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宁陵老党员耿兴利义务守护祭扫烈士墓12年】在宁陵县逻岗镇张庄村，有一座雄伟挺拔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北侧长眠着三位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烈士。每年清明节，都有很多机关干部、教师学生、部队官兵等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缅怀祭奠。4月5日一早，逻岗镇张庄村69岁的老党员耿兴利便手捧鲜花来到烈士墓前祭扫。然后提来几桶清水，用抹布埋头清理擦拭墓碑……这一做就是12年。4月5日，本报融媒体记者采访了这位义务守护祭扫烈士墓的老人。
A三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
宁陵县逻岗镇，是宁陵、民权、睢县三县交界处的一座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世纪50年代，因这里风沙遍地，地广人稀，被称为宁陵的“北大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逻岗镇张庄村人民不畏艰苦，与风沙展开了激烈搏斗。一时间，张庄人民抗击风沙的精神和经验在宁陵县树立了一面红旗，“学张庄 赶大寨”口号响彻宁陵大地。
岁月峥嵘，逻岗昔日黄沙地已变成万顷良田，但历史的印痕并不会因年轮的增加而消逝，反而愈加有深度和厚度。如今，站在张庄烈士墓前，瞻仰着墓碑上的文字，昔日的硝烟弥漫仿佛就在眼前……
据碑文记载：烈士蔡某某，40岁，生平不详。1947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南下，烈士蔡某某因落队之缘故，身藏党旗、文件等物，只身行走至逻岗镇母堂村南河内时，被反动地主武装高扬善所捕。虽受严刑拷打，昏死数次，但英勇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只字未曾泄露，终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就义。
另外两名烈士，仅20余岁，其姓名、生平不详。遇难时随身携带党员证件，故知为中共党员。1947年秋，二人随我大军南下，骑马挎枪身负前锋侦探之重任，行至逻岗西街小隅首时，偶与高匪相逢。适逢集会，前挤后拥，若开枪还击，必伤及群众。为保群众安全，我英雄宁可舍命，终未开枪。后因寡不敌众而被捕，绳捆索绑至逻岗东门外，两位烈士大义凛然，昂首阔步，面无惧色，英勇就义。
1958年，党和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教育后代，将三名烈士墓迁移至张庄村西，重新安葬，并立了纪念碑。纪念碑建成后，宁陵县以及周边的睢县、民权等地的干部群众每逢清明节都来祭扫。
2011年清明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商丘某部和逻岗镇政府对张庄烈士纪念碑进行了修缮。是年，宁陵县有关党政领导来到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前，认为应该有人为烈士守墓，加强管护。
已经年过半百的耿兴利自告奋勇，成了一名为烈士守墓者。
张庄烈士纪念碑坐北朝南，高耸挺立，该碑底座8立方米，四角圆柱。上面碑文高3米，往上收尖高2米，顶端有红五角星，总高约7米。碑南面大字为“烈士纪念碑”，东面为“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北面为“死难烈士万岁”，西面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大字全是红色毛体字，苍劲有力。纪念碑北侧有墓冢三座，东西排列，均为圆桶顶，水泥砌筑，南北长2米，高1米。
B十二年义务守护祭扫
“建纪念碑时，我14岁左右，刚刚下学，就在工地上搬砖和泥。几十年来，我一直陪伴在纪念碑旁，如今，我对这座烈士纪念碑有感情了，感觉烈士就像是自己的先贤一样亲切。”耿兴利老人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今年69岁的耿兴利，接到义务守墓的“任务”后，每年清明节，都准时到烈士墓祭扫。“都是从家里提来几桶水，带上抹布、扫帚，先在墓前鞠个躬，然后擦洗墓碑和墓冢。特别是前几年，附近有大型机器脱花生壳，把墓碑埋上一层土灰色，非常难清洗。加之附近有难缠的杂草，扫一次墓需要忙一整天。”耿兴利说。
2015年清明节，耿兴利随亲戚去南方，不能及时返回。清明节一早，他就打电话给老伴李永芝，让老伴代为祭扫。
