、劝人戒邪淫，回报丰厚
先看一个公案：明朝冒起宗，从小就诚心诚意地诵读《太上感应篇》。戊午年进了考场参加乡试，感觉昏昏的就像做梦一样，觉得有神人帮助作文。得领乡荐名额，但会试没有考中。回家后，发愿为感应篇添注解。考虑到贪淫好色，很损阴德，所以在“见他色美”一条，列举了很多报应事例。当时协助抄写的是南昌罗宪岳。
辛酉年，罗宪岳考入县学生。戊辰年正月，罗宪岳梦见三位神仙，当中是白发黄衣老翁，左右各站一位紫衣少年。老翁拿出一本册子对左边少年说：“你读一下。”左边少年朗诵了好一会儿。罗宪岳听出所读的是冒起宗“见他色美”的全部注解。读完了，老翁说：“该中。”随后叫右边少年咏一首诗，少年咏道：“贪将折桂广寒宫，须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间迷眼相，榜花一到满城红。”罗宪岳醒后详细记下梦中事，寄给冒起宗的儿子，并对他说：“你父亲就要考中了，但‘榜花’二字不知指什么?”等到发榜时，冒起宗果然考中。后来冒起宗在陈宗九书房的藏书中，发现《类书》中有“榜花”二字的注解：“唐朝科举，礼部发榜时，姓氏生僻的称榜花。”冒姓就属于这种生僻之姓，故诗中暗示为“榜花”。(摘自《寿康宝鉴(白话)》)
劝人戒邪淫，功德无量，福报丰厚，此类案例，从古至今，都有不少，只是有些没有公布。末学就是一个受益者，只要你努力劝人戒邪淫，这种缘起力最终会反弹到你的身上，让你快速成功戒邪淫!愿与大家共勉!
消灾免难：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一功德
学佛为成佛，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乘佛大愿力决定往生净土
在此忏悔我所犯的一切恶念恶口恶行，忏悔我所犯一切邪淫重罪;愿分享此文的一切功德，皆悉回向给文章原作者、学佛网、转载者、各位读者;此文若有错谬，我皆忏悔，若有功德，普皆回向，愿断恶修善、广积阴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持戒念佛、求生净土!
最近喜欢研究佛法，发现有很多经典句子，分享出来
妙色王求法偈
佛曰：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伽叶：如何能为离于爱者？
佛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即为离于爱者。
伽叶：释尊，人生八苦，生、老、病、死、行、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如何无我无相，无欲无求？
佛曰：爱别离，怨憎会，撒手西归，全无是类。不过是满眼空花，一片虚幻。
伽叶：释尊，世人业力无为，何易？
佛曰：种如是因，收如是果，一切唯心造。
伽叶：世人心里如何能及？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伽叶：有业必有相，相乱人心，如何？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树洞救援团[超话]#
妙色王求法偈
佛曰：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伽叶：如何能为离于爱者？
佛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即为离于爱者。
伽叶：释尊，人生八苦，生、老、病、死、行、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如何无我无相，无欲无求？
佛曰：爱别离，怨憎会，撒手西归，全无是类。不过是满眼空花，一片虚幻。
伽叶：释尊，世人业力无为，何易？
佛曰：种如是因，收如是果，一切唯心造。
伽叶：世人心里如何能及？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伽叶：有业必有相，相乱人心，如何？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树洞救援团[超话]#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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