2015年间，大型机器收割小麦时，不小心碰撞了墓碑的一角。耿兴利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自费买来了沙子和水泥，自己动手修补了墓碑。
如今，逻岗镇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又重新修补了墓碑，用油漆涂描了碑面上的大字，看上去焕然一新，庄严肃穆。
C一直想为烈士寻亲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耿兴利一直有个心结：这三位无名烈士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归属哪个部队？有没有亲人？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因此，他一直有个心愿：为他们寻亲。
“烈士没留下名字，只知道一位烈士姓蔡，据说是民权人。很多年前，听说烈士唯一的女儿前来祭拜，但也没留下姓名和地址。”耿兴利说。
为了弄清烈士生平，耿兴利打听了很多逻岗镇的老年人，也查找了不少资料，但给烈士寻亲的事情似乎没有进展。耿兴利下一步打算联系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借助媒体发力，为烈士寻亲。
“主要是没有线索，希望也很渺茫。如果当时的战士还有健在的，可以与我或村委会联系。烈士牺牲时都是年轻人，都有父母，如果能为烈士找到家，也了却了我一辈子的心愿。”耿兴利对记者说着，眼里充满渴望。
张庄村支部书记耿红胜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党员，耿兴利对烈士的敬仰一直很虔诚，村干部和村民看在眼里，都打心眼里敬佩。12年来，他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从没一句怨言。
记者采访时发现，墓碑前不但放有鲜花，还有水果、白酒等。说起这个，耿兴利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他欣慰的是，他扫墓的事情清明节前被村民张兴生拍成视频上传到网络后，附近村庄的一些年轻人也纷纷前来祭扫。
“一个说普通话的年轻女士，前几天带来了苹果和白酒，还有一些年轻人来鞠躬，这让我看到了年轻人敬仰烈士、缅怀烈士之情。”耿兴利说。
而今，每年的清明节，附近的师生们前来张庄烈士墓敬献花圈。他们怀着对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鞠躬默哀，深切悼念革命烈士。看到这一幕，耿兴利老人流泪了。
“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很敬佩他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守护在这里。我愿奉献我的微薄之力，让他们的精神永远发光。”采访结束时，耿兴利老人对记者说。据了解，商丘市文明办推荐上报的2021年度下半年“商丘好人”候选人中，在“诚实守信”一栏，耿兴利的名字位列其中。
墓碑巍峨，烈士无言。此地有幸埋忠骨，我辈勿忘祭英魂。仰望着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一种对烈士的崇敬之情顿时涌上心头。让记者崇敬的，还有这位在乡村默默奉献的守墓人。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耿兴利清理擦拭墓碑
图二：认真清理烈士墓
图三：将碎石与杂物打扫干净
A三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
宁陵县逻岗镇，是宁陵、民权、睢县三县交界处的一座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世纪50年代，因这里风沙遍地，地广人稀，被称为宁陵的“北大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逻岗镇张庄村人民不畏艰苦，与风沙展开了激烈搏斗。一时间，张庄人民抗击风沙的精神和经验在宁陵县树立了一面红旗，“学张庄 赶大寨”口号响彻宁陵大地。
岁月峥嵘，逻岗昔日黄沙地已变成万顷良田，但历史的印痕并不会因年轮的增加而消逝，反而愈加有深度和厚度。如今，站在张庄烈士墓前，瞻仰着墓碑上的文字，昔日的硝烟弥漫仿佛就在眼前……
据碑文记载：烈士蔡某某，40岁，生平不详。1947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南下，烈士蔡某某因落队之缘故，身藏党旗、文件等物，只身行走至逻岗镇母堂村南河内时，被反动地主武装高扬善所捕。虽受严刑拷打，昏死数次，但英勇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只字未曾泄露，终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就义。
另外两名烈士，仅20余岁，其姓名、生平不详。遇难时随身携带党员证件，故知为中共党员。1947年秋，二人随我大军南下，骑马挎枪身负前锋侦探之重任，行至逻岗西街小隅首时，偶与高匪相逢。适逢集会，前挤后拥，若开枪还击，必伤及群众。为保群众安全，我英雄宁可舍命，终未开枪。后因寡不敌众而被捕，绳捆索绑至逻岗东门外，两位烈士大义凛然，昂首阔步，面无惧色，英勇就义。
1958年，党和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教育后代，将三名烈士墓迁移至张庄村西，重新安葬，并立了纪念碑。纪念碑建成后，宁陵县以及周边的睢县、民权等地的干部群众每逢清明节都来祭扫。
2011年清明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商丘某部和逻岗镇政府对张庄烈士纪念碑进行了修缮。是年，宁陵县有关党政领导来到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前，认为应该有人为烈士守墓，加强管护。
已经年过半百的耿兴利自告奋勇，成了一名为烈士守墓者。
张庄烈士纪念碑坐北朝南，高耸挺立，该碑底座8立方米，四角圆柱。上面碑文高3米，往上收尖高2米，顶端有红五角星，总高约7米。碑南面大字为“烈士纪念碑”，东面为“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北面为“死难烈士万岁”，西面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大字全是红色毛体字，苍劲有力。纪念碑北侧有墓冢三座，东西排列，均为圆桶顶，水泥砌筑，南北长2米，高1米。
B十二年义务守护祭扫
“建纪念碑时，我14岁左右，刚刚下学，就在工地上搬砖和泥。几十年来，我一直陪伴在纪念碑旁，如今，我对这座烈士纪念碑有感情了，感觉烈士就像是自己的先贤一样亲切。”耿兴利老人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今年69岁的耿兴利，接到义务守墓的“任务”后，每年清明节，都准时到烈士墓祭扫。“都是从家里提来几桶水，带上抹布、扫帚，先在墓前鞠个躬，然后擦洗墓碑和墓冢。特别是前几年，附近有大型机器脱花生壳，把墓碑埋上一层土灰色，非常难清洗。加之附近有难缠的杂草，扫一次墓需要忙一整天。”耿兴利说。
2015年清明节，耿兴利随亲戚去南方，不能及时返回。清明节一早，他就打电话给老伴李永芝，让老伴代为祭扫。
2015年间，大型机器收割小麦时，不小心碰撞了墓碑的一角。耿兴利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自费买来了沙子和水泥，自己动手修补了墓碑。
如今，逻岗镇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又重新修补了墓碑，用油漆涂描了碑面上的大字，看上去焕然一新，庄严肃穆。
C一直想为烈士寻亲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耿兴利一直有个心结：这三位无名烈士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归属哪个部队？有没有亲人？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因此，他一直有个心愿：为他们寻亲。
“烈士没留下名字，只知道一位烈士姓蔡，据说是民权人。很多年前，听说烈士唯一的女儿前来祭拜，但也没留下姓名和地址。”耿兴利说。
为了弄清烈士生平，耿兴利打听了很多逻岗镇的老年人，也查找了不少资料，但给烈士寻亲的事情似乎没有进展。耿兴利下一步打算联系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借助媒体发力，为烈士寻亲。
“主要是没有线索，希望也很渺茫。如果当时的战士还有健在的，可以与我或村委会联系。烈士牺牲时都是年轻人，都有父母，如果能为烈士找到家，也了却了我一辈子的心愿。”耿兴利对记者说着，眼里充满渴望。
张庄村支部书记耿红胜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党员，耿兴利对烈士的敬仰一直很虔诚，村干部和村民看在眼里，都打心眼里敬佩。12年来，他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从没一句怨言。
记者采访时发现，墓碑前不但放有鲜花，还有水果、白酒等。说起这个，耿兴利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他欣慰的是，他扫墓的事情清明节前被村民张兴生拍成视频上传到网络后，附近村庄的一些年轻人也纷纷前来祭扫。
“一个说普通话的年轻女士，前几天带来了苹果和白酒，还有一些年轻人来鞠躬，这让我看到了年轻人敬仰烈士、缅怀烈士之情。”耿兴利说。
而今，每年的清明节，附近的师生们前来张庄烈士墓敬献花圈。他们怀着对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鞠躬默哀，深切悼念革命烈士。看到这一幕，耿兴利老人流泪了。
“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很敬佩他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守护在这里。我愿奉献我的微薄之力，让他们的精神永远发光。”采访结束时，耿兴利老人对记者说。据了解，商丘市文明办推荐上报的2021年度下半年“商丘好人”候选人中，在“诚实守信”一栏，耿兴利的名字位列其中。
墓碑巍峨，烈士无言。此地有幸埋忠骨，我辈勿忘祭英魂。仰望着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一种对烈士的崇敬之情顿时涌上心头。让记者崇敬的，还有这位在乡村默默奉献的守墓人。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耿兴利清理擦拭墓碑
图二：认真清理烈士墓
图三：将碎石与杂物打扫干净
刘伯温改建金华武义太极村
龙从南来，B、C左右随龙水，汇在A点，三折后水归北D点流走，此地定为火局，巽巳为临官龙，丙午为旺龙，乙辰B点冠带水来，C点丁午旺衰水来，水出北绝胎位而去，禄存流尽配金鱼，富贵之局。
据记载，刘伯温将乙辰方来水重新修改，自东横穿村落至西，两水汇于A点，如果太极点落在1区，那么A点水口在辛，对于1区来书，水先归库再出绝胎，主后辈富贵双全；在俞氏宗祠和4区落太极点，A水口变成丁未巨门来水，主巨富，水出壬子绝胎，亦主富贵双全；总之，此地无论是在哪个区落太极点，水口都是出辛戌乾亥壬子火局口，玄妙之极。
芜湖老孙三合星曜 收徒业务电话微信18155385098
龙从南来，B、C左右随龙水，汇在A点，三折后水归北D点流走，此地定为火局，巽巳为临官龙，丙午为旺龙，乙辰B点冠带水来，C点丁午旺衰水来，水出北绝胎位而去，禄存流尽配金鱼，富贵之局。
据记载，刘伯温将乙辰方来水重新修改，自东横穿村落至西，两水汇于A点，如果太极点落在1区，那么A点水口在辛，对于1区来书，水先归库再出绝胎，主后辈富贵双全；在俞氏宗祠和4区落太极点，A水口变成丁未巨门来水，主巨富，水出壬子绝胎，亦主富贵双全；总之，此地无论是在哪个区落太极点，水口都是出辛戌乾亥壬子火局口，玄妙之极。
芜湖老孙三合星曜 收徒业务电话微信18155385098
（转）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林东窑）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末。依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记述，1939年8月7日至11日，庆陵调查团对辽上京进行实测勘察。在调查的最后一天，小林行雄、山本守等人注意到皇城西山坡南麓附近“不似土壤的不规则地形”。试掘所见掺有烧土的陶瓷片地层、出土的匣钵等遗物使他们确认此地是一处窑址（图一）。然而，当时已值傍晚，工作紧迫，因此，调查团只能草草收集遗物，乃至窑炉的结构都未及探明。事后，田村将窑址的调查工作委托给了斋藤菊太郎和大内健等人。
1940年，斋藤菊太郎等对该窑进行复查。小山富士夫很可能从斋藤那里听闻到了窑址的相关信息。李文信记述称1943年也对该窑进行了勘察，这次勘察活动确定了林东窑的性质及规模，亦为来年小山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1944年5月9日，小山抵达林东并展开了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调查及发掘工作。有关该窑发掘的具体时间，过往叙述多采用1958年报告“正式发掘是在1944年5月进行的，前后历时16天”的记述。小山的日记则更为明确地记录了该窑发掘的准确时间：5月16日。需要说明的是，事后小山在英国东洋陶瓷学会发表演讲时，提及林东窑的发掘仅进行了10天。由此，我们怀疑1958年报告所述“前后历时16天”的载录，可能还包含了5月9日至15日期间小山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前期调查。从小山现存的工作日记及日本学者杉村勇造的记述来看，我们倾向认为1944年林东窑的现场发掘工作可能还不足10天。14年后，此次发掘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李文信将他手头的资料加以整理并刊布在《考古学报》上。小山携带回日本的部分林东窑陶瓷片（仅24片）则转藏在东京出光美术馆。
……
对比小山日记与1958年的报告，明显可以看到二者探沟测量数据上的不同（表一）。从小山日记5月17日涉及三条探沟的草图及5月18日所述测量活动看，日记所述5月16日的数据许是小山基于现场发掘规划而设定的记录；5月17日探沟的长度则可能与乙、丙两沟的总长有关。至于李文信1958年报告中的记述，或可能与发掘后所得的实测值相关。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能明确的是当时的发掘工作进度较快且略显仓促。从这一点讲，林东窑的发掘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小山富士夫考察辽上京地区辽代陶瓷遗存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尽管这个窑址是吸引他前往林东的重要原因，但他奔赴上京的目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掘它，即小山对林东窑或只是带着一种考察、试掘的心态。
在辽代瓷窑的研究中，林东窑素以资料匮乏而著称。自1939年发现以来，此窑的调查试掘情况即公布寥寥，早年出土的遗物又不知所踪。如此窘迫的状况使得1958年刊布的报告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下研究林东窑的核心资料。然而，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带来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这份早年的报告几乎以百分百的形式铸成了当下有关该窑的主体认识框架。因此，使用这份资料的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窑场在城内的实际位置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一个问题。报告记述林东窑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寺院址山门前“适当漫岗东趋平地的缓缓斜坡上”。为显直观，文内插图还以明确的标识标注出窑址地处寺址的东南（图三）。然而，与1939年庆陵调查团绘制的辽上京实测图进行拟合后，我们发现1958年报告中所见窑场周遭的实地测图显然与寺址东北部的小地形最为相近。近年地表调查也显示了此处集中分布有与窑业废品相关的耐火土泥条等遗物。
由此，我们推测最契合窑址所在的位置应是西山坡寺院址的东北，而不是东南（图四）。
林东窑的窑炉构造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二个问题。报告记述1944年共发掘有三处窑体均呈圆形的窑炉。文内还公布了两张发掘时拍摄的照片（图五），并标注为“一号窑”。但是，从照片中探沟的方位及与窑坑的相对位置看，它们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一号窑，而是位于丙沟南部的二号窑。
二号窑周壁直立，底略平坦，是这三座窑中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座。其“直径大于3、深26米”。窑室“耐火砖虽被取走，但仍存有零星碎块”，并且它的“西边上部延伸出一方形小坑”。报告倾向认为，这个小方坑是窑门所在。然而，依据常识，窑场为便于装烧、搬运器物及清理废弃堆积，一般会将窑门设置在面向低处的位置。综观林东窑窑场周遭西高东低的地形态势，窑门面高西开似乎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设置。
再据报告的记述，一号窑位于甲、乙两沟“十”字相交处，是一个“直径5.8、深3.4米”的大圆坑。其“越深越小，下为平底”。坑内出土瓷片、陶片、窑具、黑釉琉璃瓦等，“上部较多，下部较少，及至坑底几乎全是灰层，绝少遗物”。依据这些现象，报告认为，这个圆坑是一个把耐火砖取走后再填满灰土和窑渣的废窑坑。
https://t.cn/A6MWLfRc
1940年，斋藤菊太郎等对该窑进行复查。小山富士夫很可能从斋藤那里听闻到了窑址的相关信息。李文信记述称1943年也对该窑进行了勘察，这次勘察活动确定了林东窑的性质及规模，亦为来年小山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1944年5月9日，小山抵达林东并展开了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调查及发掘工作。有关该窑发掘的具体时间，过往叙述多采用1958年报告“正式发掘是在1944年5月进行的，前后历时16天”的记述。小山的日记则更为明确地记录了该窑发掘的准确时间：5月16日。需要说明的是，事后小山在英国东洋陶瓷学会发表演讲时，提及林东窑的发掘仅进行了10天。由此，我们怀疑1958年报告所述“前后历时16天”的载录，可能还包含了5月9日至15日期间小山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前期调查。从小山现存的工作日记及日本学者杉村勇造的记述来看，我们倾向认为1944年林东窑的现场发掘工作可能还不足10天。14年后，此次发掘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李文信将他手头的资料加以整理并刊布在《考古学报》上。小山携带回日本的部分林东窑陶瓷片（仅24片）则转藏在东京出光美术馆。
……
对比小山日记与1958年的报告，明显可以看到二者探沟测量数据上的不同（表一）。从小山日记5月17日涉及三条探沟的草图及5月18日所述测量活动看，日记所述5月16日的数据许是小山基于现场发掘规划而设定的记录；5月17日探沟的长度则可能与乙、丙两沟的总长有关。至于李文信1958年报告中的记述，或可能与发掘后所得的实测值相关。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能明确的是当时的发掘工作进度较快且略显仓促。从这一点讲，林东窑的发掘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小山富士夫考察辽上京地区辽代陶瓷遗存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尽管这个窑址是吸引他前往林东的重要原因，但他奔赴上京的目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掘它，即小山对林东窑或只是带着一种考察、试掘的心态。
在辽代瓷窑的研究中，林东窑素以资料匮乏而著称。自1939年发现以来，此窑的调查试掘情况即公布寥寥，早年出土的遗物又不知所踪。如此窘迫的状况使得1958年刊布的报告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下研究林东窑的核心资料。然而，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带来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这份早年的报告几乎以百分百的形式铸成了当下有关该窑的主体认识框架。因此，使用这份资料的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窑场在城内的实际位置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一个问题。报告记述林东窑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寺院址山门前“适当漫岗东趋平地的缓缓斜坡上”。为显直观，文内插图还以明确的标识标注出窑址地处寺址的东南（图三）。然而，与1939年庆陵调查团绘制的辽上京实测图进行拟合后，我们发现1958年报告中所见窑场周遭的实地测图显然与寺址东北部的小地形最为相近。近年地表调查也显示了此处集中分布有与窑业废品相关的耐火土泥条等遗物。
由此，我们推测最契合窑址所在的位置应是西山坡寺院址的东北，而不是东南（图四）。
林东窑的窑炉构造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二个问题。报告记述1944年共发掘有三处窑体均呈圆形的窑炉。文内还公布了两张发掘时拍摄的照片（图五），并标注为“一号窑”。但是，从照片中探沟的方位及与窑坑的相对位置看，它们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一号窑，而是位于丙沟南部的二号窑。
二号窑周壁直立，底略平坦，是这三座窑中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座。其“直径大于3、深26米”。窑室“耐火砖虽被取走，但仍存有零星碎块”，并且它的“西边上部延伸出一方形小坑”。报告倾向认为，这个小方坑是窑门所在。然而，依据常识，窑场为便于装烧、搬运器物及清理废弃堆积，一般会将窑门设置在面向低处的位置。综观林东窑窑场周遭西高东低的地形态势，窑门面高西开似乎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设置。
再据报告的记述，一号窑位于甲、乙两沟“十”字相交处，是一个“直径5.8、深3.4米”的大圆坑。其“越深越小，下为平底”。坑内出土瓷片、陶片、窑具、黑釉琉璃瓦等，“上部较多，下部较少，及至坑底几乎全是灰层，绝少遗物”。依据这些现象，报告认为，这个圆坑是一个把耐火砖取走后再填满灰土和窑渣的废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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